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我和初中同学

潘晓阳

1970年10月，我17岁，下乡已有一年多，国庆节期间回北碚过节，约上几个初中时的好友，在北碚照相馆拍的照片，第一排左边一位是作者，右边一位名叫何万兰，后排左边一位名叫杨友君，右边一位名叫林丽。

读书期间，我与班上同学们的照片很少，一些照片已经用在了其他美篇，这里能用的，就是我和初中同学并集与交集中的点滴。

写我与初中同学，还得从我读初中时说起。

1965年7月，我从北碚天生桥小学毕业，当年我12岁。小学毕业后，9月我就进入初中，成为一个初中生。

如果按照正常读初中年龄就应该是13岁左右。

但我读小学时读的“大改班”，“大改班”学制被压缩至5年，所以别人小学读6年，我就只读了5年。

就是这一年之差，我的青年期又比别人早了两年。

青年期一般指18岁成年，但因为我16岁已经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农村，上山下乡的人都是青年人，所以我因下乡就自然成为青年人。

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总是不按常理出牌，我的人生也与初中同学一样，没按常理出牌。

我就读的梅花山中学是个什么中学？

这是个全日制初级中学，办校时间不长，学校建在双柏树农村，所以学校周边全是农田，一条泥土石子机耕道连接着校园至北青路（北碚至青木关）的主干道，学校不远处有西南农学院的一大片农田实验地，不远处有张自忠烈士陵园，不远处还有北碚区火葬场。

梅花山中学不仅教师办公室、食堂教职员工宿舍简陋，学校的操场也十分简陋。

班上的男同学喜欢在操场上踢足球，一不小心就将足球踢进了操场边的水田里，不远处有一个农家院，同班同学王甘芬的家就住在这个农家院里。

王甘芬的父亲没收了足球，说踢球的同学踩坏了田里的秧苗，要同学们赔偿后才还球。

有同学出面请求，说我们是王甘芬的同班同学。言下之意，是要同班同学的父亲高抬贵手。

但王甘芬的父亲依然不为所动，是同班同学也不行！不赔钱就不还球。

这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不知道，但能够一脚将足球踢进操场旁边的水田，可想而知，学校与农村田土距离有多近。

梅花山中学与其他学校一样，都是按片区就近入学招收学生，我家在划片范围内，所以小学毕业后就读了梅花山中学。

班上同学都来自划片区域，很大一部分学生则来自附近农村。

记得第一天，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举行开学典礼，学校1966级，1967级和1968级三个年级的在校学生都分班站在操场上。

我所在的班是1968级3班，同学们按照身高都排队站着，我年龄虽然在班上较小，但个子在女同学中则不算矮。

读小学期间，我因幼年营养不良，个子一直与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一般高，我的个子是在读小学高年级后才开始蹿高的，所以，现在站在队伍后排的位置。

班上个子最矮小的男生涂明和高满仓，以及个子最矮小的女生何万兰等人站在队伍最前面。

不少老师抿嘴笑着看向我们班，有老师惊叹，站在前排的学生看起来完全是小学生的样子，年龄不大，身体也那么矮小，真不敢相信他们是初中生。

多年后见到男同学涂明和女同学何万兰，他们的个子早就长高了。

我虽然也和同学们一样是就近入学，但我入学时，全班同学都不认识我，我也对全班同学都不认识。

为何！

学校1968级共有四个班，每班50人左右，我小学班上的同学几乎都在二班，我一个人被分到三班，三班的同学绝大多数是从梅花山小学毕业的同班同学，在小学同学6年，彼此都很熟悉，所以，他们不认识我，我对他们也很陌生。

