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前的历练

周瑞宏

——阳泉矿务局工程处半工半读学校工作与学习追记

　　 文图：瑞宏、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场景模拟：豆包、文心、即梦

引言

　　那是怎样一个历史时期？

　　家贫国弱、缺衣少食、百业初兴； 忍饥寒、节衣食、精神不衰斗志昂扬；克艰难、苦奋斗、发愤图强人心所向；万众一心，只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

　　那是怎样一段青春岁月？

　　辞校园、别学堂、少男少女进厂矿；裹粗衣、啃窝头、搬砖砌石盖楼房；挖基坑、垒高墙、挥镐扬锹劳作忙；披星星、戴月亮，青春热血练就铁臂膀。

　　那是怎样一次人生经历？

　　冒寒风、顶烈日、风雨无阻血汗淌；下矿井、刨煤帮、乌金滚滚援四方；地为纸、煤做笔、幢幢厂房镶嵌大地绘出矿区新图景；天为诗、炭作曲，座座矿井点缀煤海谱就阳煤新乐章。

一、入门

1、闻讯
1970年10月，建国21周年的庆典刚过，正在市体育场（今城市广场）代表矿务局红旗二中（今三矿中学）参加“阳泉市首届中小学运动会”的我突然得知：我们这批初中生将于10月中旬毕业分配。
10月3日，在我所参加的两项田径决赛中分别以10.02米和13秒14的成绩，获得了男子铅球第三名和百公尺第六名。由于缺乏经验，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男子4×100米决赛中，跑最后一棒的我因对弯道转直道处的两个同名道次(实际上有一个是百米赛起跑点处)的标注理解错误，接棒时因站道错误导致犯规被取消成绩，使我们极有希望取得好成绩的这一集体项目功亏一篑。 图1、1970年，阳泉矿务局红旗二中参加阳泉市首届中小学运动会的代表队合影，第三排第二人为作者 回到学校后，懊恼的我顾不上总结，就随田径队解散，紧跟着就是传达文件，部署毕业事宜，每个学生都要写决心书表明服从分配的态度。

　　2、谢绝

填报志愿前，时任三矿中学党支部领导成员的郭兆龙（后任阳泉矿务局副局长）老师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升到学校即将开办的师范班学习，或选择留在三矿的半工半读学校。我知道，此前他曾带着高中班的学生到我父亲工作的单位实习，还与我父亲一起在初建三矿甲醛厂时结下了友谊，此番当我面临即将毕业之际，他肯定想为我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学习条件。

　　按照郭老师的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选择留在学校准备开办的师范班（高中阶段）继续学习，也可以到工程处半工半读学校，还可以选择留在父亲所在的三矿所办的半工半读学校。

　　但是，“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观念在当时相当盛行，同时我从小就受到父辈“干部子女不要与家长在同一单位工作”家教的影响，故我谢绝了郭老师的好意，在志愿中选择了阳泉矿务局工程处。

图2、作者当年从红旗二中 初中毕业时的毕业证 图3、1970年10月，作者所在的红旗二中一连四排初中毕业时全体师生的合影，最后一排右起第二人为作者 3、入企
　　1970年10月15日，只有15周岁的我，从矿二中（即今天的三矿中学）初中毕业，带着对工厂的好奇，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带着对企业的朴素感情，乘坐由这个企业所锻造大梁的“矿工牌”卡车，来到了阳泉矿务局工程处，走进了这个有着17载历史的煤炭建筑施工企业，走进了学制为两年的半工半读学校，开启了由学生向自食其力劳动者的人生转折。

　　这是一家诞生于1953年1月23日的建筑施工企业，曾先后冠以阳泉矿务局建井工程公司、建井工程处、建安工程处、煤炭工业部第七工程处等名号。1968年主力部队响应毛主席“扭转北煤南运”的号召，远征江西峨眉山、四川攀枝花、天津704等地后，留守在阳泉的分部易名为阳泉矿务局基建工程处，1969年又被正式命名为阳泉矿务局工程处。主要承担当时全局所有地面建筑安装工程和矿区铁路专用线，矿务局内部公路设施的维修、养护等职能。

图4、始建于1950年1月7日的阳泉矿务局，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图为1950年的矿务局办公大院

　　始建于1950年1月7日的阳泉矿务局，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那时候，整个阳泉矿务局也只有一、二、三、四矿加工程处和机电修配厂等六个县、团级建制单位，而整个阳泉市也只有阳泉钢铁厂、晋东化工厂这两个单位属于这一级别，这些县团级单位主要领导的任命权在阳泉市委。

　　那个时候，工程处分布范围很广，桃河北岸东起河神庙、西至虎尾沟的那些地界（除了四矿口那段属四矿管辖之外）几乎全部为工程处所控制。

　　前往中学迎接我们的是时任工程处整建团工作小组负责人梁璧。

图5、时任阳泉矿务局工程处整建团领导小组组长梁璧（左）亲自到中学迎接我们入企

图6、同学们就是乘坐这种阳泉矿务局自己制造的卡车来到企业的

　　石卜咀——阳泉矿区辖区内的一个大型村落，背靠百亩梁，隔桃河与狮脑山遥遥相望，单凭那句脍炙人口的“九沟十八咀”之说，就足以显现这个村子地域之广。而工程处的机关所在地，就位于这“九沟十八咀”的水泉沟（东侧）与黄水沟（西侧）之间。

　　4、知企

这里没有商店、没有医院、也没有学校。

　　唯一的购物店，就是位于石卜咀村内靠近半山腰的那个“农村供销合作社”。

　　唯一的医疗所，就是设在处办公大楼底层最西侧的那6间设施简陋的房子。

　　唯一的学校，就是石卜咀村内那所教学质量明显不高的农村小学。

　 唯一的办公楼，还是上世纪50年代在水泉沟东侧用砌块法预先砌筑，采用拼接法依次吊装而成的“积木楼”。

　　工程处俱乐部，位于石卜咀村的黄水沟和水泉沟之间，坐北朝南。这是我们加入阳泉矿务局序列的第一站，入企的欢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走进这个俱乐部，颇感异样，较之各矿俱乐部的高大宽敞，这个俱乐部的墙壁不高，天花板也低的出奇，给人一种压抑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的墙面为凹凸状，显然是为了防止室内产生回音而做了特殊处理。

　　同时抵达的还有分别来自矿一中、矿二中（今天的三矿中学）和四矿中学的198名初中毕业生。

　　就在等待欢迎仪式开始前，来自矿一中的刘俊生同学和来自矿二中的赵平同学还在这个俱乐部里打起了羽毛球，那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至今仍清晰的存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时阳泉矿务局共有半工半读学生计723人（不包含71届的173人），分布在工程处和局机电修配厂以及全局各矿，其中：一矿88人；二矿98人；三矿46人；四矿102人；工程处190人；机修厂189人。从规模上讲，主要分部在局工程处和局机修厂。

　　当时正值中苏珍宝岛交战之后，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国家以备战备荒为第一要务，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战备工作的需要。

图7、我们入企时，恰逢1969年3月2日中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战事不久，全国上下都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企业也实行了军事化建制，图为珍宝岛战斗时的照片

　　为了战备需要，那时的企业也必须采用军事建制。说是工程处，实际上当时只有两个土建连和一个机电安装连，加一个运输队连和一个附属连。当时由于煤七处远征江西，阳泉本部已经没有了矿建施工队伍，企业只能承担矿务局范围内的一些地面建筑和设备安装任务。

　　担任处革委会主任兼整建党领导小组组长的是曾任黄石板井党总支书记的穆万柱同志，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副主任是毛益仁同志，副主任当中还有一位来自基层的康树清同志。

　　那时，企业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革委会下设三组一室，三组分别为生产组、政工组、后勤组。生产组组长是李溪寿（李勇文同志的父亲）；后勤组长是王增元（王连鹏同志的父亲）；政工组长是邓祖荣。组织、宣传、工、青、妇等都归属政工组，处整建团领导小组由梁璧同志担任负责人。一室指的是革委会办公室，当时的办公室负责人是尹心宽。

　　那一时期，工程处的土建工程基本上以四矿桥为界，桥西由土建一连施工，主要是二矿选煤厂和筹建中的金属支架厂等工地；桥东由土建二连施工，主要是机修厂、节约修配厂、矿一中、西河小学等工地；机电安装队负责全局范围内的设备安装与调试。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加强管理，工程处半工半读学校也按照军事化管理来编排，全校共设有四个排，除我们来自矿二中的两个排之外，还有来自矿一中以张晋华为排长的三排和以周建华为排长的四排，其中包括矿一中医务班（高中年级）的部分同学。

　　我们来自矿二中的两个排和来自四矿中学的栗丽泉、杨泉生、刘震东、石志虎、余河林、杨凤朝、苗润生、刘爱琴、王焕萍、蒋桂娥、王爱荣、楊秀英等十余人被混编为一排和二排。

经过选举，我们二排选出的排长是杨林富、副排长分别是李淑荣、杨泉生。另外三个排的排长分别是：一排长薛和平、三排长张晋华、四排长周建华。
图8、为了适应战备工作的需要，半工半读学校分为四个排，图为四个排的排长，左起：二排长杨林富、一排长薛和平、三排长张晋华、四排长周建华

根据当时的情况，工程处将俱乐部西侧第一排最东边的两间平房腾了出来改成套间，专门作为学校的办公室。同时，又任命施维东同志为半工半读学校的校长，任命李文彬（老）同志为教导主任。 那时，社会上喊的最响的口号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等一切领域”。按照工人阶级管理学校的思路，每排各配了一名工人做班主任。一排配的是钢筋组的韩树林同志；二排配的是石工一组的康维科同志（2003年正月十六，其子康健民在芦北立井施工中坠井身亡）。两名班主任都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 就在那天的欢迎仪式上，来自矿一中的四排排长周建华代表全体同学表了决心，决心以工人师傅为榜样，扎根工程处......。 图9、四排长周建华代表全体学生发言，一定要扎根基层，以工人为榜样，刻苦锻炼.......。

　　5、劳动锻炼

　　作为企业，开办学校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一事物的出现，不仅让我们这些学生不适应，就连接待我们的企业也感到很突兀。

　　校舍选在那里？师资如何配置？教材选用什么样的版本？学生如何进行管理？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个理顺后才能解决，在那效率不高的年代，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调整。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开学准备，我们被首先分配到基层的两个土建连队去实习。

　　我们所在的一排和二排被分配到建筑一连劳动锻炼，一连的连长是李计青（河北安国人），指导员是郭建忠（河北安国人），副指导员是阎牛小（阳泉郊区人、刘建同志的岳父），工会主席是周九如（工会女工部长周玉萍同志的父亲），技术员有崔树来、刘植君（后任三处副总工程师）、杨淑媛（于占鳌副总的爱人），计划组组长是张汉臣。

　　张晋华和周建华所在的三排和四排被分配在二连劳动锻炼，记得二连的连长是翟有财（平定古贝籍）、指导员是李双发（河南林州籍），分管生产的副连长是白三群（河北辛集籍）。

　　一连驻地位于黄水沟西侧的一个院落内，南邻老旧的矿区公路，北依石卜咀村萝卜台山下的矿区铁路专用线，西边是矿务局新建的水泥支架厂（今天的金花园小区），西南角是全处的职工大食堂。院落内，连部所辖的计划、统计、生产、党、工、团等办公区均集中在院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那一大片整齐的小排房就是当年工人师傅们居住的集体宿舍。宿舍的房间大小不一，大的可住6—7人，小的也可住2—3人，院内最东边是连队唯一的茶炉房，驻地北侧山上是矿区铁路支线和石卜咀铁路集配站。

