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之路-我的百年家史续集》 第一部家园变局第三章附文 暂时的乱局 及时的纠偏

老梅——游荡的鱼

附文：短暂的乱局和及时的纠偏

——1946年2月7日我的父亲去世。两个月后时局好转

作者说明：为了解八十年前的时代背景，我在网络里找到的资料转载如下。出处大部分来自国内网站，例如人民网，国家地理网站等，不一一注明了。

（一）

在1946年4月大连地方党组织进一步明确“公私兼顾”政策之前，大连的私营工商业确实经历过一段较为严重的被挤压、排斥甚至陷于瘫痪的混乱时期

这种“排斥”是由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连处于特殊的“苏军管制”状态，在多股政治力量交织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时私营企业主要面临以下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 盲目推行“左”的错误，将私营资本与汉奸财产混淆

1945年秋至1946年初，大连刚刚解放，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左”倾情绪抬头：部分基层工会和急于翻身的工人，在清算日本殖民者和汉奸财产时，未能正确把握政策界限。——（作者注：聚盛德切铁工厂的二会计于天斗就是在这时带领几个工人起来搞斗争。在后来的五反运动时他被举报逼死曹希舜而被关押在沙河口区第三法庭-即长生街5号楼上。）

盲目斗争与没收：部分普通的民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私营铁工厂，被错误地扣上“汉奸资本”、“剥削阶级”的帽子，导致一些合法的私营工厂和店铺被盲目清算、没收或强行接管。这种“一步到位”的极左做法让当时大量的私营企业主（民族资本家）人人自危，纷纷关闭工厂、转移资金，导致大连的私营机器加工业全面陷入死寂。

二、 苏军的军事管制与对“敌产”的无差别接管

1945年8月苏军空降大连后，实行了严厉的战时管制。

大企业被全面封存：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原日本大连船渠（造船厂）、沙河口铁道工厂（机车厂）等全部作为“苏军战利品”或“敌产”进行冻结、接收或拆迁。

切断私营企业的供应链：这些大厂原本是私营工厂（如聚盛德切铁工厂、铸造厂）最重要的订单来源和原材料供给地。大厂被苏军“封锁”后，私营小厂既没有钢板、生铁等原料来源，也失去了加工市场。加上市区内盗匪四起、海陆交通被切断，大连的私营工商业在1946年春天前实际处于基本停工失业、关门歇业的瘫痪状态。 ——（作者注：聚盛德切铁工厂厂主曹希舜因不堪斗争 于1946年2月7日即农历正月初六辞世。）

《天问之路-我的百年家史续集》第一部家园变局 第三章 父亲的十字路口

（二）

政策的转折与纠偏

面对私营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城市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现实，大连地方党组织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严重问题：

提出“定心丸”方针：党组织开始紧急刹车，明确提出城市工作不能照搬农村土改的阶级斗争经验，严禁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盲目清算。

1946年4月以后：随着地委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轨，党组织开始全面系统地纠正这些“左”的偏差，正式确立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并在1947年全面开启了上文提到的“加工订货”和“低息贷款”等保护、扶持政策。

正是因为及时纠正了早期的排斥和偏差，大连才得以在1947年迅速将包括聚盛德在内的私营工业力量凝聚起来，把这批曾经“焦虑不安”的私营资本家变成了最坚定的支前同行者。

（三）

在中共大连地委1946年4月明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并全面纠正极左偏差后，大连民族工业（私营工商业）压抑已久的生产潜能如火山般爆发。1947年，全市各行各业的私营工厂主和工人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掀起了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城市经济的生产狂潮。

这种高涨的生产热情，具体展现在以下四个极具感染力的历史侧面：

一、 “人歇马不歇”：昼夜连轴转的拼命劲头

政治上的“定心丸”彻底消除了私营企业主的恐惧，他们把“保住身家性命”的焦虑全部转化为了“开工支前”的动力。

机器彻夜轰鸣：以聚盛德切铁工厂为代表的私营机械加工厂，工人们自发组织轮班，让那台“一英寸二分”的大剪板机和各类车床24小时不停机，全力为大连造船厂和机车厂裁切钢板、加工零件。

自愿加班加点：当时大连私营工厂的工人们提出了“前线打胜仗，后方多流汗”的口号。许多工人在完成每天的固定工时后，主动留在车间“义务加班”，不计报酬地抢修火车轮轴和海运驳船部件。

二、 脑洞大开的“土法发明”：克服原料封锁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大连实行严密的海陆经济封锁，私营工厂面临严重的原材料匮乏。在极高热情的驱使下，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惊人的创造力：

废料堆里刨出大军工：私营铁工厂的师傅们跑遍全城搜寻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废旧钢轨、破损机器甚至沉船残骸。他们通过“土法冶炼”和改制模具，将这些废铁变废为宝，硬是车削出了大批符合大厂标准的炮弹底座和机车铆钉。

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为了提高效率，私营小厂的匠人们展开了密集的“技术攻关”，自行改装出了简易的冲压机、耐酸泵等急需工具，用“木头代替钢件”、“土造润滑油”等方法打破了技术封锁。

