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风俗六记

张树忠

南诏的风俗习惯

张树忠

古之大蒙国（南诏），立国西南，雄霸滇域数百年。其疆域之内，以乌蛮、白蛮两大部族为主体，世代繁衍生息，积淀出独树一帜、迥异中原的风土民俗。纵观南诏社会风貌，其民间习俗特色鲜明、辨识度极高，尤以六大风尚最为典型，足以窥见彼时滇地先民的社会礼制、宗族文化与人文精神。

一、父子连名制

父子连名，是南诏乌蛮、白蛮部族最具代表性的独特民俗，亦是西南少数民族古老宗族文化的核心标识之一。其中乌蛮部族恪守此制最为严苛，世代承袭、鲜有僭越，成为维系宗族世系、明晰血脉传承的重要规制，而白蛮虽亦通行此俗，执行相较宽松。

正史典籍对这一独特制度多有记载，《新唐书·南诏传》明确载述：“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南诏王室蒙氏作为乌蛮核心部族，世代严格遵循父子连名礼制，传承谱系完整清晰、脉络井然，是中古西南边疆宗族制度最完整的实物史料佐证，淋漓尽致彰显了乌蛮先民敬祖溯源、重序重宗的文化特质。

自南诏开国始祖细奴逻肇始，蒙氏王室一脉相承，完整父子连名世系谱系代代相传，次序分明：

细奴逻—逻盛—盛罗皮—皮罗阁—阁罗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丰佑—世隆—隆舜—舜化贞。

纵观整段王室传承脉络，唯独第十代王丰佑打破千年部族旧制。彼时南诏与大唐交流日益频繁，中原礼制、文风教化深入滇地，丰佑倾心仰慕大唐中原文明，遂革除旧俗，不再承袭父子连名之制。《新唐书·南诏传》特意备注其“慕中国，不肯连父名”，这一破例之举，既是南诏王室主动吸纳中原文化、推进文明交融的缩影，也成为南诏民俗演变史上一处特殊的历史印记。

此种独特的命名礼制并未随着南诏政权的落幕而消亡，历经千载岁月流转，在白族、彝族诸多支系之中依旧严格传承，成为西南民族文脉延续的鲜活佐证。大理凤仪北汤天留存的白族董氏历代碑刻，完整记载四十余代族人的父子连名谱系，世次井然，绵延不绝。昭通彝族各大家支所传族谱，依托父子连名溯源先祖，脉络可达四五十代，部分谱系更绵延至六七十代之远。

1953年，巍山周边出土三份古彝文缮写的彝族家谱。谱牒通篇沿用父子连名古制，所载世系各为三十六代至四十代不等，且各支系始祖皆追溯至南诏蒙氏先祖细奴逻。实物史料印证了南诏文化对后世乌蛮后裔深远持久的影响，足见这一古老习俗扎根滇西，代代相传。

此种连名制度，看似是简单的命名方式，实则蕴含深厚的部族文化内涵。以父辈名讳末字接续子辈名首字，环环相扣、代代相连，既清晰界定长幼尊卑、世系亲疏，也让部族血脉代代可溯、宗脉万世不绝，是南诏先民宗族观念、家国意识最质朴的体现。

与董国胜老师合影（南诏国师第董伽罗尤为1代，董国胜老师是第43代）

二、头饰

冠巾头饰，为古代族群辨识身份、区分部族风貌的重要标识。南诏乌蛮、白蛮头饰形制独特，古今传承脉络清晰，既可通过传世古画窥其原貌，亦能以石窟石刻印证礼制，是南诏民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外在符号。

大理国传世名画《张胜温画卷》，留存大量南诏王室衣冠原貌，其中第一百零三图史料价值尤为珍贵。此图描绘南诏十三代君王集体膜拜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的盛大场景，真实再现不同时期南诏王族的服饰头饰形制。画面中，南诏开国始祖细奴逻、二世王逻盛，皆赤足质朴、头顶高髻，发髻挺拔居中，不施繁复冠饰，尽显南诏草创之初古朴简约、率性天然的部族风貌。

另一国宝级古画《南诏图传》，人物装束与《张胜温画卷》相互印证。细奴逻父子依旧为赤足椎髻之制，是早期乌蛮最典型的头饰特征。而王族女性装束自成体系、男女有别：细奴逻夫人浔弥脚、逻盛夫人梦讳，皆规整束髻、仪态端庄，身着右衽宽袍，衣饰典雅舒缓，尽显王族女眷温婉庄重的仪度，充分体现南诏社会男女服饰礼制分明。

随着南诏政权逐步鼎盛、礼制日趋完备，王室头饰亦由质朴走向威仪。《张胜温画卷》第一百零三图中，中后期南诏君王的冠服形制，与剑川石钟山石窟阁罗凤、异牟寻造像装束高度统一。诸王皆头戴圆锥形红绫高冠，身著圆领宽袖长袍，冠高挺拔、色彩庄重、袍袖舒展，王者威仪赫然可见。

