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傅斯年先生墓

林芝仙草

　　台湾大学校门外车水马龙。喧嚣的台北罗斯福路旁，一处绿意盎然的角落静静伫立，这便是傅斯年先生的安息之地“傅园”。“傅园”并不大，更谈不上豪华，墓地与他身前的地位名望不符，有点出人意料。若非特意寻找，极易错过。穿过茂密的植被，几株椰树掩映中，一座希腊式墓地悄然呈现。白色廊柱，简洁碑石，肃穆而雅致。与先生生前显赫地位相比，这方寸之地显得过于朴素，令人意外，却又似乎契合了这位大学者一生追求的简朴学风。墓碑上刻着“傅校长斯年之墓”，站在墓前，我思考着这位教育家的遗产。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却为这所大学奠定了自由、开放的学风。他主张“教授治校”，强调学术独立；他重视基础学科，认为大学应该培养“通才”而非“专才”；他提倡朴实无华的学风，反对形式主义。这些理念，通过一代代台湾大学师生的实践，延续至今。

　　台北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花岗岩台阶上，没有人前来凭吊。瞻仰了先生的墓地后，我和妻子向先生墓碑深深三鞠躬，献上一束素色鲜花，默默致敬，寄托哀思。而后静坐阶前。除了鸟鸣风吟，园中再无他声。我坐在花岗岩石的台阶上，默默地陪着斯年傅先生坐了许久，在这分寂静中，我想了很多很多，我仿佛能与半个多世纪前那位“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对话，思绪飘向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家境贫寒的落难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入本科国学门。彼时北大，新旧思想激烈碰撞。这个山东青年很快崭露头角，1918年与罗家伦等创立《新潮》杂志，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文化，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那年夏天，一位湖南青年也踏入北大校园——他便是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毛泽东。彼时毛泽东尚是“北漂”青年，衣食拮据，在图书馆做管理员，与名满京华的傅斯年相比，境遇天差地别。谁承想，27年后的延安窑洞中，两人竟能对坐长谈，毛泽东还以“陈胜吴广”之喻相赠，傅斯年则谦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五四”之后，傅斯年赴欧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钻研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7年苦读，融贯中西。1926年归国，应中山大学之聘，次年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开现代学术建制先河。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受蔡元培先生之邀，32岁的傅斯年出任所长，一任便是23年，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这句名言，概括了他的治学理念。在“史语所”，他力行“史学便是史料学”，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他做的最具远见之事，是组织殷墟发掘。1928—1937年，“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发掘15次，震惊世界。甲骨文、青铜器、宫殿遗址的出土，将商代历史从传说变为信史，中国考古学由此真正起步。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等一批考古学家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傅斯年不仅组织发掘，更在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出版《安阳发掘报告》，让世界看到中国学者的成果。他另一大贡献是抢救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批珍贵文献原藏清宫内阁大库，清末流散，一度被日本公司购得准备运往东瀛。傅斯年在陈寅恪、胡适建议下，多方奔走，最终说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拨款购回，使这批“八千麻袋”档案免遭流失。今日两岸史学研究者仍受惠于此。

　　更难得的是，傅斯年有识人之明、容人之量。他延揽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等一流学者入所，不拘党派、不唯资历。陈寅恪曾戏言：“傅孟真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记忆力、理解力都强，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傅斯年为陈寅恪创造的研究条件极优渥，甚至在其目疾严重时，专门拨款助其治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在“史语所”傅斯年培养人才无数：陈槃、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皆受其熏陶。他主持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至今仍是汉学研究权威刊物。抗战期间，史语所南迁昆明、李庄，条件艰苦，他仍坚持研究工作不辍。在四川李庄，史语所同仁在昏暗油灯下校勘史料，董作宾的《殷历谱》、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等里程碑著作均成于此时。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他对北京大学特有感情，20世纪30年代是北京大学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京大学讲课。蒋梦麟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但推动北京大学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面对被日伪蹂躏8年的燕园，他力主严惩附逆教授，坚持“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虽遭非议而不改。他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贯穿他一生。1949年，傅斯年赴台，次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开宗明义：“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他决心将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当时台湾政局复杂，国民党当局试图加强控制校园。傅斯年却公开宣称：“我不希望把三民主义带进台大。”他顶住压力，拒绝党化教育，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政客想染指校务，傅斯年一律拒之门外。他曾说：“大学是学术机关，不应该做任何学术以外的工具。”他提倡俭朴学风。1950年开学，他以校长名义发布布告：“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

