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行·太原】山西博物院

西域彪马

　　山西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共计658253件/组，其中珍贵文物40878件/组，一级文物1650件（组）。

镇馆之宝‌包括西周晋侯鸟尊、侯马盟书、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商代龙形觥、西周晋侯夫人玉组佩、北齐娄睿墓壁画等十余件国宝级文物。

进入大厅，第一眼就被穹顶震撼住了—，八边形的涟漪状吊顶完全复刻了应县木塔的层叠结构，暖黄色的灯光从中心漫开，整个大厅的纵深感瞬间把外界的喧嚣都隔在了门外。

彩绘蟠龙盘是山西博物院的核心国宝级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的代表性遗存，距今约4000年。盘内以红、白彩绘制蟠龙图案，龙首靠近盘口，蛇躯盘绕，尾部收于盘底中心，周身布满双排鳞纹。

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罐

‌1989年出土于芮城县，距今约6000年，通高45厘米，是国内现存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彩陶罐。器身上的黑彩花卉纹样由鸟纹抽象演变而来，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中华”的“华”字，就源自这类彩陶的花纹文化，是印证“早期中国”文化雏形的关键物证。

土鼓是中国古代陶制打击乐器，也是目前已知中国鼓类文物的早期标本之一，是山西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

彩绘陶壶

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以黑陶衣为底色，肩部用红黑两色绘制对称的卷涡状几何纹样，色彩对比强烈，纹饰规整对称，是当时审美与工艺结合的代表。

乳钉纹方鼎

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距今约3400年，属于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

陈列于山西博物院“夏商踪迹”展厅的“殷商重地”单元，是山西博物院的商代核心青铜重器。

商代鸮卣

‌1956年出土于石楼县，整体造型为两只猫头鹰背向而立，器身布满精细的云雷纹与羽翼纹，因外形酷似“愤怒的小鸟”成为网红文物。

‌它是商代用于祭祀的重要青铜酒器，造型构思奇巧，是商代方国青铜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山西商代小众青铜文化的典型遗存。

商代兽形觥

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

‌通高21.7厘米，通长24.5厘米，腹深9.3厘米，整体重量适中，是商代典型的盛酒器。整体器体呈椭圆形，造型如一只蹲坐的野兽，前有宽流口，下承高圈足。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纹，采用商代晚期标志性的“三层花”工艺，满花浮雕立体感极强。颈部装饰夔龙纹，腹部以扉棱为中轴组成兽面主纹，圈足部位装饰夔凤纹，纹饰布局严谨、线条精细繁缛。耳部前端兽面的兽角形似蜗牛触角，角顶装饰三角雷纹，细节设计极具巧思。

商代孤品·龙形觥

这件商代晚期酒器1959年出土于吕梁石楼县，是国内目前唯一存世的角形商周青铜器，整体造型完全模拟龙的形态，前端是露齿昂翘的龙首，器身修长如鳄鱼，两侧装饰着罕见的鼍纹（扬子鳄纹样）和龙纹。这种独特的器型在全国其他商周遗址中从未出土过，是商代吕梁地区独立方国文明的专属遗存，它的存在也证明了三千多年前，黄河中游的山西境内，曾生活着扬子鳄这类如今仅存于长江流域的动物，为研究上古时期的气候生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三鱼涡纹盘

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

‌通高19.7厘米，口径40厘米，重800克

‌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商代墓葬。

盘内底中央铸圆涡纹，外壁环绕三条写实鱼纹，首尾相连沿盘壁顺时针游动，鱼鳍、鱼尾细节刻画精细。腹外壁饰六组变形夔纹组成的纹带，上下以圆圈纹为边框，圈足分布三组兽面纹。盘中盛满清水时，光线折射会呈现出水波荡漾、鱼儿游动的生动画面，是商代青铜设计的经典创意。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前11世纪）

‌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

‌通高34.8厘米，整体呈椭圆形，符合商代晚期盛酒器典型特征。两端为怒目圆睁的龙首造型，提梁表面装饰方格纹，细节栩栩如生。腹部以雷纹为底，由目纹、夔纹、蝉纹组成‌商周青铜器上极为罕见的倒置大兽面纹‌，圈足饰一圈云雷纹。

