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文明之三

老陈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晴。陕西历史博物馆。

金银璀璨-金银器。

唐代金银器按用途可分为饮食器、杂器、药具等几大类。器型多种多样，纹饰以鸟兽、花草、人物故事为主。制作手法有模冲、钣金、范铸、切削、抛光、铆接、鎏金、錾刻等，许多器物都是综合运用多种工艺制作而成的。早期金银器具有浓厚的波斯萨珊风格，之后，从器型到纹饰都逐渐中国化。

唐（618-907年）素面提梁银罐，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是大唐遗宝的代表性器物。

这两件唐代国宝由纯银捶揲打造，罐体圆润饱满，线条柔和简约，通体无繁杂纹饰，依靠银质本身的金属光泽凸显质感，尽显盛唐大气素雅的审美。左侧银罐配有器盖，锁链衔接罐身与盖子，两侧兽首衔环固定活动提梁；右侧银罐盖子已失，做工规整精巧。

这类银罐是唐代贵族实用器具，常用来存放美酒、净水、名贵药材与香料，真实还原了上层社会宴饮、养生的日常。器物纯熟的捶揲、铆接工艺，代表了唐代金银锻造的最高水准。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它们直观展现大唐雄厚国力与富足的物质生活，是研究唐代手工业、宫廷生活的重要文物。

唐（618-907年）摩羯纹金长杯，西安太乙路出土。

       金杯为海棠四曲造型，浅腹圈足，以纯金捶揲打造，器型灵动雅致。杯内錾刻主体摩羯纹，搭配联珠、流云花卉，纹路细密立体，錾刻工艺炉火纯青。

       摩羯形象源于古印度神话，经丝绸之路传入大唐，这件金杯将西域长杯器型与中外特色纹样结合，是丝路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作为唐代上层贵族的宴饮酒器，它是是盛唐富足奢华的见证者。这件文物既体现当时顶尖的金银手工业水准，也印证了唐朝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格局，是研究唐代对外交流、金银工艺的重要实物遗存。

       唐（618-907年）鎏金双凤纹银盘，西安市北郊坑底村出土。

唐（618-907年）鎏金双狮纹银碗，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银碗整体为莲花瓣造型，外壁与内壁锤出饱满莲瓣纹路，形制雅致精巧。碗心圆形区域采用高浮雕工艺錾刻双狮戏花图案，主体纹饰鎏金，金银两相映衬，华丽富有层次感，周边辅以联珠纹边框，细节精致考究。

       狮子是随丝路传入的异域形象，在唐代寓意权势祥瑞，莲瓣则是传统吉祥元素，联珠纹借鉴中亚金银器特色，完美糅合中西美学。

       此碗为皇室贵族宴饮器具，高超的鎏金、浮雕技法，代表唐代金银锻造工艺顶峰。文物直观展现盛唐雄厚国力与贵族生活风貌，是研究唐代对外文化交流、金银手工业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唐（618-907年）鎏金莲花形银灯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唐（618-907年）双耳银锅，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唐（618-907年）鎏金宝相花银盒、鎏金双雁纹银盒，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唐（618-907年）金药铛，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器物由纯金捶制而成，釜身圆润，前侧伸出导流流口，侧边配有可开合铰链柄，方便手持熬煮、倾倒药液，造型简洁务实。器内留有唐代墨书“十七两暖药”，清晰记录器物重量与温药的功用。

       唐朝皇室笃信丹药养生，古人认为金银理化性质稳定，煎煮药材不会改变药性，因此宫廷以黄金打造专用药器。这件药铛摒弃华丽装饰，以实用为核心，工艺规整精湛，体现盛唐成熟的金银锻造技术。它完整还原了唐代宫廷炼丹、医药养生的风貌，是研究古代中医药、道教炼丹文化，以及唐代宫廷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文物。

玉琢琼华--玉器。

       唐代玉器重在表现神韵，善于采取夸张手法突出形象的关键部位。碾琢大多趋向精炼，以显示玉质之美。构图单纯，因材施艺，富有体积感、重量感。唐代玉器主要有官服饰玉、佛教玉雕、器皿、佩玉等种类。

       唐（618-907年）白玉狮纹带板，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隋（581-618年）玛瑙串珠、水晶串珠，咸阳市隋王士良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隋（581-618年）玉组佩，咸阳市隋王士良墓出土。

