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敦煌莫高窟（二）

崔

　　图中是莫高窟六字真言碑。

六字真言（六字箴言）为藏传佛教名词，又称六字大明陀罗尼、六字大明咒、嘛呢咒，是观世音菩萨心咒。

碑体略有残损，碑身高 75 厘米、宽57厘米，文字基本完好。上额自右而左阴刻横镌汉字楷书“莫高窟”三字。

中部为造像及六字真言。中央镌四臂观音坐像，观音像上、左右三方均刻有两层不同文字，每层各六字。周围以‌六种文字‌镌刻“唵嘛呢叭咪吽”真言，具体为：

1、梵文‌（观音像上方内层）；

‌2、藏文‌（观音像上方外层）；

‌3、汉文‌（观音像左侧外层，作“唵、嘛、呢、叭、咪、吽”）；

‌4、西夏文‌（观音像左侧内层）；

5. 、回鹘文‌（观音像右侧外层）；

‌6、八思巴文‌（即元代官方蒙古新字，观音像右侧内层）。

‌立碑发起者（功德主）‌是西宁王速来蛮‌（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八世孙，时任镇守沙州官员），于‌元至正八年（1348 年）五月十五日‌出资命人刊刻，其妃子、太子等家眷亦参与布施。

‌碑文汉文题记中明确记载“僧守朗立‌”，即由僧人守朗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立碑事宜。

观音像莲花座以下，刻有沙州路河渠司提领威罗沙哈只等汉、蒙古、党项、回鹘等民族官员题名。

此外，碑身最外缘左右分别刻有二比丘尼名及石匠名。此碑共刻82人名字，均译成汉文写成。

　　图中是五代时期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之商旅图》。

《五台山图》是敦煌最大的一幅山水地理壁画，是一幅古代“地图式绘画”，描绘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山川、城镇、寺庙、朝圣旅途景象。左侧榜题文字：“河北道山门东南路”，标注的是通往五台山的道路地名。画面中赶路的行脚僧人、商旅、猎户、骑马的行人、驮货牲畜、山间城堡驿站，还原中古时代的旅途生活。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61窟西璧的壁画《五台山图之新罗送贡使》。

历史上的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处，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

自古以来，敦煌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从先秦时代起，先后定居过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部族。汉代以后，又有汉、鲜卑、吐谷浑、粟特、吐蕃、噓末、苏毗等民族陆续迁徙至此，交会融通。

自张骞通西域后，敦煌成为亚欧大陆诸文明及多重交通网络的交汇点，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最频繁、受影响最深远的地区，成为中国一体多元的区域文化重镇。敦煌石窟艺术受到古代中亚、印度、波斯、希腊艺术影响，异彩纷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祆教、摩尼教、景教文献并存，多元信仰兼有。敦煌的诸多宗教和平共处，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曾在这里流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古代文献中，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吐蕃文写卷万余件，有突厥文、龟兹文、焉耆文、摩尼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写成的多种文献，另有用法卢文、梵文、钵罗婆文等外来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

　　图中是第45窟里面的壁画《胡商遇盗图》。

莫高窟藏经洞所出 P.5007号写卷《咏敦煌》诗这样描述唐代敦煌的景象：“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尚梳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猃狁夸。”

对敦煌而言，隋代在西北地区所做的努力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使敦煌走向全盛之路。

隋炀帝时期，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了改革，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敦煌郡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时复立，下领敦煌、常乐、玉门三县，管辖范围广泛，人口也相应增多。隋代战胜吐谷浑和西突厥后，为敦煌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使敦煌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隋代使节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描述了当时从敦煌出发，直抵西海（地中海）的通道共有三条，都必须取道敦煌，显示了敦煌在丝路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率众从长安出发西巡河西地区，从大斗拔谷（今甘肃省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隘路）北上而驻扎燕支山（今大黄山，在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部、永昌县西北部），会见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首领、使者和商人，极大地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隋炀帝还派人出使西域，韦节、杜行满等人远至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先后得到了狮皮、火鼠毛、玛瑙杯等奇珍异宝。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亲自主持了二十七国贸易大会，后人将这次中西商贸交易会称为“万国博览会”，或誉为“最早的世贸大会”。隋炀帝也成为中国唯一一位不因征战目的而到河西地区的皇帝。

　　图中是第303窟内景。

　　图中是第275窟里面的壁画《毗楞竭梨王身钉干钉（局部）》，第 275 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开凿于北凉时期，也是所谓的“北凉三窟”中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

