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最近几年，厂矿子弟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在各种媒体频繁出现。继电影《你好，李焕英》之后，潘一掷的《子弟》一书，更是把厂矿、厂矿子弟推向了前台。那些似乎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记忆，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面前。怀念国营大厂、怀念有归属感、有荣誉感的国营厂矿社会的文章、视频在自媒体上走红。<div> 我出生在矿山，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国营钨矿参加工作的工人，母亲也是矿工家属。我在矿山出生、长大，在子弟学校读到高中毕业，然后下乡插队落户，考上大学以后在外地工作。毫无疑义，我是矿工子弟，是厂矿子弟的一部分。<br> 厂矿子弟，顾名思义是指在厂矿成长起来的职工子弟，然而它又是特指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而出现的特别的社会群体，并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有化以后消失的国营工业企业而消失的一代人群。因此，他们是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始而出现的。</div><div>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一直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的目标。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力于推动中国工业化。在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div> 新中国工业化经历了两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新中国工业的奠基时期。“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我国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五”计划取得巨大成就。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原定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实际达到18%。1957年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棉布为50.6亿尺，比1952年增长32%，糖86万吨，比1952年增长92%。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1953年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成为最为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长春也由此成为我国的汽车城；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1957年，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青藏、康藏、新藏公路也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此后，国家通过“五年计划”的方式，稳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第二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建设，是1964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当时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加强战备、建设内地工业基地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亿元。 长达16年，几百万工人、农民 , 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和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召唤下，爬山涉水，来到祖国西部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按照上三线"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用青春、心血和艰辛建立起了1100余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在基础工业方面，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建成的攀枝花、酒泉、重庆钢铁厂等钢铁基地，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地，四川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含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东风电机厂等企业）、湖北第二汽车厂、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贵州遵义长征电器公司、陕西秦川机床厂等大型制造企业，葛洲坝、刘家峡、龚嘴等水电站，江汉、长庆等油气田等，都成为中国中西部发展的产业支柱。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三线建设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在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新中国的工矿制度也开始逐步建立。它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经济的供给制和苏联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制度。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对员工实行的是企业包办吃、穿、住、医、婚育等全部生活需求，形成了“组织包揽一切”的分配与管理制度。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中国共产党接收了大批国民党官营企业，首先在东北解放区，将根据地的供给制经验与苏联经验相结合，率先在沈阳、吉林等地建立包含宿舍、医院、学校、食堂在内的独立厂区社区。在“一五”计划期间，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全面制度化。伴随 156 个苏联援建项目落地，国家为快速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将东北经验推向全国，使国营工厂正式成为集生产、生活、行政、政治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这种制度后来被诟病为“企业办社会”的封闭式制度。实际上，对于矿山和有意隐蔽在山区的三线企业，由于远离城市，宿舍、学校、食堂、医院、文化设施等，不得不由企业自行建立。而且，厂矿也并非完全脱离地方，自我封闭，在粮油供应、商业网点、公安司法等方面，都是由地方政府派驻相应机构。新中国的国营工厂制度，建立起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厂矿承担了某些社会职能，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使政府能够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举办关乎国计民生、军事国防的大事。 （图片取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