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专员 一一张行夫小传

田李福（空空）

昵称 田李福（空空）

美篇号 78944564

图文 田李福（山西）

太行山里头，大大小小的村子跟撒豆子似的，东一颗西一颗，藏在沟沟梁梁之间。有个村子叫下马家峪，属黎城县管。这村名有讲究。黎城东北的山谷地里，“峪”就是两山夹着的沟。早年马氏族人最先来这条沟里落脚垦荒，搭窝棚，垒石堰，开出一片一片小地来，村名就叫了马家峪。后来张、王、李几姓人家陆续迁来，人丁渐旺。民国二十八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山里发了场大水，山洪顺着沟冲下来，把个村子从中间冲断了。打那以后，按着地势，沟上游靠里边的叫上马家峪，沟下游靠外边的叫下马家峪。两个自然村分开了，对外还是统称马家峪。张家住在下马家峪。一九一三年，张姓人家添了个小子，取名张思文。这名字起得好，后来人都说，这孩子一辈子跟“文”字有缘。

张家不是村里的富户，几间土坯房，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可思文打小就显出不一样来。村里孩子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他也去，可手里总揣着本书。放羊的时候，羊在坡上吃草，他坐在石头上看字。村里老辈人抽着旱烟说：“这娃，将来是要吃墨水的。”

高小毕业，思文考上了长治省立第三职业学校。那时候，一个山里娃能到长治念书，比现在考大学还稀罕。家里东拼西凑，亲戚邻里帮衬，总算把他送出了山。三年学成，一九三一年，思文回到黎城。那时候有文化的人金贵，县里安排他到西井高小教书，后来又调到东阳关高小。一个二十来岁的后生，站在讲台上，给一屋子半大孩子讲国文、讲算术，讲山外头的世界。他讲课不拿腔拿调，爱打比方，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四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东阳关有个张先生，有学问，没架子。

那时候的世道不太平。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华北也不安稳。学校里，思文跟几个青年教师常常凑在一起，悄声议论时局。他们传看一些进步书刊，心里头渐渐亮堂起来，知道中国要变，不变不行。

一九三八年春天，太行山上来了八路军。黎城成了根据地。思文这时候已经改名叫张行夫了。为啥改？他说：“思文是想，行夫是做。光想不中，得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门心思扑到抗日工作上。组织上看他有文化、懂民情，先后让他当区长、当县政府的科长、秘书。他一天到晚在乡里跑，组织民兵，动员参军，筹粮筹款，调解纠纷。山里人实诚，认准了的人，掏心窝子待。张行夫走到哪个村，都能盘腿坐到老百姓炕头上，一碗粗茶，半碟咸菜，能唠半宿。县长孙竹庭是个老革命，说话直，拍着张行夫的肩膀说：“行夫啊，你是我的秀才战友！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一半。”

解放战争一打响，太行区搞土地改革。这是天大的事，几千年了，穷人要分地，要翻身。张行夫心里明白，这关过得去过不去，看干部。他二话没说，回到下马家峪，把自家的房子、地、牲口、农具，列了个单子，全部上交村集体。家里老人想不通，他耐心讲：“咱家这点东西，跟全村穷苦人比，不算啥。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让大伙都有饭吃。我当干部的，自己不带头，凭啥让别人动？”这话传出去，那些原本观望的、舍不得的，都不吭声了。

土改是场硬仗。组织上派张行夫去平顺县协助工作。平顺在太行山深处，山更高，沟更深，村子更散。他背着个粗布包袱，一双布鞋，翻山越岭，一个村一个村走。到了村里，不住村公所，专挑最穷的人家去，跟人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跟大伙一块下地，晚上点着油灯开会，给大伙讲政策，算剥削账，启发觉悟。有群众发动不起来，他就一个一个谈心。他说：“土改不是把地硬塞给你，是要你自己直起腰杆去拿。”几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眼窝凹下去了，可平顺的土改工作扎扎实实推开了。老百姓都说：“老张这人，真是把咱穷人的事当自己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一九五一年，张行夫担任长治专区行政干校校长。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工农出身的干部。学员大多是从基层来的，有扛过枪的，有下过煤窑的，有当了多年长工的。他们革命热情高，可文化底子薄，好些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张行夫看着这些学员，就像看着当年的自己——都是苦出身，都想为新中国出力，可没文化，往后工作咋开展？

他整天琢磨教学法子。不能光坐在教室里念书本，得让学员学得进、用得上。他把文化课跟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学识字，就学庄稼名、农具名、地名、人名，学记账，学写通知、写汇报。政治课，不讲空道理，结合土改、镇反、恢复生产的实际案例，让学员讨论。他说：“咱们这些同志，不笨，个个脑子灵光，就是以前没机会学。咱们得想法子，让他们学得有兴趣，有劲头。”