除了迎接我们的师傅外，我们最早见识到的是铁锹、铁镐、锤头、瓦刀，还有锯子、扳手，外加到处都离不开的运输工具——手推小排车。 劳保待遇除了一身比麻袋片强不了多少的蓝色再生布工作服之外，就是两副手套和一顶夏天用来遮阳的草帽，外加一张区间为赛鱼口——拾脑沟（今水泉沟）的矿交车乘车证。
　　我和李宪泉、许建秀、李淑荣、郝秀荣、李露萍等六个同学首先被分配在朱双牛的石工一组，全组共有员工约20人上下，每天的工作是钻过位于石卜咀的矿区铁路专用线涵洞，到驻地北侧山上去开挖和砌筑防空洞。 图10、这是与我一起分配到石工一组的三位同学，左起：郝秀荣、李淑荣、许建秀（豆包抠图） 图11、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就是位于石卜咀村北侧黄水沟山坳里的那个防空洞 当时，全国上下笼罩在准备战争的气氛中，在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防止敌人早打、防止敌人大打、防止敌人打核战争”，是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修筑防空洞成了当时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任务，边开挖边采用青石进行砌碹支护，石料主要来自防空洞外山坡上的那个小型石场，自采自用自加工。记得朱双牛、张永昌等师傅都是领头的大工匠，我们这些学生和稍微老一点的陈广山、靳玉祥等都是小工。我们的班主任康维科师傅恰好也是这个小组的一员。 图12、防空洞内部用石块砌筑且发璇支护，图为工人们就地取材，在洞外的山体上开山凿石 身处逆境的人，往往比常人更懂得什么是艰苦,因而更加吃苦耐劳。每天早晨，我天不亮就从赛鱼最西部的悬窑沟（官沟口）出发，带着母亲给准备好的饭盒（午饭一般是玉米面窝窝头或炒好后的酸菜抿圪斗），徒步来到赛鱼口，乘矿交车前往水泉沟，准时参加早上7点30分开始的那雷打不动的“天天读”。

　　每天清晨7点左右，那本来十分荒凉的水泉沟汽车站，才会因我们这些东来西至、身着蓝色“再生服”之“半个工人”的出现而人声鼎沸。

每天“早读”之后，全组人员簇拥着两辆小排车离开基地，车上装的是用旧油桶改造成的水箱。这两大桶水，就是我们在半天施工中消耗掉的水量。那时候，男女同学在工作中都互敬互爱，互相帮助，谁也不甘落后。每次，我和李宪泉或者许建秀同学都要抢着先上手拉车，而几个女同学们和其他师傅们则一起在旁边推车。
　　穿过铁路桥涵，爬上曲曲折折的山路，就到了石卜咀山上的防空洞工地。每天的工作不是拉车运土，便是和泥搬石头，除了砌石头这种大工匠干的活之外，其他样样事情我们都要干。
图13、每天上下午各两车水，就是由我们这些学生连拉带推的运上山的 和泥也是一种技术，水灰比不对，砂浆就会出现差异，有经验的师傅一看就知道水泥放少了，立刻让你去重新加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和好的泥浆还没进洞就被冻住了，我们常常还要点上柴火将冻了的运浆车烤热后才能供应师傅们砌筑。
　　我的和泥技术就是在那里学到的，后来在家里和煤泥、打煤糕时，我就是采用这种技术如法炮制，和出煤泥的质量很高。
图14、洞外和泥的工作也大部分是我们这些同学完成的 防空洞内运土的工具是木制的胶轮手推车，在纵横交织的防空洞巷道中推车运料，要求既要有力气，还要动脑筋，巧用劲，无论是弯道还是上坡，都大有文章可做。仅仅用了两天，我推车的技术就可以与老工人相比，后来我在学习汽车驾驶中，就融入了当年防空洞内拉车的某些技术。 图15、在洞内，男同学负责推着车子向洞外运土 图16、女同学负责使用铁锹向车厢内装土 图17、刚来时不习惯，时间一长，胳膊有劲了，推起车子一溜烟就跑了。 图18、那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带饭，图为当年的铝制饭盒 图19、时间一长，手上长满了老茧、脸上布满了泥土，破衣烂衫穿在身上，俨然一副活脱脱土包子的模样 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工人们都要返回基地的食堂就餐，我们则吃自己带着的干粮和咸菜，饭后，照样重复上午的工作。 我们身上穿的是二次加工后的再生布工作衣，这种衣服非常不耐，稍微摩擦或遇到点棱角就破了，而且一破就是一大片，遇到这种情况，慈爱的母亲总要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连夜缝补到位。 图20、那时候家里经常停电，回家后，母亲总是在这种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衫 那时，我们干的是劳力工的活。但每人每月只有16元钱的津贴，除每个市民定量供应的27斤粮食外，单位再根据工种的不同另外补贴3至5斤粮票。
　　每天傍晚下班回到基地后，大家稍作洗涮，接着就是全组人员挤在集体宿舍中进行“晚汇报”。所有人员都要对照毛主席的教导，联系一天当中的思想动态斗私批修，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如实汇报，每天的学习时间都要超过两个小时。
　　晚上20点学习结束后，我们都要急着去赶晚上20点分别由阳泉或黄石板始发的矿交车回家，只有每天晚上在水泉沟的车站等车时，来自矿一中和矿二中的同学们才能在水泉沟车站体验到“各奔东西”一词的真正涵义，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披着星星走，戴着月亮回”。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这种怪诞的生活方式直到次年“9.13”事件后才有所改变。
　　在此之前的1969年初，由于哥哥和姐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回乡务农，弟弟尚小，父母又是双职工，故那一时期家里的大多数体力活基本上是由我来干。那可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挑水劈柴全靠他”，每天要到3、4里外的官沟村的井台上去挑水，到10多里的七尺煤矸场上去检煤挑碳，这客观上也造就了我今天这样一个强健的体魄。25年后的1994年和1995年，在改变工程处设备库厂容厂貌的劳动中，我的体能与那些20来岁的小伙子相比要强得多。

　　每天离开工地回到基地后进行洗涮的那短暂时间，是各个小组，各个工地的同学们相聚的时间，大家互相交流所在班组、所在工地的见闻，笑谈身边发生的趣事，甚至偷偷的评论某些师傅的举止言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拴（肖凤婵父亲）、郭有力、冯永祥、李福生、赵金元、徐荣爱、牛金榜（苗润生的师傅）、王梦元、刘凤岐、石皂城等一批师傅的名字进入了大家的眼帘。这些人在当时的阳煤基建系统中声名显赫、屡建功勋，其中王梦元等师傅更是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建设的高级抹灰工。

也就是在那时，在张舍元同学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第一位恩师的赵性温老人。

6、昼夜突击重点工程
　　那一时期，阳泉二矿的建设是全局重点，为了解决二矿用水，局在二矿西部（今天的二矿办公楼附近）打了一眼深水井，急需解决相关设施和设备的配套。

　　此项工作被列为全局的重点建设项目。那年冬日的一天晚上，我们一连所在的两个石工小组奉命赶赴这个工地，同其他工种共同执行在当天晚上盖起水泵房的任务。记得那晚我们到达施工现场时，基坑已经挖好，运输连的副连长张振川同志连夜带领几辆老式依法车向工地运送石料和河沙，我们朱双牛组同田爱云组的两个石工组人员全部集中到现场，分批次轮换，用石块突击砌筑基础。到半夜一点钟，就完成了全部基础的砌筑。随后，先前待命的瓦工组随即进场开始砌墙，凌晨五点，砖墙砌筑完成，开始吊装顶部的预制板。到早上八点，水泵房的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机电队开始进点安装。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施工速度，也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熬夜，没有物质刺激、没有故弄玄虚的口号，有的只是低头苦干。那场通力会战的场景至今令我无法忘记。
巧的是，21年后，正是在我的机电科长任内，这个水泵房的固定资产被整体移交给了二矿。

就在我们这批同学在基层劳动锻炼之时，1970年12月31日，红旗一中、二中及各矿中学那些比我们低一届、年龄不满16周岁的173名初中生也结束了他们的中学生涯，进入了阳泉矿务局机电修配厂的半工半读学校，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月津贴只有9元钱。

二、大事频出的1971

1、元旦参赛锻炼意志
1971年的元旦，是我们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个元旦。那天，阳泉市体委举行了一次“元旦环城长跑比赛”活动，工程处武装部承担了本单位此项活动的组织工作，此任务自然落实到了我们这些半工半读学生身上，我也有幸被选中参加。长跑的起点设在市体育场东侧的一排平房处（今天方园酒家贵宾楼那个地方），路线是由此沿桃河北岸一路向西，经横跨桃河的赛鱼铁索桥（当时尚无赛鱼公路桥，该公路桥1980年时才建成），经铁索桥向南过河后再沿河边向东折返，至阳泉市桃河大桥后再向北过河，最后回到终点——市体育场，全长约15公里。
那时候，北岸从桃河桥至河神庙之间土路均为河滩里翻上来的砂砾土，南岸从桃河桥到赛鱼火车站之间也是同样的路面，路上坑坑洼洼，跑起来非常费劲。我虽然爱好体育活动，虽然也曾是校田径队的主力队员，但特长却在径赛的短距离和田赛的投掷项目上，这样长的路程确实没有跑过，不一会就气喘吁吁。而篮球队员出身的田衍隆与乔晋阳等同学却跑得非常轻松，尤其是田衍隆同学，边跑边鼓励我们坚持甚至陪着我们同跑。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身体出现“极限”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直至跑完全程。虽然最后未能取得名次，但那次长跑对我的意志品质的锻炼效果奇佳。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我还能每天清晨从五渡桥倒走至深圳街（今泉西路）南边的桃河公园入口处，靠的就是当年那种坚持到底的毅力。 图21、1971年元旦，阳泉市组织了全市职工参加的元旦环城越野赛跑，全程约15公里，半工半读学生参加了这次越野赛

　　那时候的我们眼中，没有什么“歌星”、“舞星”、‘影星’，但却不缺乏“球星”。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是大多数国人了解“球星”的舞台，在没有电视直播的条件下，我们就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中宋世雄老师的精彩解说来了解赛事賽況，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梁戈亮、林慧琴、郑敏之、郑怀颖等选手的名字，就是那时进入我们耳膜中的。

　　就在那届世乒赛上，我国运动员庄则栋与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互换礼品的故事，成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导火索。就在美国乒乓球队准备离开日本回国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然向美国队发出了访华邀请，从而拉开了中美交往的帷幕，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这就是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对后续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起了关键作用。