采用分范铸造技术，器身可见清晰范接痕迹，纹饰凸起高达1.5厘米，代表商代晚期青铜铸造的高超水准。

镇馆核心·晋侯鸟尊

这件西周早期青铜礼器是山西博物院的院徽原型，2000年出土于曲沃县晋侯墓地，高39厘米，整体以昂首回眸的凤鸟为主体，鸟背之上立着一只小巧的雏鸟，尾部巧妙塑造成向内卷曲的象鼻造型，凤鸟的羽翼、象鼻的纹路都雕刻得精细入微。器盖内铸有7字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明确证明它是第一代晋侯燮父用于宗庙祭祀的专属礼器。这件国宝出土时曾因盗墓贼的爆破被炸成上百片碎片，文物工作者耗时数年才将其修复完整，连象鼻末端缺失的一小块残片，都是后来考古队在工地的数吨渣土中筛找出来的，如今它被安置在独立的恒温恒湿展柜中，是馆内当之无愧的“流量C位”。

西周瑰宝·晋侯夫人玉组佩

作为国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这件组佩出土于晋献侯夫人的墓葬，由整整408件不同形制的玉饰串联而成，总长度超过两米。整套组佩以玉璜为核心构件，搭配玉璧、玉管、玉珠，部分玉件上还雕刻着细腻的鸳鸯纹，是目前国内出土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结构最完整的葬玉。西周时期有着严格的礼乐制度，不同身份的贵族能使用的玉组佩规格有明确规定，这件组佩不仅工艺精湛，更直接印证了晋国早期和周王室的紧密姻亲关系，站在展柜前几乎能想象到，三千年前晋侯夫人佩戴着它行走时，玉饰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

鸟盖人足盉

西周时期的青铜酒礼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是山西博物院的馆藏珍品。

器盖为立体的凤鸟造型，鸟身有羽翼纹路，是西周时期崇拜的神鸟意象，象征吉祥与身份等级。

流口设计为兽首形，鋬手处有攀爬的兽形装饰，器身布满同心圆状的龙纹/凤鸟纹饰，回旋纹路精巧规整。器足为四个负重的裸身人形，屈膝扛住器身，是西周时期社会阶层特征的具象体现。

晋侯昕壶

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礼器。

1992年出土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晋献侯稣墓），该墓葬曾遭盗掘，两件形制一致的青铜壶是劫余幸存文物。

‌器物通高68.8厘米，腹最宽35.2厘米，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整体竖高、上细下肥。壶盖顶设波带状山形捉手，壶口立莲花状镂空华冠，颈部附双龙套环大耳，设计为象鼻出龙的独特造型。盖面饰交龙纹，颈部依次排布兽目交连纹、波曲纹和鳞纹，腹部四面以高浮雕龙首为中心，龙身呈波带状相交，是西周青铜礼器中文饰最华丽的铜壶之一。

盖内铸有4行26字铭文：“唯九月初吉庚午，晋侯作尊壶，用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是晋献侯专门用于祭祀先祖、亡父的盛酒礼器，属于西周晚期高等级青铜祭祀用器。

人足双盖青铜方鼎

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整体为方鼎造型，采用青铜铸造，器身带有典型的西周时期青铜纹饰，以波曲纹、龙纹类装饰为主，带有岁月腐蚀形成的铜锈痕迹。器身底部以四个裸人形象作为器足，人物造型生动，具备西周时期人物雕塑的典型特征。

器盖为对开双盖设计，盖面、器壁边缘装饰有多个虎形走兽类立体雕塑，兼具装饰性与时代象征意义。

附耳蹄足鼎

‌所属年代‌：春秋时期

‌1961年出土于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13

‌高约66厘米，口径60厘米，属于大型青铜炊煮器。

大口窄沿、深腹圜底，双耳外侈附着在器身两侧，下承三条粗壮兽蹄形足，无盖。腹部分饰蟠虺纹及内填双头对称蟠螭纹的垂叶纹，鼎耳饰蟠虺纹，颈、肩、腹部以绹索纹分隔，足部上端饰兽面纹。其造型与纹饰和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特征高度契合，是东周时期晋式青铜器装饰技术的典型代表。

铜牺立人擎盘

‌所属年代‌：战国

2000多年前的“少女与野兽”青铜组合，国内仅此一件。造型是一只呆萌的神兽背上站着一位梳着垂髻的少女，少女双手稳稳托住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镂空圆盘，盘上的纹饰能360度旋转，集雕塑、机械设计于一体，是战国青铜工艺的小众神作。

春秋绝品·侯马盟书

1965年出土于侯马晋国遗址的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共计5000余片玉片、石片，上面用毛笔蘸朱砂书写着文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毛笔字实物之一。这些盟书内容涵盖了宗盟、委质、纳室等多个类别，相当于两千多年前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契约，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春秋晚期晋国史的空白，更让后世学者得以直观看到“三家分晋”前夕晋国朝堂的权力博弈，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演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蟠螭纹双耳壶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典型的青铜盛器，当时一般用于盛装酒、水，是贵族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

