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之路-我的百年家史续集》第二部第二章短暂的平静

老梅——游荡的鱼

我画的画。它很像我家的“大傻” 大姐的毕业证书之一 <h1> 　　第二章　工作组走了短暂的平静</h1> <h2>一、重新粉刷</h2> 1952年秋天五反结束，工作组走了。母亲请专业粉刷匠把二楼从南到北十几房间重新刷了一遍。墙是淡淡的米黄色，靠近天棚有一道深蓝色压边，白色天棚上甩出了立体的花纹。在五十年代的民居里，这样的装饰并不常见。回想起来，她也许是想重新把这个家变回一个家。五反期间，陌生人进进出出，墙壁和屋子都留下了痕迹。她用新的颜色盖住墙上的污迹。也许她想盖住五反留下的心情。 楼前的两个牌子摘掉了，工作组撤走，工厂重新开工了，我们重新搬回楼上。家又回来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工作组撤走，并不意味着案件结束。工商局还在继续处理，财产还在估价，罚款还在计算。而且多年后我在五反办公室的汇报总结中母亲粉刷房屋是她挥霍的罪状之一。搬走的工作组仍然在工作。只是这些事情，当时离我很远。 <h2>二、大傻</h2> 五反期间，母亲曾被关在楼上，不准下楼。我们见不到她，只有二姐每天给她送饭。陪着母亲的，是我家的大狗“大傻”。后来母亲说，大傻为了她挨过许多打。大傻是一条大型的老狗。几年前父母的老友卖掉工厂迁往天津，为了给大傻找个放心的好人家，他们带着大傻来到母亲这里。原主人离开后，大傻一周没吃东西。它拴在厂院内的电杆旁，朝着厂门站着看着，等候它的原主人出现，身旁大盆里的食物换了又换，它不吃。终于它明白了，原主人不会回来。母亲的爱抚下，一周后它接受了这疼爱它的新主人，自此形影不离。母亲外出办事坐马车它也跟着坐在上面，成为长生街的一景。大傻通人气，母亲说的话它懂，它听，在母亲的许多狗中，它像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家长，任凭别的狗打闹它一律不理睬只专注于母亲的动向。大傻对母亲尽忠尽责。所以可想而知，长达半年的五反运动，面对老主人受到的呵斥咆哮，它会有怎样的反应，会得到怎样的惩罚。五反结束，大傻跟随母亲回到我们的生活。大傻却慢慢瘦了，不爱吃东西。大傻的窝在顶楼上木屋里。一天晚上它不停地低沉的吼叫。大姐上去看了它给它又加了点食，它稍微安静一点。第二天早晨大姐又去看它，回来告诉母亲大傻死了，嘴边吐了一些血。大傻可能死于内伤。母亲不舍。派工人把它埋在市郊。大傻没有留下照片。在以后我画过的订单里，有一只狗很像它。黑色，面部严肃，眼中透着忠诚和坚毅。<h2> </h2><h2>三、工厂变了</h2> 1947年以后，大姐一直在楼下账房担任会计。为此她有两期簿记学校毕业证书，在当时这是会计师资质。五反受到冲击的大姐不再去楼下账房。楼下换了一位中年会计，我不知他是否是来自政府派遣。他很严肃，没有以前家里人的亲切感。那时我说不出原因，只是下意识地觉得：他不是自己人。工人也变了。来自父亲身边、多年叫母亲“二嬷嬷”的刘福年，改称“掌柜的”。工厂里还多了工会组长，不知什么担责。工人还在，机器还在，工厂也还在。可是，原来的聚盛德已经变了。 <h2>四、北京的两个哥哥</h2> 大哥从1950年起就离开家，在北京汇文中学读高中。1952年冬假，五反刚开始不久，还没进入高潮。大哥回到大连，把小学刚毕业的二哥带到北京，进入汇文中学读初中。五反最紧张的时候，他们兄弟俩都没有回来。所以，母亲被关在楼上、工作组进驻长生街5号、工厂被调查，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亲眼看到。可是，他们也没有真正离开这个家庭。工作组曾给大哥写信，要他同母亲划清界限，站在政府一边检举揭发母亲的“罪行”。没人知道大哥当时究竟承受了什么。只是在他的家信中得知他常常失眠。 <h2>五、我的阑尾炎</h2> 1952年夏天我入学，在五一小学，是建国后新成立的小学，在对面的大连机床厂大门旁边，学校和民居混在一起。民居中有作曲家谷建芬家，一度开印花厂，临街的平房，家中有钢琴，常在窗前看到里面她的弟弟拉手风琴。1953年夏天，我得了阑尾炎，拖了几天阑尾破裂导致腹膜炎紧急住院，在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母亲陪我住院做了手术，一位刚毕业的实习医生主刀，做的不太好，化脓，没好就出院了。后来大姐说因为那时药物紧缺把我推出来了。青霉素在那时属于紧缺药品。但是我家的老友、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徐老医生此药有药源，我每天一针打了半年逐渐止住了流脓，刀口总算闭合。母亲那时为我包了一辆三轮车，每天接送。那一年多，母亲虽然还背着工厂和案件的事情，却把大量时间放在了我的身上。 <h2>六、一场小火</h2> 还有一次，工厂机器的屋子里夜里突然起了火。火不大，被人及时发现，很快扑灭了。当时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成什么大事。多年以后，二姐却说：“没准那火是来消灾的，不该灭它。”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所谓的“灾”究竟是什么。现在回头看，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忘记。因为那场火没有烧掉工厂。可是后来，工厂还是没有了。如果工厂烧了，大哥就保住了。 <h2>七、“美人计”</h2> 我也不敢到处跑。电车道南边不是工业区，是市民住宅区和商业区。那里有个废弃的旧教堂，五反运动中曾经在那里对母亲和大姐开过公开批斗大会。那附近有一些陌生的小男孩，如果见我经过会骂我，向我扔石头。他们骂的话里，我只听懂三个字：“美人计。”这个词我知道。在曾经的公开批斗会上，母亲被加上“施用美人计拉拢国家干部”的罪名。五反已经结束了，可它留下来的东西还在。它留在工厂里，留在人的称呼里，也留在一个十岁孩子听不懂、却躲不开的三个字里。 运动里被公开批斗过的大姐，一位未婚的姑娘。运动后不再担任工厂的会计，四处找工作，常常被拒绝并耻笑：“你是聚盛德家的大小姐，你不用工作。”大姐常常哭着回来。 <h2>八、宣判前的迹象</h2>1953年底，宣判以前，家里已经出现过一些迹象。但当时我太小，记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朱作燕的母亲多次说，我家的孩子都懂事，二姐带着弟弟妹妹到一个地方去哭诉。把母亲接回了家。去了哪里？为什么去？找了谁？说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可能病中的我没去？我只知道，那时候大人们已经感觉到，事情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过去。 <h2>九、表面的平静</h2> 1952年秋天到1953年底，是我们这个家庭短暂的一年多可以喘息的时间。都相信事情也许还有转机。工作组撤走了。母亲回来了。工厂重新开工。二楼重新刷成了米黄色。大哥和二哥还在北京读书。我病了，母亲陪着我半年。我们还在吃饭、上学、看病、过日子。表面上，一切正在恢复。可是底下，另一件事情正在加紧进行。工厂继续估价。房产继续估价。罚款继续计算。案件继续向前。后来我从档案中看到，那一年多里，工厂的估价从三十多万元降到十几万元，最后变成四万元；房产从两万九千多元变成六千多元。六万五千元的罚款，也正在一步一步形成。楼上，是我们的生活。楼下，是重新开工的工厂。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没收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我们以为：五反已经过去了。其实，真正的失去还没有到来。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补记：1955年大姐跟随大姐夫去了南方。母亲因重伤病倒，经抢救脱险。家中所有重担压在二姐一人肩上。而我那时只有十岁出头，从小被家里宠惯了，不懂大人的压力。所以那时候，我常常挨二姐打骂。现在回头看，我知道她只是太累了可是当时的我不懂。为了躲开家里的气氛，我常常跑到附近的同学家。朱作燕家，张妤先家都是业主的家庭，她们的父母都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北面过火车桥洞右拐走小土路是贫民阶层的香炉礁，那里有我的同学李桂荣，她家住着用泥土垒起的小屋。她爸爸给我家镶过玻璃，母亲对来做事情的人都很大方。那位大叔对我也很好，在她家吃刚出锅的大饼子，烤苞米，很有家的感觉。现在回想，我家的事轰动很大，无论哪个阶层，善良的大人们都很同情。那时候我甚至觉得，同学家的门，比自己家的门轻松。 2026年8月24日于美国 <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uyz8hp" target="_blank">《天问之路-我的百年家史续集》第二部失去第一集五反（上）</a><a href="https://www.meipian.cn/5ovq38vv" target="_blank">《天问之路-我的百年家史续集》第二部第一章五反（下）</a> 前二排中间身着浅色短袖的是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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