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里的光

明月

　　上午的法庭，阳光透过高窗斜斜地洒进来，却驱不散案件背后的沉重。

十点半，书记员匆匆走过来，低声说离婚案的调解又崩了——原本谈好的方案，原被告一见面，旧怨新仇涌上头，几句话不对付便吵得面红耳赤，都不愿签调解协议，只能开庭。可我手上的民间借贷调解正做到一半，七十多岁的原告大爷坐在椅子上，身子微微发颤，说话时声音高亢得让人揪心，不说话时却又像耗尽力气般小睡过去。怎么办？只能让书记员先带离婚案的当事人去会议室冷静，我继续手中的工作。

原告大爷十三年前借出五万元，如今走路都颤巍，却为这笔钱一次次走进被告家，每次都失望而归。被告是个五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半辈子颠簸，五十岁才成家，如今膝下两个年幼的娃，最小的才六个月。当年他贪图几分利将大爷的钱转借他人，不料对方跑路，本金一分未回。对大爷的账，他认，也承诺还。可他得了口腔癌，说话时声音嘶哑，大小一家子都靠着他开出租车糊口度日。他说：“法官，今年我能还两万，剩下的三万，给我六年时间行不行？”原告大爷摇头，眼眶泛红：“我都这把年纪了，走不动了，说不定等不到那天。”

倒上茶，我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各自的苦。一个是被病痛和债务压弯了腰的中年人，一个是风烛残年害怕自己等不起的老人。法律条文可以清晰地划出权利义务，判决是终点，但调解是给生活留一条缓坡。被告若被强制执行，一家五口断了生计，那才真是雪上加霜；原告若拿不回钱，这笔心病恐怕比病痛更折磨人。我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那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若我是原告，我怕的不是等待，而是自己走了，这笔钱也没了；若我是被告，我怕的不是还钱，而是还了钱，家里人却散了。

心里是叹气的，但工作还得慢慢做，只能试着把双方的心拉近。我想办法劝原告：“大爷，您女儿可以替您收这笔钱，万一您等不到，她也能接着追，法院永远给你们做后盾。”又转头对被告说：“今年你咬牙还两万，剩下的三万，分五年，每年六千，行不行？你要相信，今天不代表明天，以后会好起来的，把钱还了，把娃养大，就是你的本事。”原告大爷沉默良久，终于点头：“行，我相信法院。”被告也红了眼眶，连声道谢。那一刻，我看到他眼里的光，是对生活残存的希望；我也看到大爷眼角的湿润，是对自己身后事终于有了交代的释然。

而就在我调解的间隙，书记员和助理也没闲着。趁着我忙碌的空档，他们把离婚案的当事人又拉到一起，耐心倾听、反复劝解，终于让那对夫妻也放下了执念，在调解书上签了字。走出法庭时，阳光没了以往午时的炙热，仅是初秋温淡的余晖。

这一上午，我看到了贫困人家在生活泥沼里的挣扎，看到了一位老人的忧惧和一个男人的担当。调解桌上没有输赢，只有将心比心。经济不景气的年头，每一笔小钱都可能压垮一个家庭，每一场纠纷都可能撕裂一段人生。而我们能做的不多，不过是让法律多一点温度，让判决多一点回旋，让每一个困在角落里的人，仍能抬头看见前路。

愿民能生，社能稳。这一天，法槌虽未敲响，却比任何一次落槌都更沉、更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