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论10

王文超

第四章 变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第一节 法家思想与“厚今薄古”的变法合理性

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制度设计的精妙、君臣遇合的完美，更在于它拥有一套坚实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历史进化观与“厚今薄古”的变法哲学。在商鞅之前，李悝、吴起等改革者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却未能在理论层面为变法建立起系统的合法性论证。而商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实践家，更是一位深邃的政治思想家。他以“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为核心，构建了一整套关于“为什么要变法”“为什么必须现在变法”“为什么变法是对的”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仅为商鞅变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切改革运动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厚古薄今”：复古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

要理解商鞅“厚今薄古”思想的革命性，首先必须理解它所批判和颠覆的对象——“厚古薄今”的复古主义传统。

在中国思想史上，“厚古薄今”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心理。从远古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尊崇古人的现象在中国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孔子曾感叹：“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太平盛世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我孔丘都没有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这种“心向往之”的情结，构成了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厚古薄今”倾向。在儒家看来，历史不是向前发展的，而是向后倒退的——尧舜禹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三代次之，春秋战国则是礼崩乐坏的乱世。因此，拯救世道的出路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复古”——回到那个被理想化了的上古黄金时代。

这种复古主义在政治上有着具体的表现形态。在商鞅变法的前夕，秦国的旧贵族正是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为理论武器来反对变革的。甘龙对秦孝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圣人不改变百姓的风俗来施行教化，聪明人不改变旧的法度来治理国家。杜挚更是直言：“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要换工具。这些论调的核心逻辑是：古代的制度是好的，遵循古制就不会有过错；变法是危险的，改变旧制就会招致祸患。

复古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传统”的敬畏心理。在宗法社会中，“古”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价值概念——“古”意味着权威、意味着正当、意味着不可挑战。谁质疑“古”，谁就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价值根基。这正是旧贵族能够以“法古无过”来阻挠变法的深层原因——他们不是在讨论某个具体的政策，而是在争夺“什么是正当的”这一根本性的定义权。

然而，商鞅敏锐地识破了复古主义的本质。他清楚地看到，“厚古薄今”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认知，而是一种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旧贵族之所以鼓吹“法古”，不是因为“古”真的那么好，而是因为“古”的制度保障了他们的特权。复古主义的话语，本质上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思想屏障。

二、“厚今薄古”：商鞅历史观的核心命题

商鞅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之上——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非向后倒退的；制度必须随时代而变，而非固守古制不变。

商鞅的历史进化观有着系统性的理论表达。他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今世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认为，上世是“自治”的时代，中世是“德治”的时代，下世是“礼治”的时代，而今世则是“法治”的时代。在《商君书·开塞》中，他进一步阐述：“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治理方式，这些方式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商鞅进而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命题：“世事变而行道异” ——社会形势变化了，治理的方式也必须随之变化。在《商君书·开塞》中，他写道：“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拘泥于现状就会被形势所困。他又说：“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朝，三代形势不同却都能成就王业。这充分说明，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好制度”；每个时代的制度都是那个时代特定条件的产物，适用于一个时代的制度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时代。

商鞅还从社会风气的变化来论证变法的必要性。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古代的民风朴实淳厚，今天的民风机巧虚伪。这种变化不是道德上的退化，而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民风淳朴的上古时代，“先德而治”——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就足够了；而在民风机巧的今天，则必须“前刑而法”——以法律和刑罚来治理国家。商鞅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状况的深刻分析，为“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商鞅历史进化观的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厚今薄古” 。与儒家“厚古薄今”的倒退史观不同，商鞅认为“今”高于“古”、“今”胜于“古”。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价值偏好，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社会在进步，制度在演进，今天的条件优于古代，今天的制度也应当优于古代。因此，治理国家不应向后看、向古代寻找答案，而应向前看、根据当前的实际需要来制定政策。

法家“厚今薄古”的观点与儒家恰恰相反，法家思想家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们尊重当代普通民众的社会价值和贡献，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创新，一切不适用社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进步。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不法古”是反对复古倒退，“不循今”是反对因循守旧——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停滞于现在，而必须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三、《更法》之辩：厚今薄古的思想宣言

商鞅“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在《商君书》的开篇《更法》中得到了最为集中和精彩的表达。

《更法》记载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与甘龙、杜挚围绕“要不要变法”展开的一场激烈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是两种政策主张的较量，更是两种历史观、两种价值观的正面交锋。

