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的同构与共生 ——马烽、孙谦合作创作研究

雪润清韵 梁大智

山药蛋派五位著名作家合影

马烽与孙谦下乡采风

　　马烽与孙谦是当代中国山药蛋派的核心骨干作家，二人同籍吕梁、同源乡土、同道从文，拥有高度契合的文学理念与审美追求，是流派内部极具代表性的创作搭档。二人长期联袂深耕乡土文学与影视文学领域，突破单人创作的视角局限，以集体智慧打磨文本，相继推出《新来的县委书记》（改编经典影片《泪痕》）《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山村锣鼓》等标杆性作品。作为山药蛋派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的集中载体，二人的合作创作坚守“扎根乡土、直面现实、为民立言”的流派内核，兼具文学文本的思想性与影视文本的传播性。我们以经典合作作品为核心研究样本，立足二人吕梁地域文化根基与基层创作阅历，系统剖析其共通的艺术创作特征，重点阐释二人合作对山药蛋派流派成熟、风格固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并对其合作创作的文学史价值与艺术得失作出综合评价，以期深化对山药蛋派集体创作模式与乡土现实主义文学体系的认知。

一、地域同源：吕梁乡土孕育的创作共识

文学创作始终根植于地域文化土壤，作家的成长地域、生活经历与乡土情怀，是其创作风格形成的核心根基。马烽与孙谦能够达成长期稳定、高度契合的合作，本质上源于二人同源的吕梁乡土底色与相近的人生阅历、创作理念。二人皆为山西吕梁本土作家，地域文化的同源性，让他们对晋地乡村风貌、民俗民情、基层社会生态有着天然且深刻的认知，形成了统一的审美取向与书写立场。

从作家地域背景来看，马烽为山西孝义人，长期深耕相邻的汾阳基层，曾在汾阳挂职工作，常年扎根贾家庄等乡村一线，近距离观察乡村治理、农民生活与乡土变迁，如今汾阳贾家庄建成的马烽纪念馆，完整留存了他扎根乡土、书写人民的创作轨迹。孙谦则为文水南安村人，毕生情系故土，其老宅修缮重建的孙谦纪念馆，承载着他贴近基层、写实乡土的创作初心。二人相似的乡土成长经历、基层生活体验，让他们始终以“乡土亲历者”的视角观察时代、描摹生活。

这种地域同源、体验同质的特质，成为二人合作创作的坚实基础。不同于临时组合的文学创作，马烽与孙谦的合作是价值观、文学观、乡土观的高度统一。他们始终聚焦山西乡村大地，关注普通农民、基层干部、返乡青年等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人生抉择，坚持以真实的乡土生活为创作蓝本，这也成为二人所有合作作品共通的精神底色。

二、文本共生：经典合作作品的叙事维度

马烽与孙谦的合作创作成果丰硕。2025年，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与孝义市委市政府策划编纂出版的《马烽作品精选集》丛书中的《马烽电影剧本选》，收录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三部马烽和孙谦合著的作品，这也是他们合著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分别从基层治理、青年返乡、乡村女性三个维度，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改革开放前后山西乡村的社会变迁，构建起完整的乡土现实叙事体系。三部作品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二人合作创作的题材特色与艺术追求。

《新来的县委书记》作为二人合作的经典长篇文本，全书分为四章七十七节，结构规整、叙事写实，聚焦县域基层治理场景，以新任县委书记的基层履职历程为主线，真实刻画了基层工作的复杂现状、干部的责任担当与乡土社会的人情百态。作品立足时代现实，直面基层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以平实的叙事手法刻画立体鲜活的基层干部形象，传递出求真务实、心系人民的价值内核。该作品后续被改编为经典电影《泪痕》，搭配主题歌《心中的玫瑰》，以影视化的传播形式，让乡土现实主义的叙事魅力突破文本局限，成为时代经典。

《咱们的退伍兵》聚焦乡村青年群体，以退伍军人返乡建设乡村的人生经历为叙事主线，讲述了青年褪去戎装、扎根乡土，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革新乡村风貌的故事。作品紧扣时代发展浪潮，聚焦乡村建设中的新生力量，刻画了当代乡村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既展现了乡村发展的机遇与变革，也直面了乡村保守思想、发展困境等现实问题，以小人物的成长折射大时代的乡村变迁。

《黄土坡的婆姨们》则将叙事视角聚焦乡村女性群体，以黄土高原乡村女性的生活、奋斗与觉醒为核心，打破了传统乡土叙事的男性视角局限，生动描摹了新时代乡村女性突破传统束缚、自主自立、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作品细腻刻画了乡村女性的情感世界、生存困境与奋斗历程，展现了乡村社会转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人性的成长，填补了乡土叙事中女性视角的空白，让乡土书写更加多元、饱满。