就因为分班后的这份陌生，再加之在校读书时间短，后来闹革命时我也没和同班同学一起闹，所以直到毕业，班上的同学对我仍然不熟悉，我对班上同学的情况也知之甚少。

这张表是李治英和她丈夫制作的，68级3班有55个同学，我现在几乎对三分之一的同学想不起他们的样貌！

直到拍了毕业照，我们都来不及好好话别就各自做了“孔雀东南飞”。

大家都“孔雀东南飞”了，拉住“孔雀的这根线”也断了，但我与同学们读初中时都是如梦的年纪，毕竟同窗三年，在校时感情再淡也对彼此间的交往情有独钟。

别人在校读初中时怎样，我不了解，但我自己却经历了既亢奋又心酸的4年人生，这4年概括起来，就是读书、革命大串联、武斗、尔后到了农村。

初中“三年”读的什么书？我在美篇第一百零七章“党校大专班”时说过，“一想到自己是初68级毕业生就很尴尬”，因为在校读书时间一年不到，余下的时间都在闹革命，一闹就是两三年。

闹革命时我在干什么？

我参加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

革命大串联的事我已经在美篇的第七章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当年班上选出三个又红又专的同学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虽然既不红也不专，却也摩拳擦掌要到北京，于是，我们自组一个没有同班同学参加的四人小分队，小分队从北碚出发，到重庆，再到贵州的贵阳和遵义，再到湖南，再从湖南被“遣返”回重庆北碚，在贵州时我渡过了自己15岁生日，全程徒步走了近3千公里。

我还参加了全国性的革命武斗。

武斗经历我已经在美篇第八章“少年时的武斗”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武斗期间，我从西南师范学院到西南农学院，又从西南农学院到青木关，再从青木关到永川，从永川逃往成都，再从成都第二次被“遣返”回北碚。

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大学6.8战斗队没有一个同班同学参加，梅花山中学的学生，亦很少有人参与武斗。

后来我与梅花山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们一样，被下乡政策“一刀切”，“切”到农村当了农民。

同学们下乡前后各家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对此我知之不多。

我与长两岁的姐姐同一天出发到合川县同一个生产队落户，不久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回家不见两个女儿，像丢失了两件宝贝，不禁黯然神伤。

我和姐是父母的宝贝！我和姐到农村使父母黯然神伤！别人的子女难道不是父母的宝贝？别人的子女到农村难道父母不会黯然神伤？

当年我们做子女的都处于不谙世事的年纪，很少有人体会到父母的心情，父母心情如何黯然神伤，只有父母知道。

想起同学林丽，她家有三兄妹，三兄妹却同时下乡。

林丽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有两个哥哥，按照当年的政策，三兄妹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三个孩子同一天走了，不是参加工作远走高飞，而是到了边远贫困的农村，林丽的父母当年是个什么心情？

我们班很大一部分同学的家是农村的，城里人都要下乡，原本农村的孩子回农村更是天经地义，自家孩子回乡务农，难道他们的父母不会黯然神伤？

我在农村当知青一当就是六年，1969年3月下乡，直到1975年3月才走出农村，这六年的知青生活，我已经在第九第十第十一章写过，这里也不再赘述。

在校读书期间，我到过好几个同学的家。

比如，我经常去杨友君的家，她家在天生桥公路边的一间屋里，因为屋子距公路很近，所以，每每有汽车开过，她家的板墙就会震得悉悉索索响，而屋外墙上却溅着一人高的泥浆，房间面积狭小，家具几乎占去了房屋大部分空间，我见过杨友君的母亲和妹妹。

比如，我经常到林丽家去，她家住在西南农学院的斑竹村，记得一次到她家，她给我端来几个饺子要我吃，我很惶恐，不肯吃，她用筷子搛起一个向我嘴里送，我坚决不吃，饺子掉落到地上才作罢。

那些年一直缺吃，有这么好吃的饺子为何要拒绝？至今我也没想通当年是何理由。

比如，我到过赖恒华的家，她家后门外就是西南农学院外蜿蜒的红砖墙，墙下一条水沟流淌着乌黑的溪水，她家兄弟姐妹好几个，每次到她家，总能见到一两个她哥哥或姐姐。

我还到过何万兰的家，见到她母亲，她母亲个子不高，待人却很随和。

比如，我到过任元芳的家，她家在我家院子旁边的一个院里，进她家院子，需要迈上院外的几步椭圆形石阶。

距我家最近的，则是郑方英家，我们两家都住在北碚棉织厂的天生桥老街。

我去过的同学家都是城镇的，我父母的家也和同学们的家一样，面积很小且简陋。

我很少到过农村同学的家，但王甘芬的家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深刻印象不是因为王甘芬家有多豪华，而是她家比城镇同学的家更宽敞。