纹饰以蟠螭纹为核心，蟠螭是传说中没有角的龙，这类纹饰是春秋战国青铜器的标志性装饰，有吉祥、威仪的象征意义。口沿做镂空设计，是这一时期青铜壶少见的装饰工艺，兼具美观与辨识度。两侧为兽形双耳，整体造型端庄规整，器身有多道分层的蟠螭纹装饰，纹路繁复细密，是当时青铜纹饰繁密化风格的体现。

菩萨立像

北齐时期的石雕菩萨立像，2007年于山西稷山佛峪口遗址出土。

面部圆润舒展，眉眼细长弯翘，嘴角带柔和笑意，是北齐造像典型的“温婉吉祥”神态，体现了当时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审美特征。

头戴雕刻精细的宝冠，宝缯（冠带）顺耳侧下垂；颈部佩戴项圈，身前悬有交叉式联珠璎珞，腰腹部装饰宝相花纹圆饰，肩部有标志性的圆形饰件，整体装饰繁简得当，既体现菩萨的庄严华美，又不失北朝造像的厚重感。

释迦立像

北周时期的红砂岩质释迦立像。

造像高90厘米、宽42厘米，1980年于山西省万荣县征集出土，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

佛首为馒头形矮发髻，佛发边缘呈如意状，面目清秀柔和，双目微垂作俯视众生之态，神态恬静安详。身着通肩大衣，衣纹以粗阴刻线刻出流畅的“U”形褶皱，线条简洁利落，是北朝造像“秀骨清像”风格的典型体现。因年代久远，造像的双手、足部均有残损，原配套的舟形背光、头光也已缺失，现存造像主体雕刻工艺精湛，完整保留了北周佛造像的艺术特征。

贴金彩绘释迦坐像

北齐时期的石刻佛教造像文物，高40厘米，1954年于山西省太原市花塔村出土，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

释迦佛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脸颊丰圆、神情恬静，身后带有雕花头光；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说法印，袈裟衣纹简洁流畅，原本佛体与莲座都带有彩绘贴金装饰，是北齐佛造像的典型样式。

它的造像风格体现了北齐时期佛教造像“中印合璧”的变革特点，和同时期邺城北吴庄出土的同类造像风格一致，是研究北朝佛教艺术、造像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贴金彩绘菩萨立像

唐代的贴金彩绘菩萨立像，属于唐代佛教雕塑的代表性文物。通高57厘米，造像整体呈柔和的“S”形站姿，上身袒露，左肩披搭帛带，下身着轻薄柔滑的裙裾，线条流畅富有质感，尽显唐代造像丰满圆润、灵动自然的艺术特点。

原本的贴金、彩绘装饰现在已大部分脱落，素净的石刻质感更能凸显造像本身的造型美感，这件造像既体现了唐代佛教艺术本土化的成熟风格，是唐代世俗审美与佛教造像工艺结合的典型作品，能够直观反映唐代雕塑的艺术水准与文化风貌。

白石彩绘文殊骑狮像

唐代佛教造像，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征集而来，材质为汉白玉，通高108厘米。

文殊菩萨半跏趺坐于狮背的莲花座上，袒胸，肌肉线条匀称柔美，佩戴璎珞，下身着裙，衣纹厚重繁复，可惜造像的头部、双臂都已经缺失。坐骑狮子昂首阔步、身形健壮，张口作怒吼状，威猛的气质恰好和菩萨的安详形成强烈反差，更凸显文殊菩萨的持重。狮子前方还有一尊狮奴造像，其头部、手臂也已残缺。

白石释迦坐像

唐代佛教石刻造像，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是唐代佛造像艺术的代表性遗存。

通高93厘米，宽45厘米，1982年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出土。

造像结跏趺坐于八角形束腰须弥座上，内着僧衣外披袈裟，面部丰圆饱满，神态平和慈祥，是典型的唐代“丰腴饱满”造像审美风格。

台座下框刻有铭文，明确记载其制造年代为大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是研究唐代佛教造像断代的重要实物参考。

雕刻手法写实自然，衣纹线条流畅舒展，既保留了佛教造像的庄严性，又融入了唐代世俗化的审美取向，是中原石雕造像艺术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

四大天王水陆画

明代天顺年间的绢本设色四大天王像，属于晋南地区留存的明代佛教水陆画精品。采用矿物颜料工笔重彩绘制，天王服饰铠甲细节精细、飘带流畅，历经数百年色彩仍保存较好，画中四位天王是佛教护法神“护世四天王”，形象已形成中原本土化定制：

东方持国天王抱琵琶，寓意“调”

南方增长天王持宝剑，寓意“风”

西方广目天王握蛇/龙索，寓意“顺”

北方多闻天王持伞幢，寓意“雨”

