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陀罗山人

　　如果说薄一波的《回顾》是一部经济决策的“复盘录”，那么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则更像一部带着血泪的思想自传。作为中共党内资深的统战工作专家和早期革命领袖，李维汉在这部七十万字的巨著中，践行了他给自己立下的“三真原则”：人真、言真、形象真。

这部书记述了作者从1918年至1964年共四十六年的主要经历，覆盖了新民学会、八七会议、延安整风直至建国后统战工作的全过程。读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揭秘，而是作者在晚年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勇气——这种刀刃向内的历史自觉，在同类回忆录中极为罕见。

　　李维汉在书中多处对自己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谈及1927年跟随瞿秋白搞“左”倾盲动主义时，他承认自己当时的讲话“都是错误的”，直言那是一种“革命急躁病”。谈及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参与批判“江西罗明路线”时，他晚年痛悔不已，称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因为当时整了不少好同志。

这种反思不是轻飘飘的“交学费”式的辩解，而是切肤之痛。他在延安时期负责审干工作，对于“抢救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他公开检讨“多数是无问题错‘抢’的”，甚至在1945年的大会上向被冤枉的同志鞠躬道歉，四十多年后依然托人向受害者致歉。这种“不因位高而讳过”的态度，让这部书具有了道德上的感召力。

李维汉是党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书中关于建国后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堪称一部“统战教科书”。

他详细梳理了如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以教育为主”的七年方针。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56年提出的那些“新看法”——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民族问题——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前沿性，却在1962年后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遭到批判。在这本书中，他不回避这段历史，而是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认为那些看法“是正确的”。这种“不以今日之是证昨日之非”的学术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李维汉在书中对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独到的比较分析。他指出：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是“革命急躁病”，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正确方针过程中犯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李立三的错误是“主观冒险主义”；而王明等人则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将“左”的思想发展成更完备的体系。

这种区分不是为谁开脱，而是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要看到个人责任，更要看到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这些才是深层原因。这种“理解之同情”与“理性之批判”并存的分析框架，对今天的党史研究仍有方法论意义。

　　札记摘录与思考

· 关于“晚年写作”的意义：李维汉是在80多岁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完成这部著作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工作，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拖着病体跑遍长沙、武汉、南京、上海、西安。他曾说，老干部的财富就是两条：保持晚节和给党留真实史料。这种以生命写史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遗产。

· 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平衡：李维汉立下一条写作原则——“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这与其他一些回忆录“唯我独尊”的写法形成鲜明对比。他写八七会议，写六大前后，写长征，重心始终放在“党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决策的”，而非“我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

· 关于统战工作的“辩证法”：书中反复强调，统战工作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联合又斗争”。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说明，一旦失去“和风细雨”的工作作风，统战工作就容易走向反面。

　　《回忆与研究》在1980年代出版时曾轰动一时，被学界称为“党史标杆”。今天重读这部书，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更在于提供了一种写作历史的态度：不溢美、不隐恶、不诿过。

在信息时代，各种“碎片化历史”充斥网络，真假难辨。而李维汉用毕生心血写就的这部著作，像一块压舱石——它让我们看到，严肃的历史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有温度的记录，有深度的反思，有风骨的自省。

正如该书评介文章所言，这是“珍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每一个试图理解中共党史、理解统一战线理论、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的读者而言，这部书都是一本绕不开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