　　图中是莫高窟第275窟里面泥塑佛造像，北凉（公元401～439) 。

此窟是莫高窟最早的洞窟之一。其建筑形制为长方形殿堂窟，窟正壁塑高3.40米的弥勒菩萨坐像，扬掌交脚坐于狮子座上，南北壁上部形龛内塑姿态各异的交脚弥勒像，阙楼象征弥勒菩萨高居的“兜率天宫”。塑像造型雄健，面相丰圆，神情庄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具有十六国时代造像的显著特征。

在南北壁阙形龛下面绘有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北壁西起为《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本生》、《虔阇尼婆梨王剜身燃千灯本生》、《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月光王施头本生》，这些本生故事画表现的都是释迦牟尼前身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的精神。南壁的佛传故事画表现的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画中描绘释迦为太子时，曾出四门游观，见人间生老病死诸苦，乃立志出家寻找一条解脱人生的道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苦海进入幻想的佛国天堂。

　　弥勒菩萨交脚坐于双狮座上，双狮作狮子吼状但神态纯真。戴化佛三珠宝冠，面相丰圆，隆鼻含笑。左手持与愿印，右手已残损。衣服的褶皱和起伏由贴泥条和阴刻线的手法表现。其相貌、体态、衣冠服饰、坐具等造型风格体现出明显的西域特征。

　　图中是第275窟里面的阙形龛。

‌ 阙形龛‌是一种把汉式建筑“阙”的形象融入佛龛的设计，‌主要见于敦煌莫高窟北凉至北魏时期的早期洞窟‌，用来象征弥勒菩萨所居的兜率天宫。‌‌‌

　　图中是第272窟里面的壁画《供养菩萨》

供养菩萨为敦煌石窟常见艺术形象，指那些无具体名号的菩萨，多围绕在佛、菩萨彩塑或图像周围，呈礼拜、供养等状，造型各异。

这四十身供养菩萨均作舞蹈状，以此表示听佛说法时产生的踊跃欢欣的热烈场面。无论是持花、徒手还是或坐或跪于莲台之上，其舞姿竟无一雷同，显然受到古印度舞蹈姿态动作的影响。这些菩萨共同构成了一幅连续的动态画卷，展现了热烈奔放、活力四射的精神风貌，与藻井中载歌载舞的伎乐天人呼应，在这方天地营造出浓郁的宗教氛围。

　　图中是第272窟里面的西璧。正壁（西壁）中央开圆拱形龛，内彩塑倚坐佛像一身。佛像肩宽背阔，雄健魁梧，土红袈裟半披右肩，其衣纹以平列的凸起方形泥条显示，胸露僧祇支（穿在袈裟里的遮羞之衣），带有明显的古印度笈多时期的秣菟罗派造像痕迹。佛光图案为头光与背光，装饰华丽。

　　图中是第268窟里面的西璧。第 268 窟是开凿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属于小型禅窟，其两侧各有二小禅室。

此窟为禅窟，为僧人坐禅修行之处。其中右侧两个小禅室分别用于礼拜和观像。禅观在弥勒信仰中具有重要作用，据《弥勒上生经》描述，修行者可通过禅观见到兜率天宫的美好，弥勒菩萨还可为其解答疑惑。

西壁佛龛外绘有供养菩萨，胡跪于莲花上，双手合十礼敬。作为敦煌壁画中现存最早的菩萨形象，引人注目。

　　图中是第259窟里面的西璧佛龛。

　　图中是第257窟里面的壁画《须摩提女变图》。

　　图中是第254窟内景。第254窟的形制继承了古印度样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中心塔柱窟。

　　图中是第249窟内的窟顶。第249窟开凿于西魏时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西域佛教艺术的融合。

　　图中是盛唐时期的莫高窟第217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这是敦煌盛唐最著名的青绿山水壁画，被称为“唐代青绿山水活标本”，比北宋《千里江山图》早400年。

整幅画描绘一位印度僧人跋山涉水前往五台山求法的漫漫旅途。 画面里连绵叠嶂的青绿山峦、赶路的骑马行人、商队、城池驿站，把丝路旅途景象完整画进山水之中。山水不再只是故事的背景，已经成为画面的主体，是研究已经失传的唐代山水画极为珍贵的实物。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61窟里面的壁画《法华经变图》，第61窟主要是为供奉文殊菩萨而修的，又称文殊堂。主室南、北壁与甬道北壁绘有供养人画像，从中可探知当时曹氏归义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61窟里面的壁画《五台山图》。此窟主体画是西壁巨大的五台山图，是敦煌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教史迹画。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100窟内景。第100窟为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为纪念其父曹议金所建，以其回鹘夫人为窟主。因回鹘人的习惯，回鹘夫人被尊称为“天公主”，故此窟又称“天公主窟”。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108窟里面的壁画《亭子酒肆》。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108窟里面的壁画《报恩经变图》。