2、别样学堂、别样风采
　　为了我们这批学员能正常的学习，企业做了大量工作。
　　原煤七处主力远征江西后，企业人员锐减。原来用于洗澡的澡堂也比较宽松了许多。为了给我们提供教舍，企业对这个澡堂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女浴室作为唯一的浴室，将全天开放时间改为男、女隔日分别开放，而把最大的男浴室腾出来给我们做了教室。
　　说是教室，其实就是把旧澡堂的更衣间与浴池间的隔墙打通后形成的一个大通间，坐位是三人一排的木制长条凳，而课桌则是用木板条包边的混凝土预制板，支撑桌面的是两侧的砖垛子。学校还特意将浴池用厚厚的木板盖了起来，其上放置了一个乒乓球台，使得我们有时间进行身体锻炼。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排和二排共室学习。来自矿一中的三排和四排和我们的条件基本相似，只不过他们是占用了一个废弃的会议室（位置在原老地方歌舞厅北侧）做教室。
　　1971年4月中旬，在防空洞中度过了六个月的劳动锻炼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洞，走出了工地，开始回到学校学习。
图22、1971年4月15日，历经半年多的准备，半工半读学校开始正式上课，图为当年以红砖垛子做支撑，用预制板制成的课桌，教室则是利用原来的旧澡堂改建而成， 学校共有三名教员，数学课教员为岳中乃，教材选的是当时的高中教材；政治和语文课教员为窦喜金，教材选的是毛主席的“老三篇”、和《矛盾论》、《实践论》；专业课教员为刘植君，所用的专业课教材是当时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主持编写的《建筑工人识图》和他自己编写的《建筑施工方法》。
图23、专业课的教材选用了上海化工设计院的版本 图24、那时候还没有计算器，这是作者当年使用的计算尺 年已二十八岁的岳中乃老师是河北人，196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数学系，自毕业后就一直在工程处建筑一连瓦工组接受“再教育”。
　　岳老师的讲课非常通俗易懂，常常用最简洁的语言配以形象的比喻，把较枯燥的数学问题讲得透彻到位。后来他到矿一中教书时，我的恩师李世魁老人的三子李贵斌就是在其启发下迷上了数学，并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成为阳煤子女中获得北京大学数学博士的第一人。
　　岳老师不仅课讲得好，篮球也打得很好。那时，我们学校没有篮球场，我们只好到西边的水泥预制厂（今天宏厦三建的金花园小区）去打球。岳老师那独特的上篮动作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别人的“三大步”都是一步大、二步小、三步高，但岳老师却与众不同，不仅第一步大，第二步也大的出奇，以至于别人防守起来非常不适应。31年后的2002年，当岳老师以矿一中副校长身份代表教育处，我以机电副总身份代表宏厦一建出现在二矿篮球馆内时，岳老师仍然身手不凡，那独具特色的“三大步”仍然不减当年。 专业课的老师刘植君的课也讲得很好，特别是他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还经常带我们到二矿选煤厂等工地现场讲授混凝土的配比，讲授怎样看建筑施工图，还结合主厂房的施工图纸讲授建筑结构。刘老师的歌也唱得很好，当时正值阳泉严重缺水，市委决定将娘子关水提回阳泉，那“劈开太行万重山，、、、、、，誓叫娘子关水倒流回阳泉“的激昂歌词，就是由刘老师教给我们的。
　　与数学课和专业课相比，政治和语文课的讲授就多少有点照本宣科之嫌，除了适应形势的政治课外，语文课的教学基本上为零。当然，讲课的窦老师也是费了很大劲，但从同学们反映看，效果并不理想。而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经典之作，其中许多著名观点都包含了深刻的哲学理念，只要认真学了，必将受益匪浅。从那时起，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统一学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转化、量变到质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分为二等观点就渐渐进入我的脑海。对于刚步入社会，尚处于朦胧中的青年来说，这两篇文章对于青年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立确实大有益处。我后来在写文章时之所以能便捷的引用其中的一些观点，同当年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图25、学习是那一代青年人的天性，图为李五一，耿巨生、冯建国、黄金标等几位同学正在鼓捣自己装配 的半导体收音机 图26、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同场竞技，简陋 球场，破旧的设施，但阻隔不了同学们练球的积极性 此前的工程处大多数是老弱之人，由于这批半工半读学生的到来给企业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年轻人不仅喜爱体育运动，而且文艺活动也得到了很好地开展 图27、在全国冠军李永志的带领下，以半工半读学生李亦芬为代表的工程处女子自行车队在全市运队会上连创佳绩。其他各项运动也取得了好成绩 七十年代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全国共唱一台戏——革命样板戏。尽管如此，同学中还是有许多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那时候，除了冀永杰、陈榕祯等少数老手之外，工程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班底就是这群半工半读学生。

　　记得当时由刘会成同学扮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由席建明同学扮演《龙江颂》中的沙奶奶。不管像不像，反正他们都敢演，一招一式还蛮像样子。记得扮演李铁梅的李露萍同学刚登场时，没有见过阵式的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忘了台词，尴尬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时，赵平同学的笛子独奏，栗丽泉同学的小提琴演奏也都是一板一眼，独具特色。

图28、同学们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那时候，除了冀永杰、陈榕祯等少数老手之外，工程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班底就是这群半工半读学生 图29、2005年10月，两位半工半读同学相聚在异国他乡，图为当年舞台上的小提琴手、时任宏厦一建党委副书记的栗立泉与当年扮演李玉和的刘会成在蒙古国的图木尔廷工地 体育活动主要是乒乓球和篮球，以文体全才著称的赵平同学和乔晋阳同学不仅在吹拉弹唱上颇有造诣，在篮球和乒乓球方面也具有相当高水准，在多次比赛中屡屡折桂。周建华、薛和平、田衍隆同学等则是处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那时的周建华远非今日的周建华，潇洒地过人动作和漂亮的三步上篮至今让我望尘莫及。身高臂长的田衍隆同学的盖帽技术更令人叫绝，起跳前专盯着对手的腰部，当对方投篮出手的瞬间，一个大帽便让对手的篮球没了踪影。
　　那时，全处仅有一辆小车，就是老孟头（孟保安父亲）驾驶的那辆010号美式吉普车，车库就在我们的教室之外。来自四矿中学的石志虎、苗润生等几个同学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有关汽车维修的破书，每天下课之后，都要对着那辆美式吉普海阔天空的指指划划，这是离合器，那是雨刷器，俨然一副汽车小专家的样子。五十多年过去了，石志虎同学至今也没有学会开车，至于他们是否真正弄懂了汽车结构更是不得而知。
　　人虽然回到了学校，但半工半读学生的人事关系仍在各个土建队。随着整建团工作的进行，当年的5.4青年节，建筑一部组建了文革后新的团支部。复转军人、共产党员边栓宝同志任团支部书记，刘冬玉同志任组织委员，闫桂荣、杨林富、郝秀荣等半工半读学生成为第一批共青团员。
3、重回现场再受锻炼
　　1971年6月中旬，经过了两个月的课堂学习之后，我们又返回了劳动现场，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岗实习，工地是二矿选煤厂和正在筹建复建的金属支架厂（即1958年大跃进时的青年钢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狮脑山脚下，除了那个在阳泉桃河桥南端就可望见的巨大矸石堆标志着二矿的存在之外，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建筑可言。依山搭建的几条运输煤炭的长廊，由井口直接到达同样依山而建的筛选车间。说是筛选车间，实际上就是一条简易的固定筛分选煤线，几部煤溜加几条小的可怜的皮带，配以同样小的可怜的筛子构成了当时阳泉二矿的简易选煤工艺流程。装载原煤的矿车从井口提出后，沿地面运输线进入翻车机，再被翻车机下设立的固定筛将原煤分成两级产品。筛上物为混块，被人工检矸后，成为块炭，筛下物为混煤，不再加工，直接用于销售。
图30、建国初期的二矿选煤方式 图31、上世纪70年代以前采用溜槽简易选煤的二矿选煤厂 图32、当时的二矿南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是这种石头垒起来的自建房，被矿工们自嘲是“贫民窟” 年入选能力为120万吨的二矿选煤厂，1966年由山西煤炭设计院设计，由原煤准备与贮存、主厂房、煤泥处理和产品装车四个部分组成。

　　其选煤工艺为：采用磁铁矿粉，加水配制成一定比例的悬浮液，将筛分所取之25毫米以上的块煤喂入分选机的悬浮液中，利用煤与矸石比重的不同，浮出精煤，沉淀矸石；大于25毫米的洗矸石运至矸石山排弃；煤泥水则排至厂外沉淀池，由龙门吊车挖取沉淀物装车外运。
　　工程于1967年5月开始筹建，由原煤炭工业部第七工程处（阳泉矿务局工程处的前身，下称煤七处）负责施工，该工程一开始就命运多舛，受“文革”影响，原煤七处领导班子中的原、扬、黄、冀（指原兴华、扬青山、黄敬修、冀保金）等领导失去了领导权。当年阳泉地区发生的“八八”、“八九”、“九一二”、“一二二一”等多场武斗的不断升级，致使二矿选煤厂工程开工不久就又被迫停了下来。
　　1968年初，煤七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初步联合并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当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全国煤炭工业会议解决阳泉煤矿问题之后，二矿选煤厂工程才得以重新开工，但由于这一期间煤七处大量人员被调往江西去支援“北煤南运”工程，使二矿选煤厂的施工断断续续，几经折腾，只打了几根混凝土柱子便又被迫告停。
　　1970年，我所在一连的主要施工工地就是刚刚恢复建设的二矿选煤厂，整个选煤厂的土建工程均由建筑一连负责施工。
　　当时正值文革中期，较强的政治色彩贯穿整个经济建设之中，记得当时挂在工地的标语口号是“三年筛选两年完、活活气死帝修反”。

石太铁路上行线113.14公里处，有一处贯通南北的铁路桥涵，这是南北连接二矿西部的唯一行车通道（指今天二矿办公大楼正南的那个铁路桥涵），由北向南穿过桥涵，在今天的二矿多营三区回收队那个位置，就是当年我们建筑一连的工棚所在地。

　　以圆木为柱且用苇席围起的一排排简易房子，加盖上木板后油毡作顶，黄泥抹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棚。由此再往西，就是当时即将开建的选煤厂厂址。那是一片曾被人为堆起又被人为摊平的矸场，矸场南侧的山根下，是当时二矿三工区机电队的简易车间。
　　这次我被分配到电修组，组长是寿阳籍的逯宝林、其中的老师傅有宋汝林、杨变鱼、牛二华等，比我们年长一些的师傅是1966年参加工作的薛保芳，和我一起分配到电修组的还有曾一起打过防空洞的郝秀荣同学。

图33、就在这矸石堆上，工程处一连在这里建起了第一批简易工棚 图34、工人们深坑中作业 位于石太铁路南侧的主厂房和翻车机房当时都处于基础开挖之中，位于铁路北侧、拥有9个装车漏斗的装车仓也刚刚开始基坑开挖。

　　那次实习开始时，我先是跟着杨变鱼师傅开少先式起重机挖土，继而又独立开小绞车负责翻笼房基础土方的提升，为了尽早独立上岗,我结合工作实际,反复学习父亲书架上的《电工手册》和1955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赵学田简易识图法》的书籍，对于电动机、欧姆定律、串并联电路等一些简单的电器和一些简单的机械知识有了大致了解。到后来，由于人手不够，我就跟着逯师傅上小班搞设备维护。

