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山到县城（小说连载一）

巴山夜语

序

清晨六点半，地处三蛱腹地的巴东县城还笼在青灰色的薄雾里，玉带似的长江在县城边静静流淌。

我站在县民族高中的七楼教室窗前，远远望着北京大道上那些背着书包匆匆走进校门的少年。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运动鞋轻便，有的手里拎着豆浆油条，有的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嘴里哼着听不清的歌。四十年前，我也是这样背着书包走在家乡的山路上，只是那时我的布鞋上沾满黄泥，书包是母亲用粗布缝制的，里面装着一个隔夜的苞谷面粑粑。粑粑硬得像石头，那是我一天的干粮。

如今我两鬓早已斑白。镜子里的那个人，眼角的皱纹像山间的沟壑，鬓角的白发像腊月里的霜。可每当拿起粉笔，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几十双求知的眼睛，我又觉得回到了那个在老家送子园的煤油灯下苦读的少年时代——灯芯捻得很小，火苗如豆，我趴在木架床头，或者背诵课文，或者把数学课本上的每一道习题都演算到深夜。

从送子园村到巴东县城，地图上不过几十公里的直线距离，我却走了整整二十四年。

这条路，是用母亲的血泪、恩师的扶持、陌生人的善意，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窗外的麻雀在青翠的刺柏树上跳了两下，扑棱棱飞走了。

我转过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今天的课题。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山间的细雨，像岁月的回响。

一、暴雨中赶考

一九八三年六月，海拔1300多米的送子园村，雨季来得很早。

天像漏了似的，瓢泼大雨已经下了三天三夜。山涧里溪水暴涨，平日清澈见底的小溪变成了浑黄的巨龙，咆哮着冲向下游，裹挟着断枝和碎石。村口那棵老核桃树的叶子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撕碎了扔在地上，又被泥水冲进石缝里。

我站在自家那间土坯房的屋檐下，望着灰蒙蒙的天，心里像这天气一样阴沉。明天就是小升初考试的日子，考点在石东坡村，相距三四十里山路。

“娃儿，雨这么大，怕是不敢走啊？”母亲的声音从灶房传来，带着沉重的担忧，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我回过头，看见母亲正用围裙擦着手走出来。她不到五十岁，可家庭的重担和常年的劳作让她的背有些弯了，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深刻，每一道里都藏着风吹日晒的痕迹。父亲去世得早，是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两个姐姐，在这个穷山沟里挣扎求生。她的头发里已经掺了不少白丝，在昏暗的光线下像落了一层霜。

“妈，考试我还是想去。”我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这句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话。她知道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送子园村已经好多年没有出过小学毕业生了，我是今年两个读到五年级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明确得很，不再读书了，也不打算参加小升初考试。在这个连电灯也不知道是何物的村子里，人们根本不知道读书有何意义，但我的母亲在旧社会读过书，识得一些字，加上父亲临终时有嘱咐，所以她明白“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家庭今后的希望。

正说着，雨幕中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人披着一块塑料布，裤腿卷到膝盖，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我家走来，每一步都在泥水里踩出一个深深的坑。

“杨老师！”我喊了一声，连忙迎出去。

来人正是杨庭彪老师，二十几岁，我们送子园小学唯一的教师。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间土墙教室，一到五年级都在里面上课，高年级的学生坐后面，低年级的坐前面，全体学生一共才二十五人。杨老师给这个年级讲几句，又转到另一个年级布置几道习题。他既是校长，又是主任，还是炊事员——每天中午他给学生们热饭，那口架在石头上的大铁锅就是他最亲密的伙伴，锅里蒸的苞谷饭、洋芋果常年散发着焦糊的气味。

“收拾好了没得？”杨老师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走进屋来。他的脸上全是水珠，但两个眼球却亮得很，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石子。

“收拾好了，就是……”母亲欲言又止，手指绞着围裙边。

“就是啥子？”杨老师问，顺手把塑料布挂在门后的木钉上，水珠滴滴答答落在泥地上。

“杨老师，这雨太大了，三十多里山路，你们走得动不？万一……万一有个闪失……”

杨老师看了看天，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远处的山峦隐没在灰白色的雨雾中，像一幅水墨画。他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对我的母亲说：“走不动也要走。这是娃儿的机会，只要他愿意去，我一定把娃儿送进考场。”他的语气很坚定，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在地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两个苞谷面粑粑，给我看，“这是路上我们的中饭，准备好了。”粑粑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着。

