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刻铜三位大师

观澜雅集

斋号：观澜雅集

美篇号：4140153

照片来源：自藏品

　　铜墨盒既是文房器物的最后一代新品，又是古玩圈的最后入藏之物。一种文房器物新品出现，往往总会引来另一种新的器物，就如同墨与砚之关系，砚始于墨，瓶装墨汁的出现，直接催生出铜墨盒。出身于官宦世家的谢松岱（1849年—1898年），自少时便博览历代制墨古籍，深感学子读书科考时研墨耗时费力，经反复研制，终于在清代同治四年（1865年）制成中国第一款瓶装油烟墨汁，并在北京琉璃厂创设“一得阁”墨汁店，店名取意“一艺只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的研制过程。从此，一瓶墨汁开始逐渐取代一锭墨块，也成为促使铜墨盒出现的由来。谢松岱在自己的《南学制墨札记》中完整记述了“制墨八法”，也诠释了铜墨盒的出现：“块而砚，砚而盒，盒而汁，古今递变亦其势。”随着墨汁使用的大势所趋，承载墨汁的铜墨盒也遍行天下，成为清末民初最为流行的文房器物，围绕着琉璃厂“一得阁”墨汁店的周边，也就成了铜墨盒的集中制售之地。

　　铜墨盒是由白铜、黄铜和紫铜制作，以白铜或黄铜制外壳，内以紫铜作里，防止墨汁腐蚀。分为盒盖和盒匣二部分，盒盖内嵌有一块石板，用于顺笔舔墨。盖匣相扣严丝合缝，可保持墨汁湿润。在匣中放置丝棉，用以储墨。铜墨盒自清代同光时期开始，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是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文具，甚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学书法课堂上仍在使用。

（清代陈寅生刻铜墨盒）

　　铜墨盒的形制种类多样，大致可分为方形、长方形、圆形和异形几种，有单层盒和多层盒，又分为素面盒和画面盒。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制售墨盒的墨盒店、南纸店和铜锡店，前后有数百家之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铜墨盒制售流通市场，同时也是刻铜艺术的发祥地。因为随着铜墨盒的广泛使用，许多书画家和文人学者自然想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和兴趣爱好标志在盒盖之上，既可自用赏玩，又可馈赠亲友，由此便催生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刻铜艺术，把书画图样、青铜古器、碑帖篆刻和各种纪念奖状镌刻在盒盖之上，海量的私人和团体订制，使刻铜艺术成为了琉璃厂的流行产业，很多的著名书画家和文人学者也纷纷参与其中，留下不少异彩纷呈的刻铜艺术作品和制作赏玩故事。

（陈寅生刻“三酸图”画并题诗）

　　铜墨盒虽不足贵，而名家刻铜稀珍。从清代同治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不足百年的刻铜艺术作品中，众多名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位大师，分别是首创刻铜艺术的陈寅生，以及把刻铜艺术推向巅峰的陈师曾和姚华。在此展示三件由三位大师创作的铜墨盒，可从中管窥刻铜艺术之一斑。

（陈师曾画并题句的白铜墨盒）

　　陈寅生（1830年—1908年），名茂才，号麟炳，北京人，是最早在琉璃厂开设“万丰斋”铜墨盒店，并创立刻铜艺术。谢松岱在光绪十九年作《论墨绝句》中写道：“闻琉璃厂专业墨盒者，始万丰斋，刻字于盖者，始陈寅生茂才（麟炳通医、工书，自写自刻，故能入妙。近来效者极多，竟成一行手艺。然多不识字，绝少佳者，固无是怪），店与人犹在，实盛行于同治初年。”可见陈寅生是在同治初年首开墨盒店，又首创刻铜，虽然效仿者众多，但能与其比肩者廖廖。

（陈师曾绘白玉兰花图并题句）

　　这是一件陈寅生刻铜墨盒，上刻一幅“三酸图”的典故诗画，画面上为苏东坡、佛印和尚和黄庭坚，三人相约于金山寺，共品一缸桃花醋，并作诗题记：“相约金山喜纵谈，风流学士亦通禅。闲来去饮桃花醋，莫笑吾俦是三酸。”铜刻用刀如笔，人物像貌传神，恰如陈寅生以“铁笔”自称。

　　陈师曾（1876年—1926年），名衡恪，号朽道人，祖籍江西义宁，是同光时期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其弟陈寅恪是民国四大史学家之一。他师从吴昌硕，与鲁迅同事，曾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是近现代著名画家和篆刻家，及美术教育家和评论家，曾提携齐白石，是清末民初北京画坛的灵魂人物。对其在铜墨盒上绘画，在鲁迅和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中评价：“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盒镇纸画稿，俾其雕镂，即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鲁迅先生把陈师曾的刻铜画拓印成笺谱，更是别开生面。

（张大千夫人徐鸿宾题赠款）

　　这件白铜制墨盒上的诗画，是由陈师曾为当时京城中著名的“同古堂”图章墨盒店提供画稿，由刻铜名家张樾丞镌刻。画作为白玉兰花，陈师曾题句：“小池塞玉浸沉水，宝幄微香度髻云。”此盒后来被张大千第四位夫人徐鸿宾（后改名徐雯波）所购，并题款赠友人。一件刻铜之中集名家画作、名人馈赠和名家刻艺于一身，在存世刻铜艺术中也是精品中的孤品。

（姚华画并题记白铜制墨盒）

　　姚华（1876年—1930年），字重云，号茫父，贵阳人。姚茫父是清代最后一榜光绪甲辰科进士，后被官派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并创办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在民国初年的京城，有“一代通才”之称，与陈师曾并称“姚陈”，是当时北京书画、文房、刻铜和笺纸艺术的核心人物。

　　这件白铜制墨盒的画作是姚华所作元末画梅名家王冕的《题图兰卷兼梅花》，王冕此画早已失传，姚华是凭借王冕在画中的诗句重作此画，并题记原诗并作跋文：“元王元章冕，有画兰兼梅横幅，题此诗，载题画诗类。因诗忆画，拟为此作画，可效其人不易学也。姑以实诗焉可耳。贵筑姚华写意记。”姚华此画作早已佚，唯留画作和题记在此墨盒之上，已成姚华画作之刻铜孤品。

　　刻铜艺术的铜墨盒，是晚清民初的最后一代新文具，从最初的文人赏玩馈赠，名家精品逐渐转入收藏，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和赵汝珍的《古玩指南》等书都有关于刻铜制艺的专门介绍，但没有在古玩圈中形成收藏风气，后又归于沉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铜墨盒被回炉炼铜，民间藏品锐减，所遗名家之作更是稀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刻铜艺术收藏又重出江湖，成为古玩圈中的小众藏品，对其的整理研究也逐渐展开，但名家之作已是一盒难求，并且有大量仿冒伪品出现。在此以三件名家之作写作此文，也是聊补存世之缺憾，并供藏家辨伪存真，再现当年铁笔制艺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