三部作品题材各异、视角互补，覆盖了基层治理、青年建设、女性觉醒三大乡村核心议题，共同构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山西乡村的社会全景图，充分彰显了马烽与孙谦合作创作的广度与深度。

　　三、同频共生：二人合作的共性艺术特征

马烽与孙谦的长期联袂创作，并非简单的文本合著，而是文学理念、叙事范式、审美取向的深度同构与有机融合。二人在长期艺术磨合中形成了高度统一、独具辨识度的共性艺术特征，既是个人创作风格的互补升华，也是山药蛋派集体艺术特质的集中凝练，主要体现在创作立场、叙事手法、人物塑造、文体适配四个维度，进一步完善并规范了流派的现实主义创作体系。

其一，立场统一的人民现实主义创作底色。二人始终恪守山药蛋派核心创作准则，坚定站在基层群众立场构建文本，以“记录现实、回应民生、解决问题”为创作核心。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侧重个人抒情与人性思辨，二人的合作创作聚焦乡村社会公共议题，主动捕捉时代转型中的现实矛盾，直面基层治理弊端、乡村思想桎梏、城乡发展差距、女性生存困境等真实问题，不避短板、不掩矛盾。无论是《新来的县委书记》中对基层官僚作风、治理难题的真实揭露，还是《咱们的退伍兵》里新旧乡村发展理念的碰撞、《黄土坡的婆姨们》中传统乡土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均以写实笔法还原乡土社会本真面貌，实现了文学“介入现实、服务人民”的社会功能，完美践行了山药蛋派“为农民写作、为时代立像”的初心。

其二，通俗质朴、乡土化的叙事语言体系。二人深谙乡土文学的传播内核，统一摒弃晦涩雕琢的书面化表达，构建了适配农民受众、贴合乡村场景的通俗化语言体系。文本叙事简洁凝练、质朴清新，无华丽辞藻与空洞抒情，人物对话完全贴合晋地乡村民众的语言习惯，自带浓郁的吕梁乡土烟火气。同时兼顾叙事的流畅性与通俗性，情节铺展循序渐进、节奏舒缓自然，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不刻意拔高人物形象。这种大众化、平民化的语言风格，彻底打破了文学与基层群众的壁垒，让乡土文学真正扎根民间、走向大众，精准契合山药蛋派“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流派语言特质。

其三，典型化、群像式的乡土人物塑造范式。二人合作创作跳出单一人物塑造的局限，形成了“时代转型+小人物成长”的典型人物建构模式，擅长以普通基层人物为载体，折射时代变迁的宏大脉络。三部作品分别构建了基层干部、返乡青年、乡村女性三大乡土人物群像，人物形象立体真实，既有普通人的私心与短板，也有新时代民众的觉醒与担当。同时，二人注重人物与乡土环境的深度绑定，人物的性格特质、思想转变、人生抉择均根植于黄土高原的地域文化与乡村生态，实现了“人物接地气、形象立得住、精神有厚度”的塑造效果，丰富了山药蛋派的乡土人物谱系。

其四，文本与影视双向适配的跨界创作思维。相较于山药蛋派其他作家专注小说创作，马烽与孙谦形成了“文学原著+电影剧本”双向创作的独特艺术优势，擅长将书面叙事的细腻性与影视叙事的直观性有机融合。《新来的县委书记》改编为电影《泪痕》、两部乡村题材作品均以电影剧本形式落地传播，文本结构规整、情节集中、冲突鲜明、场景具象，天然适配影视改编逻辑。主题歌《心中的玫瑰》的融入，更实现了文字、影像、音乐的多维赋能，让山药蛋派的乡土叙事突破纸质文本边界，具备更强的时代传播力与大众感染力，形成了流派独有的跨界创作范式。

四、拓界与定型：二人合作对山药蛋派发展的核心影响

山药蛋派成型以来，历经多代作家耕耘，而马烽、孙谦的长期合作创作，是流派中期成熟、后期延续的关键推力，对山药蛋派风格固化、题材拓界、范式升级、文脉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极大提升了流派的文学史地位与时代影响力。

首先，固化流派艺术规范，统一集体创作风格。山药蛋派前期以赵树理为核心，创作范式初步成型但尚未完全统一，部分作家作品存在题材单一、叙事零散、主题浅层等问题。马烽与孙谦凭借数十年的合作创作实践，以多部经典作品为范本，系统凝练了流派“写实求真、通俗为民、乡土为本、直面现实”的四大艺术规范，让山药蛋派摆脱松散的作家群体形态，形成了风格统一、理念清晰、范式成熟的文学流派