那时全家只有一辆父亲在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购置的“飞鸽”牌自行车，每天由母亲骑着去三矿上下班。为了使我在下完四点班后早点回家，慈爱的父亲硬是从全家不多的收入中挤出125元钱，为我添置了一辆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那个时期，桃南和桃北几乎没有什么建筑，桃河南岸甚至没有一截水泥公路，二矿街上的硬化路面，也只是用炉渣搅拌了水泥后的混合路面。桃河北岸从河神庙到赛鱼口的那段公路（今天的滨河东街）其路基还是60年代中期用河滩里的砂砾土堆积起来并铺设了沥青路面，宽度只有9米宽。路基北侧坡下全是4-5米的深沟洼地。从水泉沟到官沟口的路上 几乎碰不到一个人，沿途除了局水泥厂那栋四层楼露出的微弱灯光外，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隔50米一盏的路灯杆子在路面上留下的影子。晚上下了班后一个人颤颤悠悠的从水泉沟的钢丝绳悬索桥上快速骑过，然后大着胆子将车子骑得飞快，一直骑到悬窑沟的家门口才算放下心来。
图35、那时候，还没有赛鱼公路桥，除了四矿口那座建于1968年的公路桥之外，从水泉沟到赛鱼口只有这两座钢丝绳悬索桥，我们每天都要颤颤悠悠的骑着车子从这桥上来回走过 图36、桃河北岸，从水泉沟到官沟口的路上 几乎碰不到一个人，沿途除了局水泥厂那栋四层楼露出的微弱灯光外，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隔50米一盏的路灯杆子在路面上留下的影子 那时，刚刚被“解放”但还没有彻底平反的父亲负责三矿采煤机的技术革新，常常无暇顾家。思子心切的母亲每晚总要等我回家，一进家门，热腾腾的米汤、红薯和香喷喷的玉米面窝窝头总在锅台上等着我。受多年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外祖母和母亲的教育，家中姐弟从小就养成把全部细粮留给患有严重胃病的父亲食用的习惯，那时粮站里供应的细粮只占全部口粮的10——20%，但能让父亲养好胃病而健康长寿，是我们做儿女的共同心愿，至今无怨无悔。

　　年轻人天性好动，尤其是女孩子喜欢娱乐的习性在那里都能体现出来。来到新的环境中，阎桂荣、楊秀英等一些女同学竟然高兴地在选煤厂的输煤走廊和返煤地道之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殊不知巨大的危险就暗藏在她们身边，就在那次“捉迷藏”时，一名女同学突然不见了，仔细查找后才发现，这名同学已经由溜槽口坠入下部隧道，幸亏高度不是太高，加上救助及时，才未造成重大事故。

图37、年轻人天性好动，几个女同学在胶带走廊里玩起了“捉迷藏”，其中一人不慎坠入下层输煤地道

　　工程处这座“山间土庙”，历史上曾涌现过多个"住持、方丈"，但真正以掌门人角色晋升到阳泉矿务局一级高位的，只有三位：除了60年代的革命老人原兴华书记和90年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阎吉贵处长之外，就是那个曾在70年代乃至80年代时长期“盘踞”在工程处高位上且在干部群众中拥有不错口碑的毛益仁。

　　那年的七月一日是建党五十周年的日子，工程处组织高产高进活动，突击浇筑石太铁路北侧那个装煤仓的二层混凝土楼板和那九个煤仓大漏斗。当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混凝土搅拌设备，也没有混凝土输送泵车，只能靠人工将搅拌好的混凝土料车一辆接一辆的推至提升吊笼内，然后再用小绞车向上提升至浇筑点。

　　由于是突击施工，我临时负责执行开小绞车的任务，人手不够，处机关全体干部赶来参加劳动。那天下午，处革委会分管生产的副主任毛益仁同志就站在我的身边，帮助将一车车混凝土推至提升吊笼。

21年后的1992年7月1日，就是在这座装煤仓下的同一位置，为二矿选煤厂改扩建工程竣工投产剪彩的，正是这位已经担任了阳泉矿务局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毛益仁同志。

图38、当年突击浇筑装煤仓漏斗的场景、毛益仁同志就站在我的身边推车
图39、1992年7月1日，二矿选煤厂改扩建正式竣工，图为剪彩仪式，正中位置剪彩的就是时任阳煤集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毛益仁同志

　　4、意外走红

　　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突发的疾病。一天夜里，我和电修组的张师傅值夜班时，这位老师傅突然感到腹部疼痛，开始他还不以为然，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却痛疼难忍，额头上出了许多汗，甚至疼的躺在地上打滚。我结合此前父亲曾有同样经历，估计可能是他的阑尾炎发作了。于是赶紧跑到工地的办公室，拿起唯一的工地电话，直接要通了处总机并向接线员说明情况。

那时候，工程处在阳泉邮电局注册的电话只有一部连通总机的四位数号码一2860，打进打出均由这个总机的接线员接转，记得当时总机接线员有曹喜莲、柴桂贞等“阿姨”级女工。那天，负责接转电话的柴桂贞师傅非常负责，问明情况后，立即向矿务局医院要了救护车，及时把张师傅送到了医院。由于送的及时，张师傅很快得到了救治，避免了阑尾穿孔的发生。

　　本来这只是一件极其普通的小事，而且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这样做。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利好，出院后的张师傅逢人边说，“是小周救了我，这是个好孩子”。就是他的这一推荐， 让我不经意间在建筑一连红了起来，不仅连队领导多次表扬，而且还被学校评选为“优秀青年”，出席了当年下半年的先进人物表彰会。

　　那是一个处处充盈着正气的时代， 一个最能体现人间温暖的社会。记得那一时期，机电安装队有一个叫段梦培的工人，因为阑尾炎术后发生感染，导致肠道粘连，当处广播站播出給他献血的消息后，许多人都纷纷自发赶往局医院进行献血，虽然最终没能抢救过来，但却体现出了当时社会中人们的那种大爱。

图40、夜半时分，救护车抵达现场救人的场景（豆包生成）

5、中美破冰，尼克松受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更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终身目标。但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基础，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帝国主义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致使新生的中国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物资财富较为贫困。

　　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主席等一辈老革命家为之付出了极大努力，而最需要的就是尽快打破帝国主义和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封锁，改革现有的生产力结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突破美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坚冰。

1971年的下半年，国内国际大事频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年初，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乒乓球毛队来华的举动，让迫切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总统看到了机遇。

就在那年7月，正在巴基斯坦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周旋下，以到滨海度假为名避开了媒体的视线，突然降临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座着叶剑英、熊向晖的汽车，悄无声息的进入了北京城。

7月16日，一条绝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新闻震惊了世界，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至１１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

公告发表后，世界为之震动。从那时起，“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伟大的美国人民、美利坚合众国”等过去从未提及的名词开始进入我们耳膜，那个曾被我们称作“纸老虎”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中美两国的关系开始逐渐改善。

图41、1971年7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后两国在同一时间发表了联合公报，震动了整个地球 6、加入共青团，突发9.13事件
　　8月15日，我们又重新回到学校学习。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我由岳中乃老师和杨林富同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增选为建筑一队团支部负责文体和宣传的委员。
　　那个时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机，大多数信息都来自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定时收听中央台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晚上20点半的各地电台连播节目已经成了大家的习惯。
　　9月13日早上，中央广播电台6点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头条就播发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毛主席现在已回到北京、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人民群众得知70多岁的领袖仍然身体非常健康，都感到非常高兴，但是谁也没有把这条电讯同随后发生的那件令所有人惊愕的大事联系起来。
　　也就在那天凌晨时分，中国突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当时，中央对这一事件严格保密，直到国庆节前，有关这次事件的中央文件才开始传达到科一级，但仍严格规定不准对外泄密。
　　国庆节那几天，消息灵通人士开始通过各种形式在私下里演绎出许多版本，到国庆过后正式公开前，几乎所有的人员都知道那位曾经被无数人祝福为“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早已折戟于温都尔汗的大漠荒原之中。

图42、当年的9.13坠机现场，由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所拍摄 图43、作2005年10月，作者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拍摄的图片，与当年中国使馆人员拍摄的现场图片进行比对后几乎没有差异 图44、2005年国庆节，作者在陪同公司领导前往蒙古国图木尔廷工地慰问我援外将士时，顺道来到温都尔汗，站在那葬有林彪等九人的坟堆上，满目荒野，真的别有一番感慨。 图45、作者保存的"9.13"事件中坠毁之256号飞机残骸的部分碎片 不久，有关林彪叛党集团的《5.71工程纪要》等大量罪证开始传达，学校开始组织我们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从那时起，毛泽东主席早在1966年就写给江青的《我的一封信》等开始陆续发表，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开始传达到基层。仿佛一夜之间，我们这些头脑单纯的学生就像突然傻了了一般，昨天还高举语录、高喊“万岁”的那位接班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党叛国的罪人。
　　党内斗争的复杂性让不少吹捧过林彪的政治人士感到迷茫，要知道，在那之前，林彪曾经被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郑重其事地写进了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那时年轻人追求政治人物的狂热丝毫不亚于今天年轻人对歌星、球星的追求，有多少人曾盲目而狂热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文革”、“卫彪”、“学江”等等，在那“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的特殊年代，又有多少人由于反对林彪而命丧黄泉。
　　从揭批林彪叛党叛国罪行开始，1970年庐山会议后开始的批陈整风运动转变为批林整风，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提法开始大量见诸报端。 7、事与愿违的第三次轮岗
　　到了当年十月间第三次轮岗时，我意外地被分到了建筑一连宣传组，此前的上一轮实习时，女同学张秀玲就曾在这一岗位上工作过。但对一心想多学点技术的我来讲，实在是最大的不情愿。那时人们往往把搞宣传的当做“卖嘴皮”的看待，我平时也极少愿同这些人打交道，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同这种职业打上交道。
　　当时又正值“913”事件后不久，此前林彪一伙大搞所谓“突出政治”，让人们对政治普遍有一种厌倦感，更是对搞政治的人有一种恐惧感。但是作为共青团员，我只能服从领导安排。
　　当时建筑一连宣传组长是江苏籍的技术员王明华，通讯员是阳泉二中毕业的谭战国，我则专门负责二矿选煤厂工地的宣传报道。较之王明华那刀刻斧劈般工整且清秀的字迹，谭占国写的字则龙飞凤舞，非常飘逸。
　　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由于没有今天这样的挖掘机，基坑开挖只有靠人工一点一点地用十字镐和铁锨进行。遇上坚硬的岩石，也只能人工一点点开凿；由于没有大型自卸车，开挖出的土石只能由11.4千瓦的小绞车牵引着小排车一点点地运至地面；由于没有塔吊，高层建筑只能先靠人工搭设木制的提升架，再用小绞车将装在运料车内的砖石、混凝土等沿提升架提至高空。
　　就是在紧贴山根的老筛分楼前，工人们用手工劈开山岩，开辟出了第一座原煤储煤场，然后同样是人工挖坑，建起了筛分楼。
　　来到二矿选煤厂那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想要不被感染是不可能的。
　　深达20余米的翻笼房基坑下，我亲眼目睹了三分队长石皂成在眼看就要塌方的基坑中带领李聪明等员工顶风冒雨抢险的壮举。
　　在装煤仓旁，我见证了架工组长宁緒成怀抱架杆，一步步向上攀登、硬是用一根根木杆，将提升架子搭至35米高空的场景。
　　在选煤厂筛分楼大梁浇注时，我认识了戴着眼镜的技术员崔树来，这位毕业于唐山建筑学校的知识分子,每逢工地浇注混凝土，他总要坚持在现场盯班，对每一组混凝土试块，他都要一一编号，亲自送到检验站去检验。 图46、那时候没有大型挖掘机，工人们只能使用小绞车将基坑的砂砾土提拉到地面来，图为基坑开挖示意 图47、深达20余米的翻笼房基坑下，我亲眼目睹了三分队长石皂成在眼看就要塌方的基坑中带领李聪明等员工顶风冒雨抢险的壮举。

