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湘东钨矿是比“一五计划”更早建立的国营矿山，它是在对私营小矿窿（民窿）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矿山。湖南素称“有色金属之乡”，是我国有色金属的重要产地之一。湖南的矿冶业历史悠久，从麻阳铜矿老窿遗物测定，早在东周时期就开始采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大战期间，作为战略物资的有色金属需求量骤增，湖南的冶金工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有色金属之乡”的基础。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区特种矿产管理处。次年3月，建立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湖南分局。为了尽快恢复冶金工业生产，在接管私营矿业公司和工厂后，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并采取积极帮助民窿的措施。随后，各厂矿进行民主改革，实行经济核算和八级工资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此期间，接受、新建了一批冶金企业，如锡矿山、水口山两矿务局和瑶岗仙、湘东、湘西等钨矿，黄沙坪铅锌矿、长沙六〇二厂、丁家冲矿、七二九矿、六〇一厂，株洲冶炼厂、株洲硬质合金厂（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益阳锑品冶炼厂等有色冶金厂矿。冶金部还创办了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为中南地区培养找矿、采矿、选矿等各类有色冶金人才。冶金工业由此成为湖南的支柱产业，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建设。湘东钨矿即是新中国创办的这众多的国营有色金属矿山之一。<br> 厂矿子弟就是在新中国工业化的热潮中建立的国营厂矿和独特的国营工矿制度下成长的群体。与同时代的城市、乡镇子弟不同，厂矿子弟有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气质和禀赋。他们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厂矿托儿所、幼儿园长大，在子弟学校完成小学、中学教育，之后或考上大学离开厂矿，或进入厂矿技工学校，毕业后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继续着厂矿的工作。他们说着与驻在地不同的语言，在家和说着父母的方言，在外则说着厂矿共有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大抵与所在厂矿的渊源相关联。例如，湖南湘潭的几大兵工企业，其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故其“厂话”都带有武汉口音。而三线工厂的方言，则来源于援建的地区，其子弟则是普通话为交流语言，与当地方言无关。三线建设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一厂包建一厂”（整厂包干）、“一分为二”（部分迁建）、整体搬迁及多厂联合支援等多种方式。所谓一厂包建一厂，即沿海老厂对内地新厂实行“包迁、包建、包投产”，从设计、设备、人员到投产全流程负责到底；所谓一分为二（常见模式），即保留原厂部分产能，将部分设备、技术和骨干工人迁出建立新厂，机械工业多采用此法以兼顾原生产与新建任务；所谓整体搬迁：部分企业或车间成建制全部内迁，直接并入内地现有企业或独立建厂。这三种方式建立的三线厂，职工大多讲的是原籍的方言，如东北话、上海话，子弟们呢，在家自然是讲各自父母的家乡话，交际则是普通话，自成一个系统，与当地方言不相干。湘东钨矿最初是由中南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湖南分局茶湘管理处与衡湘管理处合并组建的。这两个管理处的班底是位于长沙的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区特种矿产管理处，大部分是长沙人，虽然管理干部以南下的山西、河北干部为主，但中层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则以长沙人为主，因此，湘东钨矿的官话是带有长沙腔的普通话。工人大多来自湘中地区的邵阳、涟源、双峰等地。所以，湘东钨矿子弟在家和父母交流基本上是父母原籍的方言，而子弟之间则是长沙腔的普通话。<br> 湘东钨矿鸟瞰 厂矿子弟有着自己独特的禀赋。集体主义精神、集体荣誉感强，是其显著的特征。他们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中长大，因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组织纪律性。现代工业分工细致，需要集体协调的精神，共同完成产品的生产，厂矿子弟从父辈们身上继承了这种基因，加之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厂矿、学校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培养同学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记得当时每个学期的鉴定，“热爱集体”“集体荣誉感强”“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是每个同学都特别看重的评语，即使是成绩不好、比较调皮的同学，也很在乎这一条。在同学们看来，如果没有这一条，就表示他被集体抛弃了。由此可以看出，厂矿子弟是把集体荣誉看得何等重要！<br> 厂矿子弟动手能力强。这也是他们从父辈们身上继承下来的传统。作为现代产业工人，他们的父辈从事各种技术工作，车、钳、刨、煅、焊、铣、镗、磨、电等等，都是厂矿普遍的技术工种。子弟们耳闻目睹，学会了制作弹弓、陀罗、滑轮、防滑雪夹等等小手艺，也能够安装电灯、修理拉线开关。记得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矿子弟中间流行组装矿石收音机的活动，一些同学还组装成功，可以接收到广播节目。