其次，拓宽流派题材边界，丰富乡土叙事维度。传统山药蛋派作品多聚焦乡村阶级矛盾、农事生产、民俗风情等经典题材，叙事维度相对局限。马烽、孙谦的合作创作主动贴合时代转型浪潮，实现了题材的创新拓界：《新来的县委书记》开拓了山药蛋派基层治理、干部群像的叙事新领域；《咱们的退伍兵》聚焦新时代返乡青年，构建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全新叙事主题；《黄土坡的婆姨们》突破男性叙事主导格局，深耕乡村女性觉醒题材，完善了流派乡土人文书写体系。从而让山药蛋派乡土叙事升级为全方位、立体化的乡村社会转型全景书写。

再次，创新流派传播范式，延长文学生命周期。在纯文学传播式微、影视文艺崛起的时代背景下，马烽与孙谦率先推动山药蛋派文学的影视化转型，开创了“小说文本+影视改编+大众传播”的跨界发展模式。相较于流派传统纸质文本的小众传播，影片走进大众视野，让山药蛋派不再局限于文学圈层，成为全民熟知的乡土文学流派。这种跨界创新，有效突破了传统乡土文学的传播瓶颈，让山药蛋派在新时期依旧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最后，传承流派精神内核，筑牢晋地乡土文脉。二人作为山药蛋派第二代核心作家，承接赵树理的乡土现实主义精神，通过合作创作持续深耕山西乡土、书写时代民生，维系了流派的创作脉络。同时，二人扎根吕梁故土的创作实践，以及留存的马烽、孙谦纪念馆文化载体，将山药蛋派的为民情怀、写实风骨转化为可传承的文学精神，为后续山西乡土文学“晋军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创作根基与文化底色。

五、综合评价：马烽、孙谦合作创作的价值与局限

纵观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史，马烽与孙谦的搭档合作，是山药蛋派发展史上最成功、最稳定的集体创作范例，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与时代价值，同时受时代语境局限，也存在一定的创作短板，可予以辩证、全面的评价。

从创作价值层面来看，其一，二人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扩大了创作效能。马烽擅长宏观叙事架构与时代主题提炼，叙事格局开阔、立意深远；孙谦深耕人物细节刻画与乡土民俗描摹，文笔细腻、情感真挚。二人创作磨合中互补长短、相互打磨，规避了单人创作的视角盲区与风格短板，让作品兼具思想深度、叙事广度与细节温度，文本质量提高了水准，产出多部流派标杆性作品。其二，二人的合作创作确立了人民现实主义的乡土写作典范，证明了质朴写实的乡土文学并非低端通俗文学，而是扎根时代、扎根人民的优质文学形态，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坚守民间立场、回应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参照。其三，作品完整留存了改革开放前后山西乡村的社会转型史料，为乡村社会研究、乡土文化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文本样本。

从时代与流派价值层面来看，二人的合作创作重塑了新时期山药蛋派的文学影响力，打破了外界对山药蛋派“题材老旧、形式单一”的刻板认知，推动流派完成现代化转型，适配新时代文艺发展需求。其坚守的扎根大地、为民书写、求真务实的文学精神，对冲了同时期先锋文学晦涩化、个人化的创作倾向，维系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根基。

从创作局限层面审视，受特定时代文艺语境与创作理念约束，二人的合作作品也存在共性短板：一是叙事主旨多服务于时代发展需求，部分文本的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对人性的复杂维度、个体精神困境的深度挖掘有所不足；二是创作手法相对传统，在坚守写实范式的同时，对现代文学的叙事技巧、心理隐喻、艺术解构等手法借鉴较少，艺术形式的创新性相对薄弱；三是题材始终聚焦乡村基层场域，对城市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领域鲜有涉猎，创作视野存在一定局限。

整体而言，马烽、孙谦合作创作的价值远大于局限。其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与乡土性创作内核，奠定了作品的经典文学地位，而创作中的小幅短板，是特定时代文艺创作的共性特征，并不影响其在山药蛋派文学史与当代乡土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马烽与孙谦作为吕梁乡土孕育的山药蛋派核心作家，以同源的乡土情怀、契合的文学理念、互补的创作能力，构建了稳定成熟的集体创作范式，联袂打造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乡村锣鼓》《几度风雪几度春》《山花》《高山流水》等一系列乡土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二人在长期合作中凝练出人民本位的写实立场、通俗乡土的语言范式、典型群像的人物塑造、影文融合的跨界创作四大共性艺术特征，成为山药蛋派艺术风格的典型承载者与集大成者。在流派发展进程中，二人的合作创作完成了山药蛋派艺术规范的固化、题材边界的拓宽、传播范式的革新与精神文脉的延续，推动流派从松散的作家群体发展为成熟的文学体系，有效延续了乡土现实主义流派的艺术生命力。辩证审视其创作，二人的作品虽受时代语境制约存在一定艺术局限，但其扎根人民、直面现实、书写时代的文学初心，以及为山药蛋派发展、当代乡土文学繁荣作出的卓越贡献，具备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