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学农篇）

李从华

1966年，我刚满10岁，和往日一样，在教室里专心听老师讲课。窗外，蓝天白云，教室沐浴在温馨的阳光里；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感到非常幸福。

突然乌云密布，刮起阵阵黑风，鸟儿被惊得四处乱飞。操场上，走廊上，都是臂戴红袖套的红卫兵，杀回母校来造反。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活像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天兵天将。

从这天起，我们就不上课了，有同学把还没学完的书本撕得粉碎，洒落一地。后来，高老师成为了我们的班主任。高老师瘦高个，很帅气，看上去就像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青年。高老师带领我们走出去搞教育革命。于是，我们这群小学生，扛着铺盖，到离家很远的上海县吴泾公社（现在的闵行区吴泾镇）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吴泾公社到处都是稻田，河道纵横交错。我们去的时候，稻谷已经成熟，还没收割。我们住在三代贫农家的客堂间里。客堂间很宽敞，青砖红瓦结构。生产队长指着屋顶说，解放前是地主家的房子，土改后分给了三代贫农。客堂间里已经铺好了稻草，我们就睡在这些稻草上面。

跟班的贫农大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甜。队部的长条桌上，放着一篮子已经做好的玉米面野菜窝窝头，足够我们饱吃一顿。贫农大妈拿出一个窝窝头对我们说，旧社会苦啊！我们贫下中农每天都吃这样的窝窝头。我也跟着拿了一个窝窝头，闭着眼，小口慢咽。感觉到很好吃，就大口吃起来。大家吃着吃着，一大篮子窝窝头被吃得一个不剩。

我们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喝一河水。贫下中农洗衣淘米洗菜都用河里的水。早上，我们起床，都到河边去洗脸刷牙，口渴了喝一杯河水，反正吃用都是现成的河水。

第三天，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额头滚烫，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贫农大妈找来赤脚医生给我看病。我体温竟然达到了39度，身上发出很多水泡。赤脚医生说我水土不服。高老师赶紧联系学校，要求派人来接我送回家。

我独自躺在稻草堆里，度过了难以忍受的一夜。第二天下午，学校派出两个老师来接我回家。两个老师带着我走出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在剑川路上等开往市区去的长途公交车。我战战兢兢地站在斜阳西照的车站旁，盼着公交车的到来。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一辆又脏又旧的沪闵线（闵行镇开往华山路）长途公交车才停在我们跟前，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一路上很少有人上车。公交车在人烟稀少的龙吴路上奔驰，直往市区开去。一路上转了三部公交车，暮色苍茫时分，终于回到家中。

挂靠在小学七年，第八年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才分配到北郊中学。班主任是工人出身的张老师。张老师每天背着语录袋，红宝书不离手，教我们语文课。印象最深的还有教数学的留校女老师，教我们一元一次方程和勾股定理；教英语的女老师彭先生教会了我们26个字母歌和流行口号，如果记不住26个字母，唱一遍字母又记起来了。

在教室的坐椅上屁股还没坐热，我们又要到农村去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对口的农村是崇明县江口公社灯塔大队。那时候我已经13岁了，每个月的定粮25斤。因为要在农村吃住半年以上，所以是带着定额粮票去的。

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特别是我们男生，一天劳动下来，又累又饿，由于吃不饱，经常半夜被饿醒。有个男同学就出主意，到半夜把我们喊醒，偷偷摸到鱼塘去，捞到一条大鱼，回到住处熬鱼汤果腹。

为了让我们掌握更多的种地知识，每个同学都拜一个贫下中农为师，每天跟自己的师傅到田间地头去学习技艺。我的师傅姓施，叫施正泉。师傅20岁左右，没上过学，是地道的农民。我师傅看上去很憨厚，平时不爱说话，就会笑。我师傅是生产队骨干，还担任着民兵排长职务。张老师规定我们每个星期要到师傅家去做家务，和贫下中农成为一家人。我师傅家没看到别的人，就只有母子两个人。师傅的母亲头上用一块蓝色土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婆。师傅和他母亲对我很亲热，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不让我做重活。

这天，恰巧张老师来到我师傅家访问。师傅在张老师面前一个劲夸我。师傅的母亲跟张老师说，以前也有学生来到这里劳动，也有一个学生是她儿子的徒弟，回城后没有写来过一封信。因为我师傅不识字，张老师让我代师傅写一封信给那个徒弟。我没写过家信，无从下笔；突然想起来曾经看过一本小说“红旗谱”，书里有一些来往的书信，我就模仿这些书信的格式，用半文半白的口气，代师傅给那个学生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我很后悔，写的乱七八糟。我知道那个学生知道是别人代写的，但不会知道是我写的。后来，师傅告诉我，没有收到那个学生的回信。

半年以后，要离开崇明农村。告别我师傅那天，我也答应会给师傅写信。当天，师傅母子请我吃了一顿告别饭。师傅在灶底下烧火，师傅母亲站在灶台上煮饭烧菜。我很拘谨地坐在灶台边的八仙桌边等待着。大约半个小时，饭菜做好，端上桌。师傅母亲盛了一碗白米饭叫我吃饱，对我说，农村没什么东西吃的，都是家常便饭。我点点头就吃起来。白米饭一粒粒的，雪白雪白的，看上去晶莹剔透，又很粘，和猪油没有两样。我大快朵颐地吃着，尽然忘记要去吃菜。我一连吃了两碗以后，师傅说，今天饭烧得多了一点，又给我盛了一碗。三碗饭下肚，真的把我肚皮撑得圆鼓鼓的，像是一个大皮球。

临别那一刻，师傅依依不舍地望着我，似乎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却没有说出口，最终，送给我一张像片作为留念。这是一张用120胶卷拍出来的照片：师傅趴在田间的泥地上，身旁是一门迫击炮，三个脚支撑着地面，师傅正在炮筒后面瞄准前方，像是随时要把炮弹发射出去……

这是我在学农时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现在虽然已经过去有半个多世纪了，仍然不能忘怀。如果我这位崇明农村的施正泉师傅仍然健在，应该是80岁左右的高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