当时学校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在这一指示下，当时各子弟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我就读的湘东钨矿职工子弟学校就经常组织我们到农村生产队参加“春插”（春天插秧）“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也组织学工，我就曾经到机修车间跟着一位陈师傅学习了一个月的车工。至于学军，除了学校经常组织拉练以外，也参加钨矿组织的演习。往往深更半夜，矿山汽笛拉响，我们即携带装备（主要是折叠成四方块的背包，中学加入了基干民兵就配发了半自动步枪，偶尔可以带回家）奔赴演习地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矿工子弟和地处偏僻山区的三线工厂子弟，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劳动。如我们湘东钨矿，因地处山区，职工们为了改善生活，也种菜、喂猪、喂鸡，生活燃料也是以柴木为主。因此，子弟们放学之后的日常，就是扯猪草、上山砍柴。这些劳作也锻炼了子弟们的动手能力。<br> 厂矿子弟受他们的父辈影响，其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完全契合。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厂矿企业的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具革命性的一部分——产业工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厂矿子弟的父辈们对新中国有着发自内心的忠诚，他们从一无所有、毫无保障的穷人，变为国家的主人，对党、对国家、对厂矿，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视厂为家，厂兴己荣，厂衰己辱。建国初期国营厂矿中的工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多半是在扫盲班脱盲的，出身也基本上是贫农甚至雇农。我父亲就是出身雇农，家无寸土，用当年忆苦思甜的话来说，就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长年在外熬硝、做挑夫，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打工。因此，他们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有发自内心的的感激之情，对工作充满激情。同时，党和国家、企业也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兄弟，作为依靠的对象。国家给予工人及其家属、子弟以完善的保障。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公用住房，房租不超过工资的5%，厂矿甚至提供床、桌、凳等基本家具（这一制度也适应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我1981年底毕业留校，报到以后就领取了一床、一桌、一凳和一个书架，直到改革开放才取消这种基本配给）。记得当年有一篇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描写在1960年，春节刚过，山西省平陆县有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没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找到了解药。但当时交通不便，药品不能及时送达。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一架伊尔-14军用运输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61名民工兄弟得救了。这确实是当时政府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政府和企业都将工人当做阶级弟兄，政治上依靠，生活上关怀。以我所在的湘东钨矿为例，因为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井下粉尘大，矿工易患矽肺病，因此在建矿之初，国家就在离矿本部30华里的高陇镇建立了工人疗养院，供轻度矽肺病患者短期治疗、疗养，重度矽肺病患者则长期疗养。我的父亲因患三级矽肺加结核，曾经是这里的长期疗养员。厂矿子弟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形成了和父辈们共同的价值观。对国家始终是有着归属感，在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强大依靠，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br> <br> 湘东钨矿鸟瞰 厂矿子弟是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制度而诞生的社会群体，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营企业改制和私有化的推进，大量国营厂矿被政策性破产，几千万国营厂矿职工被提前退休、下岗、买断工龄，加入到失业大军之中，其中大部分是“厂二代”“矿二代”。一夜之间，他们回到了他们父辈加入国营厂矿之前的状态，在陌生的城市间辗转，在不同的企业流动，没有了归属感，没有了荣誉感，只有一个新身份：“打工人”。与许多从农村来的打工人（他们有一个身份叫“农民工”）一样，他们的子弟不再叫“厂矿子弟”，而叫“留守儿童”，或留守在日益荒芜的乡村，或留守在厂矿的安置社区（原厂矿已经成为私人企业或已经荒废），与日渐衰老的爷爷奶奶为伴。现在，厂矿子弟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深处。然而，它在共和国工业化的历史上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他们的父辈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为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贡献了力量，为新生的共和国撑起了坚实的脊梁。历史不会忘记这一代。 （图片取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