　　图中是五代时期第76窟里面的壁画《树下诞生》。摩耶夫人右手高举，攀扶着树枝，右胁下跃出一婴儿。婴儿头上有九龙盘踞，表现的是九龙浴太子。

　　图中是北宋（960～1036年，现存石窟15个。）时期第55窟里面的壁画《剃度》。

这一时期归义军曹氏政权奉赵宋王朝为正朔，与回鹘、于阗友好往来，励精图治，保持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设置曹氏画院，崇奉佛教，因此仍然开窟不止，造像不绝。洞窟建筑形制无新变化。壁画仍以大幅经变为主，但数量减少且更程式化，单调呆板。绘画在线描、用色方面逐渐衰退，后期趋于停滞。唐代的金碧辉煌消失殆尽。

　　图中是北宋时期第454窟里面的壁画《栾棋》。

　　图中是北宋时期第454窟里面的壁画《牛头山瑞象图》。

于阗牛头山又称牛角山，为西域佛教圣地，即今新疆和田市西南的喀拉喀什河畔的库玛尔山。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有记载，这里留下了许多佛教传说。

牛头山瑞像图中央最显著的位置为佛跏趺坐于牛头山顶塔寺内说法。佛身侧两翼展开的双层楼内，每间房内各有贤劫千佛伫立。牛头山的山体被处理为天梯，并具象化出一牛头横亘于天梯中部。天梯上登临之人不断，皆欲通过牛头赶赴牛头山佛寺。画面上登天梯人非常渺小，更加凸显出牛头山庞大的体量。

　　图中是北宋时期第454窟里面的壁画《供养人》。

　　图中是西夏（西夏统治瓜沙二州时期1036～1227年，现存石窟16个）第3窟里面的南璧佛龛壁画《菩萨像》。该窟是现存唯一以观音为主题的洞窟。

这一时期的石窟形制、彩塑多因循宋制。出现了供养天女的新题材。

壁画仍为显教与密教题材兼具。藏传密教题材壁画造型及绘画风格突出，汉传密教题材壁画也较具特色。出现了唐僧取经故事画。经变画构图和人物形象都过于程式化，装饰性加强，流于简单单调，有的几乎与千佛像难以区分，呆滞而缺少生气。

　　图中是蒙元时期第465窟里面的壁画《欢喜金刚与明妃金刚无我佛母双身曼茶罗》。

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政权占据沙州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西征、沙州归明的140余年期间，莫高窟存留至今的洞窟有8个。

元代疆域空前，中断的丝绸之路复通，敦煌石窟艺术又得到新的发展。

石窟形制有中心塔柱窟和覆斗顶形窟。壁画内容主要是密教题材，又可分为汉传密教和藏传密教两大系统。艺术表现形式上吸收了西藏等地传来的新元素、新技法，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图中是蒙元时期第465窟里面的壁画《大黑天（局部）》。

　　图中是蒙元时期第465窟里面的壁画《大幻金刚双身像曼茶罗》。

　　图中是蒙元时期第465窟里面的壁画《上乐金刚单身曼茶罗》。

　　敦煌研究院共收藏珍贵文物549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96件。本次展览遴选馆藏精品文物94件，手稿图书24件，分梵书妙相、尘间物华、多元共生、雪域天界四个单元。虽然，相较浩瀚如海的敦煌文献和辉煌绚烂的敦煌石窟艺术，这些文物只是凤毛麟角，但见微知著，希望通过这些文物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展现敦煌文化的多元与包容，勾勒不同文明偕行共进的历史脉络，折射敦煌石窟及遗书是何等的宝藏，增进来自时光深处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

图中是《维摩诘经卷下观人物品第七》残卷，南北朝（420～589年） 1944年8月30日敦煌莫高窟土地庙出土。

　　图中是铜佛像，北魏（386～534年），敦煌研究院征集。

正面坐佛波浪纹发髻，面容饱满，着通肩袈裟，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须弥座。火焰纹背光中有七佛，佛座部分饰以几何花纹。四足壶门方座前两侧各有两位供养人。背面以横线分上下两层，上层三佛，下层主尊坐于力士承托的佛座上，两侧各一胁侍菩萨。

佛座左侧铭文“阿口像□传吉天仙”；背面铭文“口愿此供养仏□合家平安”；右侧铭文“天宝十一载□月”为后世刻写。

　　图中是石雕佛坐像，唐（618～907年），2000年兰州征集。

　　图中是《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北朝（386～581年）， 1944年敦煌莫高窟土。

