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法兰西的流动盛宴(巴黎之四 卢浮宫专篇下)

行云流水CZH(谢绝献花)

<p class="ql-block">昵称:行云流水CZH</p><h1>美篇号:3915438</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仍然继续完成“卢浮宫世界艺术史穿越之览”专篇。有个小插曲。写专篇期间,做了个眼疾小手术。原以为不过是三五天时间,结果,术前检查,术后复查,尤其是术后恢复,远远没有那么乐观。两周多过去了,才算有限开始。</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图中是卢浮宫德农馆的部分立面,位于如今的拿破仑庭院(Cour Napoléon)一侧。这部分仍属于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新卢浮宫”的扩建工程,由建筑师埃克托尔·勒菲尔(Hector Lefuel)主持,1850年完成。立面采用典型的第二帝国时期豪华风格,以强烈的中央轴线和丰富的雕塑装饰形成视觉焦点:中央入口上方的大窗、成对的古典柱式、浮雕、花饰和屋顶上的雕像层层向上展开,最顶部的三角形山墙构图尤其醒目。德农馆的装饰实际上具有明确的政治寓意,核心主题围绕拿破仑三世及其时代对艺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支持展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图中左前方的骑马雕像则是《路易十四骑马像》。意大利巴洛克大师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最初把路易十四塑造成充满动势的英雄式骑士:君王骑在跃起的骏马上,身体挺直,衣袍和长发随动作飞扬,整组雕像强调了统治者的力量、勇气和征服者形象。但国王并不喜欢。后来由法国雕塑家弗朗索瓦·吉拉尔东(François Girardon)改造,图中的这件并不是17世纪原作,而是1980年为“大卢浮宫”工程制作的铅制复制品,于1988年安置在拿破仑庭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张图是巴黎卢浮宫地下的“倒金字塔(Pyramide inversée)”,位于卢浮宫与杜乐丽花园之间的地下商业空间 。它由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I. M. Pei)设计,于1993年随卢浮宫“大卢浮宫计划”完成,是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体系的一部分。与广场上向上矗立的玻璃金字塔不同,这座倒金字塔尖端向下,巨大的玻璃结构像一颗悬挂在地下大厅中央的水晶体,将自然光引入地下空间。照片中可以看到支撑玻璃幕墙的复杂钢索与金属节点,形成非常醒目的几何网格。倒金字塔下方正是人流汇聚的公共空间,周围分布着商店、餐厅和通往卢浮宫各区域的通道,因此它既是建筑景观,也是地下空间的重要视觉中心。右侧的商业设施,也很直观地体现了这里作为卢浮宫地下公共商业空间的功能。</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尊雕像就是卢浮宫最著名的古希腊雕塑之一,也是众所周知的卢浮宫三件镇馆之宝之一 。《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作品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希腊化时期,约公元前150—125年,以帕罗斯大理石雕成,高约2.04米,1820年在爱琴海的米洛斯岛(Milos)发现,次年被带到卢浮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雕像最引人注目的是优雅而稳定的身体姿态,上身微微扭转,重心落在右腿,左腿自然放松,形成典型的古典式“对立式”(contrapposto),使裸体躯干呈现出柔和的S形曲线。下半身裹着从臀部滑落的厚重衣褶,与裸露的上身形成鲜明对比,既强调身体的美感,又赋予雕像一种庄重而含蓄的气质。她双臂残缺,从肩部留下的榫孔等痕迹可以确定手臂原本是另行安装的。但后人无论如何试图装接上各种姿势的手臂,都反而不如残缺手臂的美。如今,这种“残缺”虽有遗憾,却使她获得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反而成为作品最著名的特征之一。</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尊雕像是卢浮宫卡里亚特德大厅著名的《凡尔赛的狄安娜》(Diane de Versailles,因该雕像曾在凡尔赛宫镜厅展出过,故称“凡尔赛的狄安娜”),表现的是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狄安娜,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上篇曾有过介绍)。她身着短款束腰衣和轻薄的披巾,身体向前迈进,右臂抬起准备从肩后的箭袋中抽取箭矢,身旁的鹿则强化了她作为狩猎女神的身份。人物的动态姿态、飘动的衣褶以及向前伸展的身体,使整件作品具有一种即将投入狩猎的瞬间感。卢浮宫认为,现存这件大理石雕像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复制品,其希腊原型通常归于公元前4世纪的雕刻家利奥卡瑞斯(Leochares),不过这一归属仍带有不确定性。雕像后来经过多次修复,今天看到的双臂、箭袋、部分鹿身等都有后世补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件作品与《加比斯的狄安娜》不同:图中的人物与鹿组成完整的狩猎场景,而且人物高约2米,正是《凡尔赛的狄安娜》的典型特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照片中的四尊女性雕像是卢浮宫“女像柱厅”(Salle des Caryatides)最具特色的装饰之一,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让·古戎(Jean Goujon)于约1550年创作。她们并不是独立的雕像,而是作为建筑构件、以女性人体形式承担柱子的功能,支撑上方的音乐家看台,因此被称为“女像柱”(caryatides)。这种将人物与建筑结合的形式源自古典世界(如希腊雅典),古戎尤其借鉴了古罗马奥古斯都广场的建筑传统。四位女性身着古典式长袍,衣褶细密而富有节奏感,头部和身体保持端庄、近乎静止的姿态,使她们既具有承重柱的稳定感,又保留了人物雕塑的优雅与生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头部上方直接承接建筑结构,人物的身体实际上被“建筑化”了。这个大厅原本是亨利二世时期的皇家舞厅,后来才逐渐成为陈列古代雕塑的空间,因此今天看到的古典雕塑与文艺复兴建筑装饰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叠加:四尊女像柱既是雕塑,也是整个大厅建筑构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的《作弊者与方块A》(Le Tricheur à l’as de carreau),约作于1635—1638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一场看似平静、实则暗藏玄机的牌局:左侧男子正偷偷从腰间抽出一张“方块A”,准备作弊;中央的女子是这场骗局的关键人物,她一边玩牌,一边用眼神与动作向身后的女仆传递暗号,而女仆则假装倒酒,同时偷偷观察作弊者;右侧那个衣着异常华丽的年轻男子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牌局中,对周围三人正在合谋欺骗自己毫无察觉。画中的三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针对右侧年轻人的“三对一”骗局,而整个情节也包含17世纪道德寓意中的三种诱惑——赌博、酒与奢华/情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精彩之处在于拉图尔几乎没有依靠复杂的背景或戏剧性的动作,而是通过人物之间隐秘的眼神、手势和光线让观众逐渐“破解”骗局。</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的《油灯下的抹大拉》(La Madeleine à la veilleuse),创作于约1642—1644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画中的抹大拉坐在昏暗的室内,低头沉思,一只手支着脸颊,另一只手轻轻搭在膝上的骷髅上;桌上放着两本书和一个十字架,旁边唯一的光源是一盏小油灯。她的身份是圣经中的玛利亚·抹大拉。传统上被视为经历悔改、远离尘世生活的女性。因此这里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圣经故事,而是她在独处中进行的宗教沉思。骷髅象征不可避免的死亡,十字架和书籍暗示对《圣经》的思考,而即将熄灭的灯火则象征短暂而脆弱的人生。卢浮宫资料也特别指出,她低头托腮的姿态与“忧郁、沉思”的传统图像有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整幅作品几乎没有多余的人物、动作或背景,却通过灯火、骷髅、十字架、书籍和沉思中的人物构成了一个高度凝练的“死亡与救赎”主题,这种安静、内省而近乎神秘的氛围,正是拉·图尔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路易·勒南(Louis Le Nain)的《农民家庭》(Repas de paysans),创作于1642年。画面描绘的是17世纪法国普通农民家庭在简朴室内的场景。画中几位男女围坐在桌旁,桌上只有简单的空空的餐盘。男主人手里抱着一个容器;左侧的妇女手持陶罐和一小杯酒;地上还有一个放着长柄勺的瓦罐; 后面躲着一只猫和另外一条狗。人物没有进行特别戏剧性的动作,却都带着各自沉静的神情。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并没有把农民描绘成滑稽或粗俗的角色,而是以相当庄重的方式呈现他们的日常简朴的生活,如同不经意地闯入一个真实的乡村家庭。这种朴素而不煽情的画法,正是勒南农民题材作品最具魅力的地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是法国巴洛克、卡拉瓦乔主义画家乔治·德·拉·图尔 (Georges de La Tour Georges de La Tour)创作的《圣塞巴斯蒂安受圣伊雷娜照料》(Saint Sébastien soigné par Irène),约作于1649年。目前陈列在叙利馆二层 912 展厅。这件作品属于拉·图尔晚期创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讲述的是圣塞巴斯蒂安殉道后的故事:罗马士兵塞巴斯蒂安因信仰基督教而被乱箭射杀,行刑者以为他已经死亡,将他弃置在那里。但基督徒伊雷娜(Irene)和她的侍女发现他尚有气息,于是将他从刑柱上救下并为他处理伤口。塞巴斯蒂安横卧在画面下方的前景,伊雷娜则站在他的右侧,俯身关注他的伤势。她身边的侍女或帮助者,有人手持布料、有人举着火把。火把是全画唯一真正强烈的光源,照亮伊雷娜伸出的手、塞巴斯蒂安的身体以及附近人物的局部,而其余人物逐渐沉入黑暗。这种让人物从几乎不可见的黑暗中浮现出来的处理,是拉·图尔最典型的“烛光/火炬式”明暗法。</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作并没有将塞巴斯蒂安表现成传统宗教画中英勇、充满神圣光辉的殉道者,而是一个已经失去意识、身体软弱无力的人。