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既明 友当以谅一一浙大西迁遵义时期罹难的何友谅烈士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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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文艺社”，是1937年9月26日成立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新教室的进步学生团体。其社名直接沿用了常见于古代诗文中的“黑白”一词。因为在古诗文中用“黑白”组词时，往往表达“清浊”“正邪”“是非”等寓意。白居易的《病眼花》就有“必若不能分黑白，却应无悔复无尤”的诗句。当是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然全面爆发，东北的抗日健儿早已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于“黑水白山”之间。而“黑白”一词，亦有声援东北抗日军民的含义，正如《大刀进行曲》所唱：“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该社首任社长为教育系学生张启权（又名张毕来）。
浙大西迁的艰难跋涉，先建德、次泰和、再宜山，最终驻足遵义。“黑白文艺社”也几经周折，在宜山时推举农经系学生滕维藻作社长。未几，滕维藻因病难以履职，社长之职就落到了国文系学生何友谅的头上。

何友谅，浙江宁波鄞县人。1931年秋进入上海澄衷学堂初中部学习。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蒙兼任澄衷学堂校长的《申报》主编陈彬和介绍，到《申报》作校对。淞沪抗战后，逃难到广西桂林，在一家书店当职员。其间，他以“明天”为笔名，写了一部叫《青春进行曲》的中篇小说，描写一群青年在家乡小镇宣传抗日、与汉奸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该小说由桂林书店出版。据浙大外语系毕业、曾任教贵州大定（今大方县）县中的“黑白文艺社”社员段若青回忆，她当年就在学生中为何友谅代销过数十本，而且还影响一位叫杜千民的女生，毅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去到省城贵阳，当了一名师范学校的教师。
1938年秋，年已二十二岁、从未上过高中的何友谅以同等学力考入西迁在宜山办学的浙大国文系。这个操着一口纯正宁波话的高个子，谦虚随和，常常面带笑容。在一群十八九岁的同学眼里，颇有长者风范。大家都是离乡背井的流亡学生，同处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相交甚为契合，彼此情深意厚。何友谅因之成为“黑白文艺社”社长也算是众望所归。

当时的“黑白文艺社”是团结进步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生团体。浙大落脚遵义不久，在何家巷三号最后面学生宿舍的两间小屋里，就有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图书室，属于“黑白文艺社”。这里收藏了不少进步的文艺作品、马列著作和来自延安的各类小册子。何友谅和“黑白文艺社”的核心成员经常秘密的聚集在这里，讨论哲学与现实问题。
1940年6月，为欢送毕业社友，“黑白文艺社”30名社员，集聚风景秀丽的遵义校园，拍下了那张有着深刻含义的照片。片中前排左边第三位坐者，就是社长何友谅。