斑斓瑰异--唐三彩。

       唐三彩是以黄、绿、蓝、褐、紫等颜色为主要釉色经焙烧而成的陶制品。在烧制过程中由于助溶剂铅釉的流动，各色呈现出浓淡层次或交流融合，形成错综复杂、绚丽多彩的色釉，俗称"唐三彩"。唐三彩的出现、发展与唐代厚葬风气有直接关系，多用于陪葬，少部分用于建筑和生活陈设。

唐（618-907年）三彩双鱼形壶，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整器采用仿生设计，两条鱼身对称贴合构成壶体，鱼首向上弯卷化作双耳，周身鱼鳞、尾鳍雕琢细腻立体；瓶口塑并蒂莲花造型，底座饰水波纹，造型浑然一体。器身淋洒黄、绿、蓝交织的三彩釉，釉彩交融浸润，色彩绚丽灵动，模塑与施釉工艺尽显唐代陶瓷顶尖水准。双鱼暗含“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莲口搭配鱼身，叠加连年富足的美好祝愿。它是唐代墓葬随葬明器，盛唐厚葬习俗下，工匠以生动的仿生造型寄托富贵圆满的期许。这件器物完美展现唐代开放灵动的审美，也是研究三彩烧制工艺、民间吉祥文化的重要文物。

       唐（618-907年）绿釉香熏，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北塬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唐（618-907年）三彩龙首杯，馆藏。唐（618-907年）三彩象首杯，西安市南郊唐墓出土。

       这两件极具异域风情的唐代三彩珍品均为宴饮酒具，原型是西域传入的来通杯。龙首杯以立体苍龙为把手，神态雄健；象首杯整体呈弯角形，周身布满卷草珠纹，末端塑小象衔环。器物满挂黄绿褐交融的三彩釉，釉彩自然流淌，色彩华丽，浮雕塑形工艺精湛。

       唐代将中亚酒器形制，与本土龙、象瑞兽意象结合，龙代表尊贵，大象寓意天下太平，是中外文明交融的缩影。作为贵族日用器与随葬明器，它们印证大唐丝绸之路商贸文化的繁荣，高超的施釉塑形工艺，也直观展现了盛唐陶瓷手工业的顶尖水准，具备极高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唐大足元年（701年）三彩碗，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唐（618-907年）三彩支垫， 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唐（618-907年）三彩青蛙，馆藏。

       唐（618-907年）三彩盏，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唐大足元年（701年）三彩注盆，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唐三彩釉色化学成分表。

       唐三彩的釉色，是利用矿物中的金属氧化物的性能和呈色机理在高温下烧制而成的。其成分如图所示。

唐三彩烧制工序如下：

       ①【选料】精选上等粘土或瓷土，去除杂质，经反复搅拌沉淀，制成颗粒很细的原料。

       ②【制坯】根据需要，采用轮制、模制、捏塑等方法，制成各种成型坯胎，阴置凉干。

       ③【烧坯】将成型坯胎放入窑内，在1000℃左右的高温下烧成素胎。

       ④【挂釉】在素胎上挂上配好的彩料釉汁。

       ⑤【烧釉】将挂好釉汁的素胎再次入窑，烧至约900℃使釉汁溶融开化，在素胎上形成彩色釉面。

       ⑥【开相】在不着釉的俑类头部，用硃红点唇，用墨笔绘出眉毛、眼睛、髭须和头发。

唐（618-907年）三彩狮子，为陪葬明器，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唐墓。

雄狮蹲坐山石台座，昂首咆哮，气势雄浑，卷曲鬃毛、健壮四肢、锋利爪掌雕琢细致入微，形体充满力量感。器身白胎打底，泼洒绿、褐三彩釉料，釉液自然垂落晕染，色彩层次丰富，塑绘工艺炉火纯青。

狮子原产西域，随丝路传入大唐，被赋予镇宅守墓、辟邪纳祥的寓意，是唐代贵族墓葬常见瑞兽摆件。这件作品融合外来猛兽形象与中式雕刻美学，尽显大唐开放自信的时代气质。它完整展现唐三彩高超的塑造、施釉技艺，直观反映唐代丧葬风俗，同时印证丝绸之路上文化互通交融的历史，具备极高艺术与史料价值。

