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重量

倚天四海

文／刘宗坤

最近，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讲到美籍德裔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的“逃避自由”。他说，有人认为弗洛姆讲的“逃避自由”才是人的天性，而拥抱自由有个前提就是要认清自由的代价，也就是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但不少人宁愿少要一部分自由，也不肯接受自我负责。这位朋友问我怎么看这种说法，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讲起。

先说弗洛姆这个人和他那本书《逃避自由》。艾里希.弗洛姆是位心理学家，他出生在德国，1934年，他逃离了纳粹德国，“润”到美国。1941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逃避自由》，这本书有中译本，很值得一读。弗洛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心里憋着一个问题：“德国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并不落后，它出过康德、歌德、贝多芬、尼采、瓦格纳，但是为什么1933年以后，那么多普通德国人会拥戴希特勒，会参加纳粹？”他们不是被希特勒拿着枪逼着去参加的，也不是被纳粹-洗-脑，纳粹上台之前并没有掌握德国全部的宣传-机器，不少普通德国人是自己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自由，把自由交给了希特勒，交给了纳粹党，结果就是失去了自由。为什么会这样呢？弗洛姆给出的答案，就是那位朋友说的那个意思：“自由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现代欧洲人是从中世纪那套等级行会教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得到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解决了摆脱什么的问题，它摆脱了外在的权威，但并没有解决“要什么”的问题，自由以后人到底要什么呢？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得自己做出选择，自己面对不确定性，而且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没有权威再告诉他们该干什么，该信什么，该怎么活，该怎么死？责任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每个人都扛得动，扛不动的人就要找个地方把它卸下来，怎么卸呢？弗洛姆讲了他看到的几种做法，其中有两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两种人。

第一种叫“威-权-主义”。说白了，就是找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多的东西，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附在那个东西上面。这个东西既可以是一个“元-首”，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既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神，人把自由交出去，把自己交给那个强大的东西，以后，就不再是个孤零零的个体，不需要再为自己负责，觉得自己是强大起来了。弗洛姆是根据德国的情况，总结出来的这么一条。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人有自由、有宪法、有选举，但是现实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德国人无所适从，觉得国家和自己的人生都没有目标，最后魏玛宪法就玩不转了，希特勒就应运而生，不少德国人觉得，德国有了目标，自己的人生好像也有了意义，他们觉得“扬眉吐气”了，代价是自由没了，但很多德国人觉得交出自由，换来了一位“伟大的-元-首”为自己做主，让德国强大，值得，直到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值得了，但是已经晚了。交出个人自由，换来“伟大-元-首”给自己做主，这笔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弗洛姆说的很直白：“个人不需要再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再对自己负责任，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还要承担责任，这多累啊，现在-元-首替我做了决定，我按照-元-首说的做就行了。”

下面再说弗洛姆说的第二种放弃自由的方式，他把这叫“破坏性”，这一种跟第一种不太一样。第一种是要把自己依附到“元-首”依附到宏大叙事身上，这一种正好相反，他是要掀桌子，要“砸烂旧世界”，把秩序砸烂。但在弗洛姆看来：“砸烂旧世界，并不是争取自由，相反，它是放弃自由。”一个人为什么老想着砸烂世界，重新洗牌，为什么老想着掀桌子呢？因为世界让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太无能为力了，他可能以为把世界砸烂了，把秩序都毁掉了，他的无力感就不存在了，他就“解放”了，这是一种“巨婴”的异想天开。弗洛姆有句话，我认为是《逃避自由》这本书中说的最狠的一句：“破坏欲是未曾活过的人生的产物。”弗洛姆是心理学家，他这句话解释了一个很普遍的心理现象，就是怨恨最深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受苦最多的人，而是那些活的最不充分的人，活瘪瘪了的人，一个人的生命力如果活不出来，等于是找不到出口。中文世界也有不少这种人，生活中有，网上更多。他们可能没吃过多少苦，但是从小没被爹妈爱过，从小没被人认真对待过，长大了以后，也没做成过什么事，于是他们就对世界充满了怨恨。弗洛姆说，这就是人生没活充分的结果，生命力找不到出口，但是那份能量不会消失的，它就变成了怨恨，化成掀桌子“砸烂世界”的那种冲动，我把它叫做“大龄青春期叛逆”。正常人在12岁到18岁之间，通过跟父母吵架，甚至通过离家出走，他会经历一段叛逆，通过叛逆的方式来确立自我，发育出独立人格。到了20岁以后，他知道自己是谁了，就不再需要靠反叛别人来证明自己了，他就开始进入建设性的阶段，懂得跟人合作，跟人相处，懂得妥协，懂得学习别人的长处，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在一些-国-人-身上迟到了很多年，他们在青春期往往是被压抑的最狠，成了“乖孩子”，等到二三十岁，父母管不了了，环境宽松了，他们才突然开始反叛，这时候他们的肉身已经是成年人了，情绪却回到了青春期。他们满大街找“爹”要反叛，老板是“爹”，专家是“爹”，连好心帮他的同事都是“爹”，都是他们需要反叛的对象，任何人只要不顺着他不哄着他，他就把你当成需要反叛的“爹”。我讲过一个心理学上的说法，叫“负向求关注”。一个小孩要吃糖，大人不让他吃，他会在街上打滚哭闹，翻译成大人的话，就是“我要吃糖，你们凭什么管我？”如果大人不搭理他，走开了，他还是会继续哭闹，但传达的信息已经变了，翻译成大人的话，就是“我要吃糖，你们凭什么不管我？”我们说到的“巨婴”，就跟那些街上打滚哭闹互相求关注的小孩一样，这些人嘴上发泄情绪，嘴上“反叛爹”，心里其实最渴望有个“爹”，他们反抗的时候，会喊“你们凭什么管我，凭什么教训我”，等到折腾出后果来以后，就会喊“你们凭什么不管我？”他们把成年人世界的正常的秩序，正常的规则，正常的道理都当成“爹”来反叛，但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却是找一个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时刻哄着他们的“完美的爹”“理想的爹”，当然那种“完美的爹”那种“理想的爹”只存在于“巨婴”的想象之中。