首尾俱残，白麻纸。此卷乌丝栏纤细规整，墨色浓黑而有光泽，书法保持了较多的隶书气息，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字体结构也如隶书扁平状，书写工整，由于书写的速度快，横画起笔显露尖锋，收笔停顿，撇画地庙残塑像中出土 收笔往往上翘，显得意态开张，灵动潇洒，每字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当出于写经高手之笔，是北朝时期敦煌写经中的精品。

　　图中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莫高窟第217窟，盛唐（公元712～766年）。

画面依据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绘制，记述了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缘由。作品对于自然的描绘十分精彩，画出了一派暮春三月的春游景色。这些山水以线条勾勒轮廓，青绿重彩，应是画史记载的青绿山水画法，在中国绘画史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图中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唐代（618～907年）， 2009年新加坡袁键女士捐赠。

印度大乘佛教密教经典。经文讲：佛应善住天子之请，宣说此“佛顶尊胜陀罗尼”。凡受持此咒者，能消灭一切罪障、种种苦患、脱离轮回、生清净处、永保长寿。“佛顶尊胜”，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的五佛顶之一，释迦院的五佛顶中以释迦牟尼佛顶显现的轮王形佛顶尊最为殊胜，因此密教以佛顶尊作为本尊，修持息灾除病之法，称之为尊胜法。

　　图中是唐代观音石雕立像，唐代（618～907年），敦煌莫高窟第224窟。

菩萨面庞丰满，眉棱上挑，神态宁。宝增由耳后下垂于肩，佩圆形耳饰，曲肘上举搭于右肩，左手提净瓶，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胸前雕有璎珞胸饰，横过腹、膝绕双臂下垂的披帛，自然流畅的U形衣褶，使石像的服饰富有织物柔软的质感。局部敷彩脱落。

　　图中是倚坐佛木雕像，唐代（618～907年），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木雕像大多数为唐宋时期，尤以盛唐为最多，木雕像一般比同时期的泥塑像略小，但与同一时期洞窟内的木胎泥塑彩塑艺术风格统一。佛像的庄严慈悲，盛唐时期“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的时代风格在这尊木雕佛像上有所体现。整体造型比例协调，肌理、衣纹采用阴、阳结合的方式，手法写实，细致入微，雕绘结合，生动华丽。

　　图中是唐代天王石雕立像，唐代（618～907年），敦煌莫高窟第224窟。

天王束发向后，上系宝珠，双眼圆睁，气势威猛。左手下垂、右手托举宝塔。身披战袍，肩有掩膊，胸甲上有圆形护心镜；下着短裙，下沿露出裙褶。双胫缚吊腿，足蹬尖头靴，直立于有斜刻凹形深纹的山石上。

　　图中是蝉形金饰残件，前凉（301～376年），1960年敦煌新店台M1墓出土。

　　图中是东晋镇墓罐，升平十三年（369年）， 1960年敦煌新店台公路南侧1号墓出土。

　　图中是《大慈如来告疏》，北魏兴安三年（454年） 1944年敦煌莫高窟土地庙残塑像中出土。

北魏兴安三年（公元454年）写本，白麻纸。首尾俱全，无界栏，总18行，每行10至18字不等。首题：“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末尾题记：“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传教人愿生生之处长直弥勒。”此卷为敦煌文献中唯一一份告疏，反映了北魏时期弥勒信仰在民间的传播，丰富了我们对当时佛教流行于中国社会的理解。

《告疏》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将本《告疏》“传于他人”，“见之莫停”、“莫使断绝”，若然，则“功德无量”、“出治百病”、“门无役使”，否则，“若得我书，隐而不传”，则“死人地狱，无有脱期”《告疏》有若干错别字、简化字，显然出自民间文化程度不高的僧徒，显示《告疏》具有民间信仰色彩。

所谓“传教人”是指当时“浮游民间”的僧人。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魏书·释老志》记载这次诏书的内容是：“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说明当时僧人“浮游民问”、“巡民教化”的风气很盛，以致需要下诏禁止，而《告疏》的时间在禁令的前20年，丰富了我们对当时中国佛教、中国会的理解。

　　图中是青金石矿物颜料，北宋（960～1127年）， 1951年敦煌莫高窟第55～61窟出土。

　　图中是大日如来佛彩绘鎏金铜头像， 8-9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这尊大日如来佛彩绘鎏金铜头像是吐蕃后期的铜雕造像，其巨大的尺寸和精湛的工艺，展示了吐蕃王室对宣扬佛教、兴建佛寺、开窟造像的大力支持。由于佛像仅存头部，对其身份的判断依据是以头像独特的头冠和8～9世纪大日如来信仰的流行为依据。特别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作为金刚成瑜伽密教根本经典的《金刚顶经》，成为唐和吐蕃的制度化的密教传统的基础。