何友谅除了担任“黑白文艺社”社长外，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出版股长，负责编辑学生会会刊和“生活壁报”。他所写的短文往往“辞藻不多而命意显豁，切中时弊。矛头常直接指向当局的抗战不力和贪污横行”。他负责编辑的“生活壁报”是全校诸多壁报中质量最高、读者最多的，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进步学生的舆论阵地。
当时，校中流传着一个“异党”黑名单，身为“黑白文艺社”社长的何友谅列在其中。他自己对此也有所猜度。担心被校内的特务盯上，他和好友王天心一道，从何家巷三号的男生宿舍搬出，在老城四方台巷内租了一间民房居住。尽管环境恶劣，但他痛恨汉奸走狗、向往民主进步的初心丝毫未有改变，哪怕社长任期将满，他也未提出到期改选的要求，仍然一如既往地干着他认为有价值、值得干的事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黑白文艺社”及其社长何友谅自然而然地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8月4日，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记载：收到教育部公函和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信件，说有人向军事委员会告发，黑白文艺社是中共组织，该社总办公处设于其社长何友谅住宅。又称“除电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密查注意外，清查照取缔为荷”。
1942年1月16日的“倒孔”游行，发生在抗战后方被称作“模范县”的遵义，让蒋介石大为恼火。1月30人，遵义步兵学校教育长张卓就收到蒋介石“关于学校纪律需严加整顿”的密电。随即，针对“黑白文艺社”及其主要成员的一张黑色大网悄然拉开。尽管竺可桢校长等虚以委蛇，拖延应付，使王天心、陈天保等学生得以逃脱，但何友谅、王蕙等核心成员最终还是落入魔掌。
2月19日晚，先是在杨柳街十四号浙大女生宿舍，几个特务欺骗门卫，谎称有事相商，带走了王蕙。接着，在与杨柳街相邻的的四方台巷何友谅租住的民房那里，特务们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何友谅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抓捕，一起带到桃源山江公祠附近的警备司令部秘密关押。
很快，两人因“案情”严重，被转到贵阳的国民党省党部继续关押。先是佯以“礼”相待，欲以利相诱，给予较好的关押、伙食条件，企图涣散其心志。明知他俩连共产党员都不是，还是子虚乌有地要他俩供出是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妇女委员的身份。以致5月24日上午十一点，竺可桢校长“至省党部见何友谅、王蕙，渠等身体尚佳，似较在校为佳”。
识破特务阴谋的何友谅、王蕙没有就范，致使那些急于邀功的“党棍”恼羞成怒，严刑拷打，屈打成招，直至将二人押解到重庆巴县青木关五云山的集中营长期关押。对外美其名为在“战时青年训练团”受训。
对于何友谅、王蕙的被捕，竺可桢校长忧心如焚，他多方打探，但营救未果。
一年以后的1943年5月15日，出差在重庆的竺可桢校长抽空约“训练团”的队长陈上川，打听何友谅、王蕙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谓何友谅曾逃逸一次，回后不肯说明缘故，于九天后始追回。未逃之前，一切行为均极谨慎，现则禁闭一室。”
近半个月后的5月29日，仍在重庆且腹泻未止的竺可桢校长早晨五点即起床，六点半钟就步行赶到北碚车站，等一个小时后，才乘上开往关押何友谅、王蕙的青木关五云山的客车。至小湾站下车后，步行四公里到五云山的“战时青年训练团”，往探何友谅、王蕙。于“训练团”所在的五云寨，由队长陈上川召王蕙谈约半小时。王蕙告诉竺可桢校长她被捕经过，主因是“反孔”。押至贵阳后，何友谅因三次被打而招供，逼写自承为共党。据陈上川讲，王蕙不久可以释放，最好能让陈立夫去一信函。何友谅则以逃跑重新被捕，监视尚严，不能探视，竺可桢颇感失望。离开时，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押解着一个学生模样并戴着手铐的人迎面走来。竺可桢校长想起何友谅、王蕙的遭遇，顿生怜悯之情，不禁潸然流下热泪。
8月18日，在遵义的竺可桢校长接到王蕙发自重庆的来信，得知她当月12日已出狱，而何友谅仍拘禁于兴隆场。以后，就再无任何有关何友谅的消息。
何友谅后来遭遇如何呢？原遵义市政协副主席徐继英在1985年第六期《遵义市党史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了《挺身赴难的中华儿女》一文。文中记述了她因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在遵义城区和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被抓进遵义警备司令部，随即被押往重庆巴县青木关五云山集中营”的经历，提到了何友谅在集中营的惨遇：
“他被捕后，在狱中惨遭毒打，几次被酷刑‘老虎凳’整得死去活来，国民党特务硬说他是浙大共产党支部书记......
有一天，轮到何友谅同志值班打扫囚房卫生的时候，他趁人们都上操去了，便假装上厕所，从粪池下的一个洞穴中逃出了集中营......
几天后，何友谅同志被五花大绑地抓了回来，他简直被折磨得像一具枯尸，只有两只深陷呆滞的眼珠在微微转动，头发像堆乱草，身上挂着撕成筋筋绺绺的‘衣衫’一双枯柴般的赤脚满是血污和泥垢。狡猾的敌人仍想从何友谅的口里捞到点什么，他们以为何友谅同志的逃走，很可能有共产党在外接应，于是把奄奄一息的何友谅单独关押起来审讯。刑讯、逼供，他一言不发，如痴如呆，任凭特务们折磨致死。”
关于何友谅之死，《校史一叶——纪念何友谅烈士暨浙大黑白文艺社文集》的“何友谅烈士小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单身囚房之中，不断传来国际歌歌声和共产党万岁的高喊声。反动派无计可施，终于用三棱尖刀将其活活扎死”。
就这样，年仅27岁的何友谅，无辜惨死狱中，尸骨无存，而且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尽管他践行的是“处处以国家社会为念”的爱国精神，验证的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牺牲精神，而这些都是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呀！难道这位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唯一的为争民主反独裁英勇牺牲的在校学生，就此冤沉海底、死不瞑目？黑白既难分明，友当何以谅之？
时间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事情终于出现转机。1938年与何友谅一起考入浙大的一帮同学（包括“黑白文艺社”的部分社友），于1992年齐聚杭州，举行毕业五十周年团聚。大家不期然地忆及已凄然离世四十九载的社长、学友何友谅，谈起他的过往，说到他的人生，一致认为何友谅理应获得烈士的荣誉称号。通过认真讨论，大家公推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后仍参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译的庞曾漱（“黑白文艺社”社员）作为联络人，负责策划和执行申请追认何友谅为烈士的具体事宜。
古道热肠的庞曾漱不负众望，她在同学王鸿礼等人的协助、参与下，先后找到当年在浙大亲历其境的部分师长和同学，请他们牵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
1993年4月，由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四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老教授和曾任浙大校长的杨士林以及周勤文等二位同学联名上书中央组织部，提出追认何友谅为烈士的申请。与此同时，陈国光同学也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浙大前校长路甬祥报告了相关情况，寻求老校长的支持。
中央组织部经过认真研究，将申请书移交国家民政部办理。民政部及时通过浙江省民政厅批转宁波市鄞县（今鄞州区）人民政府立案。
1993年9月，鄞县民政局派出专人，前往民政部，调查核实申请书中附送的相关材料，同年12月报送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
1994年6月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烈褒002034号.革命烈士通知书”告知鄞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何友谅同志为革命烈士。随即，鄞县人民政府将此“通知”复印件送达浙江大学。