图48、初中时的语文老师申怀光，他是真正让我喜欢上语文的第一位导师。虽然早已是耄耋老人，但仍然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

图49、定期更换工地的黑板报 渐渐的，我被工人们在二矿选煤厂施工现场的劳动热情和先进事迹所感染，那些冒着狂风暴雨在基坑内抢险、装车仓高空搭架子的感人事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那样可歌可泣。由此，写文章的灵感也在不经意间迸发，上中学时申怀光老师所教的那些语言、词汇均不请自到，更换工地的黑板报，手工誊写材料，刻蜡板，印刷宣传材料等工作样样都要干。那段时间里，介绍工地职工先进事迹的一篇篇报道在我笔下应运而生，处广播站赵秀英、李素梅两位播音员每天晚上播出的来自二矿选煤厂报道，几乎全是先由我写好，由王明华、谭占国两位师傅修改把关后送出的。
　　那时的通讯报道均不署名，而是冠以“通讯员”或“通讯组”，工程处视二矿选煤厂为重点工程，提出了“三年筛选两年完”的口号，处上下都在为这一工程鼓劲加油。到10月底，这个工程中最大的主体项目——筛分楼就开始封顶了。 图50、在装煤仓旁，我见证了架工组长宁緒成怀抱架杆，一步步向上攀登、硬是用一根根木杆，将提升架子搭至35米高空的场景。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

　　上世纪七十年初的的中国，物资极度匮乏，钢产量仅有1900万吨，而日本同期的钢产量则为9990多万吨，是中国的5.2倍。钢材的缺乏，使得中国的建筑行业普遍以木材为主，而节约建筑材料是当时最实在的举措。所有的施工脚手架都是木头的、所有的模板都是木头的，所有的模型板和支模的方木都要复用多次，所有弯曲了的钉子都要被铁锤反复敲击多次。

人们今天看到的狮脑山北坡刀刃峰那处直立的悬崖绝壁，并非完全都是百团大战炮火所致，而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纪70年代人为放炮开采石料所行成的。

图51、工人们对模板、小方木、钢钉都要反复多次使用，图为工人们正在对拆下来的弯曲铁钉进行敲直复用 图52、就连二矿施工井下巷道的工程部门，为了节省石材，也在狮脑山的刀刃峰北侧那里架起钢丝绳索道，将一笼笼石料运输到山下的工地来 8、大动脉中断

　　石太铁路是国家的东西大动脉，而二矿选煤厂的施工地点就分布在石太铁路两侧，施工时必须制定严格的措施，保证铁路安全。

当时的石太铁路还没有实现电气化，其通信手段还极其落后，铁路的通讯信号全靠路北侧立着的那排木杆上架设的一排排铁丝来实现。而那一排通信杆的旁边就是我们正在施工的拥有九个煤漏斗的装煤仓。如果我方施工人员不小心将铁器掉落在这裸露的铁丝上，就会造成信号失联，铁路随即中断。

一天早上，当我们来到工地时，见到工地附近的铁路上停着一列货运列车，起初谁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直到第二天，这列火车还在那里停着，铁路边上多了一些穿着铁路服装的人员，甚至还有穿公安制服的人员。一问，才知道石太铁路发生了严重的信号中断事故，这些人都是在铁路沿线寻找故障点的。

后来听说，有关人员在我们施工的装煤仓旁边的通信电杆上找到了一根耷拉在铁线上的绑丝，方才排除了事故源，石太铁路得以恢复运行。至于这根铁丝是谁抛出去的，没有人说的清楚，在那“特殊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也不敢有人认领。

事故之后，连队加强了在铁路边上的施工措施，不仅严格要求施工人员严禁抛掷物品，还特地在此设立了一个铁路道口，专门安排了一个安全检查员进行监护，记得那个安全员叫田震寰。

图53、就是这木杆上耷拉着的一根用来绑架子的铁丝，造成了铁路信号中断，石太铁路大动脉被阻断数日

　　9、下矿井、夺高产

　　1970年，阳泉矿务局的煤炭产量仅有650万吨上下，整个国民经济对煤炭的依赖非常迫切，尽快改变产能低、效率低是那一时期阳煤工作的重点。为此，各矿经常性的组织高产活动，那时的口号是，“老婆孩子齐上阵，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建设”。

　　组织高产活动，缺少人手是大问题，因而组织中学生下井支援高产，到回采工作面攉煤是那一时期的常态。早在中学时期，那种到工作面攉煤，在回风巷道中躲炮、吃炮烟眼的滋味我们早就领教过了，早早就把三矿的二号井、一号井、竖井、裕公井等四座井口全都征服过了。

进入企业后，这种下矿井攉煤更是常态。一矿黄石板、二矿小南坑、三矿一号井、四矿二坑等被我们反复下过多次。三矿竖井的罐笼内，留下了初次入井的我们捂着耳朵减压的形象，四矿二坑和三矿裕公井的入井人车上，有着我们乘车的痕迹，四矿一坑大皮带的卸载机头前，还留有我们升井时跳带的身影。

图54、第一次下井就下的是这个二号井，图为矿井报废后被封闭的井口 图55、三矿竖井主立井井架 图56、那时，井下没有综合支架，也没有金属支架，井下回采工作面的顶板全靠木头柱子支撑，图为木头支护的工作面 图57、学生们工与人一样，全副武装下井去 图58、学生们配合老工人在运输巷道内推送矿车 图59、在回采工作面，每节溜槽1.5米，规定每人都要将七节溜槽前的煤炭攉到溜槽里拉走，总计要攉10.05米的长度，只有将这段长度的煤炭都要攉到煤溜槽里才算完成任务 那时没有班中餐。普通工人入井一天，可以有7角钱的“入坑费”补助，而我们这些支援高产的“半个工人”则没有这种待遇，只是在升井洗完澡后到井口的食堂去吃一顿，配给的饭菜往往是一碗过油肉、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和一个馒头，我每次都只是只吃窝窝头，而把省下来的馒头带回家，给患有严重胃病的父亲食用。 10、驱逐台蒋、中国入联

　　1971年10月25日，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议下，联合国以2758号决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被驱逐出联合国。那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黄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乔冠华副外长发表的重要讲话成为当时最大的新闻。半工半读学校的施维东校长对我们的形势教育就是以此为题进行的。全体学员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扬眉吐气。真正感到祖国的伟大。

图60、1971年10月，随着蒋介石集团被逐出联合国，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图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热烈欢迎 11、首次出省

　　转眼到了1971年初冬，正值每年一度的征兵时节，达到征兵年龄的半工半读学生也在应征之列，由于我只有16周岁，不到入伍年龄而未能入围。
　　当时大量应征者的政审材料需要外出调查，由于我是团员，处武装部派我跟随康维科同志前往外地调查。

　　应征者中，有相当数量同学的父亲是1950年阳泉矿务局建局时从当年的井阳矿务局转来的，故井陉籍的同学较多，加上当时的政审需要将直系旁系都搞清，造成我们在井陉县外调工作量很大。

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康维科同志骑着租来（2元钱一天）的两辆自行车，时分时合，走遍了井陉的山山水水，从县城微水到旧县城井南（今天的天长镇），从南张村到北秀林，从东柏山岩到井陉煤矿，井陉的多处山川河流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对井陉路径的熟悉甚至比对阳泉还要细致。（20多年后，当我驾车载着恩师李世魁在井陉境内纵横驰骋时，恩师称赞我对井陉的了解超过了他这个地道的井陉人）。

图61、井陉老县城——今天的天长镇（井南），外调期间，我们曾两次在城内的一家小旅馆住宿 图62、河北井陉县天长镇东侧5公里处，一座横跨绵河上建于民国29年的公路桥，这里是当年我和康维科师傅约定的集合地点，1971年冬天那个夜晚，在结束了对高家庄公社周家坑大队的调查取证后，我和康维科师傅就是在这里相聚的 经过艰苦的外调，我们为征兵领导组提供了合格的政审材料，贾拉亭、王福寿等两名同学应征入伍，此前，具有篮球天赋的张平生同学已被特招入伍。
结束了井陉行程准备返回山西时，微水镇街上一辆凃有“阳泉矿务局工程处”标识的卡车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原来这是一辆来河北拉运大白菜后准备返回山西的车辆，经与司机师傅沟通，我和康维科师傅搭乘这辆卡车经由旧关返回阳泉。那是我第一次行走在这条路上，沿途所见让我十分吃惊。

　　为着生计、为着能用阳泉煤生火做饭，那些由西向东，满载煤炭的马车、驴车、小平车，那些随着自带的锅碗瓢盆和铺盖卷的河北老乡，那些徒步跟随父母一起运煤的河北年轻孩子，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这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亦步亦趋的行走在这条当时并不好走的山间公路上。那情景真的让我终身难忘。对比今天那些出门便打出租车、进门就是燃气灶的年轻孩子来说，那时的人们的生活确实艰难困苦。

26年后，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已年过半百，就在他面临下岗之际，我所在的单位接纳了他，没有半点犹豫。

图63、乘坐运货卡车沿着井陉——旧关的道路（今天的397国道）返回阳泉，沿途满眼都是这种拉着小车来山西拉煤的人群，男女老少，多的数不清，可见那时候人们生活的艰难

二、阅历大增的1972

1972年1月6日，享年71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不及换掉睡袍、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就匆匆赶到了八宝山，亲自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从当年新华所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毛主席虽然刚刚经历了林彪叛党叛国的巨大刺激，但身体非常强健，因而对全国人民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图64、1972年1月6日，共和国元帅陈毅与世长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大会

　　1、师从首任恩师

　　1972年2月，又到了下基层实习的阶段。土建一连的领导们还是坚持要安排我到连部工作，而我向往的是到木工组去跟随赵性温师傅学木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领导们终于同意我到木工组锻炼，学技术的愿望终于可以满足了。

　　要知道，当时的木工远非今日之木工，由于钢材的短缺和科技水平较低，建筑施工大量使用木材。而在建筑界诸多工种中，木工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不仅可以学到基本的操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可以较多的接触施工图，从整体上了解工程全貌。

　　当时工程处的木工是最吃香的工种，从事建筑施工的队长、技术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木工出身（1973年定点劳动时，栗丽泉、胡海贵、刘新运等就是选择了木工而到了附属队）。更难能可贵的是，我被幸运的分到了冯永祥小组，同自己的第一位恩师——赵性温师傅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图65、1972年2月，作者开始跟随恩师赵性温学艺 赵师傅1925年出生于平定县岔口乡冯家峪村，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役中，为阻击由石家庄支援保定被围之敌的罗历戎部而英勇负伤，伤愈复员后来到工程处建筑一队当木工。 图66、赵师傅的退伍荣誉证 赵师傅个子很高，约有1.78米的样子，当时虽年近半百，举手投足却非常利索，拉锯时手臂完全伸展，敲钉子的锤头高高抡过头顶，看都不看，锤子便能准确砸在钉子上，看他干活，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透过他挺直的身板，可以看出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始终保持标准的军人气质。