　　图中是胜乐金刚像，14～17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黑阎曼黎的下裳是动物剥出来的皮，站姿富战斗性，是忿怒像的常见姿势。男女像的手镯、臂钏、脚环都是蛇的形象。

　　图中是宝生佛像，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宝生佛装束如印度贵族，头戴五叶冠，帔帛在背后竖起如光环，也使整个佛像外形勾勒如一座宝塔。这种圆脸、简朴装饰和帔帛的形式，都是西藏西部的艺术特征。

　　图中是尊胜佛母铜像，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又称乌瑟腻沙尊胜佛母、顶髻尊胜佛母、佛顶尊胜佛母，修持尊胜佛母法门，能增长寿命及福慧，消除无始以来一切罪业，免除一切凶灾。他有九种化相，其最主要的化相为三面八臂。

　　图中是白度母，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度母上身微弯成三折式，衣裳仅有几条线纹表示，是典型的笈多王朝遗风。此像底座已损毁，但在裙边仍可见有两行字：《满一切众生愿》、《在度母面前….》。

　　图中是绿度母，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度母发髻上有阿弥陀佛，佛的莲座好像圈带一样把发髻束起来，安排十分巧妙。此像发式璎珞等十分简单，但整体而言艺术造诣非凡，形象刻画方面受到汉族风格的影响。

　　图中是双身持金刚像，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金刚持盘腿作跏趺坐，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铃，两手交于胸前。女象是其配偶（明妃）般若佛母，象征圆满的智慧，拥抱明妃，喻慈悲与智慧双运。

　　图中是四臂观音，14～17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观世音菩萨相貌祥和，身披鹿皮衣，偏袒右肩；身佩简单璎珞，下裳素面无华，线条流畅，虽是男像，但神态衣饰高雅端庄，宛如淑女。

　　图中是观音菩萨铜像，12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观世音菩萨这种化身又称莲花手菩萨。头戴五叶冠，上身微侧，结跏趺坐。这种圆脸、简朴装饰和帔帛的形式，都是西藏西部的艺术特征。

　　图中是观世音菩萨，12～13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观世音菩萨左手持莲花（今花已断毁），这种形象又称莲花手菩萨。此像帔帛与下裳均有花纹，显出丝织品之轻软华丽质感；面部椭圆、五官细致、发式、装饰等皆是印度波罗王朝风格。

　　图中是弥勒菩萨立像，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弥勒菩萨是未来佛，现住兜率天宫，以后降世在龙华树下渡尽众生。在金刚乘佛教里他多是菩萨（印度贵族）形相，站立或作善跏趺坐（亦称倚坐）；左手结施无畏印，象征护佑众生脱离怖畏。身旁两边有龙花，右有军持（宝瓶）、左有法轮，有时冠上有塔（代表释迦牟尼涅槃），指弥勒继承释迦的弘法度衆生事业。

　　图中是十一面观音像，17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根据密宗说法：观世音感于世人罪恶深重、众生难渡，沮丧之下，头裂为十片，得其法身父阿弥陀佛怜悯而将每个碎片都变成一头，放回菩萨身中，还把自己的头安放在上面，所以观音共有十一个头；他的八臂后来演化成干手，多面多臂象征救渡众生的无边力量。

　　图中是莲花生像，14～17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此像作愤怒相，双目圆睁，是修习禅定的一种特别方法。今所有法器已失，仅存一用以扣天杖之小环在衣服上。

　　图中是高僧像，13～14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祖师双腿盘起作跏趺坐，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完全是佛的姿势和穿衣法。法衣是有花纹图案的织锦，昂贵的衣料表示他在宗教及社会上的地位崇高。他脸庞浑圆，双目圆睁，嘴含微笑，都显示了汉化甚深的西藏本土艺术风格。

　　图中是高僧像，14～17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祖师身穿传统西藏僧衣，上身着汉式右衽无袖短衫，衣尾束进下裙以带子系好。衣服上的褶纹非常自然流畅。他双腿盘起作跏趺坐，右手作说法印，完全是佛的姿势和穿衣法。他那两道微弯的眼帘具有很浓厚的尼泊尔艺术风格。

