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论公民自荐参选融入人大代表选举酝酿程序的法理正当性——基于十个维度的证成

卢少奇文集

　　摘要：我国现行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由政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选民联名推荐产生，并未直接将公民个人自荐列为独立的候选人提名方式。部分观点据此认为，把群众高度认可的自荐人选纳入酝酿差额名单缺少直接法律条文支撑。依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要严守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更要实现宪法权利的实质保障，不能机械拘泥法条字面，虚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宗旨。本文立足宪法精神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从人民主权原则、权利平等保护、民主酝酿的制度本质、差额选举立法本意、集体民意的法理效力、程序体系兼容、防腐监督价值、治理实践效能、完善党委领导责任、履职承诺与自觉退出机制十个维度展开系统论证。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将公民自荐参选纳入人大代表选举民主酝酿环节，以多数民意共识筛选差额人选，并不突破现行法律禁止性条款，是对宪法赋予公民被选举权的实质落地，有助于倒逼组织推荐提质增效，消解人情举荐催生的挂名代表、零提案代表现象，强化党对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具备制度完善层面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可行性。

　　关键词：被选举权；自荐参选；民主酝酿；法理正当性；习近平法治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党委责任；代表履职退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民主选举权利，做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选举领域最基础、最关键的实践环节，选举质量直接关系人大能否真实反映各阶层群众诉求。我国人大代表选举法定提名渠道包含党组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名与选民联名提名，公民个人自荐并没有被法律直接设置为独立提名方式。在基层现实当中，一部分扎根基层、体察民情的普通公民，有心担当人大代表为民代言，却缺少制度化通道进入候选人酝酿筛选流程。部分观点仅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否定自荐人员参与酝酿的正当性，混淆了法律明文规则与宪法法理精神的辩证关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民主，既要求选举流程合乎法律规定，更要推动民主权利落到实处，把群众意愿吸纳到国家政治生活。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不等于法律没有细化细则就一律禁止实践探索，区分“规则空白”与“法律禁止”是法理分析的重要前提。对于契合宪法原则的制度构想，可以开展法理证成，为制度优化储备理论。将自荐参选纳入民主酝酿环节，只是对现有选举流程的细化完善，并非创设全新提名制度，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能够更好落实宪法赋予全体公民的被选举权。

一、维度一：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要求，是法理正当性的本源支撑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是人民权力的受托者，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委托，代表人选产生应当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守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落地。

　　人民主权不能停留在条文之上，应当转化为普通公民可参与的政治实践。公民主动自荐参与代表遴选，是群众自愿承担民意受托责任、参与国家治理的直接体现。选举法划定法定提名主体，目的是规范选举秩序，防范选举失序，而不是封闭普通公民参政入口。民主酝酿本身就是汇集、整合民意的制度环节，将符合资格的自荐人选纳入酝酿池，交由参会人员评议取舍，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践延伸。自荐人选不享有直接成为候选人的特权，必须取得多数民意共识，进入差额名单之后，还要接受全体选民投票检验，权力本源始终归于人民，为该机制奠定坚实法理基础。

二、维度二：公民被选举权平等保护原则，破除身份特权的法理逻辑

　　宪法第三十四条确立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普遍平等原则，年满十八周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分民族、职业、家庭出身、财产状况，平等享有被选举权。依据习近平法治思想，权利平等不止是资格层面的形式平等，更追求机会层面的实质平等，要防范制度运行衍生隐形身份壁垒。被选举权包含两层内涵，一是资格平等，符合法定条件即享有参选资格；二是参选机会平等，不能因缺少组织推荐就关上遴选大门。

　　现行提名渠道依托政党、团体以及法定人数选民联名。基层实践中，普通群众凑齐联名存在现实门槛，容易出现体制内人员更容易获得提名，普通群众缺少进入酝酿的制度入口，造成参选机会事实上失衡。允许合格自荐人员进入酝酿人选库，打通机会平等的程序通道。法律并未禁止公民自荐表达参政意愿，只是缺少操作细则。按照公法“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民权利只要没有被法律禁止就应当得到尊重，制度应当设置接纳渠道。把自荐人员纳入酝酿，是宪法平等权在选举领域的具体落实，消解身份带来的参选壁垒。