当年人们的生活都很贫困，除了住房条件很差外，还因为长期缺吃，在我与同学们不多的交往中，有好几件事都与吃有关。

比如，我们的午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然后给学校一点蒸饭的加工费。

我一般都是在家里抓一两把米放在一个搪瓷缸里，到学校后续点水蒸熟即可，但很多农村同学并没有米，粗瓷盆里全是洗干净削好的红薯。

下饭没有新鲜菜，全是咸菜，腌萝卜，腌豇豆，还有用菜油炒过的盐，将面粉炒后的面，而我最喜欢吃的，则是将臭豆腐抹在馒头上，吃起来很香。

说到馒头，我就想起两件事，一件事是我用馒头与张忠琼换柚子吃。

每天早上上学时，母亲让我在食堂买两个馒头当早饭边走边吃。馒头一两一个，一个馒头大概有小孩子拳头般大小。

张忠琼家住在西南农学院实验地不远处，她家有一棵大柚子树，每年都要结很多柚子。

一次，我省下一个馒头，用这个馒头与张忠琼换了一个柚子。

可能是柚子还没完全成熟，或许是品种问题，那柚子吃起来又苦又酸，但当年小孩子能吃的零食很少，不好吃的柚子也是零食，所以我仍然觉得柚子好吃。

时隔多年，我每每从她家附近走过，就想起吃过的又苦又酸的柚子，还观察她家附近是否有柚子树，那树如果还在，肯定有好几十年的树龄了。

一次，我和林丽每人都釆了一大捆野菜“野麻豌”，野麻豌荚像女孩头上的发夹般细，野麻豌豆则像芝麻粒般大小，第二天，我们将野麻豌豆与大米掺和，在学校食堂蒸熟了吃，掺和了野麻豌豆的“罐罐饭”吃起来很香。

一次，我将准备中午吃的两个馒头用搪瓷碗装着，藏进一个土洞里，待中午去拿馒头，才看见无数蚂蚁正努力将馒头搬到它们的巢穴去。

一次，我从顾华英家回来，见她家路边长着一棵高大的洋槐树，我爬上洋槐树，摘了很多洋槐花，但下树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却被洋槐树粗糙的树皮和带刺儿的枝条划破一条很大的口子。

不过，那洋槐花雪白雪白的，花蕊吃起来甜滋滋的，至今口齿留香。

除了这些回忆外，我和几个女同学在校打篮球，大手拇指被扭伤，落下终身伤痛；俄语老师跳井自杀；同学们写校长马正芳的大字报，编顺口溜“马正芳，办公室里吃香香...”；学校办食堂，桌长分饭菜，我知道了什么叫精准的平均主义.....。

这些都是我在学校时的印象，1969年下乡以后呢？

同学杨友君曾经到我下乡的农村看望过我，我还收到林丽托杨友君送给我的挂面。

后来我与杨友君通信多年，一次聚会时，她将我给她的信再转交给我，竟然存了很大一沓，杨友君是我保持联系最长久的一位初中同学。

当知青期间，我每年都要回北碚一两次，一次在北碚街头的五金店里，见到正在店里的赖恒华；我在天生桥菜市场买菜，见到正在卖菜的陈宪碧；在一个雕刻厂里，见到正在工作的林丽....。