　　图中是宗喀巴像，17～20世纪，敦煌研究院征集。

宗喀巴头戴黄色通人冠，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施禅定印。宗喀巴大师的传记中提到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头戴通人冠是其文殊特征的表现。此像神情持重从容，与宗喀巴饱学多识、沉稳博大的精神世界十分吻合。莲花座置于半月形束腰式须弥座上，正面有狮子、孔雀、各种花纹以及红、蓝宝石镶嵌，须弥座整体装饰繁缛华丽。

　　图中是圆形仰覆莲座嘎当塔，公元14～17世纪，铜质，镶嵌珠宝（红珊瑚、绿松石），宽12厘米，高38厘米，敦煌研究院旧藏。

嘎当觉顿塔，俗称喇嘛塔，是流行于西藏及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藏传佛教佛塔样式。小铜塔从下至上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为圆形平面的仰覆莲座。覆钵塔身作覆钟形式。塔刹装饰精美，占总高一半以上。具体而言，呈圆锥状的相轮之上有华盖，边缘悬璎珞，镶嵌绿松石与红珊瑚。华盖顶上饰有莲蕾、飘带、月、日、三宝珠。在藏传佛教中太阳和月亮是最重要的象征星相，太阳代表智慧，月亮代表方法和慈悲。

　　在敦煌莫高窟旁边的敦煌研究院里有一个展览《披沙拣金》，展出了敦煌研究院的馆藏文物，虽然壁画均为复制品，但很好地还原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和色彩，且可以拍照。

图中是《观无量寿经变图（复制）》， 莫高窟第172窟 北壁（左图）盛唐（公元712～766年）。

建筑组群近处是平坐与露台，后面是三进大殿、阁等中心建筑。大殿两侧的配又是一殿二楼的组合。众多的殿、楼、堂共同组成跌宕起伏的天际轮廓线，庄严宏伟。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净土变建筑画，是大唐盛世的画家提供给北最完美的建筑信息，它反映了唐代寺院建筑组合的杰出成就。

　　图中是《观无量寿经变图（复制）》， 莫高窟第172窟 南壁（右图）盛唐（公元712～766年）。

画面以多视角来展示复杂的建筑空间，表现众多建筑之间檐牙相接、错落有致的节奏与韵律感。画面以俯视的角度，绘制出一座布局对称、多进深的大型寺院，而中轴线上的殿阁则以仰视的手法，使佛殿更显高大恢弘。与同窟北壁净土寺院都是盛唐建筑画的杰作，而两壁单体建筑形制、分布各有不同，表现了寺院布局的多样性。

　　图中是《东方净土变图（复制）》， 莫高窟第148窟 盛唐（公元712～766年）。

这幅经变画依据《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绘制，描绘东方净土世界的美妙庄严。佛经说在我们所处世界的东方，由近而远依次有七个佛国，皆是净土世界，其中最远的名为“净琉璃世界”，药师佛为此世界的教主。

在这幅经变画中，宏伟开阔的寺院空间容纳了丰富的建筑形象。庭院中部有一大型露台，前面布置着五座大小错落的小露台。中轴线上有五开间大殿，左右两侧横向展开十八间回廊，大殿及回廊前，月台宽阔，众多的佛与菩萨、侍从等漫步其间。回廊之后，更有殿宇恢宏，楼阁耸峙，飞虹当空，是当时宫殿寺观豪华建筑组群的写照，殊为罕见。

　　图中是莫高窟盛唐时期《经变壁画局部》。

画面核心是两位相对的舞伎，身姿舒展，飘带灵动飘逸。中央搭配卷草宝花纹样，两侧是规整的阶梯建筑元素，沿用敦煌壁画经典的石青、石绿、墨黑矿物颜料配色，色彩历经千年仍保有厚重质感。

　　图中是敦煌莫高窟的古代壁画（复制品），是典型的北朝至隋代敦煌壁画的稚拙风格。

顶部区域：排列多身结跏趺坐的佛像，带有圆形头光，是壁画常见的千佛题材布局。

中部区域：绘制了连片的古代院落建筑，搭配骑马人物、侍从形象，表现佛经故事里的世俗场景。

底部区域：绘有多身凌空飞舞的飞天形象，配合流动的云气纹，动感十足。

　　图中是壁画《宅院群（复制）》， 莫高窟第296窟，北周（公元556～581年）。

善事太子本生故事画中有各种住宅，布局繁简不一。大多由门、堂廊组合成院落。堂屋有高台基，边沿有栏杆，屋身两侧有厚墙单檐或重檐。这种堂屋形式，始见于北魏壁画，并延续至隋代。此图中出现的是单檐两段式歇山顶或四阿顶，分别位于堂和门上。北朝时期的住宅群落图像，以敦煌壁画中存世数量最多。