此种高冠，史书与学界统称为“头囊”，是南诏王朝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头饰。据民俗源流考证，南诏椎髻古俗与高冠制度同出一源、一脉相承。古代乌蛮、后世彝族先民素有顶髻之俗，于头顶束高发髻，彝语俗称“天菩萨”，被视为人身至为尊贵、神圣不可亵渎之处。先民为护持头顶圣髻、不令污损，遂逐步创制高耸冠帽，最终演变为形制规整、等级森严的王室高冠“头囊”。

由此观之，南诏头饰并非单纯装饰之具，而是根植于民族原始信仰、历经礼制演化而成的文化符号。自上古椎髻，至王朝高冠，一脉流变，千年不改其根。

三、披毡

披毡，为古代西南蛮地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民俗服饰，是乌蛮族群千年不易的生活标配，贯穿南诏始末，历经元、明、清直至近现代，代代承袭、绵延不绝。

唐人樊绰所著《蛮书·蛮夷风俗第八》开篇即明载：“蛮其丈夫一切披毡。”一语道破南诏乌蛮男子服饰的普遍常态。在南诏疆域之内，上至王族贵胄，下至山野庶民，男子皆以披毡为常服，不分等级、不论寒暑，已然融入日常起居，成为族群最鲜明的生活标识。

古画遗存亦可佐证此俗。《张胜温画卷》第二图中，绘有南诏武将形象，人物椎髻古朴、身披毛毡，戎风质朴、形态写实，真实还原了南诏军人日常装束风貌。

宋代史籍《岭外代答》卷六详细记述西南蛮风俗：南诏故地诸蛮，“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且其用途极为广泛，“昼则披，夜则卧，雨晴寒暑，未尝离身”。毛毡质地厚实柔韧，晴可挡风、雨可遮淋、冬可御寒、夜可卧眠，一物多用，适配滇地山野高寒、气候多变的地理环境，是西南先民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元明以降，此俗依然盛行不衰。元代《云南志略》记载：“罗罗，即乌蛮也”，“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可见元代乌蛮披毡之风依旧全民通行、无分尊卑。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曲靖府乌蛮部族：“蓬头，披毡”“男子椎髻披毡”，形制风貌与南诏古俗一脉相承。清代《康熙广西府志》（今云南泸西一带）亦延续同类记载，千年旧俗未曾断绝。

直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云南广大彝族山区，男子披毡古风依旧盛行，依旧恪守“雨晴寒暑，未尝离身”的古老传统。自南诏盛唐至今，跨越千载时光，披毡习俗生生不息，成为滇云民族文化中延续最久、最具生命力的活态民俗之一。

四、跣足

跣足，是南诏上下通行的古老习俗，传世图像与史籍文献可相互印证。《南诏图传》与《张胜温画卷》中，南诏开国始祖细奴逻及其子逻盛，画像皆赤足而行，尽显先民本真风貌。唐人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明确记载：“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可见赤足并非底层民众的常态，上至宰辅重臣、领兵大将，亦循此俗，时人并不以此为失礼。

此风代代传承，直至近代，不少彝族男子依旧沿袭跣足旧习。族人自幼赤足奔走山野，足皮坚韧，穿行荆棘乱石之间，如履平地，正是千年古俗留存于世的鲜活见证。

五、崇虎

大蒙国十四代君王名字释义

1、细奴逻: 细鼻子猛虎。

2、逻盛: 神虎、虎王。

3、盛逻皮: 白色猛虎，白虎、出笼猛虎。

4、皮逻阁: 刚强的猛虎。

5、阁罗凤:富有的猛虎。

6、风伽异:执掌稳固根基。

7、异牟寻:宏大圆鼓的顶梁柱。

8、寻阁劝: 统辖九天六部的王。

9、劝龙晟:像龙一样腾飞，龙神、龙主。

10、劝利晟: 统御四方的王 。

11、劝丰祐: 打开重整王朝气 息。

12、祐世隆:长久腾飞、长久昌盛。

13、隆舜: 长久昌盛。

14、舜化贞: 以杀伐保持王朝气运。

南诏先民尚虎，崇虎文化渗透于礼制、武制之中。《张胜温画卷》第四图，绘有武将全身披虎皮的形象。虎皮古名“大虫皮”，亦作“波罗皮”，是表彰军功的重要信物，等级分明：功勋卓著者可全披波罗皮；功绩次之，仅于胸背披挂；功劳再次，则只胸前佩戴。

史料记载，南诏王异牟寻迎接大唐使节之时，身着金甲，外披大虫皮，手执双铎鞭，王者威仪之中，亦可见崇虎古俗。时至今日，巍山、南涧、鹤庆等环洱海区域的彝族支系仍传承崇虎信仰，自称虎族，延续着源自南诏的古老文化认同。

六、火葬

南诏境内丧葬之俗，白蛮与乌蛮迥然有别。史料载：“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深受中原土葬礼制影响；而“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人亡三日之后焚化遗体，再收骨灰入土安葬，是乌蛮一脉传承的火葬传统。

这一丧葬习俗绵延千载，云南本土以及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自古及近代多行火葬，承袭了乌蛮先民的丧葬观。

综而言之，父子连名制、椎髻高冠、跣足、披毡、崇虎、火葬，共同构成南诏乌蛮极具辨识度的六大文化标识。直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滇、黔、川三省交界区域的彝族诸多支系，依旧不同程度保留着这批源自南诏的古老风俗，成为西南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