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湾纪事》本土乡村长篇小说连载（之四）作者/邓贵贞（雨轩琴韵）

雨轩琴韵

第五卷

第二十一章 摘帽

一九七九年春天，沅江两岸的油菜花开得比往年都早。

正月十五刚过没几天，田里的紫云英还没谢尽，油菜花就急急忙忙地开了，黄灿灿的一大片，从江边一直铺到山脚下，把整个沅水村都染成了金黄色。蜜蜂多得吓人，嗡嗡嗡地在花丛里钻来钻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香味，闻着就让人想打喷嚏。

叔叔蹲在猪圈边上，给大毛和二毛喂食。两头猪已经长得膘肥体壮，大毛少说有二百来斤，二毛小一些，也有一百七八。叔叔拿木棍在大毛背上刮了几下，大毛哼哼唧唧地拱着食槽，尾巴摇得像风车。

“叔，公社来人了。”我从巷子里跑过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周德胜让你去大队部，说有要紧事。”

叔叔把木棍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猪食渣子。他没问什么事，只是去水缸边洗了手，换了件干净的褂子——就是那件灰蓝色的旧棉袄罩衣，洗得发白，但没有补丁，算是他最好的衣服了。

我跟在他后头往大队部走。巷子两边的墙上，白灰已经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青砖。那些红字的影子早就看不见了，只剩下一道道白一块青一块的斑驳，像一幅抽象的画。

大队部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八成新，永久牌的，车把上挂着一个人造革的公文包。这是公社赵秘书的车，我认得，上次他来村里搞调查，骑的就是这辆。

周德胜在屋里陪着赵秘书说话，看见叔叔进来，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很郑重，不像平时那样随随便便的。

“敬山，赵秘书来给你送东西的。”周德胜说。

赵秘书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双手递过来。叔叔接过去，手微微有些抖。他把那张纸凑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那是一张“摘帽通知书”。上面写着：经复查，周敬山同志原划富农成分属于错划，现予以纠正，从即日起恢复社员身份。

叔叔看完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再看了一遍。他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也没写。他又翻回来，把那些字重新读了一遍，好像怕自己认错了字，看花了眼。

“敬山同志，”赵秘书的声音很正式，像在念文件，“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从今天起，你的成分就是社员了。跟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富农不富农的了。”

叔叔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纸，一动不动。

他的嘴唇在哆嗦，抖得很厉害，像是在拼命忍着什么。他的眼睛红了，红得像刚哭过，但没有眼泪掉下来。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下，像在吞咽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口气，也许是十年的委屈，也许是一句憋了太久太久的话。

“敬山？”周德胜试探着叫了他一声。

叔叔这才回过神来。他把那张纸叠好，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的口袋里——就是以前揣路条的那个口袋，阿婆给他缝的，贴着胸口。

“赵秘书，谢谢。”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周大哥，谢谢。”

赵秘书摆了摆手：“要谢就谢政策。现在政策好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过的。”

他骑上自行车走了。永久牌的车轮子在石板路上颠得叮当响，颠了几下就拐上了机耕道，颠簸着远去了，消失在油菜花田的那一头。

叔叔站在大队部门口，手里还保持着刚才接那张纸的姿势。阳光照在他脸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深深的皱纹里。他今年四十二岁，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岁的人。那十年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了。

“叔，回家了。”我拉了拉他的袖子。

“嗯。”他应了一声，跟着我往回走。

走到村口那面白墙跟前，他忽然停下来，站住了。他看着那面墙——那面曾经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墙，那面被刷了一层又一层白灰的墙，那面如今只剩下斑驳光影的墙——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摘帽通知书，又看了一遍。阳光下，那张纸白得发亮，上面的红印章鲜红鲜红的，像一颗跳动着的心脏。

“三伢，”他说，“从今天起，你叔不是富农了。”

“叔，你从来就不是富农。”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笑，又像哭，像放下了什么，又像捡起了什么。他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张纸重新叠好，揣进口袋里，拍了拍，转身往家走。