三、维度三：民主酝酿程序的制度本质，内含民意自主筛选的法理空间

　　选举法设置候选人酝酿协商程序，立法初衷是当提名人数远超应选名额时，通过多方协商充分讨论，优中选优，确定差额候选人。酝酿协商属于开放性民意整合机制，不是固化初始提名人选的封闭程序，核心任务是吸纳多元民意，筛选群众认可度高的人选。

　　不少人存在误区，认为只有法定提名主体提出的人员才能参与酝酿。法理层面，各类提名只是人选的初始来源，不能垄断酝酿讨论范围。评判人选是否适合作为候选人，核心标准是政治素质、履职能力、群众口碑，而非提名来源。自荐人选在酝酿会议陈述履职理念，经参会人员综合研判形成多数认可，本身就是民意集中的过程。增补该类人选进入差额名单，不是创设新的提名权利，而是激活酝酿程序固有的民主功能。选举法仅要求开展酝酿协商，并未限定人选必须局限初始提名，吸纳自荐人选符合立法本意。

四、维度四：差额选举的立法目的，要求扩大人选遴选范围的科学性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全面实行差额选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工作重要论述，差额选举价值在于引入良性竞争，打破选人固化，给选民更多选择，选出真正为民尽责的代表。差额选举追求优中选优，备选人才池越宽广，代表队伍结构越合理，代表性越强。

　　如果酝酿完全局限初始提名，备选范围狭窄，容易出现选人圈层化、同质化，基层一线代表占比不足。开放自荐进入酝酿，扩充备选人才池，让更多扎根一线的基层人才进入遴选视野。酝酿阶段，自荐人员与组织推荐人选一同公开阐述履职设想，参会人员横向比对甄别。后续选民见面环节，选民可以直观评判不同人选的立场与能力，提升投票科学性，契合差额选举择优遴选的制度目标。

五、维度五：集体民意共识具备正当法律效力，填补规则空白的法理支撑

　　反对该机制的主要观点认为，未经法定提名就不能成为候选人。该观点过度看重形式提名程序，忽视人民集体意志在我国民主制度中的法理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出，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面对法律细化空白，应当依据宪法人民主权原则合理填补，不能机械固守法条字面。

　　酝酿协商会议多方参与，对自荐人选的政治素质、履职能力、群众口碑综合研判，形成多数共识，就是选区群众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选举法没有限定酝酿人选只能来自初始提名，属于规则空白而非法律禁止。严格区分“没有规定”和“明确禁止”，依托现有程序依靠集体民意完成制度填补，人选还需要经过选举委员会资格审查，最终交由选民投票，整套流程产生的人选具备坚实民意基础与法理正当效力。

六、维度六：现有选举程序的兼容性，不存在法理层面的程序冲突

　　将自荐参选纳入酝酿，全部流程嵌套在现行选举法律框架之内，没有创设独立选举程序，只是对酝酿协商环节的流程细化。完整运行逻辑：公民提交自荐申请→选举委员会开展资格初审，核验全部法定条件→审查合格纳入酝酿人选库→酝酿会议公开履职主张，接受质询评议→集体讨论获得多数认可，增补进入差额候选人名单→依法开展公示、选民见面、差额投票选举。

　　资格审查、酝酿协商、候选人确定、投票计票全部恪守选举法规定。自荐仅仅是参政意愿的表达入口，不等于直接成为候选人，仍然要经过集体酝酿、差额选举两道法定关口。对现有程序做内部细化不属于程序违法，全部核心法定程序完整保留，具备充分程序兼容性。