甘龙率先发难：“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圣人不改变百姓的风俗来施行教化，聪明人不改变旧的法度来治理国家。杜挚紧随其后：“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要换工具。

甘龙和杜挚的论点，代表了复古主义的两层逻辑。第一层是“经验论” ——旧制度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是可靠的；新制度未经检验，是危险的。第二层是“权威论” ——古代圣王制定的制度是完美的，效法古代就不会有错。这两层逻辑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张看似密不透风的思想之网。

然而，商鞅以更加锋利的逻辑击穿了这张网。他的反驳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历史事实的论证。 商鞅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前代的教化各不相同，要效法哪一个古代？帝王们不互相沿袭，要遵循哪一种礼制？这一反问极为犀利——复古主义者口口声声说要“法古”，但“古”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每一个时代的制度和礼法都不一样——“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来制定法律和礼制的。那么，复古主义者究竟要效法哪一个“古”？如果每一个时代的“古”都不一样，那么“法古”本身就意味着要选择某一个时代的制度来效法——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变法”。复古主义者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第二层：历史规律的论证。 商鞅进一步指出：“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商汤、周武王成就王业，不是靠遵循古制，而是靠变革创新；夏朝、商朝的灭亡，不是因为改变了礼制，恰恰是因为固守旧礼【9L6】。商鞅由此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反对古制的人不一定就是错的，遵循旧礼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对的。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价值判断——复古不再天然具有正当性，创新也不再天然具有非法性。

第三层：价值标准的论证。 商鞅最终提出了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高标准：“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如果能够使国家强大，就不必效法旧制；如果能够有利于民众，就不必遵循旧礼。“强国”“利民”——这才是衡量一切制度的终极标准，而不是“古”或“不古”。商鞅进一步总结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治理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鞅的变法思想核心就在于不泥古法、不慕先贤，主张法贵因时因势而变。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决定性的。秦孝公明确表态：“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愚蠢的人嘲笑它，聪明的人为它哀叹；狂妄的人以此为乐，贤能的人为此伤悲。拘泥于世俗的议论，我是不会犹豫的。秦孝公最终“卒用鞅法”，变法的序幕正式拉开。

四、历史进化论：厚今薄古的理论根基

商鞅“厚今薄古”的思想并非孤立的政治主张，而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历史进化论之上。

商鞅的历史进化论有两个核心要点。

第一，历史是分阶段演进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在《商君书·开塞》中，商鞅将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加上“今世”则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治理逻辑。上世是“亲亲而爱私”——人们亲近自己的亲属、爱护自己的私利；中世是“上贤而说仁”——人们崇尚贤能、喜欢仁爱；下世是“贵贵而尊官”——人们尊重权贵、尊崇官吏。与之相对应，上世“自治”——社会依靠自然秩序自我调节；中世“德治”——社会依靠道德教化来治理；下世“礼治”——社会依靠礼制规范来治理；今世则必须“法治”——依靠法律和刑罚来治理。商鞅指出：“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这三个阶段并不是事情本身相反，而是社会条件变化了，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也随之改变；社会形势变化了，治理的方式也必须不同。

第二，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今胜于古。 在商鞅看来，历史不是从黄金时代向黑暗时代的堕落，而是从简单向复杂、从朴素向精密的演进。上古时代“民朴以厚”——民风朴实淳厚，但也意味着社会组织简单、生产力低下。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巧以伪”——人们的智巧增加了、交往复杂了。这种变化虽然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欺诈、争斗），但也意味着社会在进步、文明在发展。面对这种进步了的社会，再用上古时代的“德治”来治理，无异于刻舟求剑。因此，商鞅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世事变而行道异”——这些主张洋溢着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是他实行变法的理论根据。

商鞅的历史进化论，本质上是一种进步史观——它承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承认人类社会的制度和治理方式必须与时俱进。这种进步史观与儒家的倒退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孔子时代起，儒、墨、道的多数哲学家都诉诸古代权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认为拯救世道在于复古；而法家则把历史看作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主张向前看，通过变法来救世。

值得指出的是，商鞅的“厚今薄古”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传统。所谓“薄古”，实为非难儒家的“法古”“学古”而发——商鞅批判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那种将“古”神化为不可挑战的权威、用“古”来压制一切变革的思想方式。商鞅敏锐地把握到传统以来的“古今”观在“厚古”价值的牵引中逐渐僵化，失去了自我辩证的能力。他要打破的，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