       唐（618-907年）三彩牛车，铜川市耀州区出土。

唐（618-907年）三彩四孝塔式罐，咸阳市唐契苾明墓出土。

       为盛唐极具特色的陪葬明器。器物取佛塔形制，自上而下分为塔刹盖、主罐、束腰、镂空莲纹底座，结构端庄精巧，通体披挂黄绿相间的斑斓三彩釉。罐身采用高浮雕工艺，塑造四幅古代孝子行孝场景，搭配墨书文字注解故事，把儒家孝文化直观呈现于器物之上；塔顶、底座辅以云纹、莲瓣镂空装饰，兼具佛教元素。墓主人契苾明是归附大唐的突厥贵族，这件文物将中原孝道伦理、佛家造型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

       整件器物堆塑技法娴熟，叙事表现力极强，不仅代表唐三彩烧制工艺的高超水准，也直观展现唐代胡汉和睦、儒释思想共存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唐代丧葬、民俗与民族交融的重要物证。

唐神龙二年（706年）三彩三花马，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骏马身姿丰腴矫健，是典型的西域良马形象，马鬃修剪成三花样式，在唐代是太子、亲王专属等级标志，身份寓意鲜明。马匹配有雕花络头与厚重绿色鞍毯，腹侧装饰团花铆钉，装饰繁复精美。通体以棕黄为主釉，鞍鞯施以浓绿彩釉，釉层饱满莹润，色彩浸润自然，马匹肌肉线条刻画写实有力，雕塑功底精湛。

       唐代举国尚马，皇室仪仗多用西域骏马，这件三彩马作为陪葬明器，还原皇家出行排场，既体现盛唐雄厚国力与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也代表唐三彩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准，兼具极高艺术价值与历史考据意义。

唐（618-907年）四鸾衔绶纹金银平脱镜，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镜背以黑色漆地为底，运用金银平脱工艺，将捶揲成型的金、银箔纹饰嵌贴于漆面上。镜心装饰莲花纹样，外圈四只鸾鸟展翅飞翔，口衔绶带，四周点缀荷花、花枝，边缘以联珠纹绕。“鸾”象征吉祥，“绶”谐音“寿”，寓意长寿吉祥。金银与黑漆交相辉映，令人赏心悦目。金银平脱工艺工序繁复，代表唐代极高的金属与漆作水平，是研究唐代贵族生活、工艺美学的国宝级实物。

唐（618-907年）鎏金铁心铜龙，西安市南郊草场坡出土。

       器物采用铁芯为骨架、外包铜体，表层整体鎏金，牢固不易变形，展现唐代成熟的复合金属铸造工艺。神龙身姿回旋盘曲，体态轻盈舒展，昂首前探，长尾上扬分叉，全身曲线婉转灵动。龙头鬃须、龙脊鳍鳞刻画细致入微，整体腾空欲飞，气势灵动洒脱。

       龙是唐代皇权与吉祥的象征，这件器物大概率为宫廷陈设或祭祀礼器。它摆脱了早期龙形象厚重呆板的特点，线条简约飘逸，浪漫大气，完美彰显盛唐开放豪迈的审美。精湛的鎏金、铸焊技艺，搭配充满动感的造型，是唐代金属雕刻艺术的典范，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研究意义。

唐（618-907年）銮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此壶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携带的皮囊或马镫的造型，腹部两侧各饰一衔杯舞马，造型、纹饰均独具匠心，舞马形象尤具风采，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金银器中的珍品。

多翠胜雪--瓷器。

唐代是我国制瓷业大发展时期。由于唐中期以后盛行饮茶之风，唐为铸钱又禁用铜器，故瓷类茶具需求量增加，加之对外贸易中瓷器占重要地位等因素，瓷器手工业得到充分的发展。唐代瓷器通常用"南青北白"来形容，河北邢窑的白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

唐代瓷窑遗址分布图。

唐（618-907年）素胎黑花碟，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此碟为耀州窑早期代表性彩绘器物。碟沿通体饰浓黑釉，碟心保留灰白素胎，直接以黑色颜料绘写意花卉，花心点缀圆点，花叶线条利落舒展，画风粗犷灵动，满是民间随性质朴的艺术趣味。器物存有修复痕迹，岁月痕迹清晰可见。