他的身体横贯画面下部,与之相对,伊雷娜站立的身姿非常安静,她的手轻轻伸向塞巴斯蒂安,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动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眼神和手势:她不是在观看一个壮烈的宗教事件,而是在确认一个濒死之人的生命状态。这使画面从“殉道”转向了“慈悲与照料”。另一个细节是画面右上方的几位人物,被黑暗压缩,几乎没有独立的肖像特征,真正被强调的是火光照到的几个局部。这件作品在晚年拉·图尔那里已经把简化、几何化和有限色彩推到了极致。拉·图尔实际上是在用极少的光线组织整个画面的情绪,光不是为了照亮场景,而是为了把“慈悲”从黑暗中显现出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的《集市归来》(La Pourvoyeuse)。</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一位普通妇女在厨房或食品储藏间中忙碌的瞬间。她穿着朴素的长裙、围裙和头巾,手里提着装满物品的篮子,身后是摆放着面包等食品的桌台,远处还有另一名女性。她似乎刚刚完成采购,正准备把食材带回家,整个场景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却非常真实地展现了18世纪法国城市家庭日常生活的一角。夏尔丹特意将人物置于昏暗的室内环境中,让她成为画面的核心,而地上的铜锅、瓶子以及桌上的面包等生活用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是一幅描绘普通劳动与家庭生活的风俗画。卢浮宫藏本右上方墙面上还可以看到夏尔丹的签名和1739年的日期。目前这件作品陈列于卢浮宫叙利馆二层的风俗画展厅。</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桑泰尔(Jean-Baptiste Santerre)的《苏珊娜沐浴》(Suzanne au bain),创作于1704年。</span></p><h1><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取材于《但以理书》的“苏珊娜与长老”故事:年轻美丽的苏珊娜正在沐浴,两位觊觎她的长老躲在暗处窥视,并试图向她提出非分要求。苏珊娜拒绝后,两人反过来诬告她通奸,最终由先知但以理揭穿他们的谎言。画中苏珊娜刚刚沐浴完,坐在池边或石台上,用白色织物遮掩身体。</span>桑泰尔尤其强调了女性身体修长、柔和、理想化的美感。<span style="font-size:20px;">而右上方阴影中的人物正是窥视她的长老之一。桑泰尔选择了故事中最具有戏剧张力的“被窥视”瞬间,但并没有描绘激烈的动作,而是让苏珊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从而形成一种表面宁静、实际上充满威胁的氛围。这件作品是桑泰尔在1704年被接纳为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院士时提交的入院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因此他后来甚至被称为“画苏珊娜的画家”。</span></h1>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帕特尔(Jean-Baptiste Pater) 的《秋千》(L’Escarpolette) . 创作于18世纪上半叶,目前陈列于叙利馆二层918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注意的是秋千所制造的动态感和人物之间微妙的互动:中央粉红色裙装是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裙摆随着摆动向外展开,与周围深绿色的树木形成鲜明对比;秋千的绳索从树冠垂下,左侧牵引秋千的男子以及右侧观看的人物之间形成一条视觉上的联系,使观者的视线自然集中到女子身上。画面中的轻松嬉戏其实也带有明显的爱情与暧昧意味——18世纪法国绘画中的秋千经常不仅意味着娱乐,也暗示恋爱游戏和男女之间的调情;帕特尔尤其擅长描绘这种穿着时髦、沉浸于户外娱乐的贵族男女,而《秋千》正是这种“雅宴画”趣味的典型例子。此外,这幅作品的魅力还在于它并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粉红、黄色、蓝绿色服饰与柔和的森林景色营造出轻盈、梦幻而略带情色意味的氛围。画面中人物、树木、狗和远景共同组成一个仿佛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这种优雅而带有游戏性的气质正是18世纪法国“雅宴画”非常典型的审美特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个人很喜欢这幅画,尤其是那几棵树,朦胧梦幻犹如仙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法国画家让·茹韦内(Jean Jouvenet)的《拉撒路的复活》(La Résurrection de Lazare),创作于1706年,是一幅规模十分宏大的宗教历史画,尺寸达到约 3.88 × 6.64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画面取材于《约翰福音》第11章:死去四天的拉撒路被安放在墓穴中,耶稣来到墓前,在玛尔达和玛利亚(拉撒路的两个姐妹,穿白色衣裙的是马尔达;在其身后,和耶稣之间的是玛利亚)以及众人的见证下施行奇迹,使拉撒路复活。画面中央偏右的耶稣身穿蓝色与红色长袍,抬手施行神迹;他脚下和前方的人群正是对这一奇迹作出不同反应的见证者,而画面左侧墓穴附近的人物则表现出惊恐、惊讶与敬畏。拉撒路本人位于画面下方偏左的位置,刚刚从死亡中醒来,仍被裹尸布包裹。画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表现了惊讶、恐惧与喜悦等复杂情绪,而玛尔达和玛利亚分别以不同姿态回应耶稣所创造的奇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算命师》(La Diseuse de bonne aventure),作者是法国画家瓦伦丁·德·布洛涅(Valentin de Boulogne),创作于约1626–1628年,目前陈列于卢浮宫黎塞留馆二层829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是一幅典型的法国卡拉瓦乔主义(Caravaggism)风格的酒馆场景,画面中央偏左,一位身着白色头巾和深色裙装的女算命师正在为坐在桌旁的年轻男子看手相。年轻男子专注地伸出手,显然正在听她的预言。周围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酒馆环境:右侧有抱着乐器的女子和其他人物,后方还有一个神情忧郁、以手托腮的年轻人。女算命师全神贯注,完全没有察觉身后阴影中的一只手正悄悄伸向她腰间的挎包(或钱袋)。这个动作非常隐蔽,不容易被关注到。卢浮宫对这幅画的说明尤其强调了它与传统卡拉瓦乔式占卜场景的不同,没有将这种题材处理得滑稽且带有明显的欺骗意味。德·布洛涅却赋予人物一种庄重甚至忧郁的气质。占卜师和年轻男子的神情都十分严肃,后方那个托腮的年轻人则呈现出传统的“忧郁”(melancholy)姿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就是卡拉瓦乔(Caravaggio)约 1595–1598 年创作的《女算命师》(La diseuse de bonne aventure / The Fortune Teller)。目前陈列于德农馆一层 712 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一名年轻贵族男子向一位年轻的吉卜赛女算命师求卜。两人的身体和目光形成非常紧密的互动:男子一脸专注,似乎完全相信眼前的算命,而女子则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一边握住他的手指,一边进行“读手相”。真正精彩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她的右手看似只是轻轻托着他的手,实际上正在偷偷摘走他的戒指。这使整个场景从单纯的算命变成了一个关于欺骗与轻信的生活戏剧。卡拉瓦乔没有把人物画成遥远的古典人物,而是让他们穿着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服装,以非常直接、自然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这也是他早期风俗画非常重要的特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卡拉瓦乔其实画过两个《女算命师》版本。另一幅约作于 1594 年,现在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博物馆;卢浮宫收藏的是稍晚的这个版本。卢浮宫的记录还特别提到,这件作品后来经过 Alessandro Vittrici、Doria-Pamphili 家族和 Camillo Pamphili 亲王等人的收藏,1665 年由 Pamphili 亲王赠给路易十四,因此很早就进入法国王室收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而且,这幅画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理解卡拉瓦乔为什么重要:他没有把“算命”画成神秘、宏大的宗教或神话场景,而是把一个街头|骗局变成了一幕极其真实的戏剧。人物的手、眼神和细小动作成为叙事核心。这种把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心理活动和强烈的明暗对比带入绘画的做法,后来成为卡拉瓦乔主义(Caravaggism)影响欧洲绘画的重要来源。</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黎塞留红衣主教肖像》是由法国巴洛克、古典主义画家菲利普·德·尚佩涅 ( Philippe de Champaigne),约1635–1640年创作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画中人物正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 黎塞留身穿鲜明的红色主教长袍,里面露出白色的宗教服饰,胸前佩戴宗教勋章;他一手拿着红衣主教的方帽(biretta),另一手向前伸出,姿态并非传统意义上安坐的教士肖像,而是挺立、正面面对观者。画面背景十分简洁,几乎没有叙事性场景,因此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黎塞留本人及其服饰、姿态和身份标志上。</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日落海港》(Port de mer au soleil couchant)由法国画家克洛德·热莱,通常称为“洛兰”(Claude Gellée dit Le Lorrain)于1639年创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画面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地中海式海港:夕阳正落向远处海面,左侧是层层展开的古典建筑,右侧则停泊着高大的帆船,前景的岸边还有搬运货物、交谈和活动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对某一个真实港口的写生,而是洛兰根据自己在意大利的所见创造出的理想景观。卢浮宫也将它与另一幅《乡村节日》作为“对应画”,两幅画分别以海港和乡村景观表现不同的自然环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港口或人物,而是光线。