急公好义的庞曾漱，不顾年老体弱，编辑事务缠身由，又和张哲民、陈耀寰、周志成等校友一起，马不停蹄地征集文稿，于1995年12月编辑出版了《校史一叶——纪念何友谅烈士暨浙大黑白文艺社文集》。这既是对备受尊崇的何友谅烈士一个交代，也是献给母校浙江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
2001年4月3日，黑白文艺社暨何友谅烈士纪念碑在浙大玉泉校区第七教学楼前的草坪落成。遗憾的是，为之奔走呼号、努力付出的庞曾漱却未能等到这一天的来临。她已于1997年5月16日因肝癌离开了人世。欣慰的是，纪念碑前，不时有浙大的老师、学生，抑或远道而来的游人，在此驻足观瞻，幽思缅怀......

2022年9月30日，我国的第九个烈士纪念日。浙大师生在2007年建于紫金港校区启真湖畔临湖广场西侧的又一尊纪念碑前举行公祭活动，缅怀何友谅烈士的英勇事迹。大家表示要以“甘将热血沃中华”的家国情怀、“粉身碎骨浑不怕”的铮铮铁骨、“吹尽黄沙始见金”壮志毅力，描绘出青春最亮丽的人生底色。
天理昭昭，黑白既明；乾坤朗朗，沉冤洗雪；九泉含笑，友当谅之；求是精神，传承赓续。
2026.8.21草成
2026.8.22改定
参考文献：
《竺可桢全集》（第七巻），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竺可桢全集》（第八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张哲民等编《校史一叶——纪念何友谅烈士曁黑白文艺社文集》，北京：1995年12月出版。
钱永红主编《求是忆念录——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
《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纪略》，遵义市档案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
王鸿礼著《岁月留痕——王鸿礼诗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