它采用素地绘彩工艺，省去罩白釉工序，工序简约，是唐代民间日用瓷典型制作手法。不同于后世耀州青瓷的素雅刻花，这件黑花碟色彩对比强烈，构图自由鲜活，尽显大唐民间豪迈洒脱的气质。这件瓷碟印证了耀州窑在唐代已成熟运用彩绘装饰技法，填补了北方青瓷窑口早期彩绘工艺的研究空白，兼具民俗审美价值与陶瓷考古意义。

       唐（618-907年）素胎黑花钵，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唐（618-907年）黄釉绞胎水盂，咸阳市唐杨谏臣墓出土。

       唐（618-907年）瓜棱黑釉瓷执壶，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镜莹耀目--铜镜。

       唐代铜镜造型，除传统圆形外，还出现了新颖的菱花形、葵花形等。镜背题材有瑞兽、葡萄、鸾鸟、花草、神仙人物故事、八卦等，纹饰生动活泼、富丽堂皇，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制作上，除采用高浮雕式和浅浮雕式铸法外，还出现了螺钿、金银平脱、贴金贴银等特殊工艺。

隋唐铜镜分期表。

       第一期--隋到唐高宗时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团花镜等。形状多为圆形，主体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

       第二期--武则天至德宗以前。其中又以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形状以圆形、菱花形为多，主题纹饰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后段流行对鸟镜、瑞花镜、人物镜，形状以葵花镜为多，主题纹饰以鸾鸟、花卉、人物为主。

       第三期--德宗至晚唐。流行八卦镜、卍字镜和瑞花镜，形状以亞字形、圆形镜为多，主题纹饰多含宗教内容。

唐（618-907年）天马鸾凤纹铜镜，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镜体浑圆，中间球形镜钮将镜背划为内外纹饰区，整体运用浮雕工艺雕琢纹样。内区刻画奔腾天马、成对鸾凤与瑞兽，搭配流云，动感十足；外区相间排布飞鸟与缠枝花卉，构图疏密得当，繁复却不显杂乱。千年岁月在镜体留下青绿色斑驳铜锈，更衬古雅质感。天马代表进取强盛，鸾凤象征祥和美满，花草飞鸟寄托平安富贵的美好祈愿。

       唐代铜镜铸造工艺成熟，这件器物纹饰华丽雄浑，线条奔放灵动，完美体现大唐雍容大气的艺术风格，是极具代表性的盛唐青铜镜。它兼具实用与礼赏价值，直观反映盛唐繁荣富足的社会风貌，是研究唐代民俗、青铜工艺的重要文物。

       隋（581-618年）仁寿镜，永寿县永太乡孟村出土。

       唐（618-907年）嵌银瑞兽纹菱花镜，西安市出土。

唐（618-907年）海兽葡萄镜，汉中市西乡县出土。

       铜镜厚重规整，以凸棱划分内外纹饰区，高浮雕工艺让纹样立体饱满。中心龟钮四周，多只海兽嬉戏穿梭，藤蔓葡萄缠绕其间；外圈禽鸟、瑞兽流连于串串葡萄枝叶中，外缘饰规整连珠纹，画面饱满丰盈，细节刻画细腻生动。

       海兽、葡萄源自西域，随着丝路交流传入中原，匠人巧妙融合异域元素与中式祥瑞审美，寓意富贵绵长、吉祥安宁。

       整件器物铸工精良，纹饰繁复却错落有致，大气华丽，直观展现盛唐高超的青铜锻造水平。它见证了唐代中外文化互通交融的盛况，兼具极高的工艺价值与历史研究意义。

唐（618-907年）三彩梳妆女坐俑，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出土。

       女俑头顶高挑尖髻，脸型丰腴圆润，眉眼含笑，体态雍容，完美诠释唐代独特的丰腴审美。她端坐抬手，做出梳理打扮的姿态，神情悠然娇俏。衣着精致考究，上衣素雅，颈间饰橘色项链；翠绿长裙垂坠舒展，裙身布满立体花朵装饰，黄、绿、白三色釉交融流淌，层次鲜亮丰富。匠人细致刻画五官、衣纹与花饰，塑工精巧传神。

       这件陶俑还原了唐代贵族女子日常梳妆的生活场景，完整呈现当时的发型、服饰与审美风气。器物将高超的三彩烧制技艺与生活化人物塑造结合，气韵温婉华贵，是见证盛唐繁华、女性民俗的重要文物。