合起来对应民间“风调雨顺”的吉祥祈愿。

天藏菩萨立像轴

明代的天藏菩萨绢本画像，画面主体是天藏菩萨，佩戴宝冠、身饰璎珞，身着华丽的红色天衣，赤足立于莲台之上，身侧两位胁侍持长幡恭立，整体人物线条流畅、设色庄重，带有明代佛教绘画的典型风格。

宋代菩萨像屏

石屏以正中的菩萨立像为核心，菩萨姿态端庄，衣纹雕刻流畅自然，周围环绕雕刻了协侍、瑞兽、供养人物等多样形象，布局繁而不乱，完整呈现了宋代菩萨造像题材的流行风貌，同时也能看出密教图像传播对当时佛教雕刻技艺、内容的影响。

罗汉坐像

这是北宋（960-1127年）铸铁罗汉坐像，采用传统陶范铸造工艺制作，器身可见清晰范线，是宋代山西冶铁技术和铸造工艺水平的实证，将雕塑艺术与铸铁技艺融合，人物神态刻画生动自然。

罗汉额头有白毫相，面部轮廓硬朗、神色沉稳，身着右袒式僧衣，衣褶线条写实流畅，呈自在坐姿，左手握拳置于身侧、右手扶膝，整体造型褪去了神佛造像的刻板模板，贴近现实中修行僧人的样貌，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宋代佛教造像高度世俗化的审美特征。

民族熔炉展厅的汉代胡傅鎏金温酒樽

‌1962年出土于右玉县，器身通体鎏金，表面彩绘虎、象、鹿等多种动物纹样，器口处刻有明确纪年铭文，铸造于公元前26年。它的工艺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的豪放与中原青铜工艺的精致，是汉代晋北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代表性文物。

汉代奇器·彩绘雁鱼铜灯

出土于襄汾县的西汉彩绘雁鱼铜灯，是古代“环保黑科技”的代表之作。整体以鸿雁回首衔鱼的造型呈现，雁颈和鱼身是中空连通的结构，灯盘可以自由转动，两片弧形灯罩能随意调节光照的角度和亮度。最巧妙的是它的消烟设计：点燃灯油后，产生的烟雾会顺着雁颈进入雁腹，雁腹内提前盛放的清水可以溶解烟尘，完全避免了油烟污染室内空气，这样的设计比欧洲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千年，是汉代实用与审美结合的顶级工艺代表。

石雕帐座

北魏太和八年，即公元484年，距今已有超过1500年历史

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圆形覆盆结构，下部为方形石质基座，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设计理念

上层雕刻双层纹饰，顶层为莲花瓣纹样，下层为镂空透雕的四龙缠绕图案，龙身鳞片、走线均清晰可辨。方形基座四侧雕刻缠枝忍冬纹样，带有鲜明的南北朝时期文化融合特征，同时兼具北方游牧民族的装饰审美风格。

石雕人物动物砚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

整体为方正砚台造型，砚面中部为研磨区域，四周及四壁均满布雕刻纹饰，题材包含人物、瑞兽、仿玉器璧形纹饰等多种元素，雕刻风格古朴刚健，极具北魏时期的艺术特征

砚台下方设有四足，足部同样搭配卷草类纹饰装饰，整体兼具文房实用功能与艺术收藏价值，是反映北朝时期文房文化、雕刻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板（复制件）

这是出土自山西大同司马金龙与夫人钦文姬辰合葬墓的漆画屏风复制品，原作属于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基础信息

年代：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前后，距今约1500年

原作规格：单块完整屏板通高约82厘米，宽20厘米，厚约2.5厘米，共出土5块相对完整的屏板

制作工艺：以朱红漆为底色，用黑漆铁线描勾勒人物，辅以矿物颜料渲染设色，每幅故事旁配有黄底黑字的榜题题记。

绘画艺术价值

画法风格接近东晋顾恺之的“春蚕吐丝描”，和《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一脉相承，填补了北魏前期绘画实物的空缺，直观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特征。

书法研究价值

屏上的榜题题记是罕见的北魏墨书真迹，字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是魏碑书法演变的重要实物参考。

历史文化价值

屏面内容多取材自汉代《列女传》《孝子传》，绘制了娥皇女英、班婕妤、孝子李充等传统故事，既体现了北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接纳，也可以从画面的服饰、车马、家具细节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北齐黄釉模印胡人双狮纹扁壶

国家一级文物，所属年代为北齐（公元550年-577年），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

通体施黄釉，釉色温润，是北齐时期铅黄釉瓷器的代表工艺，烧制技法已经较为成熟。是北朝时期中原制瓷工艺融合西域文化元素的典型产物，印证了当时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往来。