洛兰把夕阳放在画面中央偏下的位置,让金色的光从远处向前扩散。左侧建筑逐渐退入明亮的空气中,右侧巨大的帆船则形成深色剪影,于是观者的视线会自然地从前景的人物和船只,沿着海面一路引向太阳和远方。建筑、船只和人物因此不仅是在“描绘一个港口”,更承担了组织空间和表现大气透视的作用。卢浮宫特别强调了这种由建筑、船只和光线共同形成的纵深感;而且画中人物虽然不少,却都被处理得很小,主要作用是赋予景观生活气息,而不是成为故事的中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诗人的灵感》(法文 L'Inspiration du poète;英文:The Inspiration of the Poet)由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约于1629年创作,描绘的并不是某一具体历史事件,而是“诗歌创作获得神圣灵感”这一抽象主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中央是阿波罗,他倚着七弦琴,向右侧的年轻诗人指示诗稿;诗人仰望阿波罗,手持笔和纸,正处于创作之中,一位飞翔的小爱神(putto)准备为他加冕月桂冠。阿波罗身后站着的是卡利俄珀(Calliope),史诗诗歌的缪斯,她是神与诗人之间的中介。画面下方散置着三本书,卢浮宫馆藏资料辨认出其上的题字分别为《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不过这些书名并非普桑原作时所写,而是后世添加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注意的是普桑如何把一个抽象的“灵感”概念变成可以看见的场景:阿波罗处于构图核心,说明真正的创作灵感在当时的观念中被视为来自神的恩赐,而不是现代意义上艺术家完全来自内心的个人创造;诗人头上的两顶月桂冠以及另一位小爱神手中的第三顶月桂冠,共同象征这种来自神界的天赋。与此同时,普桑用非常严谨的竖向人物和树木组织画面,却又用明亮的蓝天、金黄和红色衣褶以及两个小爱神活泼的姿态增加画面的生气,这正体现了他早期作品中古典秩序与鲜明色彩并存的特点。卢浮宫还特别强调,这件作品是普桑在这一时期最雄心勃勃的大型作品之一。</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奥菲斯与欧律狄克》由尼古拉·普桑约于1648年创作,取材于奥维德《变形记》。画面描绘的是奥菲斯与欧律狄克 婚礼当天发生的悲剧:前景偏右,身披红色披风、手持里拉琴的男子就是奥菲斯,他正沉浸在音乐中;他身旁的几位女子是陪伴他的水泽仙女。欧律狄克则位于画面前景中央偏左,穿白衣黄裙的女子,她正因被毒蛇咬伤而惊恐地向后躲避。她脚边很小的蛇和她惊恐的姿态,是辨认这一情节的关键。普桑没有表现奥菲斯从冥界救欧律狄克返回时,因回头而第二次失去欧律狄克的著名场景,而是选择了故事发生得更早的悲剧起点——婚礼当天,欧律狄克刚被毒蛇咬伤,而奥菲斯仍毫不知情地为她弹奏里拉琴。 这也正是这幅画最值得看的地方:真正令人心碎的并不是人物已经知道失去了爱人,而是——我们知道,而奥菲斯还不知道。此外,右侧树下放着的两顶花冠,暗示这里正是婚礼当天。于是“婚姻的开始”和“死亡的降临”被压缩在同一个画面中,形成这幅作品最令人不安的戏剧性。</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阿卡迪亚的牧人》(Les Bergers d’Arcadie,又名 Et in Arcadia Ego)是尼古拉·普桑约于1638—1640年创作的作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几位牧人在宁静的田园中发现一座石墓:中央跪着的牧人正用手指辨认墓碑上的铭文,旁边的牧人和右侧的女子也在注视它。墓碑上清楚写着拉丁文 ,意为“即使在阿卡迪亚,我也存在”。这里的“我”通常被理解为死亡:阿卡迪亚在古典传统中是远离城市、充满自然与幸福的理想田园,而死亡却连这样的乐土也无法避开。因此,画面并不是在讲一个具体的神话故事,而是让人物在发现墓碑的瞬间意识到:即使生活在如此美好的世界里,生命仍然终将结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是普桑把“死亡意识”处理得极其克制。死亡只通过一块冰冷的石墓和一句铭文出现,而人物则以近乎冷静、理性的方式阅读它。尤其是跪着的牧人用手指沿着文字辨认,使抽象的“死亡”变成了一个正在被发现、被理解的事实。 右侧身着黄色衣裙的女子则安静地观看,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沉思感。人物的姿态、古典化的服饰以及远山和树木共同营造出理想化的阿卡迪亚景观,而墓碑却突然把“美好生活”与“生命终将结束”联系起来。正如卢浮宫馆内说明所强调的,这句话的作用并不只是让人恐惧死亡,更是在提醒人们:正因为生命短暂,更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与欢乐。</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是弗拉芒(南尼德兰)画派,昆腾·马赛斯(Quentin Metsys / Quentin Massys)创作于1514年的《放债者与妻子》或《换钱者与妻子》(The Money Changer and His Wife)。</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作内容是安特卫普城市社会中一对富裕市民夫妇:丈夫正在桌前认真称量金币、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妻子原本正在阅读一本宗教书籍,却被丈夫的财富交易吸引了注意。表面上,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室内场景——典型的北方文艺复兴“风俗画”题材。但画家实际上把日常生活与道德寓意结合起来,暗示人在物质财富与精神生活之间的选择。卢浮宫的说明也将它归为南尼德兰画派,并列出了“珠宝商与妻子”“称金者与妻子”“换钱者与妻子”等不同旧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仔细看的其实是桌面和背景中的“小东西”。妻子手中的精美祈祷书打开到圣母子插图,象征虔诚信仰;而丈夫面前的天平、金币、珠宝则代表世俗财富。桌面前方还有一个小型凸面镜,镜中反射出画外的空间和人物,这种利用镜面扩展画面空间的手法让人联想到扬·凡·艾克等早期尼德兰画家。画面后方的器物、玻璃容器、金属器皿以及书架上的物品也都被刻画得极其细致。 因此它并不只是“一个人在数钱”,一边是金钱、珠宝和商业活动,另一边是宗教阅读和精神生活,两者被有意放在同一个狭窄空间里形成对照。这也是这幅作品从普通的职业场景提升为具有道德寓意的北方文艺复兴作品的关键。</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是德国 北方文艺复兴(Northern Renaissance)画派,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手持蓟花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Holding a Thistle),作于1493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它是丢勒最早的绘画自画像,也是北方文艺复兴早期非常重要的自画像作品之一。此时的丢勒只有22岁,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个享誉欧洲的艺术家。画中的他目光直接而坚定,金黄色的长发、红色头饰、深色外衣与浅色的衬衣形成鲜明对比,而双手捧着一枝带刺的蓟花(eryngium),画面还有一句德语铭文 ,大意是“我的事情按上天所安排的那样发展”。卢浮宫认为这并不是一幅单纯肖像画,而可能是一幅订婚肖像。蓟花在当时可以象征婚姻中的忠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作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丢勒作为艺术家的“自我意识”。22岁的年轻人没有把自己画成一个谦逊、卑微的手艺人,而是非常认真地面对观者,他的眼神尤其突出,形成一种很强的心理交流。与此同时,他的服装也相当讲究,都在强调他的社会身份和个人形象。手中的蓟花既可以联系到婚姻忠贞,也带有一种坚韧的意味。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丢勒没有选择后来文艺复兴肖像画中常见的华丽室内背景,而让人物从近乎纯黑的背景中浮现出来,使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脸、手和蓟花上。因此这件小型肖像,已经不是简单的“我长什么样”,而是说:“这就是我,我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让你认识我”。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是弗拉芒(南尼德兰)画派 ,弗朗斯二世·普尔布斯(Frans II Pourbus)于1600–1625年创作的《法国王后、1610—1614年摄政的玛丽·德·美第奇肖像》(Marie de Médicis, reine de France, régente de 1610 à 1614)。这是一幅尺寸巨大:3.07 × 1.86米的肖像画。目前陈列在黎塞留馆二层803室。卢浮宫将它归为典型的意大利—西班牙传统宫廷肖像,并特别强调画面通过王冠、百合花纹礼服和华盖突出玛丽作为君主的尊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中的玛丽·德·美第奇正以一种极其正式、近乎“王权仪式肖像”的姿态面对观者。她身着一袭庞大的深蓝黑色百合花纹礼服——金色的法国王室百合花(fleur-de-lis)几乎铺满整个裙身。肩上披着白色饰边的皇家披风,她头戴王冠,颈部佩戴珍珠项链,胸前巨大的钻石/珍珠饰物和垂落的珠宝进一步强调身份。她身后不是普通宫廷室内,而是一个被红色帷幕和华盖(dais)框起来的皇家空间,地面铺着精致的大理石几何拼花。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身体几乎占据了画面中央,而裙摆向下展开形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使人物显得异常稳定、庄严而具有压迫性的存在感。卢浮宫特别指出,这种构图属于16世纪末意大利—西班牙宫廷肖像传统,其核心目的不是表现个人性格,而是“表现君主的尊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玛丽的丈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610年遇刺身亡,当时他们的儿子路易十三还只有9岁,因此玛丽成为摄政王。这幅画不仅仅是在“给玛丽画像”,而是在向整个宫廷和公众宣告:现在的法国权力中心,是这位摄政王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表情、姿势甚至服装都显得如此刻意而不自然——这里追求的不是肖像画意义上的“像不像本人”,而是“她作为法国统治者应该呈现出的样子”。</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是弗拉芒(南尼德兰)佛兰德斯巴洛克画派(Flemish Baroque)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于1622–1625年创作的《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1600年11月3日 》(The Landing of Marie de' Medici at Marseille)。