三、 劳资同舟共济：“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奇迹

政策纠偏后建立的民主管理机制，彻底改变了过去私营厂里对立的劳资关系。

资本家倾家荡产支援：看到党和政府真心保护私营产权，许多民族资本家深受感动。他们不仅不再转移资金，反而主动把多年积攒的黄金、外汇以及藏在民间的稀缺物资（如轴承、有色金属、优质橡胶）全部拿出来投入生产。

劳资坐到一张桌上：私营工厂里普遍建立了由资方、工会、技术人员三方组成的“生产管理委员会”。大家为了“多出物资、快运前线”的目标争相献计献策。劳资双方握手言和，工人的主人翁意识被完全激发，工厂的生产效率普遍比日据时期提高了数倍。

四、 掀起跨行业的“大生产竞赛”

这股热情很快跨越了机械加工业，在全大连的私营经济体中蔓延：

私营化工与纺织总动员：私营小化工厂不顾危险，秘密为建新公司试验并调配军工炸药所需的酸类原料；私营被服厂、鞋帽作坊的工人们挑灯夜战，成批赶制棉衣、军鞋和海运帆布。

争当“支前模范”：在1947年秋季旅大总工会发起的生产竞赛中，私营企业的工人们和国营大厂的工人一样，疯狂刷新产量纪录，大批私营背景的青年工人甚至直接报名组成“担架队”和“铁路抢修队”奔赴华东、东北最前线。

历史的回响

1947年大连民族工业展现出的这股“疯狂生产热情”，生动地证明了：只要政策对头、尊重规律、公私兼顾，民族工商业就能释放出支撑起一场伟大战争的惊人能量。这不仅帮助大连打赢了后勤支前这一仗，更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真正具有现代产业意识和爱国情怀的私营工业巨匠。



（以上均转自网络）

（四）

孟天成在这个时期受到的影响

在1946至1947年大连这一特殊历史转折期，大连著名的台湾籍医学博士、博爱医院（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创始人孟天成，经历了从深陷早期极左思潮排斥的危机，到义无反顾化私为公、投身解放战争大后方医疗保障的重大人生转变。

他受到的具体影响与做出的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早期饱受“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与排斥

在1946年春天中共大连地委进一步纠偏并确立“保护工商业”政策之前，大连基层曾出现过将私营资产与敌伪财产混淆的盲目斗争。

因历史背景遭到怀疑：孟天成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曾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大连医院任职，并创办了当时大连最大的私营医院。这一复杂的历史标签，在1945年底至1946年初大连群众运动刚兴起时，使他和他的博爱医院受到了基层一部分极左情绪的排斥与清算威胁。

医院一度陷入混乱：在缺乏统一政策保护的混乱期，私营医院也和部分私营铁工厂一样，面临社会秩序动荡、物资供应链断裂以及劳资关系紧张的困境，孟天成曾一度承受了巨大的政治与心理压力。

二、 政策纠偏后，义无反顾将巨额资产“无偿献给国家”

随着1946年4月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正式走上正轨、大力纠正极左偏差，孟天成被党组织保护民族工商业、尊重知识分子的诚意所打动，做出了一个震惊大连的爱国壮举：

化私为公的壮举：1946年，孟天成与其妻子日冲希娜通过《人民呼声》报公开发表声明，自愿将博爱医院的所有房地产、先进仪器、稀缺药品、历史资料和全部技术，无偿献给大连公安总局。

改制为公营医院：同年6月，博爱医院正式改名为大连市公安总局医院，孟天成被委任为第一任院长。他从一个私营医院的“资产阶级大老板”，转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公营医院院长，其合法权益、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得到了政府最高规格的保护。

三、 身份转型：成为解放战争大后方关键的“医疗支前堡垒”

1947年大连全面进入支前大生产和战略后方角色后，孟天成治下的公营医院，成为了保障造船厂、机车厂及建新公司几十万军工人员生命健康的铁后盾：

救治大生产中的伤病员：1947年大连军工企业超负荷昼夜运转，工伤事故频发。孟天成带领医院职工开辟绿色通道，全力救治在修造驳船、抢修机车以及在兵工厂试制炮弹（如吴运铎主持的引信实验）中受伤的工人和干部。

推广“新法接生”稳定后方：为了让公私营工厂的工人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支前，孟天成在1947年前后在全市率先推广新法接生，开办多期助产学习班，为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和山东解放区培养了数百名专业助产士，极大地降低了后方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

四、 历史定位的升华：从民族资本家到“革命烈士”

1946至1947年的这场大考验，彻底重塑了孟天成的后半生。他高尚的医德和无私的爱国情怀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极高尊重：

抗美援朝时期，年事已高的孟天成仍亲临一线指导手术，救治了大量志愿军伤员。

1954年，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5医院院长，由一名台籍医生彻底融入到了人民军队的医疗体系中。由于他的卓越贡献，他逝世后被国家授予了“革命烈士”的至高荣誉。

孟天成的选择正是那个时代大连各界的一个缩影。



2026年8月22日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