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与环境   --五大道随想之三

老坦儿

很多在五大道居住过的人，特别是一些老人，他们经常回忆五大道原有的那种清静、整洁和有序的居住环境，都对五大道的商业化现状表示不满和担忧。这种忧虑背后，透露着人们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否定，以及恢复五大道原有文明生活方式的希望。但五大道还能否回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文明环境，想想好像不太乐观。

五大道街区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阶层流动以及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1862年英国人在天津建立了自己管辖的英租界，这段历史人所共知，也就不赘述了。1870年天津发生了“天津教案”，外国侨民和部分中国人纷纷撤进英法租界，英国当局借机把自己租界区向外扩张。英租界西南方向的五大道地区，那时还是一片荒芜的泥洼地，英国当局便把这块地包给了开发商，按照英国当局的规划和设计要求建成了五大道。

不同于1845年的上海开埠，天津是1860 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后才增开的通商口岸。但是天津开埠以后，不仅和西方国家做金融和商贸生意，而是借助洋务运动的兴起，自身也创建了很多民族工业，包括采矿、航运、电报、自来水、磨坊等配套产业，由此带动了后续民族资本的扩大发展。

天津的开埠和洋务运动导致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工业区、港区、学堂区、租界区分别出现，天津的城市功能全面拓展，特别是五大道的良好居住环境，吸引了晚清遗老遗少，大批政界，文化、教育、医学方面的知识精英在五大道定居下来。

晚清遗老与逊清皇室包括了庆亲王载振、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等。他们在清亡后避居租界，保有财富与地位，购建了不少独立洋楼。

民国初期的下野总统、总理、督军集中迁入，形成了“北洋遗老聚居区”，其中包括了徐世昌、曹锟两任总统，顾维钧、潘复等七任总理。另外还有督军、总长、省市长等百余位高级官员，下野军阀张作相、孙殿英、张学铭等。

因洋务运动发达起来的民族资本家，大都在五大道购建了洋房别墅。有代表性的包括周学熙（水泥、煤矿、纺织）、孙震方(面粉、纺织、煤矿)、李勉之(矿业、电力)、陈光远（纱厂、面粉厂、当铺等）、范竹斋（经营棉纱、布匹贸易，同时投资纺织厂）......，其他不一一列举。

知识精英包括教育界的张伯苓、蒋廷黻、吴玉如、李霁野，医学界的杨济时、金显宅、方先之、朱宪彝以及藏家张伯驹、剧作家曹禺、京剧大师马连良等。另外有少数外国侨民，包括英、美、法等国外交官、洋行高管、工程师、传教士等。

属于五大道的中层居民包括，各种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会计师、教师、建筑师，洋行职员、教会人员。五大道的下层人员主要是依附于高端阶层的服务群体，如上层人士的家眷与亲属，仆役佣人，厨师、司机、保姆、杂役等。 

晚清民初，五大道是北方最集中的 “权贵寓公区”，以逊清遗老、北洋军政要人、工商巨头、文化精英四大顶层群体为核心，加上部分外侨的栖居，底层服务人员的依附，构成了金字塔形的封闭上层社会，整体呈现“权贵聚居、精英主导”的典型租界高级社区特征。环境上表现为规范的管理，整洁的街道，较强的私密性，高墙深院、邻里少往来，住户基本上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从而避开了嘈杂和混乱。

五大道是纯粹的高端居住区，没有那些繁杂的政商往来，所以有人把五大道称为天津的“飞地”，好像梵蒂冈被围在罗马城当中一样。这种社区形态一直持续到天津解放前后。

1949年解放前夕，大量权贵、资本家外逃，五大道很多房产空置或被弃，解放后被军管会接管房产，转为政府办公、干部宿舍、机构用房。居民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市局级领导，部分军队将领以及后来迁入的部分河北省领导干部。其中独栋洋楼多为高干独用，普通干部多为多户合住。

其次是留用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比如教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民主人士等，还包括部分爱国资本家，经赎买或者献产获准继续留居在五大道。另外是市委、市政府、公检法、大型国企机关占用了大量洋楼，这些机关单位的办公与配套的家属宿舍，也是五大道居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有就是保留了少量原居民，比如无政治问题的旧职员、佣人、小业主等。