</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属于卢浮宫极为重要的《玛丽·德·美第奇生平》组画。画面表现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的场景:她从装饰华丽的船只上登陆,法国方面的人物前来迎接,而海神尼普顿、海妖以及涅瑞伊得斯等神话人物出现在水中和船旁。也就是说,鲁本斯故意把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变成了一场神话般的皇家凯旋式登场。玛丽并不是孤立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出现,而是被神祇、海洋和法国王室象征共同包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精彩的地方是鲁本斯把历史、寓言和神话彻底融合。可以特别注意到画面下方裸身的海神和涅瑞伊得斯:她们拥有极其丰满、充满运动感的身体,与上方庄严的王室人物形成强烈反差;海浪、船只、红色帷幕以及人物的手势又把整个画面组织成一种向中心汇聚的动态结构。最值得现场看的其实是这种“上半部是宫廷历史、下半部是神话世界”的双层结构。玛丽·德·美第奇仿佛不是乘船抵达法国,而是受到整个神话世界的欢迎——这正是鲁本斯为她制造的王权神话。</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荷兰黄金时代画派卢多夫·巴克赫伊森( Ludolf Backhuysen)于1677年创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归来》(The Return of the Fleet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描绘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船队从亚洲殖民地返回阿姆斯特丹的场景。画面中多艘大型荷兰帆船正在海面上航行,船帆上可以看到荷兰共和国的旗帜,船队前后错落地展开在广阔的海面上。画面表现的并不是一场具体的海战,而是一次商业船队的胜利归航——这些船只从亚洲带回香料、丝绸等奢侈品。作品创作年代,正处于荷兰共和国海上贸易和VOC力量鼎盛时期,因此带有明显的时代象征意义:平静的海面上航行的庞大船队,代表着荷兰通过远洋贸易建立起来的财富与海上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可看到前景海浪并不平静,深色的海水与白色浪尖形成鲜明对比,而远处天空却逐渐明亮,巨大的云层从画面中央升起,使船队仿佛正在穿过一片开阔的海天之间。前景两艘大型商船尤其值得仔细观察:船体、桅杆、索具和帆布都描绘得非常细致,甚至可以辨认出不同的帆和旗帜。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船队虽然是商业贸易的象征,却被画得像一支凯旋而归的舰队。这正反映了17世纪荷兰海洋画中常见的观念——贸易、航海技术、国家财富和海上力量在当时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花边女工》(The Lacemaker / La Dentellière)是荷兰巴洛克画派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创作于约1669–1670年,是其晚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卢浮宫收藏中非常小巧的一幅杰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中的年轻女子坐在桌前,低头专心制作花边:她用双手控制细小的线轴和针,在花边垫上进行精细的编织工作。她没有看向观众,而是完全沉浸在眼前的动作中。卢浮宫将作品年代定为约1669–1670年,尺寸仅约 24 × 21厘米,目前仍是卢浮宫展出的作品。 画面非常简单:人物、桌子、花边垫和一面空白墙,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却营造出一种异常安静、私密的室内氛围。这正是维米尔非常典型的特点——把普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瞬间提升成值得凝视的艺术主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精彩之处其实在于维米尔对“清晰与模糊”的处理。仔细看画中前景,桌上的蓝色缝纫垫以及从中垂下来的红、白色线团,并没有像传统绘画那样把每一根线都描绘得清清楚楚,反而呈现出略微模糊、甚至像融化了一样的色彩斑点;而人物的手、花边以及正在进行的动作则更加精确。这种有选择的清晰度让我们的视线自然集中到她的双手上。卢浮宫也特别指出,维米尔可能借助了暗箱一类的光学工具,并通过类似摄影景深的效果制造这种虚实变化。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构图与观众的关系:人物被非常紧密地裁切在一个狭小空间里,观众仿佛不得不靠近她,和她采取几乎相同的低头凝视姿势。于是我们不是在“观看一个女人做针线”,而是被带进了她极其专注、安静的私人世界——这也是为什么这幅只有二十几厘米的小画,会产生远远超过其尺寸的视觉吸引力。</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拔示巴沐浴时手持大卫王的信》(Bathsheba at Her Bath Holding King David’s Letter)是荷兰巴洛克(Dutch Baroque)画派伦勃朗·哈尔门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1606–1669)创作于1654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画作取材于《旧约·撒母耳记下》。拔示巴是耶路撒冷一名士兵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王被其美貌吸引,于是召她入宫;后来拔示巴怀孕,大卫又设法让她的丈夫乌利亚战死,以便娶她为妻。伦勃朗没有描绘大卫偷看拔示巴沐浴的戏剧性一幕,而是选择了拔示巴收到大卫来信之后、正在思考自己命运的时刻。画中她坐在浴后的床榻边,一名侍女正在为她擦洗、整理脚部,而她本人却陷入沉思,手中拿着大卫的信。与许多把拔示巴描绘成诱惑者的作品不同,伦勃朗让她成为一个面对权力压迫、不得不作出选择的女性——这也正是卢浮宫说明中特别强调的主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震撼的地方,是伦勃朗对“身体”与“心理”的同时刻画。拔示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经过理想化处理的美女:她的身体有真实的重量和柔软感,腹部、腿部和皮肤上的细微变化都没有被刻意修饰;然而她真正的“主体性”却来自她的表情——她仿佛已经意识到这封来自国王的信意味着什么。画面因此形成一种非常安静却紧张的戏剧性:我们能通过这封信感受到大卫的权力;我们能从拔示巴的神情感受到悲剧的命运正在逼近。背后的深色空间、床榻和白色织物形成强烈的明暗与色彩对比,而伦勃朗厚重、富有质感的笔触又让人物具有几乎可以触摸的真实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把拔示巴简单描绘成“诱惑大卫的女人”,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一个身处强大权力面前、无法真正自由选择的女性的内心挣扎上——这也是这幅画在伦勃朗宗教题材作品中格外令人动容的地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是荷兰黄金时代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约1626年创作的《吉卜赛女孩》(La Bohémienne / The Gypsy Girl)。</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描绘了一位年轻女子的半身形象。脸上带着非常自然、甚至有些调皮的笑意。她没有按照传统贵族肖像画那样摆出庄重、克制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几乎像被画家“突然捕捉到”的状态出现。她穿着松开的白色衬衣和红褐色背带式服装,领口较低,衣着与表情都带有明显的生活气息。背景非常简略,只隐约呈现出山丘或乡野景色,使人物成为绝对的视觉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标题中的“吉卜赛女孩”并不意味着哈尔斯一定是在描绘一个真实身份明确的吉卜赛女子。卢浮宫将她归入“幻想人物 ”一类,即画家借一个具有异域感、社会身份不明确的女性形象来表现人物性格和瞬间情绪,而不一定是一幅正式肖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注意的是哈尔斯对于“瞬间表情”和笔触的处理。与同时代许多画家精细、平滑地描绘皮肤和衣料不同,哈尔斯大量使用宽阔、迅速而富有方向性的笔触,通过几笔明暗和色块直接建立起来。人物的脸部也没有被处理成理想化的完美女性,而是保留了真实的面部结构和略带不规则的笑容——这正是哈尔斯非常重要的艺术贡献:把肖像从“庄严的身份展示”变成了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某个瞬间的捕捉”。因此,这幅《吉卜赛女孩》虽然尺寸不大,却非常能代表哈尔斯的特色:生动、直接、轻快,而且有一种仿佛人物下一秒就会开口说话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这幅作品常被视为哈尔斯表现人物“瞬间性”的代表作之一。</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也是荷兰黄金时代画家弗兰斯·哈尔斯,约1623–1624年创作的《弹鲁特琴的小丑》(Le Bouffon au luth / Jester with a Lute)。</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中的男子穿着色彩鲜艳、条纹醒目的服装,头戴红色装饰的帽子,怀抱一把鲁特琴(lute)。他并没有正襟危坐地演奏,而是身体向观者倾斜,头部转向左上方,脸上带着非常活泼、甚至有些狡黠的笑容,仿佛正在一边演奏、一边与画外的人说笑。鲁特琴占据画面的大部分位置,男子的双手分别放在琴弦和琴颈上,使我们能够立刻理解他正在演奏。这里的“Jester(小丑)”并不一定意味着宫廷中正式意义上的弄臣,更接近17世纪荷兰绘画中常见的喜剧性、戏剧性人物类型。哈尔斯并没有讲述一个复杂的故事,而是把重点放在这个人物极其鲜活的动作、表情和性格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作品非常适合用来理解哈尔斯为什么被认为是捕捉“瞬间”的大师。最精彩的地方不是服装或鲁特琴本身,而是人物那种仿佛下一秒就会动起来的动态感,而脸上的笑容又把这种运动转化成了人与观者之间的交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尔斯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衣服、琴弦等细节,而是通过有力的笔触形成整体效果。“近看笔触粗放,远看人物鲜活”的特点,是哈尔斯最重要的艺术语言之一。与上幅的《吉卜赛女孩》放在一起看尤其有意思:两幅画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庄重肖像,而是哈尔斯对普通或非正式人物的性格、表情和瞬间动作的捕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肖像,骑马狩猎》(Portrait of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known as Charles I at the Hunt),是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约1635年创作的布面油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凡·戴克出生于安特卫普,后来成为英国宫廷最重要的肖像画家之一。