“杨老师，中饭我这有，妈给我煮了鸡蛋。”

“都拿起，几十里路上没有人户。”说着，他转向母亲，“婶娘，您放心，我陪娃儿一起去。有我在，您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转过身去，用手背擦着眼睛。

雨还在下，杨老师看了看手表，就领着我出发了。母亲站在门口，一直看着我们转过桥头，直到身影被雨幕吞没。

雨虽然比昨天小了一些，但山路已经变成了泥河。黄泥黏在布鞋上，越走越重，像是有人在脚下拽着，每一步都要把脚从泥里拔出来。杨老师走在我前面，他用一根木棍探着路，不时回头拉我一把。他的布鞋早已湿透，裤腿上溅满了泥点。

“跟紧点，踩我踩过的地方。”他说，声音在雨声里显得有些飘忽。

山路蜿蜒在密林之中，雨水从树叶上倾泻下来，打在身上生疼，像无数根细针在扎。我的衣服早就湿透了，贴在身上，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牙齿咯咯作响。但我的心里却烧着一团火——我要考上初中，我要离开这座大山，我要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声音大得盖过了雨声。杨老师听见了，停下脚步，靠在路边的一棵松树上，从怀里摸出苞谷面粑粑，给我一个。他的手在发抖，犹豫了一下，把大一点的那个递给我。

“杨老师，您吃。”我把大的推回去，“您是大人，需要力气。我这儿还有鸡蛋，您也吃。”

“快吃，吃了好走路。”杨老师把粑粑塞到我手里，自己啃着那个小的，继续往前走。他的背影在雨幕中显得那么模糊，但却很坚定。

我咬着粑粑，混着雨水往下咽。那味道我一辈子都记得——粗糙、干涩，带着一丝淡淡的甜味，却是我吃过最香甜的东西。雨水流进嘴里，和粑粑混在一起，咸咸的，我不知道那是雨水的味道，还是眼泪的味道。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考点设在石东坡村小学，几间瓦房在雨中显得十分破败，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黄泥。学校宋文桃老师夫妇看见我们到来，连忙热情地打招呼。宋老师与杨老师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他们早已准备好晚饭等着我们。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脚——布鞋早已磨破，大脚趾露在外面，沾满黄泥，像两个黑乎乎的芋头。身上的衣服湿淋淋地滴着水，在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水渍。

吃过晚饭，考干衣服，杨老师安排我在一个简易的木板床上睡了。

一觉到天明，太阳出来了。其他考生陆续到了，他们均来自石东坡村，条件比我好，有的还穿着胶鞋，打着油纸伞，聚集在走廊下说笑。一个穿着干净白衬衫的考生瞥了我一眼，和旁边的同学窃笑起来。

“你看那个，送子园来的吧？”

“肯定是，你看他的鞋，脚指头就出来了。”

我听见了，但我没有抬头。杨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粗糙而温暖：“莫管他们，好好考。记住，考场里只有卷子和题目。”

监考教师是一个中年男子，名叫蒋仕成，看起来有些威严。考试只有两门，上午语文，下午数学。监考时，蒋老师不时在我们七个考生中间转悠，我第一次见这种场面，真有点害怕，但随着做题的投入，渐渐地，我忘记了这是考试，只当是一次作业。直到考试快结束，抬头看到蒋老师，我的思绪才回到考场。

晚上，我和杨老师仍然借宿在石东坡村小学。

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一天，我正在地里挖洋芋，杨老师带着通知书来到了我们家。

“李良炜同学，恭喜你在今年的小升初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被录取到东淤口中学学习。望你接到此通知后，按照学校的《入学须知》，带齐学费和用具，于8月28日正式入学报到。”

读着通知书上的内容，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出来了。东淤口初中，那是全区重点初中啊！

杨老师站在那里，满眼都是喜气。

“娃儿，走出去了，就不要回头。”他说，眼眶红红的，声音哽咽，“老师没本事，只能做这些，后面的路，靠你自己了。”

我给他深深地鞠了三躬。母亲连忙放下手中农活，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肉张罗了一餐饭，算是答谢杨老师的辛劳。

山风吹过来，带着雨后的清新。我抬起头，看见远处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像是一幅水墨画。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和这座大山渐行渐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