整体为扁壶造型，适配游牧出行携带的使用需求，同时兼顾陈设属性。

壶身模印主体纹饰为胡人立于双狮之间，辅以卷草、联珠纹装饰，既有西域文化的造型特点，也融合了中原传统的制瓷审美。

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

‌把丝路商旅的日常烟火气定格成文物，是国内同类隋代陶俑中最生动的一件。

‌深目高鼻的胡人骑在驼背上，手里还攥着刚出炉的胡饼，人物神态松弛自然，骆驼的肌肉线条刻画细腻，把千年前丝路商队赶路途中随手吃饼的鲜活场景完整留存下来。

北齐红陶牛

这是北齐时期的陶塑文物，国家一级文物，通高35厘米，为泥质红陶烧制，整体造型雄健，牛头高昂、脖颈坚挺，双角冲天，双目圆睁、鼻孔微张，四肢有力地分开支撑躯体，神态威猛生动。牛身佩戴络头，颈部和背部装饰有璎珞、杏叶形坠饰，细节精致考究。

这是三件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北魏时期鎏金银器，均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珍贵历史文物。

北魏. 鎏金狩猎纹银盘

高4.1厘米、口径18厘米、圈足高1.4厘米，圈足直径4.5厘米。采用锤鍱工艺打造，主题纹饰类似浮雕，有强烈的立体感，部分区域做鎏金处理。

盘内主体为萨珊风格的狩猎图：

中心人物是典型伊朗脸型的贵族，留络腮胡须，头戴饰有联珠的帽冠，脑后有萨珊标志性飘带，佩戴项链、手镯，身着紧身服饰，脚穿革靴。

狩猎者双手持矛，身前身后共有三头野猪出没于芦苇丛中，人物神态安详沉稳，是萨珊艺术对贵族“沉着勇敢”精神的典型表达。

鎏金錾花高足银杯

北魏（386年—534年）时期器物，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杯身錾刻花卉纹样，高足形制同样体现了同时期域外工艺对北方游牧民族及中原工艺的影响。

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

北魏（386年—534年）时期器物，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杯身纹饰融合了葡萄、童子这类常见的中亚、西亚装饰元素，高足器型也带有域外金银器特征。

这组是《戏剧故乡》展出的明代出土珐华釉文物，1957年出土于山西省朔州市，包含两类题材的展品：

珐华釉《西厢记》人物塑：位于展柜最中间的作品，还原了元曲《西厢记》的经典场景，造型上以琉璃釉色呈现人物与假山布景，是明代戏曲题材工艺作品的典型代表。

珐华釉胡人乐舞伎俑：展柜四周的四件立俑，分别刻画了演奏、舞蹈的胡人形象，深目高鼻的五官、极具特色的服饰都还原了西域特征，生动展现了明代的胡汉文化融合风貌与当时的乐舞文化。

这组是宋金时期的杂剧人物雕砖，是见证中国戏曲早期发展的重要文物。

潘德冲石椁杂剧相关出土文物

金代杂剧壁画

壁画高123厘米，宽117厘米，整体还原了金代民间杂剧的演出场景。一共绘制了5位人物，4人是杂剧表演角色，1人为伴奏人员：

左侧第一位角色面向后方，右手执竿、左手指向前方，作呵斥的表演姿态；

第二位角色正面朝向观众，右手握棒槌、左手伸出食指，呈现戏耍的表演状态；

第三位侧身对着前两位角色，身体微躬、抱拳行礼，面部有滑稽化妆特征，属于被打趣的副净角色；

居于画面中央的第四位角色神态庄重，双手捧笏，对应杂剧里的“装孤”（扮演官员）角色；

最右侧的人物站在鼓后，双手握鼓槌，是演出的伴奏乐手。

它生动展现了金代杂剧插科打诨、角色分工明确的表演特点，是研究我国北方宋金时期戏曲发展形态的重要实物资料。

广胜寺水神庙元代杂剧壁画

这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戏曲演出实景壁画，完成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原位于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南壁东侧，也被称作700年前的“元代戏剧海报”。

壁画宽311厘米、高524厘米，上方横额书有“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忠都秀”是当时知名的杂剧女演员，“作场”就是登台演戏的意思。画面共绘制11位人物，涵盖生、旦、净、末、丑等戏曲行当，还还原了鼓、笛、拍板等伴奏乐器，以及牙笏、刀、宫扇等演出道具，完整呈现了元代民间戏班登台演出的实景。

齐“安阳之大刀”刀币

也叫“安阳之法化”，属于五字齐刀，通长约18-18.5厘米，重量多在44.5-50克，铸造精工、铜质优良，铭文里的“安阳”是齐国城邑，“法化”意为法定标准通行货币。这类刀币存世量少于三字刀、多于六字刀，出土多呈现水银古或黑漆古的包浆质感，是古币收藏中的珍品。