这幅作品描绘的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乡野狩猎中的形象:他没有穿戴正式的王冠和华丽礼服,而是以贵族骑士的装束站在画面前景,身后跟随着侍从、马匹和猎犬。这样的处理使国王显得既高贵又轻松自然——他仿佛只是暂时离开宫廷,置身于自己的领地之中。画面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查理一世的身姿:他身体微微侧转,却以一种近乎从容的姿态回望观者;白色缎面上衣、红色长袜以及宽檐黑帽形成鲜明的视觉中心,而低头擦拭马匹口沫的侍从则进一步强化了国王与周围人物之间的身份差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真正精彩之处,在于凡·戴克如何利用姿态、服饰和环境来制造王权的优雅感。查理一世被安排在画面左侧、略高于其他人物的位置,身体几乎垂直地挺立在开阔的天空前,与后方较为杂乱的侍从和马匹形成对比;他手中的猎杖既是狩猎工具,也让人物的动作显得从容而有控制力。与此同时,低视角使人物显得更加高大,仿佛观者需要仰视这位君主。画面右侧浓密的树木和马匹构成深色背景,使白色衣物更加突出。值得玩味的是,这种“非正式的正式肖像”并非单纯表现休闲生活:查理一世即使身处野外,依然被塑造成具有天然权威和高贵气质的人物。凡·戴克借助17世纪欧洲贵族肖像画中常见的狩猎场景,把国王塑造成一个优雅、独立而掌控环境的贵族统治者。不过展签也特别提醒我们,这种光辉形象与查理一世后来经历的英国内战、最终被处死的命运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这幅画也带有一种后来者才能感受到的历史悲剧意味。</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罗林大臣的圣母》(La Vierge du chancelier Rolin / The Madonna of Chancellor Rolin),是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约1435年,创作的木板油画,是15世纪早期尼德兰绘画最重要的作品之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勃艮第公国的大臣尼古拉·罗林(Nicolas Rolin)跪在圣母与圣婴面前祈祷。与中世纪传统的宗教画不同,罗林并没有被缩小成一个谦卑的附属人物,而是与圣母几乎等大,双方仿佛处在同一个真实的建筑空间中。圣母身穿极其华丽的红色长袍,圣婴坐在她膝上,右手作祝福姿势;两人身后,一位手持王冠的天使正准备将冠冕置于圣母头上。三扇拱门打开之后,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远景。这里因此形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觉结构——前景是神圣人物,中景是精致的花园,远景则是一个几乎可以真实存在的世界。罗林本人也被置于这个世界之中,使他的私人祈祷、现实身份与基督教救赎之间产生联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注意的是凡·艾克如何把“神圣世界”与“现实世界”放进同一个空间。圣母和圣婴没有被安排在金色背景或传统的超自然光环中,而是坐在一座豪华宫殿的建筑内部;甚至圣母的光环也被处理成极其精细的金色纹样,几乎融入建筑装饰。与此同时,画面左侧罗林的奢华服饰、精致的地面和柱廊,显示出他作为权臣的巨大财富,而圣母的红袍则具有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尤其精彩的是后方的花园:它不仅是漂亮的景色,也是宗教象征空间,封闭的花园传统上与圣母的纯洁有关。两侧栏杆附近甚至可以看到小小的人物,凡·艾克把宏大的宗教主题压缩进无数微小的细节中。远景中的城市和山河则体现了尼德兰绘画极其重要的特征:对可见世界的细密观察和近乎显微镜式的细节表现。因此,这幅画看起来安静而庄严,但真正走近看,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建筑、人物、植物、织物和远景细节——这正是凡·艾克最令人惊叹的地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圣母领报》(The Annunciation),是罗希尔·范德魏登画室(Atelier of Rogier van der Weyden),约1440年,创作的木板油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这件作品并非范德魏登本人亲笔完成的作品,而是由他的画室制作,因此展签特别注明了 “罗希尔·范德魏登画室”。画面表现《新约》中天使加百列向圣母玛利亚宣布她将孕育基督的时刻。玛利亚坐在卧室中,手持一本打开的祈祷书,突然面对从左侧出现的天使。与很多同时期宗教画相比,这里的场景非常“日常”。圣母仿佛生活在15世纪佛兰德斯一户富裕人家的住宅中。展签特别提到前景的百合花瓶,它是圣母纯洁的重要象征;而玛利亚身后的床以及其他家居用品,也都不仅仅是装饰,而是被赋予了宗教意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中世纪宗教象征如何被隐藏在一个极其真实的室内空间里。首先看天使:他身穿华丽的金色刺绣长袍,翅膀巨大而展开,明显属于超自然世界;而玛利亚则穿着深色、朴素的衣服,低头阅读,显得非常安静。两人的姿态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天使突然闯入她的日常生活,而玛利亚正在从普通女性转变为“上帝之母”。再看房间:红色帷幔和床暗示婚姻与生育,却也与玛利亚的处女身份形成复杂的象征关系;前景的白色百合则直接指向她的纯洁。最值得现场仔细看的还有地板的透视:黑白相间的几何地砖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深处,同时增强了室内空间的真实感。这正是早期尼德兰绘画非常重要的特点。不是放弃宗教的神圣性,而是把神圣事件放进一个观者能够想象自己身处其中的真实世界。另外,这幅作品原为意大利奇耶里(Chieri)的圣道明会教堂制作的,说明15世纪北方绘画已经在欧洲范围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卢浮宫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15世纪初勃艮第画派作品:亨利·贝勒肖斯(Henri Bellechose)的《圣但尼祭坛画》(Retable de saint Denis),1416年完成它原本是为第戎附近的香波莫尔(Champmol)加尔都西会修道院教堂制作的祭坛画,卢浮宫目前将它列在黎塞留馆二层第834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有意思的是它把三个相关场景压缩在同一个画面中。中央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上方出现圣父和圣灵的鸽子,因此构成完整的圣三位一体;十字架左侧是被囚禁的圣但尼接受最后的圣餐,右侧则是他与两位同伴圣鲁斯蒂克(Rustique)和圣埃勒乌泰尔(Éleuthère)殉道的场景。特别注意画面右侧:行刑者举起斧头,圣但尼等人的死亡正在发生;但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并没有后来巴洛克绘画那种强烈的戏剧性。相反,金色背景、华丽的蓝色衣饰、精细的纹样以及近乎平面的空间,让整个惨烈的殉道场景带有一种庄严、神圣而又装饰性的气氛。这正是15世纪初国际哥特式(International Gothic)艺术很典型的特征:现实世界的叙事与宫廷式的华美装饰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左侧建筑和远景。画家已经开始努力制造空间深度,但人物、建筑和金色背景仍然具有明显的中世纪平面性,因此你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中世纪哥特式传统向早期文艺复兴式空间表现过渡阶段的作品。卢浮宫资料也特别指出,这件作品1416年完成于香波莫尔,这座修道院本身就是勃艮第公爵重要的宗教与艺术赞助中心,所以它并不是一幅普通的宗教画,而是勃艮第宫廷艺术体系中的重要作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大圆形圣殇》(La Grande Pietà ronde),卢浮宫将其归于让·马洛埃尔(Jean Malouel),约作于 1400年。画家出生于今荷兰地区,后来活跃于勃艮第公国的第戎。作品是木板镀金背景上的蛋彩画。作品由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二世·迪·哈迪(Philip the Bold)委托,属于他为宗教虔敬而建立的重要艺术收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卢浮宫目前使用的是“归于让·马洛埃尔”这一较谨慎的表述,说明具体作者归属并非绝对确定。</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内容主要集中在“圣殇”(Pietà)与“三位一体”的结合。画面中央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的死去的基督,他的身体软软地垂落下来,由圣母以及周围人物扶持。 圣母以极其慈爱而悲痛的姿态靠近基督,强化了母亲面对儿子死亡的哀痛。基督身后则出现圣父,从上方托住基督的身体。圣父的存在使这幅通常表现“圣母哀悼基督”的圣殇图,同时具有了三位一体的含义——圣父、圣子以及以鸽子象征的圣灵共同出现。因此,卢浮宫说明牌把它称为一种将传统的“悲痛之人”(Man of Sorrows)与三位一体结合起来的图像。画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视觉特点:圆形画面本身并不是普通的构图选择。圆形使人物群被压缩在一个封闭、近乎徽章式的空间中,所有人的身体和目光都围绕着基督集中,从而加强了私人祈祷和默想的性质。与此同时,金色背景、人物细长而优雅的身体、精致的服饰纹样以及人物略带曲线的姿态,都体现出国际哥特式所偏爱的华丽、优雅和装饰性。尤其值得近距离看的是基督的身体:画家没有把他画成一个抽象的宗教符号,而是表现出苍白、下垂、带有伤口的真实尸体。这种“美丽而令人悲痛”的形象正是这类晚期中世纪虔敬图像希望带给观者的体验——让观看者不仅理解基督受难的教义,也在视觉上产生同情和哀悼。</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阿维尼翁维伦纽夫的哀悼基督像》(La Pietà de Villeneuve-lès-Avignon)是由法国15世纪画家恩盖朗·夸尔东(Enguerrand Quarton)于约1455年创作,是法国晚期哥特式绘画最重要的杰作之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表现的是圣母玛利亚怀抱从十字架上取下的基督,即“哀悼基督”(Pietà)的主题。圣母并不是以传统的悲痛姿态抱着基督,而是端坐、沉静地承托着儿子的身体;基督苍白、瘦削的身体几乎横贯整个画面,手臂无力地垂下,形成极强烈的水平线。圣母身后是圣约翰和抹大拉等人物,而左侧跪着的是捐赠者——画作原为宗教场所的祭坛画,因此将现实中的委托人纳入神圣事件之中。背景采用金色底,并以极简化的远景和建筑暗示圣城空间,使人物和基督的身体成为视觉中心。