　　图中是壁画《大型住宅院落（复制）》，莫高窟第420窟，隋（公元581～618年）。

这幅《法华经·譬喻品》画面中的大型院落，院内分为三进，前院有堂，中院有寝，后院有室或门屋，均在中轴线上，堂的左右是厢房。前堂后寝中分别坐男女主人及仆役多人，概括地表现出古代宗法社会中住宅布局及使用情况。

　　图中是壁画《胡商遇盗图》，莫高窟第45窟，唐代（公元705～781年），描绘丝绸之路上西域胡商行进途中遭遇劫匪的场景。

画面中可见持械的劫匪、受惊的商队、驮运货物的驴马，旁侧配有相关题榜文字，生动还原了唐代丝路商旅的真实境遇。

　　图中是壁画《老人入墓（复制）》，榆林窟第25窟，中唐（公元766～835年）。

据经文记载“人命将终，自然行诣家间而死”。图中为家人将老人送入墓室居住的情景。老人安详地坐于墓床上，床前有弧门装饰，墓内山水屏风画。坟墓下打两重台基，上建墓室，墓顶前后有“十”字形装饰。坟墓四周有矮墙围成墓园，墓室前的矮墙向前延伸出一段，形成墓道，矮墙尽头有墩台，表示墓阙的意思。整座墓园体现了中西两种建筑形式相融合的过程。

　　图中是壁画《肉坊（复制）》，莫高窟第85窟，晚唐（公元836～907年）。

三开间的建筑中，挂满了肉类。古代肉坊建筑早已不存实物，但是在壁画上还能看到，殊为难得。

　　图中是盛唐时期莫高窟第320窟北壁壁画《观无量寿经变·十六观——日想观（复制）》。

画面上方的红色圆日，就是落日，修行者要面向西方，观想落日，收摄心念。画面里席地而坐的僧人，正坐于山间，凝望落日做观想修行。青绿山石、远水落日，是敦煌盛唐非常经典的山水图像，远山平远开阔，是研究唐代青绿山水的重要遗存。

　　图中是盛唐时期莫高窟第172窟北壁壁画《观无量寿经变·未生怨（复制）》。

“未生怨”是《观无量寿佛经》开篇故事，上方是释迦牟尼佛在山间说法，为被囚禁的韦提希夫人讲授净土法门。画面是高空俯瞰式构图，大片青绿山水，河流漩涡波纹、丛树、远山，是敦煌盛唐山水画的巅峰代表，能窥见已经失传的唐代青绿山水原貌。

　　图中是壁画《五台山化现图（复制）》，莫高窟第61窟，五代（公元907～960年）。

五台山位于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相传为文殊菩萨道场（佛陀或菩萨居停和说法的场所），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佛经说：“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号五顶，文殊师利游行居住于此，为众生说法”，古代印度称中国为大震那，而五顶之山，正吻合五台山有五台（顶）的地貌。五台山在北魏时即被一些僧人和佛教徒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居所。

五台山的文殊信仰萌发于南北朝，至唐代大盛，其后文殊信仰东传至朝鲜和日本，西南传播至西藏、尼泊尔、印度和斯里兰卡，五台山也成为中国及邻近国家和地区文殊信仰的源头。

五台山被指为文殊菩萨道场之初，并无五台山图。唐代初年，高僧会颐奉皇命在五台山巡礼，画出五台山小帐，才有五台山图出现。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五台山图绘制于中唐，最初大多为屏风画，其后不断改变绘画形式，并结合名目繁多的五台山圣迹故事，发展出内容丰富，类似经变的五台山图。

61窟的五台山图，面积45.9平方米，是莫高窟同题材中规模最大的一幅作品。画面上部为菩萨、罗汉与天龙的化现景象；中部描绘五台山的山峰及大的寺院；下部表现通往五台山的道路与沿途的地理风貌，充满日常生活气息。

　　图中是敦煌研究院复制的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

此窟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初唐洞窟之一。窟室覆斗形顶，西壁开龛塑像，在窟东壁，有一处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的墨书题记，为壁画提供了确凿的断代依据。此窟南壁为通壁巨幅“阿弥陀经变”，它是唐代最盛行的经变，壁画依据《阿弥陀经》所述画成，极力渲染阿弥陀佛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繁荣富丽景象。北壁的“药师经变”，以东方药师净土七佛和八接引菩萨为主体，两旁十二药叉大将为护卫，上空飞天翱翔，前临曲池流泉，在灯楼灯轮的照耀下，灯火辉煌，鼓乐齐鸣，乐声回荡，舞姿婆娑，烘托了东方药师净土，这是敦煌壁画中最美妙的乐舞图之一。东壁的两侧壁绘“维摩诘经变”，南侧维摩诘手握麈尾，抚膝而坐帐内，目光炯炯，神思飞扬，为传神佳作，帐下是听法各国王子，面貌服饰各异。北侧文殊菩萨，举止庄重，神态自如，随同文殊前往听法的帝王群臣，与传世初唐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卷》相比毫无逊色。