我在合川县工作期间，娄碚霞与她师傅专程到合川找我，找我，主要是娄碚霞的师傅早些年应该享受的一项政策沒享受到，娄碚霞希望我帮她师傅落实政策。

我虽然与极少数同学有过交集，却与绝大多数同学失联。

一次从外地出差回北碚，到梅花山中学看看，梅花山中学已经改造，今非昔比，我在校牌前留了影。

一次春节期间，我和哥姐也到梅花山中学去看看，在校牌前合影。

我们三兄妹当年都是在梅花山中学读的初中，我哥65级，我姐67级，我68级，所以，三人既是兄妹，也是梅花山中学的校友。

再后来，梅花山中学成为北碚华光中学，自此校牌不再，再再后来，华光中学又变成了田家炳中学。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初中母校，已经完全看不到以往的任何痕迹，现在的梅花山中学只存在于我们的相册和记忆里。

直到2011年，距我与同学们失联已经40多年，突然有一个同学联系上我，并给我寄来一张1969年同学们的毕业照，这才又和同学们联系上。

2011年8月是同学涂明60岁生日，在涂明60岁生日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分别多年的不少同学，大家在酒宴上举杯喝酒祝福，非常开心。

与同学们分离40多年，时间再长，也只是白驹过隙般的一瞬间，同学们分别时都是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现在全都变成了60多岁的花甲老人，见到同学们的容颜，我脑海里闪现的，仍然是他们读初中时的样子，不免唏嘘不已。

不久，中秋节期间，同学李治英也满了60岁，我因未退休，不能参加，但我给同学们送去月饼，以表对同学李治英生日的祝福，对同学们中秋节幸福绵长的祝愿。

再后来，想到多年未见同学们，应该请大家吃顿饭，于是，请杨友君在北碚酒店定了一张大桌子，同学们欢聚一堂。

吃饭时，周建为同学们助兴唱歌，我没想到她的歌声非常好听，记得班上的女同学張杰容爱唱歌，張杰容的歌声也非常出色，但我没想到周建的歌声会如此悦耳。

不仅周建唱歌助兴，男同学张启芳还跳起广场舞，官应禄拉起二胡，我对同学们的才艺各有所长，深感惊异。

但参加涂明的生日宴，大家忙于喝酒；参加李自英的生日活动，我送月饼拍照后就离开了；请大家吃饭，人多，也没时间与同学们交谈。

所以，同学们在北碚缙云山聚会，我兴致勃勃参加了，这次就连定居在北京的林丽也回到北碚与同学们相见。

在缙云山上，我与同学们一起合了影。

原本以为通过同学聚会，可以多了解一些同学间的过往，以增进大家的感情，但这次参加同学聚会后，我们仍然没有更多时间交谈，能看见的，只是同学们已不再年轻的脸。

同学们什么时候离开农村的？什么时候结婚的？什么时候有了第一个子女的？后来同学们做了什么工作？又是哪一年退休的？退休后现在在干什么.....？这些事我都不得而知。

后来，我很少参加同学们的活动了，最后，我从初中同学群中退了出来。

彭维容去世后，得知娄碚霞生病住进北碚区第九人民医院，我专程到九院去看望她，她的身体已经很消瘦， 2025年11月，娄碚霞去世，享年74岁。

杨友君给我发来娄碚霞去世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娄碚霞显得更瘦了。

我63岁退休了，有的同学长期生病住院了，有的同学忙着带孙儿，出门不方便了，有的同学追随子女到外地定居了....。

我与初中同学们的相见亦越来越少了。

结束这章美篇时，还要感谢李治英，在校读书期间，我与李治英并没有多少交集，但后来她热心为同学们服务，不仅在微信里建了群，每次活动，她都是组织者，主持人。

李治英的丈夫也替同学们做了很多视频集照片集，我现在保存的很多视频照片，都来自李治英丈夫的杰作。

但凡一个群里没有人能为朋友们热心服务，这个群就会群龙无首，就会像一盘散沙。

我很喜欢美国知名作家戈特利布的绘本《一切皆过客：生啊死啊时间啊》这本书，我和同学们一样，都是人间短暂的过客，生啊死啊时间啊一切都是浮云。

虽然自知曲终人散的时刻早晚会到来，但无论是离别的惆怅，还是重逢的喜悦，每一次离别和相遇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聊以本章追溯与初中同学在我人生中的一段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