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蔗龙兄弟

张小城

昵称：张小城

美篇号：101986785

图片左是蔗龙兄弟

　　我和蔗龙不是兄弟胜是亲兄弟。

我到县城工作时，我们二人形影不离。当时的县城，巴掌大，主要的街道就两条——西街和北街。一到晚上，我们俩不是在晃荡，就是在去晃荡的路上。天南地北地瞎聊，单位的新鲜事，听来的小道消息，心里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都能说上半天。

夜里将近十一点，肚子准点饿。我们就会熟门熟路地拐进街角的各种饮食店。有时来一盘炒面，加两盅炖汤，大概每人1.5-2.5元，当时大学生毕业刚分配48.5元/月，中专毕业生38.5元/月，我的工资每月30元，蔗龙每月工资44元，已经是奢侈了。这在那时对我们来说，算是挺舍得的一笔开销了。碰到年纪相仿又是熟人时都是我们帮买的单，难怪蔗龙都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硬朗的身体，都是那时积累下来的。

蔗龙在工商局上班。年轻一脸书生气，带着一副眼镜，瘦高个，有1.75米，长得清秀白皙，写的一手好字，很得政府机关阿姨、叔叔们的爱戴，每逢是奖励的事都请蔗龙书写奖状、奖品，也得到一些报酬。

我那会儿，给好几家报社、电台当通讯员。写一篇稿子，钱不多，三块五块，多的也就十块二十。但架不住我勤快，到处跑新闻，一个月加起来，竟也能有六七百，在当时绝对是“高收入”。所以我们才大方有底气，在深夜里为了一篇文章的构思激动不已，然后痛快地吃一顿宵夜。

我们有时也一起采写新闻稿件，碰到好的材料我们可以通宵达旦把它写出来。如有一次大南坂个体饭店老板陈同发把一位司机落在饭店一个装有5万元的皮包，陈同发拾金不昧，守着皮包等着失主归来，当失主拿出3000元要酬谢时被婉言谢绝。我们下班以后马上采访，我执笔，他誉写。第二天早上投进邮箱时，我们忘记疲惫了的一整晚，露出得意的笑容。这篇新闻在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福建侨乡报、闽南日报、厦门日报等多家新闻刊登。看到两个人的名字印在一起，那感觉比吃了蜜还甜。

我在啤酒厂工作，我和蔗龙也有业务上的来往。商标是企业品牌，也是企业“户口”。当时注册商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经常跑北京。蔗龙人活络，“听说，按部就班地走，没个三五年下不来，”蔗龙搓着手，哈出一口白气，“要是碰到有名字相近、图案类似的，直接就石沉大海了。” 他的担忧写在脸上。在那个市场意识刚刚苏醒、规则尚在襁褓的年月，“商标”对很多地方企业来说，是个熟悉又陌生的词汇，是产品能否“登堂入室”、甚至走出国门的一张紧要的“路引”。我们怀里揣着申报材料，更揣着一份期盼与不安。我们带着几盒精美的礼品——漳州片仔癀珍珠膏。白色陶瓷小圆罐，瓶身直接印刷黑色“片仔癀珍珠膏”，外盒为纸盒，黑色字体搭配金色或金粉图案，六瓶一组。在北方寡淡的秋光里，显得格外温润贵气。“咱们漳州的‘宝贝’，带了几盒，”他压低声音，“关键时候，能‘润滑润滑’。一瓶二十二块五，不便宜，但值得。”这一招还真管用。每次我们的商标都能很快批下来。

1992年夏天，我借调县委报道组工作好几年了。我专门请了漳州电视台的朋友过来拍工商局的专题。大热天，我们跟着记者满市场跑，扛机器，找人采访，汗流浃背。一连拍了七天。后来，漳州电视台连着七天，天天播我们的新闻。那段时间，我和蔗龙兄弟也合力写了五篇稿件，陆续刊发在《福建日报》、省广播电台、《闽南日报》《厦门日报》等媒体。县工商局郑局长有次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城，你这一支笔，比多少汇报材料都管用。”

那时我们都到结婚年纪，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看上哪位姑娘都会拉着我一起去“相亲”，也会倾听我的意见。我也跟他说我的心事。两个愣头青，互相出着傻主意，也一起错过一些缘分。但那种彼此信任、什么话都能说的感觉特别好。

有一年春节前我出差西安回来，他还真的找到心仪的姑娘，后来结婚生子。现在儿子有出息，出国留学回来，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

现在县城变了。西街北街已复不存在，盖起是高楼大厦。看到灯火通明的酒楼，总会想起当年街边那些热气腾腾的饮食店，想起两个年轻人，边吃边聊着美好的未来。

蔗龙，我的兄弟。这份情义，是我们永远的怀念。

2025年12月初稿 2026年5月修改

以前的老街

以前的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