七、维度七：防范任人唯亲、人情举荐的监督法理，具备制度防腐的正向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完整民主监督链条，民主制度应当具备自我净化、自我纠错能力。少数地方选举实践中，单一依靠组织提名，若考察受到人情干扰，容易举荐熟人，催生部分挂名代表，当选之后零提案、零履职，损害人大制度公信力。

　　自荐人员进入酝酿池，形成制度参照对比。自荐者获得认可依靠基层实绩与为民理念，不靠人脉关系。不同来源人选共同接受集体甄别，人情举荐的缺陷更容易暴露，倒逼提名考察回归为民选贤的本源。人选全程接受集体评议与选民监督，压缩人情干预空间，契合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强化监督制约、推进制度防腐的要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属性在选举阶段的体现。

八、维度八：治理实践的效能验证，印证机制的现实合理性与保障力

　　法理的生命力来源于社会实践，制度构想科学与否，要看实际治理效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理论实践相统一，制度设计不能脱离现实。主动自荐参选的公民，本身拥有强烈为民服务意愿，区别于被动提名的人员，经过层层筛选当选之后，履职内生动力更强，更愿意深入基层收集群众诉求。

　　该构想并非孤立制度，需要配套履职承诺、年度评议、动态退出机制，对代表履职开展考核约束，履职缺位设置整改退出渠道。多重制度叠加保障代表为民代言。基层民主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群众有序参与，有利于优化代表人选质量，实践效果印证制度构想的科学性，把法理正当性转化为治理效能。

九、维度九：完善党委领导实现多元筛选，提升组织推荐的科学性与成果性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人大选举根本政治原则。吸纳自荐参选不是弱化党的领导，而是优化党委领导实现方式，增加选人参考维度，并不强制选用自荐人员，只是拓宽比对人选的渠道。

　　部分地方仅有单一组织推荐渠道，考察受人情干扰，选出不作为代表，党委需要承担相应领导责任。可以将组织推荐代表任期内履职成效，纳入相关党组织与责任人考核，倒逼提名考察严守政治关、素质关、履职能力关，克服人情举荐弊病。自荐、组织推荐、选民联名人选共同进入酝酿池，拓宽选人视野，分散单一提名模式风险。无论何种来源人选，都必须经过党委政治把关，才能进入差额候选人名单，再交由选民投票，实现党的领导、集体研讨、群众监督三者有机统一。

十、维度十：履职承诺与自觉退出机制，强化代表权责统一的法理逻辑

　　依据习近平法治思想，权利义务相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理。被选举权是公民参政权利，代表身份同时附带法定履职义务，不能只享受荣誉而拒绝联系群众、反映民情的职责。现实中部分人情举荐当选代表消极履职，又拒绝主动辞职，罢免程序启动成本较高。

　　自荐参选人员在酝酿阶段公开参政设想，当选后落实书面履职承诺。自荐者主动争取代表职务，对岗位权责认知更加清醒。年度履职评议当中，如果履职达不到承诺，更易于接受整改或者主动辞职。自觉退出机制和代表法的监督、罢免制度相互衔接，推动代表队伍能上能下，闭环选举、履职、监督、退出全链条，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

　　综上所述，现行选举法没有把公民自荐列为独立提名方式，属于规则细化空白，并非法律明文禁止。立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经十个维度综合证成，将自荐参选纳入人大代表选举民主酝酿环节，依托多数民意共识筛选差额人选，契合宪法精神与选举法理，没有突破法律禁止性规定，实质落实公民被选举权。

　　该构想只是增设参政备选渠道，不强制选用自荐人员，制度价值重在倒逼组织推荐提质，减少人情举荐带来的挂名代表。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要坚守程序合规，更要追求实质民主效果。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优化酝酿环节规则，拓宽普通公民有序参政通道，压实党委领导责任，兼顾集体甄别与群众选举意志，有利于选拔心系群众、敢于担当的基层人才，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

　　　　　　　　　　　　　　　　　　　　　　卢少奇

　　　　　　　　　　　　　　　　　　　　202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