这就是五大道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它导致了解放后的第一次社区居民结构的重组。社区居住特征表现为，居民成分以革命干部与体制内精英为主，原先的豪宅转为公产，统一分配，公私分明，仍然保留着高墙封闭那种大院化、单位化的管理模式。  

五大道社区居民结构的第二次更替，是文革时期（1966—1976）。由于大量高级干部和遗留的资本家被打倒和驱逐，大量基层人员、工厂劳模、先进工人、工宣队员、军代表、复员军人、被下放的普通干部、教师、职员以及大量底层市民、拆迁户和外来人口进入五大道居住。  

那时候社区居住特征表现为，彻底平民化、大杂院化、建筑严重杂居化。洋楼变杂院，一栋楼住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于是院内私搭乱建，楼道和地下室也全被占用。由此很多设施破败得不到维修，上下水管道经常堵塞，很多居民无独立厨卫。同时居住人口爆炸式增长，从数千人激增至4.5 万人。

第三次重组是改革开放后至 2000 年，由于房地产政策的变化，房屋产权出现松动，房产的变化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外流，复杂混居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梳理。五大道的主要居民是离退休老干部和老职工，因为文革后落实政策而迁回居住，这方面的人占比较高。另外还有新迁入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少量海外归国人士和新富阶层，但也有部分个体工商户和普通市民迁入。 

那时候五大道的社区特征表现为，产权混乱，新旧混居。公产、单位产、私产混杂，新旧混居，老住户与新居民并存。

1999 年起，天津市政府对五大道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拆除了大量违章建筑，部分居民外迁，环境得到了相当的改善。由于政策上要求历史街区保护和文旅开发同时进行，大量洋楼改为博物馆、展览馆、文创园、精品酒店、餐厅以及咖啡馆等。目前五大道的人口构成主要是少量长期居住的老市民（以老人为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职工宿舍，文化创意、设计、艺术从业者（工作室）以及高端租住，如外籍人士和一些游客。可见五大道的居住功能逐渐弱化，而文旅、商业和办公功能得到强化。

从五大道形成至今的历史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左右一个社区形态和居住环境的，在根本上取决于相应时期的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居民群体的文化思想意识。一百五十多年来，五大道从形成初期的“权贵寓公区”到解放初期的干部精英区，后来从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混居区，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混合社区，最终形成今天政府定义的历史保护与文旅并重的复合型街区。

但问题在于，历史保护指的是什么？保护街道建筑并不难，准备好资金，重视维护和及时维修即可，但这并不是我们唯一要做的。查阅当下政府政策的各类文件，学术研究的各种文章，民间议论的各种说法，都在强调要“保护五大道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么如何定义“五大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保护五大道的关键在于对它的历史文化定位。低层次的定位只能是一个老旧的街区，里面有不同风格的建筑，而高层次的定位，就不仅要包括近代历史和文化形态，特别是其中的现代文明，甚至要包括我们多次提到的贵族精神。

提到历史保护要和文旅并重，我们不禁要问，这里的并重有没有主次和轻重的区分？所说的文化旅游具体指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各色洋楼、名人故居和奇闻轶事？还是房子被庸俗贴上去的瓷片，或是带着粪兜的马车在街道上穿行？而对旅游的重视，难道只是提供多种多样的吃喝玩乐场所？关心五大道的人们经常诟病的恰恰就是文旅背后五花八门的商业开发，以及那种嘈杂、混乱、庸俗和浮躁的环境氛围。

因为怀旧，偶尔和一些老朋友在五大道的餐厅吃饭，看着老板迎宾笑容的那种做作，不由得想起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

在五大道置地买房的那些我们称之为“民族资本家”的巨贾富商，并非只知道赚钱的庸俗之辈。他们大都受过传统国学的深度教育，在接受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理念以及文明生活方式的同时，身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国传统道德色彩。大到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一体、忠君报国”“富民安邦、义利兼顾”等的人生使命和社会责任，小到“仁爱诚信、与人为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念，这些传统观念并未消失殆尽，一直在指导或影响着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追求，而且切实形成了走实业强国道路的共识和实践。五大道是他们栖身的居所，而不是他们最终的物质追求。

试问礼义今安在，倚仗徘徊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