巅峰盛世。万邦商旅会长安--商业赋税。

       隋唐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市"的普遍设立，标志着商业的迅速发展。长安城中的东市和西市聚集了四方财物和各地商人，是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中心。赋税制由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而商业税收的出现，则在中国封建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货币。

       开元通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造，直径八分，相传欧询书写钱文，背有星月纹。

       乾封泉宝--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铸造，直径一寸，一文当开元通宝十文，一年后废止。

       乾元重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铸造，直径一寸二分，一文当开元通宝十文，次年又铸乾元重宝钱，一文当开元通宝五十文。

       会昌开元--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令各地毁铜佛改铸铜钱，背面铭刻州、县地名，有"京"、"洛"、"蓝"等。

       唐（618-907年）开元通宝、会昌开元通宝，馆藏。

       唐（618-907年）银开元通宝、隋（581-618）隋五铢，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唐（618-907年）金开元通宝。

      唐（618-907年）"怀集庸调"银饼，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唐（618-907年）"洊安庸调"银饼，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唐建中二年（781年）"建中二年减判银课"银铤，馆藏。

       唐（618-907年）"岭南道税商"银铤，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

唐（618-907年）秘色瓷碟，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

唐（618-907年）秘色盘。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

       五曲花瓣口，胎体较薄，釉色均匀凝润，光洁如玉。外壁存留绘有宫女的包装纸印痕。此器发现于法门寺地宫，为唐皇室供奉，其发现揭开了千古之谜--"秘色瓷"的神秘面纱。精美的质量，绝妙的烧造技术，堪称古瓷之珍。

文化灿烂。挟弹飞鹰霓裳曲--文化娱乐。

       受到少数民族和中亚、西亚、南亚及其他东亚地区影响的长安音乐舞蹈和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坐部伎、立部伎且歌且奏，曲调优雅；胡腾舞矫健刚劲，绿腰舞优美柔婉；勇猛激烈的打马球等体育活动十分盛行，表现了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

唐（618-907年）狩猎纹铜镜，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出土。

       铜镜形制浑圆，中心设球形镜钮，镜背以浮雕工艺刻画宏大野外狩猎图景。数位骑士策马奔腾，拉弓搭箭追逐走兽，野兔、奔鹿四散逃窜，草木流云点缀其间，画面动感十足。人物、鸟兽线条利落奔放，布局饱满疏密有致，边缘环绕卷草云纹。纹饰还原唐代贵族围猎实景，彰显唐人尚武豪迈的气度，铸镜工艺精湛，是记录唐代游乐风貌的珍贵器物。

唐（618-907年）鎏金刻花铜羊镇，西安市红庙坡出土。

       这件文房镇纸通体鎏金，卧羊造型温顺写实。羊身静伏于方形台座之上，羊角卷曲，五官细腻，体态圆润敦厚；底座錾刻暗纹，细节精巧。羊在古时寓意吉祥和顺、三阳开泰，鎏金质感华贵大气。它既是压纸文具，也是唐代书房陈设器，完美体现盛唐成熟的鎏金、錾刻金属工艺，小巧雅致，兼具实用与吉祥寓意。

       两件唐代文物并排陈列，一文一武相映成趣。狩猎铜镜彰显皇室游猎的雄健气魄，鎏金铜羊镇流露文人书房的雅致温婉，一刚一柔，完整展现唐代贵族文武兼具的生活图景，高超的青铜、鎏金技艺，直观见证大唐盛世精湛的手工艺术。

       隋开皇九年（589年）琉璃棋子、玛瑙棋子，西安市东郊长乐路隋舍利墓出土。

       唐（618-907年）白瓷辟雍砚，西安市郊区出土。唐（618-907年）骨骰子，凤翔县棉织厂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唐（618-907年）白石围棋子，馆藏。

唐大足元年（701年）彩绘射猎骑马俑，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马匹身形矫健沉稳，肌理线条质朴，表面残存古旧彩绘；马上猎手头戴胡帽，身体后仰，双臂拉开呈射箭姿态，动作张力拉满，定格围猎时引弓瞄准的精彩瞬间。

盛唐胡风盛行，皇室贵族热衷骑射游猎，这件陶俑生动再现当时的狩猎风尚，人物装束体现胡汉文化融合。整体造型大气奔放，不拘小节，将动感与力量完美呈现。岁月褪去大部分色彩，却依旧保留鲜活生动的神态，不仅体现唐代高超的泥塑技艺，也如实反映大唐昂扬尚武、包容开阔的时代风貌。

