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在深圳流过的汗

那棵树

　　那是我第一次去远方，南下打工。当时的心情，有激动，也有不舍。

一次偶然的机会，去镇上的妈妈突然兴冲冲地折回家来问我：“你想不想去深圳？”我丝毫没有犹豫，就说：“想啊。”然后妈妈就跑去联系人。那年我18岁，是2000年的夏天。之前我学完服装去了天水打工，回来后就一直在家做衣服，大概做了一年多，确实有点枯燥了。听到妈妈说要去深圳，我很高兴，很想去外面看看，还能挣钱，所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后来妈妈联系了附近村一个她认识的人，那人是专门给厂区招人的，便答应带上我和她家的姑娘，还有一个同村的女孩一起走。

妈妈联系好后，他们定好了时间，就送我们去火车站。那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车子还没开动，妈妈们个个都说着差不多的叮嘱，我不记得具体说了什么，只是嘴上答应着“嗯”。车没开时还不以为然，可当火车慢慢启动，离别的滋味才渐渐涌上来。车厢里一起上来的姑娘都哭得泣不成声，妈妈追着火车抹眼泪，我的视线也模糊了，火车渐行渐远……

不知道哭了多久，被车上好奇的人问话，才止住了哭声。有个男的问：“你们不会是被人拐卖的吧？”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没了底——妈妈认识的那个人，其实也是托别人带我们，我妈妈并不直接认识带路的人，连她们之间到底认不认识都不清楚。心里越发忐忑。当时买的是站票，我还穿着一双坡跟凉鞋，鞋跟最少有七八厘米高。越站越热，在过道里汗湿透了衣服。那时到深圳还没有直达火车，坐了36个小时才到广州，后来又转大巴去深圳。一路上我都很害怕，总想起火车上那人的话，心里一直盘算：如果他们真是人贩子，我该怎么办？要怎么逃？就这样担心了一路。

　　还好遇到的都是好人，顺利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鞋厂。那是个很大很正规的厂，叫永丰鞋厂，老板是台湾人，个子不高，偶尔开大会时会讲话。厂区具体多大我说不清，只记得从前门到后门走大半圈，大概要四五十分钟。宿舍楼有8栋，车间更多，记不清数目。厂里是封闭式管理，近乎军事化，吃饭、上班都得按路线排队走。白天厂门封锁，晚上12点前锁门，但晚上八点会开放，戴厂牌可以自由出入。

那时的深圳，一个镇都比我们县城繁华。我们所在的镇是松岗镇。晚上下班，大家都去夜市吃美食、娱乐，年轻人跳舞、滑旱冰，旱冰场最热闹，少男少女占了多数。厂区楼下，晚上全是谈恋爱的男女，搂搂抱抱。厂规禁止男女互串宿舍，所以他们只能在楼下约会。也有男孩子给我写过纸条，约我去滑旱冰，但我不敢去，其实也不太想去，总觉得那边的男生花心不靠谱。

说起美食，夜宵是少不了的。厂门口炒米粉和炒河粉，都是两元一份，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实在太好吃了，让人回味。那时胃口特别好，下班就出去吃夜宵。不上班放假时，就去市场喝米粥，南方人做的粥稠稠的，一大碗，配好多咸菜，好吃又实惠。最难忘的是那家“甘谷饭店”，每隔几天我们总要去吃老家的面食，炒麻食做得和老家一模一样，几天不吃就想得慌。

那时候深圳的电脑培训很热门，我趁晚上下班早就报了一个班，学了五笔打字和办公软件。有时也给弟弟妹妹织毛衣。最喜欢的还是晚上静静听收音机，这算是实现了学生时代听歌的愿望。我常戴着耳机听音乐，听到睡着，第二天醒来耳机不知被拨到一边，还在嗡嗡响。那时也一直买磁带和《读者》，每个月都要买两本。

在深圳的两年里，最多的还是想家、想朋友。遇到一点委屈就会哭，后来翻看那时的日记，有一本就是在深圳打工两年写的，写的不是哭就是想哭，感觉自己真是个敏感又脆弱的小女生，怎么那么多愁善感呢。写得最多的就是等信——等同学的信、家人的信、想念之人的信。18岁的年纪，情窦初开，也有等待的人。信里写的大多是身边见闻，日记里却记满了想念，信上反倒不好意思说出口。

流水线的日子单调又枯燥，也很苦。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包鞋跟包得很慢，面前总是堆起一大堆，手上磨出泡，吃饭拿勺子都疼。跟不上流水线速度，心里着急，可手就是快不起来。后来做多了，慢慢就熟练了，也习惯了快节奏，习惯了南方的湿热，习惯了每天冲两次澡。刚去时满身起痱子，痒得难受，身上整天黏糊糊的，很不习惯。

放假时朋友们会约着出去玩。我喜欢拍照，买了个傻瓜相机，那时还用胶卷，也流行拍艺术照，现在翻开以前拍的艺术照还有穿婚纱礼服拍的，看着忍不住都想笑。还记得照相馆那两姐妹长得很漂亮，我还向她们要了照片。

到深圳后，还有一件头等大事——看海。同来的两个姐妹不太愿意去，我还有点不高兴。后来有个同事愿意陪我去，但我们不认路，就坐了摩的，结果司机把我们带到了虎门码头。那里的海乌七八糟、浑浊发黄，根本不是我想象中蓝色的大海，很失望。看海就这样失败了，但我一直记得要去看海。对西北人来说，对大海的幻想，就像南方人对雪花的向往一样。常有南方姐妹好奇地问雪花有多美，她们从没见过；就像我们没见过大海一样，只能凭想象。没有亲眼见过的大海和雪花，我觉得再多词语也形容不出它们的美，只有亲眼看到才能感受。

在深圳打工，主要还是为了挣钱。前一年父亲就职的公司倒闭了，他没了工作，弟弟妹妹在上初中，所以我每月要给家里寄钱。第一个月我发了380块工资，激动得不行——因为在西北，那时一个月挣100来块就算很多了。拿到工资条那天，我寄了300块回家。后来陆陆续续寄了有3200块，这是我妈妈后来帮我算的，我自己倒没记过寄钱的总账，但那时候的记账本还在。

流水线的生活终归是打工，我不想长期做一个打工妹，漂泊异乡。2002年3月，我趁着淡季买票回家（过年车票难买，所以选在三月。）正好有机会去了兰州，碰到了心仪的服装学校，想继续进修服装专业。我请求爸爸同意，报了名。那次回家本是探亲，没有辞职。后来我返回深圳办辞职，却不容易——班长不批。我便软磨硬泡，他走到哪我跟到哪，就想把一个月押金拿回来。跟了好几天，他终于批了。

在深圳打工的那段日子，在那个遥远陌生的城市里，洒下过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体验了第一次离别的车站，体验了两年不回家的思乡情，体验了买不到票的无奈，也体验了流水线上打工人的心酸……所幸，这一切经历我都觉得值得，它们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2002年9月，我也顺利走进了想上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