阿婆站在家门口，拄着竹竿，等着。

她早就从邻居嘴里听说公社来人了，但她没有去大队部，就那么站在门口等着。她站了很久，竹竿在地上戳出了一个浅浅的坑。

叔叔走到她面前，把那摘帽通知书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阿婆不认字，但她认得那张纸的样子，认得那个红印章。

“摘了？”她问。

“摘了。”叔叔说。

阿婆点了点头，把那纸还给他。她拄着竹竿，转过身，慢慢地走进灶屋里去了。灶屋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飘出了腊肉的香味。

那天中午，阿婆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腊肉炒蒜苗、酸豆角炒肉末、辣子炒鸡蛋、清炒油菜、一大碗鸡汤——她把下蛋的母鸡又杀了一只，这一回没有任何犹豫，手起刀落，干脆利落。

“吃，”阿婆把菜端上桌，筷子摆好，“今天多吃点，庆祝庆祝。”

叔叔倒了一杯酒，端起来，看着酒盅里的酒，忽然就哭了。

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掉在酒盅里，溅起小小的涟漪。他的肩膀一耸一耸的，手在发抖，酒洒了一些出来，顺着他的手背往下流。

阿婆没有劝他，没有说“莫哭了”。她坐在旁边，一针一针地纳鞋底，纳得很慢，像是在等他把眼泪流完。

我坐在对面，看着叔叔哭，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我把头低下去，扒了一大口饭，饭在嘴里嚼了很久，怎么也咽不下去。

叔叔哭了很久，才停下来。他用袖子擦了擦脸，端起酒盅，把酒一口闷了。酒盅里混着泪水，又咸又辣，他喝完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要把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吐出去。

“阿妈，三伢，”他说，“从今天起，我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轻得像一阵风，可它落在地上，比石头还重。那是一个人被压了十四年之后，终于直起腰来时，骨头发出的一声响。

那天下午，叔叔没有去上工。他跟周德胜请了半天假，说是“在家歇歇”。周德胜二话没说就批了，还说“敬山你多歇几天，队里的事不着急”。

叔叔在家歇了一下午，但他没有歇着。他把厢房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把那些堆在床底下的旧报纸、碎布头、烂鞋底全翻出来，该扔的扔，该留的留。他从床底下最深处翻出一个布包袱，就是当年他交书时用的那个青布包袱，包袱已经发霉了，青布上长了一层白毛。

他把包袱解开，里面是几本书。

不是当年交上去的那些。那些书早就被扔进竹筐里，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几本是后来他偷偷攒的，一本旧字典，一本没了封面的小说，还有一本手抄的诗集，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用的是那支永生牌钢笔，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

他把那几本书摆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拿抹布把封面上的灰擦干净，整整齐齐地码在枕头边上。

“叔，你以后可以看书了？”我问。

“可以了。”他说，“不用偷偷摸摸地看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上翘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深的东西。那是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了太久，终于看见光时，脸上的表情。

好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满仓婶子就来了，手里提着一壶米酒，笑呵呵地说：“敬山哥，给你道喜了！摘帽了，以后跟咱们一样了！”

刘满仓跟在后头，手里提着一刀肉，肥多瘦少，膘有二指厚。“敬山哥，这是自家杀的猪，你尝尝。”

叔叔接过米酒和肉，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站在灶屋门口，脸红得像关公，嘴里翻来覆去就是“谢谢”“进屋坐”“喝茶”这几句，像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

我从来没见叔叔这么慌张过。这些年，他习惯了低头，习惯了躲人，习惯了不跟人来往。现在忽然有人上门来道喜，他反倒不会了——不会招呼客人，不会说客套话，不会跟人热热乎乎地聊天。那十四年，把他跟人之间的那根线，剪断了。

满仓婶子看出他的窘迫，笑着说：“敬山哥，你莫慌，慢慢来，日子长着呢。”

叔叔点了点头，给她倒了一杯茶，手还在抖。

摘帽以后，叔叔最大的变化，不是别人对他的态度变了，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变了。

他开始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村里的公共场合了。以前他从不进代销店——代销店虽然关门了，但大队部旁边又开了一家小卖部，是周德胜的老婆开的。以前叔叔路过那家小卖部，都要绕道走，生怕被人看见。现在他敢进去了，买包盐，买盒火柴，站在那里跟人聊几句天，虽然还是不太会聊，但至少敢站了。