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追求自然主义空间不同,夸尔东仍然保留了法国北方哥特式艺术对象征性、庄严感和精神性的强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所造成的近乎令人不安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基督的身体几乎没有理想化的英雄式美感,尤其使“死亡”成为画面的核心,而不是一个被美化的宗教符号。与此同时,人物的排列具有非常严密的几何秩序:基督、圣母和圣徒围绕他形成一个近似三角形的构图。金色背景上的人物又具有类似圣像画的平面感,因此这幅作品处于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节点:它已经开始表现真实的人体、重量和痛苦,却仍然属于中世纪宗教艺术的精神世界。也正因为如此,《阿维尼翁维伦纽夫的哀悼基督像》常被视为15世纪法国绘画中极具个性、甚至带有现代感的一件作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法兰西最英勇的国王查理七世肖像》(Charles VII, roi de France)是让·富凯(Jean Fouquet)约1445–1450年创作的,属于法国15世纪绘画、晚期哥特式与早期文艺复兴之间的宫廷肖像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中描绘的是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1403–1461),也是法国早期肖像画中极为重要的一件作品。查理七世以半身正面姿态出现:他身穿宽大的深红色贵族服装,戴着一顶非常醒目的黑色帽子,双手交叠放在身前。画框上方的金色铭文写着 “法兰西最英勇的国王”,下方则明确写出“查理七世”。他身后的绿色背景非常简洁,两侧拉开的帷幕却像是在揭开一个舞台,使国王仿佛正在接受正式的观看。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富凯没有把查理七世描绘成骑马征战的英雄,也没有堆砌王冠、权杖等传统权力符号,而是让国王本人——尤其是他的脸和庄严的正面姿态——成为权威的来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有意思的看点,是它体现了法国肖像画从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的一个关键转折。富凯明显非常认真地观察了查理七世的真实面貌:五官和略显消瘦的脸都没有被处理成理想化的“完美国王”形象,因此人物带有相当强烈的个人特征。 但与此同时,人物又被正面、居中、对称地安排在画面中,形成一种近乎图标式的庄严感。红色服装、绿色背景、白色帷幕和黑色帽子构成非常清晰的色块,使人物具有一种异常强烈的视觉存在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服装的巨大体量让查理七世显得比实际比例更加魁梧,而脸部却相对瘦小,这种处理强化了“君主”的威严。卢浮宫的资料也特别指出,富凯笔下查理七世的服装相对克制,他的王权形象并不主要依靠奢华装饰,而更多依靠人物自身的威严。所以这幅画表面上非常朴素,实际上是在说:我不需要王冠和黄金来证明我是国王——你看我的脸就知道。</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是 《巴黎高等法院的基督受难》(The Crucifixion of the Paris Parliament / La Crucifixion du Parlement de Paris),约创作于 1452年。作者并无确切姓名,卢浮宫目前署为 “德勒·布代大师”(Master of Dreux Budé / Maître de Dreux Budé)。画家被认为来自佛兰德斯或法国北部,后在巴黎工作。作品属于15世纪中叶法国绘画、晚期哥特式传统,同时明显受到当时北方尼德兰绘画重视细节、现实观察和空间表现的影响。它原为巴黎高等法院大审判厅(Grande Chambre)的祭坛画,很可能就是在1452年前后受巴黎高等法院委托制作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中央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场景,十字架上方构成圣三位一体的垂直结构:圣父位于尖拱形顶部,圣灵以鸽子形象出现,而下方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十字架两侧排列着四位具有特殊法国象征意义的人物:左侧是圣路易(Saint Louis,即路易九世)和施洗者圣约翰,右侧是圣德尼(Saint Denis)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他们共同围绕基督形成一个庄严而稳定的构图。画面最有特色的部分则是背景:画家没有把受难发生的地点处理成一个模糊的圣经时代景观,而是在远景中描绘了15世纪的巴黎,可以辨认出内斯勒塔(Tour de Nesle)、塞纳河、卢浮宫 以及西岱岛上的巴黎司法宫。于是,基督受难这一神圣事件仿佛直接发生在当时巴黎人的现实城市之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细看的是它把宗教、法国王权传统和现实城市景观融合在同一个画面中。四位圣人和历史人物并非单纯为了填充画面,而使这幅基督受难图与法国的宗教及王权传统发生了紧密联系。尤其圣路易和查理曼,使观者意识到这并不只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受难》,而是一件与法国国家和巴黎自身有关的宗教图像。另一方面,背景中的巴黎城市景观非常珍贵:它让我们看到15世纪巴黎的建筑与城市面貌,也体现了当时画家越来越重视具体地点、建筑细节和现实世界的视觉观察。作品本身尺寸很大,约 226.5 × 270厘米,绘于橡木板上,因此站在卢浮宫820展厅面对它时,中央十字架、两侧人物以及远处城市共同形成非常强烈的整体视觉效果。</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跛脚男孩》(Le Pied-Bot / The Clubfoot)是由西班牙画家胡塞佩·德·里贝拉(Jusepe de Ribera,1591–1652)于1642年创作,是卢浮宫西班牙绘画收藏中非常著名的一件作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中的男孩是一名贫苦的流浪儿童,他赤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肩上扛着一根长木棍,右手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拉丁文 ,意思是“为了上帝的爱,请给我施舍”。他最大的身体特征是右脚明显畸形,因此作品后来被称为《跛脚男孩》 。有意思的是,里贝拉没有把他画成一个悲惨、卑微的乞丐:男孩几乎正面面对观众,脸上甚至带着一种轻松、顽皮的笑容,眼神也非常直接。卢浮宫资料显示,这幅画原本很可能是为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贵族斯蒂利亚诺亲王(Prince Stigliano)创作的,后来进入法国收藏,1869年由Louis La Caze遗赠给卢浮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地方,是里贝拉对“贫困”与“尊严”之间关系的处理。他毫不回避地将男孩的身体缺陷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正是17世纪巴洛克绘画中常见的现实主义倾向,但男孩的表情却完全没有自怜。他挺直身体,把木棍随意地搭在肩上,嘴角带着笑,甚至有一点“我就是这样”的洒脱。画面中的天空和远山也非常重要——里贝拉没有把男孩封闭在黑暗的贫民窟里,而是让他站在开阔的自然环境中,使这个贫穷的孩子获得了一种相当强烈的人的存在感和尊严。因此,这幅画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只是“一个跛脚的乞丐”,而是画家让观众直视一个社会底层人物,同时又拒绝让这个人物仅仅成为“值得怜悯的对象”。这也是里贝拉作品非常有力量的地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玛格丽特·特蕾莎公主肖像》(Portrait of the Infanta Margarita Teresa)是胡安·包蒂斯塔·马丁内斯·德·马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Juan Bautista Martínez del Mazo)约1654年创作的布面油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作中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女儿、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玛格丽特·特蕾莎(Infanta Margarita Teresa)。女孩大约三岁,穿着黑白相间、装饰华丽的宫廷服装,胸前佩戴着金色饰物,头发上别着小蝴蝶结。她直视观者,神情安静而略显拘谨。背景非常简洁,只安排了一把椅子和暗色空间,使人物从背景中突出来。画面左侧还可以看到一件家具,这种宫廷室内环境和服饰细节共同强调了她作为西班牙王室成员的身份。</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地方,是它与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肖像传统之间的关系。委拉斯开兹曾反复描绘玛格丽特·特蕾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她出现在《宫娥》中的形象;马索是委拉斯开兹的女婿和重要助手,因此这幅作品长期以来也曾被归于委拉斯开兹名下。现在卢浮宫将它归于马索,这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尤其可以留意女孩裙装和黑色丝带的处理:展签特别让观众寻找那些“细节”,因为马索的特点之一正是用简洁、迅速的笔触描绘缎带、头发和衣料表面。这使得画面整体看起来比委拉斯开兹最成熟的宫廷肖像更加直接,但仍然具有典型的西班牙宫廷肖像气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愚者之船》(The Ship of Fools / La Nef des fous)是尼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斯(Jérôme van Aken, dit Bosch / Hieronymus Bosch)约1505–1510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卢浮宫最著名的北方文艺复兴绘画时期的宗教寓意与讽刺性绘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作中描绘一群人挤在一艘漫无目的漂流的小船上,他们沉溺于饮酒、进食和享乐,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船中央,有人在伸手争夺悬挂在船桅上的食物,其他人则围绕着餐桌饮酒、进食,整个场面充满荒诞和混乱。船上方的树木被当作桅杆,树梢飘着一面白色布条;船下的水面又有一个裸体人物漂浮其中,使画面更加诙谐而不安。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幅画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完整的独立作品,而是一个被截去下部的画板残片;卢浮宫的研究表明,它原本是一个三联画左翼内侧的上半部分,下方的残片现藏于耶鲁大学,二者可以准确接合。