我的爹爹

更深的蓝

　　我的“爹爹”叫陈友才，他是我最难忘的“亲人”之一。打引号是因为他并非血缘或姻缘关系上的亲人，可他胜似亲爹！

　　爹爹是我最亲近又深感愧疚的亲人之一。小时候就知道父母亲叫他：陈友才，至于名字是有才，还是有财……，我都不确定。而他的生日和忌日，他的家庭出身和来历等等，我竟然一无所知！我没问过，他也未曾提及过，还是姐姐给我说过她所知道那一点点情况。现去了解已太晚，因为我父母和爹爹都已离世30年，而爹爹是孤家寡人，无亲无故，知情的长辈们也大多已作古。

　　曾听姐姐说过，爹爹原是安乡城关镇的闲散人员，解放初期被应征入伍，北上抗美援朝前线。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冒着枪林弹雨的他却有如神助，不仅毫发无损，还因机智勇敢，杀敌缴枪而立功受奖。载誉而归时，他身着粗布黄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和军功章，口袋装着荣誉退伍证，雄赳赳气昂昂，与之前的他相比判若两人。县里给他安排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惜他没有文化，缺乏工作经验和技能，又有自由散漫的习性，不久便自动离职重返社会。

　　爹爹与我家的缘分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父母生育了两男一女，可惜都不幸相继夭折了，令人悲痛不已。1956年年满四十岁的母亲生育了我姐，取乳名：四满，以兹纪念。1960年四十五岁高龄的母亲生育了我，取乳名：毛佗。（下照为1980年春节在安乡照相馆拍的唯一的全家福，尤为珍贵）

　　可我一出生就遭遇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从小体弱多病。父母非常担心我重蹈前面两哥一姐的覆辙。那时父亲在大河对岸的书院洲上的县蔬菜大队任大队长，忙于工作而很少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里。母亲在五总家开茶馆，生意好忙不过来，而祖辈在我们出生之前就离开了人世，自然无法帮忙照顾我们姐弟俩。

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母亲有悲悯之心，乐善好施。父母亲看到陈友才孤身一人，生活没有着落，便请他帮忙打理茶馆杂事，还将我家收养的孤女“大姐”梅贤珍许配他结成夫妻，他们都在我们家生活，亲如一家。那时有个习俗：给孩子取贱名（如狗儿），认穷人为亲戚宜（益）于孩子养大。父母就让我认陈友才为“爹爹”，而我姐却直呼其名呢。

爹爹称呼我姐为“大相公”，我为“幺相公”。儿时印象中，“相公”是权贵人家或书香门第的公子哥儿的称呼，而我们这类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的。或许这是他对我们姐弟俩的美好祝福和寄予的殷切期望吧。

　　后来“大姐”因故离世。不久，我家茶馆也被“公私合营”，母亲被安排在一家集体饮食店工作。父亲也调回城关镇担任五总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他们为爹爹找了个住处，并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常来常往，亲情依旧。

　　爹爹身体瘦高，双目炯炯有神又和蔼可亲，身手敏捷有力气，是个“筋骨人”。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生活艰辛，瘦削的脸红中带黝黑，劣质烟酒让他牙齿泛黄发黑，唯有一颗金牙闪闪发亮。他略带南边口音，可能是外乡人吧。

爹爹看到我从小身体瘦弱多病，便想方设法给我补充营养，有钱时就给我买好吃的，没钱时就去河里、湖里捕鱼捞虾捉青蛙。外地山里有种野生岩蛙，一只一块钱很贵的啦。那时一块钱可够普通人家两、三天的生活费。只要有钱他就毫不吝啬地买给我吃，为我滋补身体。如今我年近古稀，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也是托爹爹的福。

　　小时候，爹爹时常让我坐骑在他的肩颈上，在大街小巷里转悠，看热闹。我高高在上，很得意和威风，小伙伴们难免羡慕嫉妒恨。那时候儿童玩具大多是自制土造的，而我的大多是爹爹买的“洋玩意”，高级多啦。有个小伙伴的舅舅从上海给他带回一把仿真左轮手枪，能连打火炮发出声响，真的好高级。这在偏远小城里是绝无仅有的，令同伴们羡慕不已。爹爹看出了我的心思，居然给我弄到了一支，肯定价格不菲，且费尽周折的。

　　爹爹经常带我去看电影，有钱时就买票，没钱时就想办法混进去。有时被工作人员发现，难免争执一番。他拿出军功章和退伍证说：老子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这就是老子的电影票。别人也不好把他怎么样。

　　爹爹离开我家后主要靠收拾荒货破烂为生，或许有时也顺手牵羊。我是从他身上的轻微伤痕和别人背后的议论来猜测的，但从没问过，他也没说起过。他从不带我去收拾和处理荒货，以免我受到不良影响而维护我的体面。后来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联想起穷困潦倒的孔乙己的那句话：“读书人的事，窃书算偷么？”，那么拾荒人呢？

