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墓前的红山茶——戴望舒与萧红在香港

文双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挥兵进攻香港，历时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就此爆发。驻港英、加、印守军与香港义勇军奋力抵抗，终因实力悬殊而败。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签署投降书，香港沦入日寇之手，开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统治，史称“黑色圣诞”。炮火硝烟瞬间笼罩港岛，大批滞留此地的内地进步文人——即“南来文人”——被裹挟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萧红与戴望舒，便是其中命运交叠最深的两位。

　　二人的文学交集，始于抗战最动荡的岁月。1938年，戴望舒为躲避战乱，携家人从上海来到香港，寄居薄扶林道“林泉居”，随后加入《星岛日报》出任文艺副刊《星座》主编。他将《星座》办成推动抗日文艺的阵地，发表的文字始终离不开抗日主题，开启了“抗战文学”的先河。1940年1月，为躲避重庆连日轰炸、觅一方安静的创作天地，萧红与端木蕻良一同从重庆秘密乘机飞抵香港。

　　抵达香港后，身体孱弱、半生颠沛的萧红，终于得以沉心静气回望故土。在戴望舒的全力扶持与版面加持下，她倾尽心血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并于1940年9月1日至12月27日，全程在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独家连载发表。这部写尽故乡烟火、童年悲欢的作品，成为萧红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绝唱。

　　奈何乱世从不成全文人安稳。香港局势急转直下，战火骤然蔓延，萧红生命最后的四十余天，便耗在炮火纷飞的港岛之上。战乱流离、病痛缠身，几经辗转迁徙，她的身体彻底垮掉，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殁于香港法国医院，年仅31岁。端木蕻良含泪将她的骨灰分装在两只古玩瓶里，一半埋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园的一棵树下，另一半葬于浅水湾丽都酒店附近的海滨。1957年8月15日，浅水湾部分骨灰由作家协会广州分会迁葬至广州银河革命公墓。而圣士提反女校的那一半，至今已无人能找到具体的埋葬地点。

　　而此时的戴望舒，也深陷沦陷的绝境。这位出身杭州、凭《雨巷》闻名文坛的诗人，因坚守抗日文艺阵地、传播进步文字，在香港沦陷后不久便被日军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逮捕，囚禁于域多利监狱——也就是今日活化重生的古迹园区大馆。

域多利监狱旧称中央监狱，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一所监狱。如今与毗邻的中区警署、裁判司署一同修复活化，成为知名古迹园区大馆。建筑群核心的红砖囚仓落成于1910年，官方定名B仓，旧称“二仓”，相较于十九世纪的旧式监房，是当年极具现代感的囚室。如今底层旧囚室被活化成历史展区，游人可直观感受当年牢房的逼仄压抑，透过多媒体装置，读懂黑暗岁月的牢狱过往。

　　如今大馆囚室的墙面投影，常年播放戴望舒的《狱中题壁》，却仅截取开篇四句——即全诗最平淡的第一节。投影不但没有省略号，更在其后直接标出写作日期，致使多数游客误以为这便是全诗，无从读懂诗人绝境不屈的家国风骨。

　　身陷囹圄的戴望舒，受尽日军酷刑折磨，却宁死不降、以诗明志。1942年4月27日，他在狱中写下铮铮绝唱《狱中题壁》：

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倏忽八十四载，今日站在这一方小小的囚室，犹可遥想诗人当年所承受的苦难。他在域多利监狱被囚禁了约七个星期，后经好友叶灵凤多方奔走疏通，于1942年5月获得保释出狱。历经牢狱摧残，身心早已满目疮痍。

　　劫后余生，故人已逝。大病初愈的戴望舒，由叶灵凤陪同，并请日本《读卖新闻》驻港记者平泽随行，于1942年11月跋涉至当时还是军事禁区的浅水湾，凭吊故人、遥寄哀思。在萧红墓前，他吟就了千古绝句《萧红墓畔口占》——此诗初刊于1944年9月10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原题《萧红墓边口占》：

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同样身陷日寇铁蹄之下，萧红自重庆奔赴香港，在乱世孤岛上写完毕生绝唱《呼兰河传》，终被战火与病痛吞噬；戴望舒坚守文坛阵地，身陷牢狱依旧傲骨铮铮、以诗殉志。狱中除《狱中题壁》外，他还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被诗人痖弦评为“一生中最成熟最有价值的作品”。

　　一个落笔成诗，长眠沧海；一个浴火余生，凭吊山河。两位南来文人，以各自的命运，镌刻下香港沦陷岁月里最动人的文人风骨与家国赤诚。白日踏访大馆囚室，触摸历史肌理；夜半重读旧诗旧文——雨巷的温柔、牢狱的刚烈、浅水湾的孤寂、呼兰河的苍凉，交织成一段永不褪色的民国文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