因此,画面中的“愚人船”原本是一个更完整的关于暴食与纵欲的寓意场景,表现人因为沉溺于肉欲而偏离正确道路的主题。卢浮宫也指出,作品后来被称为《愚人船》,与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1494年的讽刺文学《愚人船》存在密切的主题联系,但它并不是对该书的直接插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博斯把一个严肃的道德寓言变成了近乎荒诞的视觉喜剧:船上的人物看似在享受宴饮,实际上却正在漫无目的地漂流,船本身就成为“人被欲望牵着走”的象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景中的修士与修女——他们本应代表宗教生活,却同样参与到争食和享乐之中,因此画面不仅讽刺普通人的贪食,也把矛头指向了神职人员的堕落。经过2012–2014年的研究和随后修复,卢浮宫发现此前被后世重绘遮盖的一些细节,并确认这块画板与耶鲁的《暴食寓言》残片相接;同时,原来较为昏暗的表面经过清理后恢复了更加明亮的色彩。因此今天在卢浮宫看到的《愚人船》,实际上比过去更能呈现博斯原本的构图和色彩。值得特别记住的一点是:画名“愚人船”本身并不一定是博斯最初赋予这幅画的名称,而是作品在后来作为独立画板流传时形成的称呼;它原本更准确地属于一套关于罪恶和人类欲望的寓意作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作 《圣方济各·沙勿略使日本鹿儿岛居民的女儿复活》(Saint François-Xavier rappelant à la vie la fille d'un habitant de Cangoxima [Kagoshima], au Japon)是法国画派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创作于 1641年。是普桑创作的最大幅祭坛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中是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在日本鹿儿岛施行奇迹,使一名已经死亡的年轻女子复活。画面下半部是奇迹发生的现场:女子躺在床上,周围的人神情各异。圣方济各·沙勿略位于人群之中,成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画面上半部则出现了一个宏大的基督显现:基督从云层中向下张开双臂,周围环绕着云彩和天使。这个故事并没有出现在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早期传记中,而是耶稣会传记作者奥拉齐奥·托尔塞利诺根据有关日本的耶稣会文献加工出来的故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是普桑如何处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奇迹”场面。首先,画幅巨大。这与它作为巴黎耶稣会见习院教堂主祭坛画的功能直接相关。 更有意思的是,普桑甚至无法将画框放进他的画室。其次,上方基督的形象非常强烈。当时有人批评他画得不像“仁慈的基督”,反而像“雷霆之神朱庇特”。普桑本人却认为基督在世间显现时不应被画成一个软弱、温顺的形象。卢浮宫研究还指出,普桑在这幅作品中借用了古典艺术的形象,例如前景扶住复活女子头部的年轻女子,可能参考了卢浮宫收藏的梅勒阿革洛斯石棺浮雕。所以现场观看这幅画时,可特别注意它上下两部分的关系。下面的人群被奇迹震撼,上方的基督则以近乎古典雕塑般的庄严姿态出现,这正是普桑早期宗教历史画非常典型的特点。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狄安娜出浴》(Diana Leaving her Bath)是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80年)于1742年创作的布面油画。馆藏编号 INV 2712 / MN 66。目前位于叙利馆二层 919 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的是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狄安娜(Diana)沐浴之后,与一位宁芙(仙女)在森林水边休息的场景。狄安娜坐在华丽柔软的织物上,身体呈现出非常优雅而略带扭转的姿态;她的女伴跪坐在她脚边,微笑地看着她。周围散落着弓箭、箭囊、猎物和猎犬,这些并不是普通的道具,而是帮助我们确认人物身份的关键——狄安娜既是月亮女神,也是狩猎女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非常典型的法国洛可可(Rococo)审美:布歇并不强调古典神话的庄严感,而是把神话人物变成一个充满感官魅力的、轻盈而私密的世俗场景。人物白皙柔软的肌肤、蓝色和白色的丝绸、绿色的树林以及水面的光线形成非常甜美的色彩关系;与此同时,狄安娜头上的月牙形饰物、身旁的猎犬以及地上的弓箭和猎物,又不断提醒观者她并不是普通女子,而是神话中的狩猎女神。</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土耳其浴室》(The Turkish Bath / Le Bain turc)是 法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画派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创作于1859–1862年。现陈列于叙利馆二层940展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土耳其浴室》描绘的是一个充满裸体女性的土耳其浴室内部。画面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故事情节,而是将许多女性安排在圆形空间里,她们有人在背景中起舞,有人正在弹奏乐器。整个场景仿佛从一个浴室入口向内部望去,人物层层展开,几乎填满了整个圆形画面。安格尔实际上并没有亲身到过土耳其,他主要根据旅行文学和有关东方女性浴室的文字描述来构想这一场景;其中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英国外交官兼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关于奥斯曼帝国浴室的记述。卢浮宫资料显示,这幅作品最初在1859年完成时还是长方形构图,之后将其改造成现今这种圆形的,并于1862年完成最终版本。</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注意的是安格尔对人体、线条和圆形构图的极端掌控。画面中的女性身体看起来异常光滑,几乎没有明显的肌肉和骨骼结构,人物的轮廓主要依靠柔和而连续的线条来塑造,这体现了安格尔对“线条优先于色彩”的新古典主义审美。与此同时,他又故意让不同姿态的人体彼此重叠,使画面产生一种几乎没有尽头的女性身体“连续体”,这也是作品最强烈的视觉特点。特别值得细看的是右侧半躺的女性、中央背对观者的弹琴女子以及背景中正在跳舞的人物:她们的身体姿态各不相同,却被安格尔用非常统一的轮廓和柔和的肤色联系起来。作品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作史细节:安格尔完成这幅画时已经82岁,并在左下方签名为“安格尔作于1862年,时年82岁”。因此,这幅作品既是他晚年的重要作品,也是他几十年来持续研究古典人体与女性裸体主题的一次总结。</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教皇庇护七世在西斯廷礼拜堂主持礼拜》(Pope Pius VII in the Sistine Chapel ),是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于1819年—1820年完成,并于1828年前后重新修改、扩大。安格尔是19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浮宫将其归入“法国画派”。作品于1824年巴黎沙龙展出,现藏卢浮宫,编号RF360。</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作描绘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在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主持宗教仪式的场景。庇护七世坐在画面中央偏左、铺着红色地毯的高台上,身后是华盖,周围坐着或站立着枢机主教和其他教士。画面前方,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宗教人士正走上台阶,准备亲吻教皇的脚,并开始发表布道。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整个空间的背景——安格尔把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完整地作为西斯廷礼拜堂后墙的巨大壁画呈现出来,因此画中的人物实际上置身于欧洲最著名的宗教艺术空间之一。卢浮宫的记录还特别说明,这幅画最初就是表现“一名圣方济各会修士在开始布道前前来亲吻教皇的脚”,而画面所表现的是西斯廷礼拜堂内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地方,是安格尔把现实中的宗教仪式、建筑空间和艺术史上的名作结合成了一个非常有秩序的整体。首先注意红色:从前景台阶、地毯一直延伸到教皇座位和华盖,红色构成了视觉上的主轴,使观者的目光自然集中到庇护七世身上;而周围人物则以黑、白、棕等较沉稳的颜色排列,使教皇成为仪式的视觉中心。其次,可以仔细看上方的《最后的审判》——米开朗基罗画中的巨大裸体人物与下方真实而肃穆的教士形成鲜明对照,使西斯廷礼拜堂本身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史细节:安格尔1819年在罗马开始绘制此画,1820年在佛罗伦萨完成,后来回到巴黎后又在约1828年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并扩大尺寸,所以今天看到的并不是1819–1820年最初状态的原画。画面右下方保留了“J. Ingres. Rom. 1820”的签名和日期,也明确记录了它与安格尔罗马时期的关系。</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珍珠女/ 戴珍珠的女人》(La Femme à la perle / Woman with a Pearl),是 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于 1868–1870年创作的。卢浮宫藏品编号 RF 2040,位于叙利馆二层952展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中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半身肖像,双臂自然交叠在胸腹前,神情安静而略带疏离。她穿着带有意大利乡村风格的服装。 她的头发上戴着一圈细小的植物叶饰,背景则几乎没有具体环境,只用深褐、灰绿色的朦胧色调衬托人物,因此观者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她的脸、姿态和服饰上。值得注意的是,画中所谓的“珍珠”其实并不是珍珠——这个标题本身来自对她额前叶饰的误读:过去有人把垂落在额头上的一小片叶子看成了珍珠,名称沿用至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柯罗借用了文艺复兴肖像画的构图,却没有真正按照传统肖像画的方式去刻画一个具体人物。年轻女子略带四分之三侧面的姿势、正面而克制的表情,以及简洁的背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肖像。