　　恩师为人非常厚道，在那特殊的年代，家庭出身稍高的他虽写得一手好字，却一直谨言慎行，从不狂言盛语，也从不出人头地。但是在工作中却非常认真，敢于负责，在小组中的声誉很高，组长不在时，小组工作就由他来安排。无论是主厂房支模，还是模板制作，他都一丝不苟，我的锯半线技术，就是得益于赵师傅那时的传授。

图67、赵师傅的家乡——平定县岔口乡冯家峪村全景 图68、跟着师傅在木工车间加工制品 没有打过仗的军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军人，只有在战争中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懂得生命的宝贵而比任何人更重视生命。

　　1972年2月，就在二矿选煤厂原来浓缩池东边一点的那条石拱砌碹的返煤地道下，在碹箍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就要砸向我头部的危急关头，赵性温师父一把将我推出险境，如此救命之恩，铸就了我们之间一辈子的师徒情分。毫不夸张地讲，恩师对我有救命之恩。在生活中，恩师给我的完全是父亲般的关怀，我们无话不谈，相互信赖，每次赵师傅回老家探亲，我都要用自行车将他送至市区的长途车站。

图69、1972年2月，就在原来浓缩池东边一点的那条石拱砌碹的返煤地道下，在碹箍像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就要砸向我头部的危急关头，赵性温师父一把将我推出险境，如此救命之恩，铸就了我们之间一辈子的师徒情分 为了教我学好技术，每逢工休日，赵师傅差不多都要和我骑自行车到阳泉市的新华书店购买木工和建筑工人的书籍。那时，有一部电影叫《青年鲁班》是以木工出身，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的事迹为原型拍摄的。我的一本《木工简易计算法》就是那时买的，这本书就是作为木工的李瑞环同志在参加人民大会堂等工程建设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写的。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赵师傅非常重视工具的选择，常带我去五金商店选择锯条、刨刃等工具，那时工具是自己的，每人每月发给一角钱的工具使用费，赵师傅在工具的选择上毫不吝啬，总是挑最好的给我买。
　　赵师傅非常和蔼可亲，他的性格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温文尔雅，谈吐有度，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循循善诱的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他待人谦和，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遇到事情，大家都喜欢找他请教，闲暇时，都喜欢和他共叙家常。
图70、跟着师傅在工地涵洞里支模型 恩师为人非常厚道，中规中矩，在土建具有极好的声望。那时，处机关食堂管理员郭耀忠同志的长子郭双平刚刚招工入企，老爷子特地找到赵师傅，将自己的 这个儿子托付给赵师傅当徒弟。严格意义上讲，我和郭双平同志还是师兄弟呢。一位土建出身的师傅麾下，后来居然出了两个分别从事矿建和机电专业的副总工程师，这在工程处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图71、1972年，赵师傅与徒弟郭双平（后来的矿建副总工程师）在一起 2、尼克松访华
　　自上一年基辛格先生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开启访华行程，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南苑机场迎接并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局仪仗队。毛泽东主席与其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自此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和尼克松结下的友谊，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改变了世界，也为中美人民的友好打下了基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至今不忘尼克松为中美友好作出的贡献。

图72、周恩来周总理在北京南苑机场欢迎尼克松总统，实现了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 图73、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图74、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就中美两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历史性会谈 3、首次触枪
　　1972年4月中旬，工程处民兵团组建，处革委会副主任毛益仁同志任团长、革委会主任穆万柱同志任政委。武装部长李文秀同志任参谋长。

　　“5.4”青年节前夕，李文秀部长和处团委负责人梁璧同志共同组织民兵和团干前往寿阳县城参观了尹林芝烈士纪念馆，又到位于宗艾镇的尹林芝就义地点凭吊烈士。在宗艾镇山坡下的一快较大的空地上，我第一次体验了苏制7.62步骑枪和日本“三八大盖”步枪的后座力。

从那时开始，日式三八大盖、苏式7.62步骑枪、国产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班用机枪、高射机枪等各种武器曾多次与我为伴。到机电队后，以我和杨学文、毛宝琪、崔学会、程建军、黄杰等一批“神射手”组成的机电队基干民兵班曾多次在全局、全市的民兵大比武中取得佳绩。

图75、当时参加集训的民兵进行射击考核 4、再领新任务
　　一九七二年六月，工程处取消了文革中实行的军事建制，组建了第一个建筑工区，由吴二顺同志任工区主任，郭建忠同志任总支书记，李世昌同志任党总支干事兼团总支书记。

　　原二连连长翟有财同志调回处组干组（不久接替施维东同志担任半工半读学校校长），原二连指导员李双发同志调回处专案组负责落实政策。

　　新组建的建筑工区下设三个土建队，我所在的建筑一队继续承担二矿选煤厂、金属支架厂和铝厂（今天赛鱼火车站北侧的奥伦胶带厂）的土建施工。瓦工出身的吕忠兴同志担任了一队的党支部书记，木工组的副组长赵金元同志担任了队长，原来的处总工程师，尚未完全落实政策的刘永良同志任技术副队长。

图76、1972年6月，工程处组建了建筑工区，其中的土建一队继续二矿选煤厂工地的施工，队长为赵金元、书记为吕忠兴 图77、1972年6月，尚未完全落实政策的工程处前总工程师刘永良同志被任命为土建一队分管技术的副队长 此时恰逢我们又开始新的轮岗锻炼，虽经再三推辞，但我最终还是被分配到了队里的办公室工作。

　　工地办公室的工作很杂，什么工作都干，从工作安排到工作总结，从人员思想动态到工作汇报，就连党支部的一些工作总结，也要我这个青年团员代劳完成。除此之外，还要帮管技术的刘副队长抄写《技术措施》，这方面的工作本来是刘永良副队长的范畴，一是由于他工作太忙，二是由于他的视力较差，就由我来帮他完成，自己从中也得到了一些专业上的提高。

当时这位刘副队长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说话不多且处处小心，生怕被人再抓住什么辫子，但是在私下里他却同我聊得比较投机，因为我的父亲文革中也曾被关进“牛棚”，只是当时三矿的军代表李源同志觉得我父亲的问题不属敌我矛盾，加上当时三矿的技术革新急需技术人才，才使我父亲较早的获得“解放”。由于同病相怜，我比较同情刘副队长的遭遇，从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问题”，主要“罪状”有两条：一是家庭成分较高，这正是那个时代人整人所须具备的一种特定资源；二是在任处总工程师期间将图纸带回了家中，违反了保密规定。我通过我父亲在运动中被冤枉的事例，分析出他的这两条罪名也都属于“莫须有”，因此，开导他不必包袱太重，要向前看，他点头称是。

后来，经过多次的落实政策，这位当年的副队长重新担任了工程处总工程师。11年后的1983年4月30日，这位当年的副队长再挑重担，被上级任命为工程处的处长。

历史总是有不随人心愿的时候，就在那次轮岗锻炼时，好友李向东同学又被分配到了混凝土组劳动锻炼，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次被分配到重体力工种锻炼了，此前他曾分别在石工、架工组等两个小组劳动，这对迫切想到技术工种上学习锻炼的向东同学来说，实在是心有不甘。 图78、李向东同学这次被分派到了混凝土组，这已经是他连续三次被分到最耗费体力的工种了 图79、工地上浇筑混凝土的场景 5、受邀参加党代会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建党51周年纪念日，工程处首届党代会在旧四楼会议室召开，在参加者中，有十名同志是特约的非党群众，其中就有作为半工半读学员的我和工程处子弟小学的红小兵赵永名。

　　那次党代大会选举军代表李玉庭同志为工程处党委书记。还选出了15名党委委员，局机电修配厂革委会副主任宋广智同志调到工程处担任了党委副书记，处党的核心小组原组长穆万株同志调任阳泉市铝矾土狂担任主要领导（1973年阳泉矿务局恢复23个处室时，穆万株同志重回矿务局担任了基建处副处长）。

图80、1972年7月1日，建党51周年之际，工程处首届党代会在处旧四楼会议室召开 6、对外开放，西方雪崩

　　自打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像雪崩般对华示好：同年5月，英国将驻华代办处升格为大使级；5月——12月，先后有荷兰、日本、联邦德国（西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与中国建交。之后、又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建交。这些国家中，最特殊的就是那个与我们国家一衣带水，却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伤害的日本国。

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首相举行了多次会谈，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

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中日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当时中国把中日建交当作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曾深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同曾经的敌国开始了正式的中日官方关系。

随着中美、中日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外交关系的改善，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封锁了20多年的国门被打开，中国正式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各种先进技术开始引进，各种先进设备接踵而至。对于中国煤炭工业来说，最典型的就是先进的采煤工艺和综合采煤设备的引进，1974年，第一套波兰机组落户阳泉三矿一号井，翌年，西德的综采设备在二矿投入使用。

如果说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是50年代由苏联引进的、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个建设项目，那么1972年中国对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装备引进就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次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和周恩来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

图81、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图82、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7、参与政策落实
　　1972年10月，按照原来的学制，半工半读学习期满，根据当年省市批复的办学方案，这批学生应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国家分配计划指标未能正常下达，致使我们这批半工半读学生未能按正常学制分配工作而仍然继续在建筑工区劳动。
　　1972年11月，随着全国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深入开展，纠正运动中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进行，工程处开始对“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案件进行复查，我再次意外的被抽调到处专案组帮助工作，据说是专门负责落实政策的李双发老人亲自点名要过去的，理由是：共青团员、干部家庭、根红苗正。 所谓落实政策，其实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申述材料进行调查取证，逐一落实。

　　调查材料涉及方方面面，除了当事人之外，还要对当事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做全面了解，大量的工作需要外出。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我的职责就是跟着一名共产党员去搞外调。

外出调查时艰苦的，夜不能寐、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路遇不测也经常发生。

有一次，我陪着牛洪华师傅前往和顺县调查，那时候的平（定）——左（权）公路昔阳到和顺段，还不是今天这样修筑在松溪河岸边，而是需要翻越蔡林山才能下到松溪河边。就在我们的长途汽车下了蔡林山到达李阳村时，雨后涨水的松溪河拦住了前路，汽车司机说啥也不敢往前开了。此地距离县城还有20多公里，为了赶在天黑前赶到县城，我挽起裤腿背着牛师傅就淌了过去。

还有一次，我和康维科师傅早上骑车从祁县招待所（就是今天的乔家大院）出发，到白晋公路上的团城水库工地取了材料，原计划傍晚赶到子洪口的那家著名的“子洪”饭店吃饭，谁知到了那里后人家早就打烊了，回到招待所后，饭堂也早就下班走人了，那时候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街上没有今天这样的小吃店，无奈，我们只好空腹一晚。

那时候，从清徐的王答乡到平定的古贝乡；从娘子关的回城寺到寿阳县的七里河；从昔阳的丁峪村到阳泉郊区的枣园村，到处都留有我们的足迹，那崎岖不平的山间道路，留下了我们深深的车辙。

那一时期，我跟随最多的共产党员，就是第一次带我出差的康维科师傅，哪一年我十七岁，而他已经34岁，正好比我多了一倍。他不仅是我工作中的师傅，还是我出公差途中当之无愧的引路人。2005年夏天，获悉87岁的康师傅在原籍寿终的噩耗后，我和好友李向东驱车平定东回镇（原潺泉乡）的小东岔村，为这位引路人送上最后一程。