他还搞了个“互教互学”，让文化高的带文化低的，会的教不会的。整个干校热气腾腾，大龄学员像小学生一样，一笔一划写字，摇头晃脑念课文。有个学员，四十多岁了，原来是个放羊娃，在干校学会了写信，激动得半夜爬起来，给老家的老母亲写了一封信，边写边掉泪。这事传到张行夫耳朵里，他眼睛也湿了：“看看，这就是咱们办学的意义。”

那年，山西省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工作会议，张行夫在会上介绍长治专区干部教育的经验。他不念稿子，用一口太行土话，讲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讲了学员怎么从文盲到能读文件、能写总结。台下的人听着，不时点头，不时鼓掌。会后，省里决定在全省推广长治专区的做法。张行夫回到长治，对干校的教职工说：“表扬是鼓励，更是鞭策。咱们不能翘尾巴，还得接着踏实干。”

一九五三年，张行夫当上了长治专署专员，同时兼任地委常委、地委副书记。专员，那是管着晋东南十几个县的行政主官，权不可谓不大。可他这个人，当官不像官。

他办公室陈设简单，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木椅子，一个暖水瓶，茶杯是搪瓷的，掉了好几块漆。墙上挂着一张晋东南地图，看图纸的时候多，照镜子的时候少。他下乡，还是老习惯，不打招呼，不坐小车，有时候骑辆自行车，有时候干脆搭公共汽车，甚至步行。到了县里，先到田间地头转，跟农民拉话，问收成，问口粮，问有啥困难。到了饭点，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吃完了给粮票给钱，分文不少。有的县里干部知道专员来了，赶紧准备汇报材料，在机关等他。左等右等不来，一问，专员已经在下边转了半天了。

他处事公道，这是出了名的。晋东南十几个县，有平川的，有山区的，条件有好有赖。分任务、分物资，他都一碗水端平，从不偏袒谁。有人说哪个县是“老资格”，想多要点照顾，他眼睛一瞪：“老资格是干革命的老资格，不是要照顾的老资格！越老越得发扬风格。”他又善于抓主要矛盾。那时候刚建国没几年，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他抓住水利这个牛鼻子，带着人到处勘察水源，组织修渠打井。有个县的干部说地太旱，没法种麦子，他去了蹲了两天，回来画了张草图，说：“从那边山脚下引过一股水来，就能浇两千亩。你们算算，能多打多少粮食？”干部们一算，服了。

他最恨干部搞特殊。自己更是严得近乎苛刻。他妻子生孩子，肚子疼得厉害，家里人着急，说要给专署车队打个电话派个车。那时候专署没几辆车，但专员家属用车，谁也不能说啥。张行夫听了，把手一摆：“公家的车是办公事的，不是给我张家拉产妇的！去，让通讯员骑自行车送，稳当点！”于是，一个年轻的通讯员，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个快临产的孕妇，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小心翼翼往医院蹬。张行夫站在门口看着，直到车子拐过街角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他心里也急，可他有他的理。

他有好几个孩子。孩子们长大参加工作，亲戚朋友都想着，专员的孩子，咋也能安排个好单位，坐办公室，端个铁饭碗。张行夫却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他说：“你们爹是专员，但这个官是给老百姓当的，不是给你们当拐棍使的。你们参加工作，凭本事考，考到哪算哪。分到工厂，就好好当工人；分到基层，就好好跟老百姓学。谁要是在外头打我的旗号搞特殊，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后来，他的孩子有当工人的，有下基层的，没有一个沾他的光。有人背地里说他“傻”，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听了，笑笑：“我觉着这样踏实。半夜不怕鬼敲门。”

他在专员位置上干了多年，后来又当地委副书记。职务变了，脾气没变，作风没变。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还是那双走山路的布鞋，还是那口不紧不慢的太行土话。晋东南的老百姓，认识他的不少。有时候他走在路上，就有老乡拦住他：“张专员，上我家喝口水去！”他就真去，坐在门槛上，跟老乡拉家常，像走亲戚一样。

一九八八年三月，张行夫病了，病得很重。躺在医院里，人已经不大能说话了。儿女们守在床边，看见他嘴唇动了动，凑近了听，听见他断断续续说：“下马家峪……地……种好了没有……”孩子们眼泪唰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了，他惦记的还是地里的事。

三月的一天，张行夫走了。享年七十五岁。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骨灰安放在长治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那里青松翠柏，安安静静。他的墓碑上，刻着“张行夫”三个字。没有头衔，没有形容词，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朴实，干净。

后来，下马家峪的乡亲们说起他，还都叫他“思文”。老人们抽着旱烟，眯缝着眼，说：“思文那娃，打小就仁义。当了大官，也没忘本。”风从太行山里吹过来，吹过满坡的玉米地，吹过村口的石碾子，吹得树叶哗啦啦响。张行夫走了，又好像没走。他就像这太行山里的土，厚实，沉默，养育着庄稼，养育着人。人们记着他，不为他当过什么官，只为他一辈子把心扑在这片土地上，扑在老百姓身上。这样的专员，大伙儿叫他一声“人民专员”，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