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埔岁月：泉州师范那两年

振翼山人

《顶埔旧时光》

樟木箱里，叠着德化的霜，

北渠浑水，咽下百斤泥香。

手风琴声，吵醒薄薄的楼板，

邮车颠簸，驮回十五斤月光。

中秋夜，琴键摁住谁的脚步？

一碗面线，糊住半生匆忙。

那年清源山下的风啊，

吹白双鬓，仍暖心房。

　　1974年7月，我接到了泉州师范的录取通知。那是一张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层层推荐，经县里、地区批准的“通行证”。彼时我已在德化三班公社插队五年半，虽当了两年民办教师，对教师职业并无太多执念，报考师范，只因名额最多，而我的家庭成分——伯父与二叔曾是旧社会的党团员——像一道无形的墙，让我别无选择。

　　正式通知书是夏天到的，入学却拖到了10月。10月15日，一只父母备好的樟木箱，装着我全部的棉被与家当，我独自搭车来到泉州。在北门顶埔的校门口，竟偶遇了校长的儿子黄立。他当时是学校电工兼厨工，也爱音乐，这一面之缘，后来竟成了我们友谊的起点。

　　那时的泉州师范刚复办两年，条件简陋得超乎想象。三幢两层红楼，前两座教学，后一座住教师。大操场虽有千余平方米，一角却被顶埔农民种了地瓜；实验楼也被邮电局占作职工宿舍。宿舍楼后是礼堂兼食堂，紧挨着冷冻加工厂。学校抽北渠的水用，未经消毒，浑浊发黄，带着一股鱼腥气。同学们戏言：“读两年书，得吃下一百斤腥泥土。”

　　我们班级的宿舍在木楼左侧，八人一间，铁架床上下铺。我到得晚，分在靠门的下铺。宿舍楼板的隔音差到能听见楼上女生的脚步声，甚至瓷盆磕碰的脆响。记得有个深夜，上铺兄弟被吵得忍无可忍，拿扫帚木柄去捅天花板，楼上立刻传来咚咚的跺脚声，一场“楼板大战”让那个夜晚格外喧嚣。如今想来，那不是噪音，是青春在木板上蹦跳的声音。

　　宿舍楼三百多人，却只有一个厕所，远在百米外。男女隔断仅几块木板，曾闹出过偷窥的笑话。周边闲散青年常溜进校园，女生夜里上厕所，总要结伴，或请男生把风。

　　虽艰苦，却也温暖。师范生免学杂费，包食宿，每月28斤饭票、19.2元菜票。男生饭量大，月底常靠女生“救济”。父亲每月寄来5元，除理发零用，我总爱约德化同乡去中山街花巷，吃煎包、上元丸，吃肉粽、海蛎煎。许多农村同学则全靠这点定量，有个团支部组织委员，每逢课间操，总追着大家收一毛五的团费去买碗糕，同学们爱逗他，偏要等到上课钟响才掏钱，惹得他急得跳脚。

　　为省车费，我结识了一位邮车王师傅。他的车厢里堆满邮包，密不透风。我躺在脏兮兮的邮袋上，颠簸十几个小时夜路回德化。那一路的摇晃与尘土，至今记得真切，也记得那份沉甸甸的感激。

　　我们那一届是第十八届普师科，七个班，369人。生源芜杂：有复员军人、大队支书、党团员、知青；文化程度从小学两三年到高中毕业不等；年龄最大的近三十，最小的才十五六。1974到1976年，正值“批林批孔”、张铁生“反潮流”的动荡尾声，但学校依旧开齐了语文、政治、数理化、音体美。师资却出乎意料的好：有老师范的底子，也有从省高校下放的教授。他们不嫌我们基础参差，答疑解惑，耐心至极。我们年长，与老师亲如手足。班主任艮宝珠老师无微不至，数学老师王中元诙谐风趣，政治老师倪木兴引经据典，地理老师蔡尤等经验丰富。刚从师大毕业的体育老师陈锋荣，与我们年纪相仿，常在球场与我们挥汗如雨，切磋球艺。语文杨宜珍老师更是常邀我们去她家，她总是亲自下厨掌勺，让在皮革厂工作的丈夫陪我们聊天。

　　夜自修的灯光常亮到十一二点。我偏爱音乐，那是插队时就埋下的种子。入学后，我毫不犹豫选修了音乐。1975年元旦汇演，我改编了插队时宣传队的节目《元旦颂祖国·泉州师范情》，其中几句歌词还记得：“巍巍清源山振臂欢呼，滔滔泉州湾纵情歌唱……师范校园迎新岁，红旗猎猎迎风扬。”这个节目后来竟被泉州卫校搬演。

　　教音乐的陈汉森老师，毕业于福建师大，一生创作歌曲八百余首。我们上的第一节音乐课，学的就是他所创作的《红小兵织渔网》。陈老师看中我对音乐的那股热情，让我当音乐组长，最大的特权是能优先练琴。全年级只有一台手风琴，七人轮练，每人一天，晚八点交出，早八点再领。我分在周日全天，又总在晨昏交接时，多蹭一两个小时。有时练得忘情，琴声扰了邻舍，便得了“琴疯”“失恋”的雅号。我羞愧难当，想放弃。陈老师把宿舍钥匙递给我：“我这有台120贝司的，你拿去练。”那台琴，伴我熬过寒暑。《我爱北京天安门》《牧民歌唱毛主席》《小司机》《我为祖国守大桥》《花儿与少年》等独奏曲都是在那会儿练的。后来，我凭《牧民歌唱毛主席》获“戴云杯”器乐二等奖，还登上了泉州电视台。

　　同学间情谊深厚。家住市区的，常邀德化、安溪、永春的同学去家里吃饭。这种风气，从在校延续到毕业，再到退休后的聚会，年年不辍，直到近年大家年届古稀，才渐渐停了饭局。

　　1975年，我们被抽调至晋江英林镇吴堡村，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李嘉隆同学挥毫泼墨，在墙上画满“农业学大寨”的壁画。王同学为显老成，借了件海军呢大衣终日裹着，成了我们的笑谈。学生娃做农村工作，笨拙却真诚。

　　也是在那个秋天，我收获了爱情。父亲的老战友卢叔来信，说有位低一届的德化老乡小陈是他的学生，他已写信与她，让我与之接触。我不知她已回信“还小，暂不考虑”的婉拒，揣着知青岁月磨出的执拗，周末便去寻她。初见时她神色冷淡，我尴尬却不退。某月夜，我在琴房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循声而来。月光如水，琴声流淌，我所有的倾慕都在悠扬琴声中。后来回德化实习，父亲才掏出那封因卢叔生病压了两个月的信。我捏着信纸心凉半截，她却笑弯了眼：“信里是‘认为’，后来才‘认识’了你。”那年代，婚事讲“组织关心”与“个人志向”，这迟到的两个月，倒让两颗心跳过了介绍的生硬，撞出了真情。寒假她随我回家，岳父通情达理，一碗猪蹄线面下肚，姻缘便定下并终身相守。

　　1976年7月，我们毕业。两年师范，吃的是腥泥土，睡的是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却也沐浴着师恩，浸润着友情，收获了爱情。

　　毕业后，这三百多名同窗大多扎根教育一线，也有几位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皆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有的成长为分管一方的领导干部，有的担任学校校长，更多的是默默耕耘的优秀教师、教学骨干与高级教师。他们把从顶埔学到的踏实与热忱，撒向泉州大地的课堂与田野，桃李满园，直至退休。如今清源山依旧，泉州湾潮声如昨，而那段在琴声与饭香中度过的青春，早已沉淀为生命中最温润的底色。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