研究资料尤其指出,这幅画的姿态明显受到文艺复兴艺术的启发,因此常被称作柯罗对《蒙娜丽莎》式形象的一种变奏。更有意思的是,这实际上是柯罗晚年非常重要的一类作品:他最著名的是风景画,但在晚年却大量创作女性人物画,而且这些作品在他生前并没有像他的风景画那样受到重视。《 珍珠女》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它非常克制的灰褐、赭黄色调,以及人物皮肤与服装之间柔和的明暗关系。画面没有传统肖像画那种华丽的身份象征,却产生一种近乎梦境般的安静气氛。也因此,这幅画既可以看成柯罗对古典肖像传统的回望,也可以看成19世纪后期人物画逐渐摆脱传统肖像规范的一种尝试。</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是卢浮宫最重要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之一——雅克-路易·大卫1784年创作的《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 / Oath of the Horatii)。编号 INV 3692 / MR 1432,陈列于德农馆一层702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表现的是古罗马传说中荷拉斯三兄弟出征前向父亲宣誓的场景。画面中央,父亲高举三把剑,三个儿子伸出右臂,准备共同宣誓并接受武器,他们的身体和手臂形成极其明确的水平与斜向线条,表现出一种毫不犹豫的决心。右侧则是陷入悲痛的女性家属:其中包括兄弟们的姐妹以及妻子,她们因为这场战争意味着亲人之间可能互相残杀而悲伤。故事的关键在于,罗马的荷拉斯家族将与阿尔巴隆加的库里亚提乌斯家族决斗,而两个家族之间又存在婚姻关系,因此这不仅是一场战争,也是亲情、爱情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冲突。画面背景被处理得非常简洁:巨大的拱门、柱子和石板地面构成类似舞台的建筑空间,使人物成为视觉中心。卢浮宫的正式题名特别强调这是“在父亲手中的荷拉斯兄弟之誓”,而这件大型油画就是大卫在罗马完成、1785年巴黎沙龙展出的版本。</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看的,是大卫如何用极端清晰、理性的构图来表现“牺牲个人、服从国家”。你可以注意画面左右形成的强烈对比:左边三个男人身体挺拔、动作统一、肌肉和武器形成坚硬的几何线条;右边的女人则身体弯曲、彼此依靠,形成柔软、松散的曲线——男性代表责任、勇气和公共义务,女性代表家庭、爱情和私人情感。而画面正中央的三把剑恰好成为整个构图的焦点:父亲把剑举起,三个儿子的手臂同时伸向它们,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动作都朝这个中心汇聚。建筑也经过高度理性化处理。使整个画面呈现近乎数学般的秩序感。这正是新古典主义最典型的特征:从古代罗马题材中寻找英雄主义、纪律、责任和公民美德,并用清晰的轮廓、稳定的构图和克制的情感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虽然表现的是古罗马故事,却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创作的。因此后来的人很容易把其中“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的精神与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卢浮宫资料还指出,大卫最初接受的委托并不是现在这个题目,而是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主题,并于1785年在罗马完成这幅作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大卫实际上把整个故事浓缩成了一个“男人宣誓、女人承受后果”的视觉结构——这也是为什么这幅画第一眼会觉得非常雄伟、理性,但仔细看右边的女性群像后,又会发现它其实隐藏着非常强烈的悲剧性。</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是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创作于 1834年的《阿尔及尔女人在她们的房间里》(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现藏于卢浮宫德农馆一层700厅。作品编号 INV 3824 / LP 679。</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画面描绘的是一个阿尔及尔穆斯林家庭女性居住的室内空间:三位女性坐在低矮的地面上,穿着华丽、宽松的东方服饰,其中左边女子侧身靠坐,中间女子正面面对观者,右边女子低头沉思。她们身后是一位黑人女仆,似乎正准备离开房间。室内铺着带有几何图案的地砖,墙壁装饰着东方风格的瓷砖,左上方可以看到镜子,人物周围还有织物、家具以及水烟壶等生活用品。整个场景没有戏剧性的事件,而像是被画家偶然窥见的一刻:三个女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中,呈现一种慵懒、封闭而略带神秘感的氛围。这个题材来自德拉克洛瓦1832年的北非旅行——他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停留期间,曾获准进入一座穆斯林家庭的女性生活空间,这次经历给他留下极深印象。回到法国后,他据此创作了这幅画,并在1834年巴黎沙龙展出,作品随后即被法国国家购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重要的看点其实是“色彩”而不只是“东方题材”。德拉克洛瓦并没有把这里处理成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戏剧场景,而是利用大量温暖的赭色、红色、橙色和金色,与蓝色、绿色等冷色相互平衡,使整个室内产生一种非常丰富而柔和的色彩和谐。尤其值得注意三位女性的衣服、地毯、墙面瓷砖以及右下方水烟壶之间的色彩呼应——这些物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明确轮廓线、而是靠色块和明暗关系组织起来的空间。卢浮宫在2021年对这幅画进行了重要修复。原本丰富的色彩对比重新显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室内空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黑色背景,而是由墙面、瓷砖、家具、织物和人物层层构成。也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让这幅画区别于单纯想象出来的东方主义场景。卢浮宫甚至特别强调,这幅作品的色彩表现后来成为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研究和学习的典范。 从艺术史角度看,它也是德拉克洛瓦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品:与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那种清晰、理性、纪律化的新古典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德拉克洛瓦更关心感官、色彩、氛围和情绪。后来雷诺阿、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都曾受到这幅作品的启发,卢浮宫也专门指出了它对后世艺术家的影响。</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就是最著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创作于1503–1519 年的《蒙娜丽莎》(La Joconde / Mona Lisa)。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之一 。作品编号 INV 779 / MR 316。</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之所以将这件大名鼎鼎的画作排在了“卢浮宫专篇”的最后一幅,并不是有意识的。我们将此次卢浮宫的参观安排在周五,除了增加参观时间,也是得知,晚间《蒙娜丽莎》前不会再有拥挤的游客。然而,事实完全不符。《蒙娜丽莎》所在的德农馆一层国家厅711展室,我们数次从门前走过,里面永远是满满的人群。眼看闭馆时间都要到了,只好硬挤了进去。这让我想起在巴塞罗那蒙特塞拉特修道院看黑圣母像。人极多,空间窄小,排着细细长长的队伍。最前方 有工作人员管理,限定每人有两分钟停留时间祷告和拍照,人虽多但很快就轮到了。说实在的,真想给卢浮宫提点建议。画在木板上的《蒙娜丽莎》画作,被单独放在防弹/恒温恒湿的玻璃保护柜中,而且周围没有其他画。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在这诺大的展厅中,79 × 53 cm的画幅还是显得太小了。达·芬奇在作画时怕怎么也想不到,日后会引起这般轰动。后面庞大的人群,使我们绝不敢过多地停留。定定神,好好看两眼,尝试一下“她的视线是否能和我保持一致”。然后匆匆拍了两张照片就走人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通常被认为描绘的是佛罗伦萨丝绸商人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的妻子丽莎·盖拉尔迪尼,因此意大利语称 La Gioconda,法语称 La Joconde。达·芬奇没有把她画成僵硬的正面肖像,而是让人物以四分之三侧身面对观者,双手自然交叠,目光似乎直接与观众相遇。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以及脸部和轮廓似乎在空气中逐渐消散的柔和效果——这正是达·芬奇著名的“晕涂法”(sfumato)。这种技法使人物的轮廓和明暗过渡极其微妙,从而产生了神秘而富有生命力的表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幅画最值得现场看的地方,其实不只是“蒙娜丽莎在微笑”。你站在她面前稍微移动位置,会感觉她的视线始终与你保持某种联系;同时仔细看她背后的风景,会发现人物与背景之间没有清晰、硬朗的轮廓,而是通过层层透明的色层和柔和的过渡融在一起。卢浮宫认为,正是神秘的微笑、幻想般的风景和晕涂法技法,共同构成了这幅画经久不衰的魅力。</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们终于走出了馆门。原来还想中途出来拍一拍园景,哪里还有时间,图中的小凯旋门还是早晨来时拍下的。一天下来走走停停,走累了,稍微坐坐歇歇,或补充些能量,时间就飞也似的过去了。当然,最开心的还是找到清单中的展厅,在展室中一眼看到我们要找的画作,好兴奋呀!一时间好像回到幼时做的游戏,每个小组抽到一组题,按照题目给出的特征和要求一路走去寻找“目标答案”。然后看哪组最正确、到达时间最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无论如何,我们完成了欣赏清单的任务。我们如同穿过一条时间隧道和万花筒,从史前、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希腊、罗马艺术到早期基督教艺术、文艺复兴艺术,其中各种画派、各种主义;题材从最早的神话故事、宗教故事,到帝王将相、普罗大众;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眼花缭乱,但也收获满满,可谓不虚此行!</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