图83、当年落实政策前往和顺县外调时，因松溪河里的洪水冲断了前方道路，汽车司机拒绝前行，作者当即背起同行的师傅，挽起裤腿淌水过河

　　虽然是讲纠正冤假错案，但那时“左”的思想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加上当时“派性”的作祟，落实政策中常常带有“派性”和“左”倾思想的色彩，即使是非常老资格的党员，在当时的条件下，说话办事也都非常谨慎小心。要知道，运动中“左”的思想给人造成的禁锢是非常之大的，“派性”所造成的危害更深，有的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有的儿女因同有“问题”的父母亲划清界限而丧失儿女孝道。

　　我从父亲曾被打倒的事例中，联想到一些人的大量不实之词，对各类人员的心境有了初步的了解。

专案组长李双发老人的政策观念极强，长期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他经验十分老到，对政策的把握非常严格，一再强调要严格执行政策，凡是不准确的用词坚决不用，暂时不落实或落实不了的“罪名”不能定性。致使我们大多数同志的心态比较平和，看问题基本公允。

那次的复查，全处共“解放”了原受处分的37名干部，其中33人被适当安排了工作。

那段时间，虽然身处特殊环境中，但我的心却仍然在建筑一队，思念同学，思念恩师，思念二矿选煤厂那火热的建设工地。那里的翻笼房、主厂房、装车仓、三号转载站等设施处处留下了我和同事们的汗水。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底，我和李向东、李宪泉、许建秀、苗润生等同学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李向东同学曾连续多次在这里的架工组和混凝土组轮岗工作了近一年的时光，我则分别在石工组、电工组、木工组、队部竞赛办公室轮岗。

三、转折于1973

1、参加市、局团代会
1973年初，随着文革后整建团工作的开展，我被抽调到处团委帮助工作，之后，全局、全市各单位团组织的恢复工作蓬勃开展。

那年的春天 ，作为出席阳泉矿务局和阳泉市团代会的代表，我和梁壁、陈富怀、白润田、以及刚刚由江西归来的马石柱（超龄老团员、后来的“马考”）等分别荣幸的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一矿的董丽萍、机厂的阎川和，以及后来成为宏厦三建董事长的刘壮兴（当时担任四矿团委书记）就是那个时期认识的。我同周玉萍同志的哥哥周建明（机厂四车间团支部书记）、姐姐周建英（机厂制氧车间）等也是在那次的团代会上认识的。两次大会分别选举王金川为阳泉矿务局团委书记，选举张富华为阳泉市团委书记。

图84、1973年3月，阳泉矿务局和阳泉市分别召开了共青团代表大会，图为阳泉市团代会的会场 2、煤七处主力归泉
　　煤炭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国以后，阳泉矿务局经过一系列的新建和改建，逐步从一个只有两个矿、四对小煤窑的基础上发展为设计能力625万吨的中型煤矿。到1970年，年产达到了700万吨。但是，距离开滦、抚顺、阜新、鸡西那些千万吨级别的煤矿，阳泉局对国家的贡献还很不足。

为了对国家多做贡献，以贾慧生同志为领班的阳煤领导层下定决心，一定要下大力扭转落后局面，一张奋战三年，实现产量翻一番的宏伟蓝图开始在阳煤酝酿。

实现产量翻一番，必先处理好“三个煤量”的关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开拓煤量。在当时，受那场“运动”的影响，加上煤七处主力外调江西，导致阳泉矿务局的采掘关系严重失调，开拓煤量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准备煤量和回采煤量的失序。

此时此刻，煤七处的回归就被提上了阳煤领导的议事日程。一份提请煤七处回归的请示报告打了出去。

1973年3月，经国家批准，原煤炭部第七工程处的1525人分别经天津704指挥部、上海大屯煤矿指挥部、甘肃金川镍矿等地辗转后回到阳泉，同原阳泉矿务局工程处合并组建了新的“阳泉矿务局工程处”。

此后，回归后的矿建队伍分别组成了矿建一工区、矿建二工区，另有一个直属的标杆队——五七队。

　　当年四月，中共阳泉市委任命黄敬修同志担任工程处党委书记，这位曾经在运动中被打倒的老领导对工程处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严肃批评机关干部作风不实，表现为部分干部严重的“上参下茶（上午看参考消息，下午喝茶）”，那犀利的批评至今言犹在耳。

3、继续落实政策
　　1973年4到5月间，随着落实政策工作的深入，我再次被抽到处落实政策专案组，帮助落实政策。从那时起，一大批“运动”期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走资派”的人逐渐开始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来到设计处工作的石燕红等同志，就是那时开始落实政策后重新工作的。 4、定点机电行业
　　1973年6月，阳泉矿务局对逾期仍无法分配的半工半读学生实施了定点劳动的办法，意在缓解由于无法分配造成的学生和家长的不满情绪。

　　当时，处党委副书记宋广智等领导们 提出要我留在处团委工作，由于厌倦政治工作的枯燥，我谢绝了；领导同志又提出让我到工资科去搞人事调配，考虑到该工作没有多少技术性，也被我谢绝了；领导同志又提出要我去运输队，但由于家中父母虑及开车易对他人形成伤害而第三次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并最终选择了与父亲职业相当的机电行当而去了机电安装队（后来的机电工区）。

工程处机电安装队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队伍，全局所有的机电安装工程都是机电队所为。我甚至惊讶的发现，我们当年来工程处时乘坐的“矿工”牌汽车的大梁就是由这里的铆工组铆制的，当年的模具就存放在铁工组前的空地上。 图85、工程处机电安装队（后来的机电工区）、阳泉矿务局唯一一支具备机电安装资格的施工队伍，全局所有大型机电设备安装均出自这个单位，图为当年一矿北丈八立井井架竖立起来后干部工人现场的合影 就在半工半读学生的分配名单到了机电队后的一天早上，相邻不远处居住的机电队党总支书记王玉明同志出人意外来到我家中，抱怨说，“别人都快把门槛踢破了，怎么不见你提出要求？”。我和王玉明同志此前虽然认识，但当时并无太深的交往，尤其是我的性格向来就不愿向领导提出非分要求，只要能干机电行当，什么工种都行，反正都是机电技术。

　　最后，考虑到原来在土建时有木工的基础，机电工区的木模组又可以接触到机械图，经我父亲与王书记商定，最终选择了木模工这一职业，这一选择，也同时成就了我同第二位恩师——程云祥老人直至今日的师徒情份。

图86、曾连续12年任机电工区党总支书记，后又分别担任矿建工区总支书记、主任，运输工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的王玉明同志 1973年6月23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来到机电队上班，在当天的见面会上，我们知道了时任机电队队长的是杨四小同志（当时已经下文任处工会主席但尚未到任），总支书记是王玉明同志，两个副队长是分别是刘执忠和柳子义，工会主席是李俊英。

　　当时正值煤七处由天津玉田704指挥部返回阳泉不久，机电队也被分为安装和制修两个工段。安装工段长是武玉保（武存科同志父亲）同志，书记是龚汉文同志，制修工段长是王考文同志，书记是王金海同志，副段长是王珍同志，我所在的木模组同铸工组为一个大组，组长是赵毛小师傅，副组长兼木模组长就是我后来的恩师程云祥。

图87、机电工区的鉄铆车间，1969年，阳泉矿务局自己制造的“矿工”牌大卡车的底盘就是这里铆接的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分配在制修工段的还有李向东、石志虎、张长青、刘保文、耿文祥等，他们都分在锻工组，那里有著名的“老八”刑善锴（邢秀珍父亲、八级锻工）等一批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能工巧匠。吴瑞亭同志被分配在铆工组，那里有八级铆工张墨庄老师傅，还有赵建堂等老劳模。我是分配在木模组的唯一男性，张西晋、李露萍等被分在铸工组。吴鲜芝、晋丽萍、张明琴、张柏琴、王红玉等女同学被分在车工组。分在安装工段的杨泉生、尹东文、田衍隆、张金禄等同学去了起重组，那里有于德海、高尚武等老师傅，还有霍贵明等新秀。丁占海、王增喜则分在送电组，那里有张殿忠等老师傅。毛森林、耿巨生两位同学则被分配到负责推土机使用和维修的机械组。电修、变电、外钳等工种未分配学生。

定点实习开始后，我们学生的工资每月定为29.5元，另加粮食补助3-5斤。
　　5、支援张华沟工程
　　阳煤要大上，新井建设与老矿衔接就要跟上。在煤七处回归后，阳泉局领导提出的口号是：“打通张华沟，解放北头咀”。新井指的是一矿新建的北丈八井，而张华沟则是一矿北头咀这座老井释放产能的关键一役。

　　由于当时张华沟工程吃紧，故报到次日、顾不得到小组拜见师傅，全体学生就直接拉到正在施工的北（头嘴）至张（华沟）6千伏线路支援线路施工。在那里，我们认识了老劳模张庆怀。每天我们要乘运输队（今天的运输公司）的卡车到平定电杆厂拉上水泥电杆，再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简易公路上到张华沟线路杆点所在的山顶，艺高人胆大的戴南山师傅愣是将汽车停在悬崖边上，手刹一拉，就解放那个被偷嘴让我们卸车，初见此情胆颤心惊，时间长了就见怪不怪，自然也不觉得帕了。

图88、到机电工区第一天，就赶到张华沟线路支援，图为线路的铁塔

6、走入正途
　　支援线路的工作干完后，我到木模组报到，当时的木模组有员工5人，有老师傅张庆祥、有江西归来的任和英、荆履元，还有由民警改行而来的段玉文等。

　　组长程云祥原是土建队著名的木工，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以高超的技艺享誉阳煤基建界， 早在 1959年就获得了建筑行业的最高级别——七级工。 我在建筑一队工作时，就曾久仰这位师傅的大名，今朝能在其麾下学徒，真乃三生有幸。

图89、2008年，恩师程云祥八十大寿时的留影

木模工区别于建筑木工和机械其他工种的显著特点是不仅要看懂图纸，弄清物体的形状，更重要的是拿出制造此种产品的方法，因而长考（事前琢磨好如何下手）就是木模工需首先过的第一关，木模制作首先要考虑铸工的铸造工艺和钳工、车工的加工工艺，不仅要懂木工知识，重要的是要有机械制造的知识。钢和铁水的收缩率不同，实体模型和刮板模型迥异，如：芯子怎么放置、铸造时怎样分型、浇口冒口留在什么位置、各种形状模型的加工量留多少、各种材质模型的加工量如何留出等等。

　　长考的过程就是问题想通的过程，只有把问题想通、想透彻，干起活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木模工称作“翻看先生”的道理。所谓“入木三分”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超前预见”、“逆向思维”，正是这种逆向思维培养了我的大局观，培养了我不为表象所迷惑而直接触及事物本质的本领。

恩师程云祥非常本分，从不在政治问题上多言，一生不愿涉足领导岗位，早在年轻时，恩师就以其才华博得领导和众人称赞，领导多次想提他当队长和车间主任，但任凭领导磨破嘴皮，恩师就是不干。好多人都为他惋惜，但恩师却不以为然。师傅一辈子不会趋炎附势，一辈子不愿涉足管人的职业。 图90、恩师教我在图板上放大样的图片 为了培养我的大局意识，恩师经常将一些比较复杂的活交给我完成。对于一下子想不通的问题，他鼓励我不要着急，并带我到铸造和机加工车间观看加工工艺和过程，亲自给我一一讲解，还将一些外出参观的机会给了我。