唐麟德元年（664年）彩绘釉陶乐舞俑，礼泉县唐郑仁泰幕出土。

       整套共四件，通体施以淡黄釉，仕女皆梳双垂高髻，长裙素雅，身形纤秀，带着初唐独有的清丽温婉气质。两名乐伎跪坐于台座之上，神态悠然，手部姿态各异，模拟弹奏、吹奏乐器的模样；两名舞伎亭亭而立，长袖扬起，身姿轻摆，舞姿柔美灵动。乐者伴奏、舞者翩跹，生动还原唐代宫廷宴乐演出画面。

       初唐歌舞风气兴盛，这组陶俑布局协调，人物神态、衣褶线条刻画细腻，釉面古朴柔和，精准呈现当时女子妆容服饰特色。它工艺精巧，真实记录大唐乐舞风貌，是研究初唐艺术、贵族生活的重要文物。

       唐（618-907年）三彩吹笙女坐俑，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出土。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彩绘陶说唱俑，西安市西郊俾失十囊墓出土。

唐大足元年（701年）彩绘胡人骑马带犬狩猎俑，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骏马体态雄健，身上彩绘历经岁月斑驳剥落；骑者为西域胡人形象，满脸胡须，五官立体，抬手侧身，紧盯猎物，神态张扬洒脱。小马尾伫立猎犬，警觉远眺，完整还原胡人伴主出猎的画面。

盛唐丝绸之路繁华，胡商、胡侍从云集长安，宫廷贵族盛行郊外狩猎，胡人携猎犬随行是时代特色。匠人精准捕捉狩猎动态，人物、走兽神态鲜活，线条粗犷有力。这件陶俑不仅展现唐代精湛的雕塑彩绘工艺，更见证大唐兼容并蓄的气度，是反映胡汉文化交融、唐代休闲风貌的重要文物。

唐（618-907年）彩绘架鹰骑马俑，馆藏。

       骏马体格雄健，稳稳踏于方台，马身斑驳的残彩见证千年时光。骑者端坐马背，一手控缰，手臂上架着一只猎鹰，雄鹰目光锐利，整装待猎，生动还原唐代架鹰围猎的场景。

       在唐朝，纵马携鹰游猎是上流社会盛行的娱乐活动，这件陶俑便是时代风俗的缩影。工匠刻画写实传神，人马姿态自然协调，粗犷古朴的塑风尽显大气。虽彩绘剥落，整体气韵依旧豪迈奔放，不仅体现唐代成熟的陶塑工艺，也映照出国力强盛之下唐人洒脱尚武、自在开阔的精神面貌，是研究唐代贵族生活的重要实物。

唐神龙二年（706年）绞胎骑马狩猎俑，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整匹战马运用绞胎工艺，胎土糅合形成行云流水般的深浅斑纹，通体黄釉莹润，工艺繁复考究，是专供皇室的贵重器物。马匹身形魁梧匀称，线条写实大气；马背猎人高举捕获的猎物，长矛斜倚身旁，尽显狩猎得胜的昂扬姿态。

围猎是唐代皇室重要休闲活动，这件陶俑将独特绞胎工艺与狩猎题材融合，造型动感十足。匠人巧妙利用绞胎天然纹路装饰马身，省去多余彩绘，别致大气。它见证了唐代顶尖陶瓷技艺，生动再现皇家狩猎风俗，兼具工艺价值与历史研究意义。

唐（618-907年）三彩骑马乐俑，高陵县唐李晦墓出土。

三匹唐马身形雄健，分饰白、黄釉，结构写实精美；马背三名乐伎衣着色彩分明，分工演奏不同乐器，一人吹奏、一人抚乐、一人持打击乐器，神态悠然喜乐，还原马上行乐的画面。

唐代贵族出游常以乐伎随行奏乐，这套陶俑直观记录当时的宴游风尚。器物完美运用唐三彩黄、绿、白交融施釉工艺，釉面温润古朴，人物、马匹造型比例匀称，细节细腻传神。三件成套保存完好的骑马乐俑十分少见，不仅展现唐代顶尖的制陶技艺，更是研究唐代音乐、服饰、贵族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