　　图中是高窟第220窟里面的壁画。

　　图中是敦煌研究院复制的盛唐时期莫高窟第217窟里面的美轮美奂藻井，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

此窟是莫高窟盛唐艺术的代表窟。窟室为覆斗藻井顶，西壁开龛塑像皆残，背光两侧各画四弟子二菩萨，龛外绘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凝神伫立，华丽服饰的精心描绘，令人叹服。

南壁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原来定为法华经变。画面西侧是佛陀波利史迹画，讲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的神奇故事，中央、下方、东侧是佛说法图和根据经文绘制的各种信仰该经的情节。西侧整幅山水画浑然天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类似李思训的所画青绿山水的意境。此窟开凿时间大致与李思训同时或稍晚，在李思训真迹已失传，唐代青绿山水画作品罕见的今天，这幅青绿山水画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

北壁是“观无量寿经变”壁画以阿弥陀净土为中心，绘西方三圣及听法菩萨群像，周围是宏伟的大型建筑群，殿前是歌舞娱乐场面，舞者手执长带在莲花上急速旋转，是唐代健舞中的拓枝舞。

东壁通壁画“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表现观世音菩萨救诸苦难和三十三现身说法等救度世人的情景，描绘生动，是盛唐壁画的代表作。

　　图中是第217窟里面的壁画。

　　图中是敦煌研究院复制的莫高窟第3窟，元（公元1271～1368年）。

莫高窟第3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洞窟之一，是敦煌现存唯一以观音为主题的洞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可以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救助人们的种种困厄和苦难，使得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民间拥有最广泛的信徒且长盛不衰。此窟西壁佛龛内外两侧均画有观音，造型衣着各有不同。南、北两壁各绘一铺干手干眼观音经变。东壁窟门两侧分别画有散财观音和净瓶观音。第3窟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线造型的技巧。此窟的作者善于使用多种线条表现不同质感的物象，使画面既富于变化又具有统一和谐之美，是莫高窟石窟艺术的绝响，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弥足珍贵的精品佳作。

　　图中是敦煌研究院复制的莫高窟第249窟，西魏（公元535～556年）。

此窟是莫高窟北朝石窟的代表窟之一。其建筑形制为覆斗顶方形窟，西壁居中开圆券大龛，内塑善跏坐佛像，南北壁自上而下为天宫伎乐、千佛、药叉的格局，千佛中绘说法图。

此窟最具特色的是窟顶壁画，顶西披画阿修罗王，赤身四目四臂，脚立海中，手擎日月，双龙护卫，身后为须弥山，山上切利天宫，山两侧画雷公、辟电、乌获、雨师、朱雀、金翅鸟等。顶东披画二力士承托摩尼宝珠，飞天左右护持，朱雀和孔雀相对飞翔，力士以下胡人与乌获现百戏及龟蛇相交的玄武和天兽"开明"。窟顶南北披分别画东王公和西王母，两相对称，这是中原地区汉族传统的神话题材。东王公画像惜已残毁，仅存四龙引车，文鳐飞跃等，龙车前后，有乌获、羽人和乘鸾凤持节的方士等，在龙车下是生动的狩猎场面，西王母乘凤车出行，前后有趁鸾凤持节的方士和飞天为引导和随从，车下白虎驰骋，车后旌旗飘扬，有开明尾随凤车，下面描绘了野牛黄羊等动物在山峦树林里出没活动的场景。

　　虽为复制品，仍然惟妙惟肖。

　　图中是敦煌研究院1:1完整复制莫高窟第249窟（西魏）。

主龛：弥勒佛像，两侧胁侍菩萨彩塑，龛内壁画是飞天、护法诸神。

​ 窟顶（覆斗顶）：大名鼎鼎的西魏神话天象壁画，天上有雷神、风神、朱雀、开明兽，佛道神仙共处，是敦煌最经典的神怪图像。

​ 左右墙壁：密密麻麻千佛壁画，红色底色，上千小佛排列。

　　图中是第249窟胁侍菩萨彩塑。

　　由于敦煌莫高窟窟内不允许拍照，此美篇中部分照片拍自《敦煌全书》，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