在傅斯年心中，大学教育首重“性品教育”，即人格教育。他不仅有很多改变中国的想法，还让很多莘莘学子延续着青春的梦想。他对学生说：“在这个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所以年轻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也很可能像宣传者那样养成说瞎话的习惯。但是要想寻求真理，就不能说一句瞎话。”他强调“立信”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点，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的根本。傅斯年不党不私，清廉自守，一生未加入任何政党。李敖评价他：“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傅斯年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独立。1947年，他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痛斥行政院长宋子文贪腐误国，震动朝野。文章结尾写道：“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如此直笔，民国史上罕见。他生活俭朴至极。在南京时，夏天酷热，他体胖畏热，但阅读宋版《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文献时，为防损坏，坚持不开电扇、不吸烟。身为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却常无余财，烟瘾极大却只能吸劣质烟丝。妻子俞大綵出身名门，在台大外文系教书，有次家中无米，不得不借钱度日。傅斯年曾愧疚对妻言：“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过几天舒服日子，我死后，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啊！”然而对母亲，他却极尽孝道。傅母晚年患高血压，医嘱忌食肥肉，她却偏爱吃。妻子严格遵医嘱不给，老太太便常发脾气。每逢此时，傅斯年便向母亲下跪，直到母亲气消。他私下对妻解释：“对患高血压的人，控制情绪比忌口更重要。母亲爱吃，你就让她少吃点，总比惹她生气强。”这份孝心，在霸气十足的傅孟真身上，显得格外动人。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台湾省议会。傅斯年列席会议，答复议员质询。有议员质问台大教育器材失窃问题——这正是傅斯年深恶痛绝之事，他任校长后大力整顿校风，对盗窃行为严惩不贷。质询时，他激动站起回应，慷慨陈词，突然倒地，脑溢血。当晚23：20，傅斯年与世长辞，享年54岁。消息传出，台大师生悲恸。12月22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大法学院礼堂举行，5000余人冒雨送行。蒋介石亲书“国失师表”挽匾，于右任、王世杰、程天放等国民党元老到场。但最动人的是普通学生的自发悼念——他们知道，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校长，更是一道捍卫学术自由的屏障。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撰文追忆：“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中央日报》社论写道：“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纯净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坐在傅园石阶上，我想起傅斯年与毛泽东的那段交往。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偏远的湖南乡间走进高不可攀的北京大学校园，与名望显赫的胡适及咄咄逼人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不期而遇，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个衣食拮据、一文不名的“北漂”青年。时隔多年后，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在窑洞中，毛泽东与傅斯年彻夜长谈。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贡献，傅却以“陈胜吴广”自谦。临别，傅斯年向毛泽东求墨宝，毛主席亲手交给了傅斯年一封信和一幅书写的唐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并附言：“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那是一次特殊对话，共产党领袖与自由主义学者在历史节点上的交流。傅斯年一生反共，但欣赏毛泽东的才学；毛泽东亦认可傅的学术贡献。这种复杂关系，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缩影，傅斯年逝世已大半个世纪，两岸之间的学术血脉经历了多少沧桑。傅斯年先生生前最挂念的，除了学术，便是国家统一、文化复兴。他曾说：“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份学术报国的情怀，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如今，他长眠的台湾大学外，车流不息。傅园静谧如初，仿佛时光在此凝固。这座希腊式墓园，或许暗合傅斯年对西方科学精神的推崇，又或许只是巧合。但更重要的是，这里安息着一位毕生追求真理、捍卫学术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

夕阳西斜，我起身再次向墓碑鞠躬。先生一生著述不算宏富：《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辩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及后人编纂的《傅孟真先生集》六册。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比文字厚重：那是现代学术的建制，是史语所的标杆，是台大的风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实践。走出傅园，回望那片绿荫，我想起傅斯年评价蔡元培的话：“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话移用傅公自身，亦无不可。两岸分隔70余载，但文化的血脉从未断绝。从殷墟甲骨到明清档案，从史语所到台大，傅斯年守护的学术香火，依然在两岸学者间传递，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在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中，傅斯年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