他还开始跟人来往了。满仓家请他吃饭，他去了，还喝了几杯酒，喝得脸红红的，跟刘满仓称兄道弟。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富农，怎么敢跟贫农称兄道弟？

最让我意外的，是他开始关心我的将来了。

“三伢，”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还想不想念书？”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念书？我已经不念书好几年了。沅水村的学堂早就不开了，想念书，得去大江口，或者去溆浦县城。

“叔，我都二十二了，还念什么书？”

“二十二怎么不能念？”他的声音大了起来，带着一股子倔劲，“你小时候不是念得好好的吗？杨老师都说你聪明，能考上中学。要不是学堂停了，你早就是中学生了。”

他在屋里转了两圈，像一头拉磨的驴，转得我眼晕。

“我打听了，溆浦县城有个夜校，白天可以干活，晚上去上课。你去找个活干，挣点钱养活自己，晚上去念书。等念完了，考个师范，出来当老师，比在土里刨食强。”

他说得眉飞色舞的，两只手比划着，像是在规划一项巨大的工程。

我看着他，心里头涌起一股热流。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叔叔已经认命了，以为他已经接受了“富农的侄子也是富农”这个事实，以为他对我的将来看不到任何希望。

可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只是不敢说。

现在，他终于敢说了。

“叔，我去。”我说。

叔叔愣住了，好像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他看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大，大到露出了他的牙床，大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大到脸上的皱纹都被撑开了。

“好，”他说，“好，三伢，好！”

他一连说了好几个“好”，说到最后，声音都变了调。

那一年春天，沅水村还有一件事——王福生也摘帽了。

他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摘得比叔叔晚一些，但到底也摘了。摘帽通知送到他家的时候，他没在家，在后山上砍柴。他老婆拿着那张纸，满山遍野地找他，找了半天才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他。

“福生！福生！摘了！帽子摘了！”他老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手里的纸在风中哗哗响。

王福生站在山坳里，手里拿着柴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看着老婆手里的那张纸，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继续砍柴。

砍着砍着，柴刀忽然从他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发出“咣”的一声。他蹲下去捡柴刀，蹲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蹲在那里，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个孩子。

山风吹过来，吹动他花白的头发。他哭的声音被风吞没了，只有那棵老松树听见了。

后来满仓婶子告诉我，王福生那天在山坳里蹲了两个钟头才下山。下山的时候，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但腰挺直了一些，不像以前那样驼着了。

“他找回了魂儿，”满仓婶子说，“那个被关在柴房里丢掉的魂儿，他找回来了。”

我没有亲眼看到那一幕，但我能想象。因为我在叔叔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那种被夺走了十年，终于又一点一点找回来的、叫做“人”的东西。

那年五月，我背上行李，去了溆浦县城。

行李很简单，一个蛇皮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新布鞋——那是阿婆给我做的，她说“城里人要穿得体面些，莫让人家看不起”。蛇皮袋里还塞了十块钱，是叔叔卖了大毛攒下的。大毛卖了八十多块，他给了我十块，说“省着花，不够了写信回来”。

叔叔送我到村口。那天早晨的雾很大，沅江上的雾漫到村子里来，十步以外就看不清人了。他站在那面斑驳的白墙下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个纸包。

“三伢，这是几块发饼，路上吃。”他把纸包塞到我手里。

我接过纸包，看着叔叔。雾太大了，我看不太清楚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的轮廓——瘦削的，微微佝偻的，像村后山上那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松树。

“叔，我走了。”

“嗯。”他应了一声，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好好念书。念出个名堂来。”

我转身走了。沿着那条通往大江口的机耕道，走过油菜花田，走过沅江边上的石板路，走过大江口码头。

我一直没有回头。不是不想回，是怕回了就舍不得走了。

可我知道叔叔站在村口，一直站到雾散，一直站到看不见我的影子。他站在那里，像一尊石像，像一盏灯，像我这一辈子最坚实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