　　爹爹是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空对月的那种人。手头有钱时，买来鸡鸭肉鱼和白酒，饱餐一顿；手头“不活泛（拮据）”时，就用残汤剩饭勉强充饥度日，甚至有时饿肚子。他简陋的茅草屋里没有桌椅，就把洗脚盆反扣在地上当饭桌，捡几块砖头当凳子，破旧的搪瓷脸盆当火锅，有什么菜就一锅煮。饭碗当酒杯，咱爷俩酒肉穿肠过，管他那么多。手头宽裕时他就买纸烟抽，手头拮据时就捡拾别人丢下的烟头拆开混合卷成“喇叭筒”再抽，一样有滋有味。那时候，他偶尔要我陪他抽抽烟、喝喝酒，点到为止，图个乐趣。我的烟酒史还是比较“悠久”的，如今烟早就戒了，而酒还好一口呢。

　　爹爹没有文化，认知能力很有限，但他为人善良正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甚至拔刀相助。他自食其力，不怨天尤人，经常鼓励我们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儿时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自由散漫，有些孤傲任性；心怀悲悯，乐善助人。自信自立，不巴结权贵。随遇而安，穷也好，富也罢，都会坦然面对生活。

　　后来，看了台湾电影《搭错车》，其大致剧情是靠收空酒瓶、捡废品为生的退伍老兵哑叔，某天捡到被遗弃的女婴，取名阿美，并含辛茹苦将她养大。天生好歌喉的阿美被发掘成为当红歌星后受经纪公司的要挟，被迫疏远养父哑叔，并被打造成“富家千金”人设，常去外地巡回演出，而哑叔生活困顿疾病缠身。得知哑叔病危，阿美幡然醒悟，不顾公司阻拦在演唱会上深情唱起《酒干倘卖无》，诉说对养父的愧疚与感恩。她去看望哑叔时，他已撒手人寰。

　　片名《搭错车》的寓意是：人生一旦走错就会留下终身遗憾。影片主题曲《酒干倘卖无》，闽南话的意思是：有旧酒瓶卖吗？也是哑叔收废品时的吆喝声。它由侯德健、罗大佑作词，侯德健作曲，苏芮演唱，歌颂了养父深沉无言的大爱。每当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爹爹，不禁潸然泪下……

　　爹爹一生颠簸流离，家徒四壁，唯一的财宝只有他的军功章和退伍证，并用油腻脏兮兮的旧手帕包得严实，揣着怀里。由此，我理解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四清”运动时，他因一贫如洗而当选为“贫下中农协会”（贫协）副主席和“阶级成分划分小组”的组长。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可以说他握有生杀大权。而爹爹为人善良正直，秉公办事。只是他名字都不会写，签字处都是按手印呢。

“文革”期间，爹爹曾下放到农村，离县城有几十里远，我没去过。返城后他依然一无所有。父母亲为他申请五保户，弄到一小间公租房，算是有了安身之处。他便与同样孤苦伶仃的女人凑合过日子，父母亲有时也接济他们。

　　我读小学和中学正是“文革”动乱时期，读书无用而造反有理。上中学后，学校经常“开门办学”，我们“学农、学工、学军”……，不亦乐乎。爹爹也东奔西走忙于生计，我们的联系就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和亲密了。

1978年秋我考上武汉大学，1979年姐姐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都成了读书人，他老人家非常高兴。或许这是我们唯一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对得起他称呼我们为“相公”的地方吧。（下图为1978年国庆节在长沙凯旋门和合影）

　　大学录取通知书既是一份喜报，也是一张回不来的单程票。从此，我们姐弟俩就一直在外求学打拼，白手起家，成家立业，自顾不暇。那时分配住房要熬年限，凭资历，没有条件接父母和爹爹来同住。我们长期在外奔波，回老家看看也不多，对年迈多病的父母和爹爹的照料也是鞭长莫及，有心无力。后来只好遵从父亲的意愿，送父母两老回临澧老家，我们委托堂兄照料。

在安乡的爹爹也步入晚年，没了我父母的接济关照，无亲无故，无依无靠的他生活艰难，被居委会安排进了一家简陋的福利院。他不识字，更不会写，我们渐渐失去了通信联系。那时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有时我们回安乡去寻访和看望爹爹，都会请他吃饭，给他一些零花钱，他非常高兴。可来去匆匆未能拍个照合个影，爹爹的形象便永远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愿以平安灯来作纪念。

　　现在逢年过节，我们家祭父母时也会家祭爹爹和“大姐”。清明时节祭扫时也不曾忘记他们，中元节也会给他们烧些纸钱，表达感恩又愧疚之心。只憾一切都于事无补。即使他们能宽恕，我也无法原谅自己。

　　安息吧，我亲爱的父母和爹爹！我们没有忘记您们的养育之恩，永远怀念您们！

　　我与爹爹相处时间并不长，交流了解也不多，但我一直想写好这篇纪念文章。今年是父母亲诞辰110周年，也是他们和爹爹离世30年，又适逢中元节，故将十年前的旧稿改写成美篇，以表达对父母和爹爹的深情怀念。

初写于2016年清明节

修改于2026年中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