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军

李班主

　 刘汉军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儿子。1968年他家调到分区院儿的时候，文革闹得正凶。在那个倒霉时段，我碰上了倒霉事，刘汉军成了我最恨的人。

1969年分区“大兴土木”，盖房子、修防空洞，院儿里运来了好多红砖，成垛成垛堆在大操场和礼堂周围，成了孩子们的巨型“积木”。我们这波小女孩搭成秘密小屋，从家里偷来油盐吃食，在小屋烧火“加餐”，大男孩们或各自为阵或搭伙成团，把砖垛掏成一个个可用藏身的砖洞，称为“地道”。有一回，我和一个女孩儿阴差阳错地闯进一个地道，地道有点儿深，黑乎乎的，透过砖缝射进的微光，隐约看到有个男孩在埋头掏砖，吓得我俩赶紧跑出来。一出来就碰到另一个女孩，三个人叽喳起来。那个女孩儿说看到一个地道，掏得很好。我指着刚出来的地道脱口而出：“这是人家那个男孩的地道，掏得也很好。”熟料我这句有口无心的实话实说，被藏在附近地道口的男孩听到了。地道本是保密的，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地道在哪儿，可“人家那个男孩”的地道，竟被一个女孩知道了。要是搁现在，这就不叫事，可偏搁那个年代，偏撞进男女孩不说话的青春敏感季，简直就是一声惊雷，迅速在男孩里炸将开来。刘汉军是头儿，带着一帮男孩不怀好意地质问“那个男孩”：“是不是你带那个女孩进过你的地道？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地道在哪儿，怎么她都知道了？”就这样，一场祸事正悄悄找上我，我却全然蒙在鼓里。

　 我们院儿过去是民国政府的法院。“大兴土木”前，住的多是那个年代的青砖黛瓦平房。有个男孩是我幼儿园同学，也是小学同窗，两家隔着两栋房子，平日我常去他家，玩游戏，约着一起上学。有一天路遇男同学，正想打招呼，他却怒目相向，凶神恶煞。我吓坏了，不知哪做错了冒犯了他，赶紧收起笑容，退避三舍。第二天去上学，刘汉军和一群男孩聚在路口，等我走近了，就开始起哄，喊着“人家那个男孩”的名字。我却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以为他们之间开着玩笑。从此，但凡经过刘汉军那帮男孩身边，都会听到有人喊出“那个男孩”的名字。看着他们的猥琐目光，听见他们不怀好意的喊叫，这才意识到，他们是恶意把我跟“人家那个男孩”联系起来了，瞥见人群里竟然站着男同学，更是吃惊不小，他突然跟我翻脸，原来是怕引火烧身的“金蝉脱壳”。

从此，只要出门，我都先探风头，操场上没有男孩，就快速通过；如果有，就晚点儿走，等他们散了再出门，或绕道而行躲过他们。可是院子就那么大，上学放学的路也就一两条，这条路碰不上，那条路一定碰上，只要碰上，我都怕得要命，心里分明坐了一个沸水壶，面上却要强装镇定，缓步通过。男女之间的懵懂好感，是人生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可那时我才十一，未及懵懂，就被踩进泥里，掸不干，洗不净。之前我一直很自信，以为是个能够被人高看一眼的人，可在刘汉军之流面前，我却成了低到尘埃的小花，而这一切的一切，全拜刘汉军所赐，我恨他。

一夜之间被钉上嘲笑耻辱柱，对一个五年级女生来说，何止一场惊吓，简直就是天降横祸。遭遇了多次起哄，我越来越不明白，如果成绩不好，品行不端，任他怎么嘲笑起哄我都接受，可无端跟个近乎陌生的男孩连在一起，这般羞辱缘何而来？白天上课分心，晚上不能安眠，一天天地回想，件件事地回忆，就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有一天终于想起来了：我去过那个男孩地道，还说过“这是人家那个男孩的地道”。汉语言博大精深，“人家”一词可作第一人称代词，还有拉近距离的特定功能，我好像又突然明白了什么。

可男孩起哄还不是我最怕的，最怕的是我爸。爸爸很严厉，还是封建固执的人，看见我跟男生说句话，都会板起脸孔，紧蹙眉头，要是他知道我被起哄，百分百会训斥：“怎么没起哄别人，偏起哄你了？”我家的育儿理念，永远都是错在自家孩子。我多希望事态能早点儿平息，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天，我跟一个女孩在礼堂旁的水龙头玩儿，一个男孩故意跟“那个男孩儿”妈妈说：阿姨，她就是你家那谁的“媳妇”。阿姨听完哈哈笑了，大声说：哎哟，我家哪有这个福气啊！我像呛了一口污水，掉头就走。我不知道那个多嘴的男孩是谁，但知道在刘汉军的账上又记一笔。

　　1970年我上初一，刚上两个多月，分区孩子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我们全部停课，回到大院。原来，院里有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涣散，个别男孩的行为甚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在机关干部战士中的反映也不好。为此，分区党委决定，把院里上中学的孩子组织起来，成立“红色后备军战备连”，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还配了两名老战士，负责组织安排“战备连”的活动：请院里的老红军任叔叔讲长征过草地的故事，请苦大仇深的陈奶奶作“忆苦思甜”报告，组织我们到三线工厂603的后山采挖中草药。为了办好“红色后备军战备连”，分区定制了一批木质大刀，刀身刷银灰色油漆，刀刃刷白色油漆，远远看去，跟真刀一样。还从军械库搜集一些弃用步枪，卸掉枪拴，我们早操、队列训练和外出活动时配带。有几天，干部战士都去防汛了，分区还安排男孩两人一班，在大门的岗楼站岗值守，大孩用卸拴步枪，小孩用木头大刀。

