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之路（19）

老迷糊

第十九章：那年秋天

通知来得突然。

记得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操场上贴满了红纸黑字的标语。学校里到处是兴奋又慌张的人群，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在角落里沉默地抽烟。

沈小棠站在人群边缘，手里攥着一张薄薄的纸——三天后出发，去婺源，去彰公山深处插队落户。

十五岁的她想哭，但没有眼泪。父亲沈振山还在遥远的农场里身陷囹圄，母亲钱素云关在地委的牛棚里没有自由，大哥更早之前就被投入看守所，小弟也被送回山西老家。家里只剩下她和妹妹和照顾她们的大舅。

回到空荡荡的家，她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床薄被子，都是母亲以前缝的，被角磨得发亮。她把衣服叠了又叠，叠得很整齐，像是怕谁挑出错来。

大舅端了一碗面过来：“妮儿，吃点东西。”

她摇头，说吃不下。

大舅叹了口气，眼圈红了：“你爸妈要是知道了……”

“他们不知道也好。”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大舅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再说。

出发那天，饶城一中的操场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

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十几辆解放牌卡车一字排开，车厢两侧挂着大红横幅——“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车头上扎着红花，风吹过来，花瓣扑簌簌地响。

送行的人挤满了操场边。有母亲拉着女儿的手不肯松开，有父亲拍着儿子的肩膀反复叮嘱，有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人群后面，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看着。

小棠背着行李爬上卡车，找了个角落蹲下来。

她看着下面那些依依惜别的场面，心里空落落的。没有人来送她，没有人拉着她的手哭，没有人追着车跑。她想起母亲，想起父亲，想起大哥，想起那个曾经完整的家。

车开了。

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锣鼓敲得更急了。车队缓缓驶出校门，沿着饶城的主街道绕了一圈，然后一路向北。

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小棠靠在车厢板上，看着路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稀疏，最后只剩下连绵的大山。

山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解放牌卡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的灰尘漫天飞舞。车里的人都沉默着，偶尔有人晕车呕吐，发出难受的声音。

到一村放下几个知青，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车子终于在一个大山脚下停了下来，下车还要步行近一个小时，才是安置她们知青的点。这就是北源棚，是婺源赋春公社下属的一个小山村。

四面都是山，密密匝匝的，把天遮得只剩下一小块。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散落在沿途山脚下或坡地上，房子大多是黄泥墙、黑瓦顶，破破烂烂的。

生产队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叼着旱烟杆，眯着眼打量他们。六个人，四男两女，有两个是高中生，但都是十六七八岁的孩子，最小的就是小棠才十五岁。

“住的地方安排好了，”队长指了指村口的两间土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明天早上出工，听民兵连长的安排。”

当天晚上，小棠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外面山风吹得树叶子哗啦啦响，怎么也睡不着。同屋的女同学叫梅，比她大一岁，翻了个身，轻声问：“你怕不怕？”

“不怕。”小棠说。

其实她怕。

第二天天还没亮，哨子就响了。

民兵连长姓刘，四十出头，嗓门大得吓人。他把六个人叫到晒谷场上，叉着腰训话：“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到了我们这里就要守规矩！每天按时出工，不许偷懒！还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所有人，最后停在小棠身上。

“黑七类的子女，更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小棠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她知道，这话是说给她听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挖土、挑粪、割稻子，什么活都要干。小棠.的手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结痂，结了痂又破，最后变成厚厚的茧。她瘦了很多，本来就单薄的身子，现在更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折的芦苇。

半个月后，梅调到另一个生产队去了。知青点只剩下她一个女生。

夜里，她一个人躺在那间黑洞洞的土房里，听着外面的风声、虫叫声，有时候还会有野狗的嚎叫。她缩在被子里，浑身发抖，不敢闭眼，也不敢睁眼。

孤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她淹没了。

她想起母亲。想起母亲的手，暖暖的，粗糙的，摸在她脸上的时候有点扎。想起母亲的声音，柔柔的，慢慢的，像春天的风。想起母亲被带走的那天，穿着灰布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回头看了她一眼，什么话都没说。

她爬起来，点亮油灯，找出纸笔。

“亲爱的妈妈——”

刚写下这五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写自己怎么离开家，怎么写下的决心书，怎么坐上卡车，怎么在山路上颠簸。写这里的山有多高，路有多难走，活有多累。写她一个人住在土房里，夜里害怕得睡不着。写她想妈妈，想爸爸，想大哥，想二哥，想那个散了架的家。

