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业上的“三大害”

雨滴-杨玉强

新中国成立之初，温饱问题是一个头等大事。但蝗虫、麻雀、棉铃虫曾在不同的时期，跳了出来，困扰我国农业生产，被称作农业“三大害”。

“三大害”轮番肆虐农田，影响粮食与经济作物收成，也催生出数次全国性的病虫防治运动。

一、蝗虫---千年蝗患

蝗虫历史最久、破坏力最烈，是延续千年的农业大敌。蝗虫嗜食禾本科农作物，繁殖速度快、迁徙能力极强，自古便与水灾、旱灾并称为“农耕三灾”。史书屡屡记载“飞蝗蔽日、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足见蝗灾对农业的致命冲击。

建国初期，蝗灾连年频发，严重威胁刚刚恢复的农业生产秩序。听老人讲，蝗虫严重时，成群结队的飞来，叶子和茎杆一扫而光、无一幸存。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具，就每个人准备一个拍子或鞋底，多人排成一行，拍死无数蝗虫。

后来，国家大规模整治滩涂、植树造林，改造河滩、荒坡、湖洼等蝗虫天然滋生地，从生态根源上切断蝗灾繁衍链条。同时，自上而下搭建起全国性蝗虫监测预警网络，配套化学消杀、生物防治、连片统防等手段，形成全方位防控体系。历经持续治理，曾经席卷南北、千里成灾的蝗患被彻底遏制。蝗虫治理的成功，是新中国农业上战胜天灾的第一经典例子。

二、麻雀：从围剿到平反

建国初期物资匮乏、粮食紧缺，麻雀因觅食谷物、啄食庄稼，被视作与百姓“争口粮”的天敌。1958年，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除麻雀”运动，成为全民清除的对象。

一时间，全国城乡齐动员，热闹非凡，敲锣呐喊、燃放鞭炮、登高驱赶，让麻雀无处栖息、无力停歇，最终体力耗尽死亡。大规模灭雀行动迅速压低了麻雀种群数量，但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生态反噬：田间虫害失去天敌制衡，后来，各类害虫大肆繁衍，农田虫灾全面爆发，粮食产量不增反降。

关键时刻，科技工作者们及时发声、纠正认知偏差。其实，麻雀并非纯粹的害鸟，其繁育期主要以农田害虫为食，益远大于弊。1960年，国家正式为麻雀平反，将其移出“除害”名单，使它们得以有序生存。

这场从“全民捕杀”到“平反”的转折，标志着我们彻底告别“人定胜天”的粗放思维，迈出了尊重自然规律、敬畏生态平衡的关键一步。

三、棉铃虫：

棉铃虫是建国以来最难攻克、最顽固的技术性农业难题。

棉花是我国重要经济作物，是纺织工业的必不可少的原料，同时，也关乎人民穿衣。而棉铃虫作为世界性重大害虫，幼虫蛀食棉蕾、棉铃，造成大量落铃烂桃，导致棉花大幅减产，甚至绝收。

上世纪50至70年代，棉铃虫仅局部零星发生，危害还算可控。到80至90年代，随着棉花面积的增大，加之又长期单一依赖化学农药防治，让棉铃虫快速进化出极强抗药性。我亲眼见过，一位棉农，把一只棉铃虫投到农药瓶子里棉铃虫，它竟然能活十几分钟。这种虫子的大面积爆发，肆虐全国棉田，成为无数棉农心头大患。

就在棉花产业濒临承压之际，生物技术的突破实现了逆风翻盘。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展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Bt棉花）的研发、普及推广。新型转基因棉花品种自生杀虫蛋白，可精准灭杀棉铃虫幼虫，且对人畜、环境安全无害。

我工作期间，曾参与了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的选育与应用。棉铃虫的治理过程，生动诠释了科技兴农、技术破局。

千年蝗灾，依靠综合治理实现根源清零；全民灭雀，通过生态反思完成认知升级；棉铃虫肆虐，依托生物育种实现科技突破。

解放后，农业“三大害”的治理，其实是一段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极简进化史，更是中国人守护耕地、保障粮棉安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