大院孩子有股天生优越感，它很像兴奋剂，一旦把持不好，很容易走极端。办“战备连”只是形式，把孩子们圈在院里，集中进行教育，不让他们出去惹事，变相“保护”起来，这才是办“战备连”的真正目的。对我而言，印象深刻的，不是射击训练，也不是实弹射击，而是“办学习班”。有一天，我们在礼堂集中举办学习班，发小们先后发言，揭发批判男孩以大欺小等“坏人坏事”，一年来被起哄的场景不断刺激我，一幕幕，一桩桩，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我鼓足勇气站了起来，“控诉”刘汉军的可恨行为。那时男孩都穿爸爸的军装，戴爸爸的军帽，刘汉军很特别，军装不扣风纪扣，军帽从来歪着戴，流里流气，“街上”的孩子不敢惹他，给他取了个外号：“小流氓”。这个外号，就连跟他一起混的男孩都不敢随便喊，我在那次批判会上，却像吃了熊心豹子胆，直接叫他“小流氓”。

批判会后，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刘汉军没报复我，起哄的人也少了。可事情的转机，并非因为1971年初刘汉军和几个男孩儿参军入伍，也非因为几个男孩随着父亲工作变动离开了分区或搬离了分区，而是因为我家发生了变故。1971年5月大弟弟意外身亡，我家成了灾区，我成了灾民，大概男孩们“人之初”的本心萌发，恻隐之心觉醒，没再对一个失亲的女孩起哄。高中毕业后我下放农村，两年后也离开了分区。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刘汉军是我最恨的人，这个事实没变。

　 再见到刘汉军，已是二十年后。爸妈健在的那些年，我会回家探亲，顺便去看看发小兰兰。那是一个寒假下午，我穿着天蓝色八宝针高领毛衫，藏蓝色毛呢阔腿裤，到了兰兰家，推开大门的一刹那，我看到了刘汉军，心里咯噔一下，这辈子从没想过会再见刘汉军，屋里顿时有了“狭路相逢”的逼仄氛围，可儿时害怕见到他的惯性还是让我有些局促紧张，就尽量保持镇静。刘汉军见到我时面带笑容，却难掩意外和尴尬。想到自己不再是当年那个十一岁女孩，刘汉军也不会再有底气嘲笑我，心里便有了定力。刘汉军全然没了儿时的傲慢自负，我也卸掉了当年的自卑怯懦，可是过去不友好的情景仍在脑海闪现，沉睡了多年的恨意瞬间唤醒，我不跟他打招呼，不看他一眼，他跟兰兰聊他的，我在屋里玩我的，兰兰一边照应我，一边照应刘汉军，可我知道，只要我插话，刘汉军会回应，两个人的对话会秒变三个人的热聊，可我记恨他，自始至终不插一句话。刘汉军看出我无意搭理，就告退了。走的时候，我没跟他道别，就连给个眼神点个头的表示都没给。看着他悻悻离去的背影，禁不住幸灾乐祸。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刘汉军，他确实脱离了“小流氓”的习气，而我冷落他的态度，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又过了二十年，我们组织了分区同届发小联谊会，几十位发小聚到大院儿。刘汉军大我两岁，因为当年“学制要缩短”的，我们这届毕业生是由三届不同年级学生构成的，刘汉军正好框了进来。聚会时“那个男孩儿”来了，刘汉军也来了，大家一起参观拍照，聚餐聊天。虽然人到壮年，容颜改变，可说到儿时的共同生活，大院儿的共同经历，仿佛又回到幸福时光，当年起哄我的风向也发生了逆转，起哄的对象成了刘汉军，发小们喊他“小流氓”，他笑了，我笑了，大家都笑了，当年的糗事淡了，儿时的恩仇化了。聚会后，我拉了同届发小群，刘汉军进群了，只当“潜水员”，很少冒泡，可他说话最多的一次，竟是前年跟我的对话。那天不知道哪根信息链条搭上了，我们说到了汉口高级步校。我的公公37年跟着杨国夫在山东坚持了八年抗战，日本投降后，又跟着林总，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岛，广西剿匪结束后的五十年代初，公公到了汉口高级步校。刘汉军的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在汉口高级步校，刘汉军还发了他父亲在汉口高级步校的好多照片。没想到，我对刘汉军几十年的恨意，竟在谈论两位前辈曾经战斗过的汉高时消失殆尽了。前年我登录了抖音，玩儿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很快就在人海里跟刘汉军互关好友，发了抖音还会相互点赞。知道他生病后，我很想私信关心一下，知道他不愿别人知道病情，就一句没问。看着刘汉军每天用AI生成自己年轻时的视频，明白他是为了活着，正在跟命运抗争。

　　6月23日晚，兰兰从北京发来信息：刘汉军昨天走了。心猛地一沉，赶紧去他主页，看到他的抖音止于5月2日凌晨三点十七分的出院证明，文字注脚是“我明牌，你随意！”从刘汉军生病，到他的治疗方案，身体日渐衰弱状况，我一直都是知道的，也做了跟他道别的心理准备，没想到他的去日还是来得这么突然，一股莫名伤感陡然涌起。刘汉军，曾经是我最恨的人，也曾经是条鲜活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