　　为了突破空压机阀片的制造难题，师傅派我随铸工组长赵毛小前往张高明同志的老家——运城地区的平陆县部官机械厂等地参观学习，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一矿北丈八井施工时，3米直径的大天轮就是我在恩师指导下，采用刮板技术制出模型，由阳泉钢铁厂采用铸钢工艺铸造并加工而成。

图91、阳煤第一个百万吨矿井——一矿北丈八井的天轮，就是我在恩师的指导下，采用刮板技术成型，由阳泉钢铁厂铸钢而成的 7、感受厚重的技术氛围
　　那时，机电队有着很浓的技术氛围。后来成为处机电副总工程师、矿务局副总工程师的蒲先公那是还只是机电队的主任工程师，我们到机电队不久，梁利华、施全、张殿忠、李发子、段中孟等五名技术工人就被直接从生产小组提拔为技术员。
图92、当年恩师经常派我到安装单位支援，图为那时候安装的提升机 原本以为到机电队以后可以摆脱烦人的非本职工作，痛痛快快地学点技术。但事与愿违，不久成立的制修团支部又使我成为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那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兼上这样的职务，光会就得多开几次。
　　各种各样的木模制作加工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还要用到许多几何知识，对于较复杂的模型首先要在图板上按一比一的比例放出大样，那时，没有今天的计算器，父亲的一把计算尺让我受益匪浅，那把计算尺和那本《计算尺使用方法》伴我走过了五六年的时间，（至今我都保存着），直到计算器出现以后。
图93、1980年中秋节，恩师因病退休，这是师徒分别时的合影

图94、2025年春节期间，作者最后一次前往河北辛集探望恩师，没有想到，7个月后，97岁高龄的恩师竟与世长辞，因病未能亲自前往为恩师送终，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8、党的十大召开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了，要勇于反潮流”。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些至理名言，教给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历史的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也是我在后来的工作学习中渐渐养成的观察事物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使我学会了独立的看问题。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坚持原则，从不趋炎附势。从不违心的向权贵邀功摆好。

图95、1973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9、七千人大招工，部分同学离校当了矿工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采掘技术还相当落后，砲采工作面、木柱支护.......。

　　技术装备的落后和采煤工艺的落后，只能靠更多的人力来弥补。在当时，煤矿要大发展，必须具备充沛的人力资源做保障。此时，一场全国性的煤矿大招工就此展开。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受全国煤炭系统大招工的影响，全局半工半读学生中有302人被招到井下采掘工，张经渡、陈彦亭、苗润生、王平勋、梁长命、张冬田、孙天生等同学就是那个时期耐不住寂寞，离开半工半读学校去矿建工区当上采掘工的。矿建工区随即组建的741队、742队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四、定位于一九七四

1、参加民兵训练
机电队在全处各项工作均位列前茅，民兵工作自然也不列外，1974年初组建机电队民兵连时，不愿再有杂职的我竟然又被任命为副连长，由于我们的机电队基干民兵班在全处、全局都小有名气，故三天两头的要被抽出去训练，比武。那时，光机电队的轻重武器足可以武装一个加强班，武器库的钥匙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保管（可惜当时的治安没有今天这般复杂，否则我不知要被挟持多少次），为了练好技术，我们常常要将枪械大卸八块，然后蒙上毛巾，摸黑将枪复原，在机电队的防空洞，我和保卫干事马彪经常点起蜡烛练射击，一练就是一箱子弹。
1974年5、6月间，我同李向东等参加了工程处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集训。那时，民兵更多的被赋以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除了正常值勤外，晚上还要经常巡逻，在其后的一次射击训练中，我曾用十发子弹打了九十三环，那时大都采用旗语报靶，“六左、七右、八不动、九上下、十摆动”的旗语我至今也没有忘记。
长期的训练，练就了我们的军事技能，为工程处和机电队争得了荣誉，但同时可苦了我们这些想抓紧时间学点技术的小徒工。对待这些问题，恩师总鼓励我要正确对待，不要着急。我知道师傅的好意，但还是为自己兼职过多影响工作而懊恼不已，因而想方设法的逃避哪些业余活动。但是，随之开始的批批林批孔运动又将我拖了进去，我和王玉青师傅被纳入了批林批孔的理论写作小组（当时还并不知道“四人帮”利用此运动攻击周总理）。无奈，只好找到总支书记王玉明陈述理由，善解人意的王书记还算体谅我的处境，经过一个多月的过渡后，我才又回到小组。

2、支援安装队组
机电工区基本以安装为主，我们常常要到厂外去支援安装工段的安装工作，如：张华沟的临时绞车，马家坡的风机，蒙村至神堂嘴输电线路等等，恩师也常常鼓励我多学点知识，多接触其他专业的知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认识了王昆才、施全、许扬庆等师傅，渐渐熟悉了机电安装工程，为我以后从事机电安装工程的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3、转机出现
　　到1974年10月，经阳泉矿务局多次请示上级，全局半工半读学校剩余的594人（含71届的183人）才被列入1974年11月的分配计划中，根据1974年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煤炭化工局晋煤化劳字[1974]第813号文件，按省计委晋革计办字(74)617号文件通知：“除分配给轻工局100人，冶金、机械局、阳泉市革委各50人外，剩余344人”由阳泉矿务局“自己分配”。为此，阳泉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以阳煤革教（74）第402号文下达《关于做好我局半工半读学生分配工作的通知》对此次分配工作作了安排。
　　闻此消息，全体同学欢欣鼓舞。
　　4、定位

　　1974年11月1日，经过两年正式学习，两年的定点劳动后，半工半读学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得以正式分配，除部分同学去往太原卷烟厂、山西纺织厂和阳泉市内企事业单位外，绝大多同学留在原定点劳动的单位和原岗位就业，我也非常如愿的在木模组留了下来，继续我喜欢的木模工生涯。

自此，00741688那个阳泉矿务局的吉祥工号，伴随着我走过了在阳泉煤业集团的全部历程。

历史是公正的，关于半工半读学生对阳泉矿务局发展的历史贡献，1974年4月9日，阳泉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在打给省计委《关于将现有半工半读学生纳入74年指标进行分配的请示报告》的阳煤革教（74）第175号文件中曾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批学生，通过几年的在校学习，下车间队组定点劳动，不仅学到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在岗位上已经能独立顶班劳动，成为生产单位不可少的力量”。

图96、 1974年12月，工程处半工半读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全体同学得到正式安排。图为当年校领导与四个排长的合影留念，前两位左起翟有才（校长）、李文斌（教导主任） 图97、1992年，半工半读学校毕业20周年之际，当年的 工程处二排同学举行联欢会的照片 5、青春献阳煤

　　两年的半工半读+两年的只工不读，是我们步入成年前的一次历练，这次历练，提高了我们的文化化素质，增长了我们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阅历。
　　带着这些非同寻常的历练，半工半读的学生走向了厂矿，走向了机关，走向了人生新的起点。

　　经历了这次历练的半工半读学生在各个岗位上努力工作，建功立业，对阳泉矿务局、对于阳泉煤业集团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有不少同学成为企业建设的顶梁柱。

在这批学生中，有曾经担任阳泉矿务局副局长的苏保生；有曾任阳煤集团工会副主席的高生亮；曾任集团公司机电动力部副部长的郭今；曾任二矿副矿长的赵所有；曾任华越机械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的白瑞勤；曾任集团公司设计处处长的樊俊林；又有担任宏厦一建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栗丽泉；曾任林业处工会主席张舍元、曾任二矿医院党支部书记胡海贵、以及分别担任宏厦一建矿建和机电副总的张经渡、周瑞宏；有土建科长郭宝新，处团委负责人席建民，有担任宣传部部长的周建华，担任安监处副处长的陈彦亭，钢结构公司经理李向东，审计部部长石志虎，机电一部助理王增喜，机电一部书记杨泉生，以及曾任宏厦三建项目经理祖嗣远、华越机械有限公司保卫部的助理耿文祥等；还有曾担任矿建工区党总支副书记的孙田生、矿建机电副主任、新景矿机运部副部长的李贵祥，曾经担任过一矿维运区副区长的沈仁义等，还有曾任公安西城分局副局长的冯庄德等。更有一大批同学在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经营等岗位上建功立业。杨泉生、赵平、陈彦亭等先后荣膺阳泉矿务局劳动模范的称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工程处井、机、土三个专业的科长均为当年的半工半读学生，可见由半工半读学校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当时工程处施工生产的主要管理者。
转瞬之间，56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小青年如今早已风光不再；当年的翟有财校长、李文彬主任、窦喜金老师早已作古；功成名就的施维东校长和岳中乃、刘植君老师也已光荣退休，如今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王兰芝、黄满生、吴瑞亭、赵丙信、武铁亮、刘爱琴、田彦平、王平勋、白玉忠、赵平等同学也已撒手人寰多年；全体同学也都年逾古稀而退休多年。阳泉矿务局也已经更名为华阳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宏厦一建也已取代了阳泉矿务局工程处并改换门庭到了晋能控股麾下的南煤集团。但是，阳泉矿务局半工半读学校那个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诞生的特殊群体，随同她所造就的那一代人及其所创造的业绩，必将在阳泉煤业集团，在山西宏厦一建的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图98、2020年，前半工半读学生、曾经担任西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冯壮得同志在聚会时发言

　　后记

　　关于半工半读学生学历、工龄问题的重新确定，
　　上世纪九十年代，阳泉矿务局做出决定：将半工半读学生的学历定位于高中学历。随后，矿一中和三矿中学分别向半工半读补发了相应高中学历的毕业证明文件；
　　2002年4月19日，阳泉煤业集团工资处以阳煤劳（便）字2002第五号便函向阳泉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发出《阳煤集团关于半工半读学生重新确定毕业时间和参加工作时间的请示报告》；
　　2002年12月6日。阳煤集团劳动工资处再次以阳煤劳便字（2002）第10号便函向阳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请示， 2003年4月1日，阳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关于原阳泉矿务局半工半读学生重新确定毕业时间和参加工作时间的请示》向省计委报告
　　2004年，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阳泉煤业集团以阳煤人资字（2004）70号文件发出了《关于重新认定推迟分配的半工半读学生参加工作时间的通知》，将1970年招收并推迟分配的半工半读学生的参加工作时间重新确定为1972年12月。至此，关于半工半读学生的工龄计算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关于半工半读的所有问题终于得到合情合理圆满地解决。

图99、阳煤集团关于重新核定半工半读学生工龄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得到批复后，所有半工半读学生的工龄均提前到了1972年。

图100、岁月有痕、56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均已退休多年，虽然阳泉矿务局已改称为华阳科技集团，但当年阳泉矿务局给我们留下的印记却难以磨灭，图为阳泉矿务局最早的钢印

　　衷心祝福当年全局半工半读学校的师生幸福安康！

　　祝福所有从阳煤退下来的老前辈、老师傅晚年幸福安康！

　　谨以此文与当年的学友共勉

　　特别感谢为此文提供场景生成的豆包、文心、即梦

　　2026年8月18日于山西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