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大硐喇

六月清莲

（一）

糖果与烟圈里的山外世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生活的圈子纯粹又单纯，范围小得不能再小。

每天早上八点和夏荷相邀背着书包上学，中午十一点半回家吃午饭，然后返校上下午课，再然后放学——日子就像穿过村子从我家菜园流过的那条小水沟，懒洋洋的流淌着，连波纹都很少起一个。

夏荷是我最要好的伙伴，她家有个嫁去大硐喇的姑奶奶。

那女人每次回娘家，会带来大包小包的礼物。大帆布包里塞满了黄绒衣、解放鞋、劳动服，白纱线织的手套……

这些东西据说是姑奶奶厂里发的，她家穿不完，回娘家顺便带回来给家里的兄弟姊妹穿，娘家人看到这些礼物，那可是欢喜得不得了。姑奶奶更是开心，送礼不花钱既有了面子，又省了里子。

夏荷最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鞋啊、衣啊之类的，她喜欢的是姑奶奶那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绿色挎包，那个包像一个魔法袋：上海产的小白兔奶糖、印着天安门图案的铅笔盒、会眨眼睛的布娃娃……还有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我和夏荷形影不离，她的姑奶奶自然也成了我的姑奶奶。

那女人真是特别，四五十岁的样子，身材很高大，比一般的男人还强壮。单看背影就知道是干体力活的好手。可是最让我好奇的是，她竟然会抽烟。

八十年代的乡下，女人抽烟可是件稀奇事，会被老一辈人看成是伤风败俗的事。哪个女人沾染上了烟，会被扣上不正派的帽子，人们会在背地里散布许多关于她为什么会抽烟不同版本的故事。我们村子并不大，百十来户人家分布在一条四五米宽的马路两边，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

每次姑奶奶回来，她都会第一时间在街上逛一圈，似乎在向居住在街道两边的熟人宣布着什么。嘴上叼着“南雁牌”香烟，遇到认识的街坊邻居她会大方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来，客气的递一支过去。

抽烟的男人们出于礼节，都会伸手接过那支烟，嘴上客气的对姑奶奶说：“你难得回来一趟，有时间到我家去坐坐啰！”姑奶奶也客气的说：“我在大硐喇上班，厂里忙得很，要不是回来看我哥哥嫂嫂一家，我哪里有时间闲逛，下次吧，下次一定去你家坐坐。”她故意把“在大硐喇上班”说的格外大声。

其时他们都只是客套而已，街坊也并不是真的希望姑奶奶去他家坐坐的，姑奶奶也不稀罕去的。

从街上走过的女人似乎有点避嫌的样子，她们远远看到嘴里叼着香烟的姑奶奶走来了，大多会假装有事或者突然改变方向，尽量不和姑奶奶碰面。

姑奶奶早就习惯了这一切，她也不在乎。

她常坐在夏荷家门前的青石板上，跷着二郎腿，烟卷夹在指缝间，然后把香烟往嘴里塞，接着深深吸一口，再缓缓吐出青灰色的烟圈，有点女痞子的模样。

阳光透过烟圈落在她脸上，那神情，说不出的惬意。

“我们大硐喇啊，”她吐着烟圈说，“苏式的大礼堂天天放电影，《刘三姐》、《阿诗玛》我看了最少有五遍了，灯光球场的篮球赛从早打到晚。子弟学校的老师都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医院里连听诊器都是德国货……”她用夹着烟的手指比划着。

“日本尼桑卡车一排开出去，那叫一个威风！”尽管听众除了夏荷一家就只有我一个外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对什么“德国听诊器”、“日本尼桑车”这些词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的小姑娘。

姑奶奶好像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夏荷一家对于这样的话听了不止一次两次，他们的反映很平静，一家人脸上都是淡然的神情，偶尔会随声附和姑奶奶一两句。

只有我攥着她给的水果糖，捂得紧紧的，感觉手心里都有了糖果的味道，心里也是甜的，把大硐喇想象成了神仙居住的地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