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旅途行至承德市围场县的御道口景区，一场名为“追梦草原”的实景演出，将草原民族的古老生活图景生动地铺陈在眼前。演出场地宛如一片微缩草原，平川、山丘、陡坡错落有致，四周台阶式看台可容数千观众，当日座无虚席。</p><p class="ql-block"> 乐声骤起，姑娘们身披绚丽夺目的民族服饰，踩着欢快节拍翩然起舞，蒙古舞的热情瞬间点燃全场。紧接着，一群壮实的骑手——多是英武的小伙子，间或也有飒爽的姑娘——策马奔腾，将草原儿女的生活与战斗场景演绎得淋漓尽致。骏马飞驰如电，骑手身姿矫健，持枪刺杀、挥刀猛劈、弯弓射箭，人与马浑然一体，高超技艺激起掌声如潮。这些马背上的特殊技能，正是数千年来草原民族得以生存繁衍、乃至纵横欧亚大陆的根基所在。</p> <p class="ql-block"> 回望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始终是一条重要主线。马匹经驯化后，成为草原上可大规模蓄养的快速运载工具，游牧民族对骑术的精熟，使他们在对抗以步卒和战车为主的南方军队时，占尽天然优势。为护苍生社稷，拒敌于塞外，自秦以降，中原王朝便在交界处修筑长城，至明朝时规模臻于鼎盛。此行游览的山海关，便是明开国功臣徐达主持修建，被誉为“天下第一关”。而那些英勇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屡建奇功的将领，被后世尊为民族英雄——如先秦李牧，秦汉蒙恬、卫青、霍去病，两晋冉闵、谢玄，隋唐李靖、郭子仪，两宋杨业、岳飞、韩世忠，明朝于谦、袁崇焕等。同时，我们常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奉为最伟大的君王——其中唯有汉武帝并非开国之君，却因结束对匈奴的怀柔之策，倾全国之力将其逐出漠南，扭转了汉匈之间的攻守态势，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让汉人真正挺直了腰杆。</p> <p class="ql-block"> 然而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北方草原民族在军事上往往占据上风。元、清两朝更是由草原民族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帝国。此行所见的山川风光、寻访的古迹遗存，绕不开一个人——康熙皇帝。</p><p class="ql-block"> 行程首站是承德避暑山庄，这座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建完成的皇家园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胜，与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杭州西湖齐名。本以为既称“避暑”，必是清凉胜地，不料我们抵达时骄阳似火，全无凉意。如今随手可查两地气温，承德较北京不过低上两三摄氏度——避暑显然并非主要目的。满清八旗子弟本自白山黑水间崛起，此地既连接着他们的龙兴故地，又是控扼蒙古高原的战略支点。山庄周遭修建了汉、蒙、藏等多民族风格的寺庙，象征对各族习俗的尊重，也见证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p><p class="ql-block"> 观看“追梦草原”表演的御道口景区，位于围场满蒙自治县，距承德约二百公里。“围场”二字，正指清康乾嘉时期“木兰秋狝”的所在。彼时，皇帝借大规模行围合猎，训练八旗官兵骑射技能，维系满洲尚武精神，防止武备松弛；同时也借此接见蒙古各部王公，巩固满蒙联盟，强化北部边防。</p><p class="ql-block"> “木兰秋狝”有一套制度化的礼仪——布围、观围、行围、罢围——并配套“塞宴四事”（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乐、教駣驯马、布库摔跤），以展示国威与民族融合。旅程中我们有幸参加了一场“诈马宴”。在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内，中间留出一块空地用作表演，周边座位分为数排，依次抬高，如小型体育场，既便于观赏，又在有限空间内容纳了更多宾客。宴席实行分餐制，每人桌前摆放着白酒与奶茶，丰盛的菜品依次端上，牛羊肉自然是少不了的。与此同时，中间空地上歌舞不绝：马头琴苍凉悠远，歌声高亢辽阔；姑娘舞姿轻盈，小伙子步伐威猛。我想，康熙年间的诈马宴上，应还有武士的技艺展示——刀光剑影间，砸拳踢腿中，一个王朝的强盛尽显无遗。</p> <p class="ql-block"> 继续向西北，便抵乌兰布统草原——康熙大帝建立不世功勋的古战场。康熙的文治武功卓著，武功可概言为“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正是在乌兰布统，清军大破噶尔丹的“驼城”防线。三征噶尔丹的胜利，为乾隆朝最终平定准噶尔汗国、将新疆纳入大清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p> <p class="ql-block"> 三百余年后的今天，战火硝烟早已散尽，唯余葱茏的人工林与青青草场。游客在草地、沙丘、河水中嬉戏，一派祥和。此时，我不由想起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理念。</p><p class="ql-block"> 清末，内外矛盾交织，列强入侵、民族纷争、阶层对立日趋尖锐。为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革命者曾打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然而，此时各民族在大清帝国中已共处二百余年，未来该以何种方式相处，成为关系国本的重大课题。在这一关键时刻，梁启超以博大胸怀和前瞻眼光，提出了“中华民族”的理念。</p><p class="ql-block"> 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明确宣告：“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既避免了国家分裂，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今，中华民族已发展为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理念也从“五族”升华为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全体国民的深度融合与共同认同。</p><p class="ql-block"> 由这一感悟，我不禁思忖：当今世界，国家与地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交流愈发便捷，彼此又该如何相处？梁启超是否已有先见之明？</p><p class="ql-block"> 归家后，翻阅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下篇论及“中国人的自觉”，第一条便是建立“世界主义的国家”。他写道：“怎么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要托庇在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斯言于今日，依然熠熠生辉，足堪指引。</p><p class="ql-block"> 从承德到坝上草原，从乌兰布统到山海关，一路行来，不仅饱览壮丽风光，更油然而生对先贤的深深敬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