齐“即墨之大刀”刀币

也叫“即墨之法化”，同样是五字齐刀，分为大小两型：大型大刀通长多在18-19厘米，最重可达63克，背面多有“辟邦”“安邦”等文字；小型小刀长14-16厘米，重量33-35.5克，年代更晚。铭文里的“即墨”是齐国重镇，对应今天山东平度一带，这类刀币是战国时期即墨城经济实力的实物见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六国形制各异的货币，将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定为全国通行的标准货币，结束了此前货币混乱的局面，是中国货币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汉代五铢铜范，是汉代铸造五铢钱使用的青铜模具，属于古代钱币铸造类文物。

青釉弦纹双系壶

汉代原始青瓷器物，是研究西汉时期制瓷工艺与生活用器形制的重要实物参考。

造型为敞口、粗颈、鼓腹、平底，肩部两侧设置环形系耳，整体饱满规整，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

器身装饰有多道弦纹，肩部还带有篦划纹类装饰纹路，是西汉时期陶瓷器的典型装饰风格。

表面施青黄釉，釉层分布有自然的色泽变化，属于早期青釉瓷的工艺特征，是陶向瓷过渡阶段的代表性产物。

青釉贴塑莲瓣纹长柄灯

制作年代为北齐武平元年，即公元570年，是同时期北方青瓷工艺的具象例证，造型与装饰融合了当时佛教文化元素。

整体由灯盏、长柄、底座三部分构成，造型挺拔规整，高度比例协调

通体施青釉，釉色偏浅黄调，是北方青瓷的典型釉色特征

灯盏外壁贴塑有莲花、宝相类装饰纹样，底座整体做仰覆莲瓣造型，刻纹线条饱满立体，装饰性极强。

青釉龙柄三系壶

隋代开皇十五年的古代青瓷文物，整体施青釉，釉面有自然开片，底部无釉露胎，呈现隋代北方青瓷的典型工艺特征，器型饱满端庄，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青瓷器型演变的过渡性实物例证。

龙形柄一端衔接壶口，龙头探入壶口设计，模拟“龙汲水”的意象，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性，是隋代青瓷少见的具象造型装饰。

白瓷人形柄执壶

唐代（公元618-907年）出土的古陶瓷文物，是反映唐代制瓷工艺与社会生活风貌的代表性馆藏文物。

古代盛储器，一般可用来盛装酒水、液体，同时这类带特殊人形柄设计的器物也兼具一定的工艺审美价值。

青釉印花双鹤纹碗

北宋时期耀州窑的青瓷制品，1972年于山西省稷山县小费村出土，高7.3厘米，口径20.7厘米，器型为撇口、弧腹、小圈足。碗内外通体施青釉，底部无釉，外壁口沿下方饰有一周阴弦纹。碗内模印两只展翅仙鹤，一只口衔芦苇，一只口衔树枝，鹤纹之间填充祥云纹样，纹饰饱满生动，鹤与云纹的组合在宋代寓意长寿吉祥，是耀州窑装饰的经典题材，印花工艺呈现出类似浮雕的立体感，代表了宋代耀州窑青瓷的高超制瓷水平。

耀州窑青釉划花执壶

宋代北方青瓷代表耀州窑的典型实用器与工艺藏品，目前为稷山县博物馆馆藏文物。

青釉刻划花五管瓶

北宋时期的越窑系青釉文物，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

青白釉刻划花婴戏纹碗

宋代影青釉瓷器的代表性文物，是反映宋代制瓷工艺与世俗审美特征的珍贵历史遗存。

釉色属于青白釉（影青釉），釉质莹润通透，釉色介于青白之间，青中带白、白中泛青，是宋代景德镇窑系的典型釉色风格。

碗内采用刻划花工艺装饰，主题为婴戏纹搭配海水纹，线条纤细流畅，婴孩形象生动写意，是宋代世俗文化在瓷器装饰上的典型体现。

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南宋时期的青釉瓷器，碗为敞口、斜弧腹、小圈足的设计，整体轮廓舒展流畅，外壁刻有莲瓣纹饰，莲瓣线条挺拔、富有层次感，远看仿佛一朵盛放的莲花，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通体施温润的青釉，釉色匀净莹润，莲瓣凸起的边缘釉层较薄会微微透出浅色胎质，也就是古瓷中典型的“出筋”效果，柔和且富有质感，是宋代青釉瓷器审美与工艺的典型体现。