她写了很多很多，把所有的委屈、恐惧、思念都倒在了纸上。泪水滴在信纸上，洇开一片模糊的字迹。

写完信，她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信封，第二天托人带到镇上寄出去。

她不知道的是，这封信根本没有直接送到母亲手里。

所有寄往牛棚的信件，都要经过专案组审查。女儿的信，转眼就成了嫁祸钱素云新的罪状。批斗结束才把拆开的信丢给了素云。作为母亲，才知道女儿已经去婺源插队，知道女儿在农村生活艰难，虽心如刀绞，但她却毫无办法。

远在福建的金城，同样受到了牵连。

他在部队里表现一直很好，眼看就要提干了。突然一纸命令下来——提前退伍。

没有任何解释。

离开军营那天，他回头看了一眼营区的大门，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在这里待了三年，流过汗，流过血，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是个兵了。可现在，他得走了。

回到饶城，家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邻居告诉他，大舅带着小妹走了，去了河南的大姨家。这是母亲在牛棚和大舅商量的，不能耽搁孩子的学业，决定把小妹送走，让她能继续读书。

第二天，他去了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要求去婺源插队。

“为什么？”工作人员问他。

“我妹妹在那里。”他说，“我得去照顾她。”

小棠见到二哥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

金城穿着一身旧军装，背着背包，站在村口冲她笑：“咋了，不认识我了？”

她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扑过去，抱着他哭了起来。

那是她到北源棚以后第一次哭。

金城拍了拍她的背，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眶也红了。

从那以后，小棠有了依靠，有哥在身边了。金城和几个男知青住在隔壁，每天早上喊她起床，晚上帮她挑满水缸。他干活拼命，一个人能顶两个人，很快就赢得了生产队的信任。

小棠慢慢不那么害怕了。

有时候收工回来，兄妹俩坐在门槛上吃饭。金城会把碗里的肉夹给妹妹，小棠又夹回去，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金城板着脸说：“让你吃你就吃，别废话。”

小棠低下头，大口大口地扒饭，眼泪掉进了碗里。不久在九江德安任插队干部的堂哥，把金城兄妹俩调去了德安，至少在德安有沈家的亲人在。

变化来得悄无声息。

先是听说邓小平重新出来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进了军委班子，当了总参谋长。然后是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政策要变，有人说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可能要平反。

她不懂这些，她只知道，有一天，母亲来信了。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我出来了。一切都好。不要担心。”

小棠拿着信，看了又看，哭了又笑。

后来她才知道，母亲是被“释放”了。专案组查了几个月，查遍了她祖宗三代，什么也没查出来。一个太行山里长大的穷丫头，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区委副书记，参加过首届全国妇代会，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说解放，就解放了。

安排工作时素云要求去鄱阳湖边的田畈街任插队干部，分管知青等工作，因为那儿离九江近，九江有她的孩子们在那儿。

父亲沈振山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他也被释放了，是留着尾巴的放 。回到家的时候，瘦得脱了形，战争年代落下的胃病，十年前因大出血动了手术，胃切除了五分之四。这一折腾，是雪上加霜。军区找他谈话，给了两条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原籍。

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家庭出身只是一个借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任何一条莫须有的理由都能置人于死地。

真正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沈振山这个人太耿直，太较真，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得罪了人，尤其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些东西不会写在公文里，但比写在公文里的更致命。

沈振山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收拾东西。

一家人决定回黎城，回太行山老家去。临走前，他们向组织提了一个请求：能不能把大儿子新元也一起带走？

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临上车了，只见月台上走来一个人。

小棠她抬起头，愣住了，

然后她尖叫起来：“爸！妈！大哥！是大哥回来了！”

新元在两个警察押送下走到父母面前，警察把新元交给父母办完交接手续后离去。看着泪流满面的妹妹，笑了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哭什么，我不是回来了吗？”关了两年多的儿子终于回到了身边。

沈振山看了看妻子，看了看儿女，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回来了，都在就好。”

钱素云擦了擦眼角，笑着点头：“都在就好。”

沈振山带着妻子、大儿子和大女儿，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此去山西，随同一起登车的还有两名部队同志，这是军分区派出执行押送沈振山遣返任务的战士。

站台上，金城站在那里，冲他们挥手。

“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小棠趴在车窗上，眼泪汪汪地问。

“不走了。”金城笑着说，“我留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火车缓缓开动了。

小棠看着二哥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远方。她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耳边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父亲说得对，都在就好。

可她不知道的是，金城之所以选择留下，是因为他有一种预感或者说是一种企盼——

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回来的。

因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他们太多的印记。

就像那年秋天的风，吹过去了，还会再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