弗洛姆说的第一种人是把自由交给“元-首”交给宏大叙事，用我们中文世界熟悉的语言讲，就是“找个爹”，弗洛姆说的第二种人表面上是在“骂爹”，但心里要的同样是一个“爹”，这两种放弃自由的方式，不仅会反映在两种人身上，而且会反映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一些有识之士看到的，有些人可以集奴才与暴民于一身，同一个人，昨天还是俯首贴耳的奴才，今天就成了打-砸-抢的暴民。以前，我介绍过十八世纪末，英国派遣外交使团到大清访问时的遭遇。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了大清国，他们看到朝廷官员在运河上强征民夫，稍有倦怠，就用鞭子抽，老百姓在官员面前是奴才，下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所有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奴才，高-压-统-治就导致了老百姓性格退化，把人驯化成了奴才。但这只是奴才性格的一面，遇到被统治的跟铁桶一样的时代，他们就做奴才，遇到铁板松动一下的时代，他们就成了暴民。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大清国后的几十年，广西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各省祸害了十几年，大清的人口减少了4000万到8000万，当时整个大清的人口是四亿左右，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就让人口减少了10%到20%，这就是奴才变暴民以后的破坏力。关于奴才和暴民，周树人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说的很透彻。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登了一篇短文，很短，题目叫《暴-君的臣民》，作者是“周树人”，后来他有个笔名叫“鲁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过一句话：“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鲁迅说：“这些臣民只愿-暴-政-暴到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玩赏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这是鲁迅的原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鲁迅没说，有句英国谚语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现象，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这句谚语：“你骗了我一次是你可耻，你骗了我两次是我可耻”。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小说家名叫斯蒂芬.金，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一部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他的作品，那句谚语说骗一次怎么样，骗两次怎么样，斯蒂芬.金又加了一次，说“骗我三次会怎么样？”他是这么说的：“你骗了我一次是你可耻，你骗了我两次是我可耻，你骗了我三次你我都可耻。”一个人受一次骗，容易吸取教训，不再被同一种骗局骗两次。但是一个人反复受骗，而且是被同样的骗局反复骗，他就很难走出那个骗局，很难改变被骗的命运。其中的心理机制可能是这样的——承认自己被骗过一次，只是一次性的损失，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人的自然反应是“吃一堑长一智”，远离骗子，但承认自己反复被骗，等于是宣布自己大半生做出的选择不明智，甚至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这辈子“白活了”，那他们多半会跟你翻脸的，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跟搞传销的差不多，陷得越深，拉的下线越多，就越为骗局辩护，为他的上线辩护。

弗洛姆说的第二种放弃自由的方式，就是要掀桌子砸烂一切秩序，这跟上面那种是一样的，也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他们骂来骂去，对什么都不满，对任何建设性提议都不屑一顾，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你说你总得拿出一点建设性的东西，自己总不能“破罐子破摔”，个人总得做点什么，让自己的人生有点长进，他们也会跟你急，因为他们把你稍微积极一点的建议都解读成说他们“白活了”，他们需要启动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来做出回应。

所以，一个现代人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要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意味着对自己负责，也意味着承认两件事——自己的认知是有局限的，自己的情感是可以被操纵的，所以上当以后会知道反思，知道面对，会果断离场，用弗洛姆的话来说，就是“不放弃自己的自由，对自己负责”。

美籍德裔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

致敬beyond之《海阔天空》——（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