青釉菊瓣纹罐

元代（1271-1368年）龙泉窑系的青釉文物，是出土于山西太原迎泽公园的古代陶瓷藏品，釉色为温润的粉青釉，口沿处留酱色边，是元代龙泉窑常见的装饰处理方式。

器身布满竖向凸起的菊瓣形棱纹，釉色在棱纹凸起处偏浅、纹路凹陷处积釉更深，层次感强，装饰性突出。

器型饱满敦实，整体线条柔和，兼具实用器的储物功能与陈设器物的审美价值。

南宋. 黑釉兔毫碗

宋代斗茶文化对应的典型茶器具。釉面呈现细密的黄褐色放射状条纹，形态类似兔毫，是黑釉瓷器的经典窑变纹饰，宋代建窑、山西本地窑口都有同类工艺产出。器型为敞口斜腹的斗笠碗样式，口沿微撇、圈足较小，符合宋代斗茶时观察茶汤、易持握的使用需求。

玳瑁釉剪纸漏花盏

南宋，距今近千年

吉州窑工艺巅峰之作，被称为“瓷上窗花”，是宋代民俗与陶瓷技艺融合的代表文物，盏内3朵花饰暗合“三生万物”的东方哲思，和新春窗花的纳福寓意一脉相承，既贴合宋代文人审美，又贴近市井生活，是宋代尚瓷风尚的典型缩影。

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元代青花瓷器的代表性文物，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古代陶瓷类珍贵藏品。

造型为元代青花罐典型的饱满壮硕风格，短颈、鼓腹、圈足，器型敦厚沉稳，符合元代大器的制作特征。

青花发色浓艳，带有元青花典型的苏麻离青料呈色的自然晕散、铁锈斑痕迹，层次分明。

纹饰分层排布，颈部是浪涛纹，肩颈处为缠枝莲纹，腹部主纹是缠枝牡丹，近底处是变形莲瓣纹，构图饱满且层次清晰，是元代青花装饰的典型布局。

元代青花存世量稀少，这件藏品纹饰完整、工艺成熟，是研究元代制瓷工艺、青花烧造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牡丹纹饰寓意富贵吉祥，结合元代的文化交流背景，也能印证当时中外陶瓷技术、文化往来的相关历史。

青花麒麟纹罐

明代景泰年间青花瓷的代表性器物。

纹饰分层布局，口沿处装饰海水纹、开光花果纹，颈部有十字星锦地边饰，腹部主题纹为奔跑状的麒麟，辅以云纹、杂宝纹，近底处装饰蕉叶纹，是明代青花瓷典型的分层装饰风格。

青花发色偏灰蓝，釉面温润，是明代中期使用国产青料烧制的特征。

器型饱满敦实，麒麟是古代祥瑞纹样，这类纹饰的瓷器常被赋予祈福纳吉的寓意，反映了明代的民俗文化与审美取向。

五彩蝶纹盘

烧造年代为清康熙时期（1662-1722年），属于清代景德镇五彩瓷的典型器物。装饰采用康熙五彩工艺，色彩明艳沉稳，釉上彩料附着力强，历经数百年仍保存鲜亮。

盘心纹饰以蝴蝶为核心主题，搭配梅花、牡丹、荷花、菊花四季花卉，既包含“蝶恋花”的吉祥寓意，也暗含四季平安的美好期许。

整体构图疏密得当，蝴蝶绘制形态各异、细节生动，花卉笔触写实自然，体现了康熙时期五彩瓷成熟的绘画工艺水准。

神面纹玉戚

新石器时代的玉制礼器，是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实物见证。高20.6厘米，宽13.1厘米，厚0.4厘米，1964年于山西省黎城县后庄村广志山出土。

整体呈扁平长方形，上部有单穿孔，刃部向外微侈；两侧靠近穿孔位置雕琢扉棱，一侧线刻戴冠披发的神人半侧面头像，另一侧为方形台座承托神人冠饰的图案，风格神秘威严。

戚的原型是古代兵器，这件玉戚已脱离实用功能，是军事统帅权力的象征，属于礼仪用器，古代祭祀、乐舞活动中也会使用这类玉戚作为仪仗。

玉琮

新石器时代的玉琮，整体为深褐玉质，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它的造型是中空长方柱体，外方内圆，四边分八节，装饰有32组简体兽面纹，雕刻以阴刻工艺为主，突出五官轮廓，极具神秘感。

玉琮是良渚文明最重要的礼器，“外方内圆”的形制被认为是古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是当时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承载着良渚先民的信仰体系。

鸟形玉戈

西周时期的玉器，长15.9厘米，整体为黄褐色玉质。

上部为戈：圭形戈援起脊，有三角锋和边刃，属于典型的玉戈结构。

下部为立鸟：鸟昂首直立，圆眼弯喙，腹部微鼓，翼翅略展，尾羽及地，足下带有穿孔，颈部饰重环纹，腹部刻有水涡状羽纹，纹饰均用单阴线雕琢。

玉戈本身是商周时期流行的礼器，不具备实战功能，多用于祭祀、仪仗，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

青玉描金花瓣碗

明代玉器文物，属于古代兼具工艺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玉制器具。

材质为青玉，器型是六曲花瓣形，口沿向外舒展，整体造型柔和雅致，呼应花型设计。结构为浅腹、平底，底部搭配花瓣形圈足，放置时稳定性强。器外壁装饰有六组描金西番莲纹样，圈足位置装饰如意云纹，纹样线条流畅柔美。采用先阴刻纹样后描金的工艺，将玉石的温润质感和金饰的亮泽感结合，是明代玉作描金工艺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当时的造物审美。

白玉嵌宝石描金碗

清乾隆时期宫廷御用工艺藏品，是融合玉器雕琢、金工镶嵌、宝石装饰工艺的代表性古代工艺珍品。

碗身主体选用和田白玉为基底，玉质温润通透，自带天然淡粉色玉沁纹理。

内壁采用累丝描金工艺做宝相花莲瓣装饰，镶嵌红、绿等彩色宝石点缀纹饰，金线勾勒轮廓，整体纹样层次立体。

外壁同样采用嵌宝描金工艺装饰花卉纹样，细节繁复精致，凸显清代宫廷御用器物的华贵风格。

崇福寺弥陀殿《千手千眼观世音图》

这是金代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的壁画，现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弥陀殿南壁西尽间，属于佛教密宗题材的艺术作品。

千手千眼观音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千手象征遍护众生，千眼象征遍观世间，代表观音大慈大悲、能体察民情、救济众生苦难的意涵。

壁画中观音的手臂层层叠叠呈圆形扇面展开，每只手中持有天宫楼阁、刀矛剑戟、灵花异草等各类法器，每掌生眼；采用重彩平涂的技法，主色调为朱红、石绿，搭配黄、白、蓝、赭石等色彩，辅以沥粉贴金工艺，视觉效果华丽且富有动感。

千手千眼观音是密宗六观音之一，其形象在国内多地文物中均有呈现，除了这件金代壁画之外，唐代绢画、宋元明清的造像、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宋代绢画、木雕造像、唐卡等不同载体的千手观音遗存都有留存，是我国古代佛教艺术中非常经典的创作题材。

绿釉三层庑殿顶禽鸟御人陶楼

东汉时期的陶制明器，通高84.5厘米，底部承托的盘形盆口外径42厘米，是反映汉代建筑风貌与社会文化的珍贵文物。

元代永乐宫重阳殿琉璃西鸱吻

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屋脊西端的原构琉璃构件，属于元代北方官式琉璃工艺的顶尖作品，通高185厘米，以红粘土为胎，主色施孔雀绿琉璃釉，搭配黄褐釉点缀细节，分段烧制后拼接而成。

造型为龙首鱼身，龙首威猛张扬，鱼身布满鳞纹、卷鬃，旁侧还雕刻有附龙，风格粗犷厚重，是元代琉璃建筑构件的代表作品。

鸱吻是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古人认为其喜吞火，将其安置在屋脊两端，寄托了驱火护宅、守护宫观平安的美好祈愿。

明代琉璃剑把吻

这是山西博物院馆藏的明代古建筑琉璃构件，属于古建筑屋脊装饰“鸱吻”的特殊形制，原本安置在古塔脊端，承担着镇守祈福、保护屋脊接口、防止雨水渗漏的功能。

整体采用低温铅釉陶工艺烧制，以橙、绿二色为主色调，龙首造型威猛张扬，龙须、鳞片、卷云等细节雕刻生动流畅，釉色历经数百年依旧莹润光亮，是晋地琉璃烧制技艺的典型代表作品。

这类带剑把的龙吻，寄托了古人驱邪镇宅、守护建筑安稳的美好愿望，同时“剑把”设计也兼具结构功能，可以将多块琉璃构件串联固定，增强整体稳定性。

不知不觉中逛了六个多小时，依然意犹未尽。“文明摇篮”的彩陶罐，“夏商踪迹”的龙影与鼍声，“晋国霸业”的凤鸟回头，“民族熔炉”的鸿雁与胡商，“佛风遗韵”的石刻，“土木华章”的璧画和斗拱，再走过“玉韫华夏”、“瓷苑艺葩”和“方圆世界”，从仰韶彩陶到明清晋商汇票，三千年脉络在此收束成一根线，都用“晋魂”一线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