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旅店的漂亮女孩及其他

林芝仙草

　　台湾的旅店可谓五花八门，有极尽奢华的高端酒店，也有十分简约的经济型住宿，但无论档次高低，其卫生条件普遍保持得相当不错。由于台湾地区气候常年温暖，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冬季，因此旅馆房间里通常不配备供暖空调，但制冷空调却十分强劲，甚至可以将温度设置在摄氏18度以下。我每次前往台北，通常选择入住价格在人民币200—300元之间的标准间；其他城市的旅店价格则会相对便宜一些。有一种被称为“青年公寓”的住宿形式，每个单元仅有大约3—4平方米，里面放置一张长2米、宽1.2米的小床，靠墙处是一只尺寸较大的床头柜，墙上悬挂着一台大尺寸的电视机，并配备一台1.5匹的空调。除去这些，剩下的空间就只有床前一条不足一米的狭窄走道了。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房间内的所有床上用品都质地精良、非常高档，其舒适度与品质感丝毫不逊于大陆的五星级酒店。洗浴设施则位于每个楼层的顶端入口处，是一个公共使用的洗澡间。里面用隔断分隔出一个个独立的小浴室，外间的梳妆台上，一次性牙刷、牙膏、剃须刀、吹风机、面油、毛巾以及厚实柔软的大浴巾等一应俱全。所有的洗漱用品都透露着一种“贵族化”的精致感，其品质同样堪比高级酒店。

　　在台北时，我曾多次入住在重庆南一路一家由日本人经营的“6加1”青年旅店，每日的住宿费用大约在200多元人民币，周五至周日价格会稍高一些。不过，如果在那里连续住满6天，则可以免费住宿一天。旅店每天还提供一顿早餐，通常是三明治、鸡蛋，搭配牛奶或咖啡。我总是在早晨八点之前，来到一楼那间将接待登记处与餐厅合二为一、不算宽敞的客厅，享用那份简单却美味可口的早餐。常常是一个人坐在临窗的吧台旁，一边啜饮着现磨的、香气扑鼻的新鲜咖啡，一边透过玻璃窗，悠闲地欣赏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上班人群。窗外马路正对面，就是一栋高七八层的商务印书馆大楼。后来，商务印书馆搬迁到了新北市，原址的一至三楼便对外改做青年旅社经营，价格比那家“6加1”旅店还要便宜一些，也供应早餐，但早餐的量比日本人经营的“6加1”青年旅店少，我也曾在那里住过几日，但总觉得不如日本人开的那家旅店来得亲切、有归属感。

　　台湾的气温常年偏高，因此许多店铺的玻璃门平日多是关闭状态。需要进门时，得按一下门上那个写有“押”字的门铃按钮。随着一声优雅的“叮咚”铃响，玻璃门便会自动向两侧滑开。在“6加1”青年旅店住得久了，我与店主、服务生以及前台的大堂小姐都熟络起来，互相加了微信。之后每次去那里住宿，只需通过微信提前预订一下即可。或许是由于气候因素，我感觉在台湾，容貌格外漂亮的女性似乎没有大陆那么多，整体气质也不如大陆女孩那般开放、张扬。不过，那家旅店的两位年轻大堂小姐却是例外。她们都生得眉清目秀，颇有几分江南女子的韵致，皮肤白皙，笑起来的样子嫩嫩的、甜甜的，十分可人。她们一个上白班，一个上晚班。一位年纪约莫20出头，像是大学刚毕业的模样；另一位则30来岁，据说已经为人母亲了。看着她们，偶尔会让人想起古诗里“雨中红绽桃千树，风外青摇柳万条。借问春光谁管领，一双蝴蝶过溪桥”的意境，确有几分动人的韵致。那位年轻些的女孩子，后来据说与店老板有了些不寻常的关系，不久后便离职前往日本“深造”了，自此再无她的音讯。

　　她们都曾非常热心地与我聊天，话题天南地北，无所不包：从人文历史到科技发展，从婚嫁习俗到生活琐事，海阔天空，甚至偶尔也会触及一些男女之间的私密话题。每次我出门或是晚归时，总喜欢在前台接待客人的吧台边，和当班的那位聊上一会儿，气氛融洽，宛如忘年交一般。当她们得知我是一位拿着正高级别退休金的事业单位专职作家时，都显得十分惊讶。在她们看来，如此高的退休待遇，在台湾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到。据她们说，台湾大部分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折算成人民币大约在每月5000元到2万元之间，而自蔡英文上台推行“军公教”退休金改革后，现在退休金最高大概也只能拿到每月1.3万元人民币左右。 她们还告诉我，台湾企业员工的退休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领取全部退休金，另一种是按月领取。台湾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5岁、女性60岁。许多退休老人更倾向于选择一次性领取，通常能拿到折合人民币五六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不等的金额。此外，台湾的多数企业还会为员工购买一份额度较高的失业保险或商业养老保险。因此，许多人退休后即使不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仅靠商业养老保险金也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

　　一次，我在离青年旅社不远的北京路上，偶然走进一家艺术公司的大堂，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免费的大陆画展。就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极其引人注目的女孩。她体态丰腴而有肉感，气质富贵且十分养眼，是那种台湾女孩中真正称得上“丰姿绰约”的类型。看完画展，我与这位在大厅里负责接待工作的女孩聊了起来。她名叫映彤，毕业于新北市的台湾艺术大学，拥有硕士学位，时年28岁，尚未婚配，也没有男朋友。我半开玩笑地说，要不要给她介绍一位大陆的男朋友。她听后，只是甜蜜地一笑，爽快地答道：“好啊。” 闲聊中得知，映彤的祖父母和外公外婆都是浙江杭州人，于1949年随军来到台湾。她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出生在台湾。她在读大学期间，曾和父母一起回大陆探访过故乡，还到过上海、宁波等地走亲戚。她说，故乡至今还有许多亲人。我们相谈甚欢，聊了将近一个小时，还互加了微信。我邀请她方便的时候来大陆观光，她也落落大方地答应了。那之后，我每次去台湾，只要得空，就会去她工作的艺术公司大堂坐一会儿，聊聊天。逢年过节，我们也会互相发一条祝福问候的信息。大约在五六年前，她曾来过大陆，是和男友一起旅行结婚。我邀请她顺道来苏州和无锡游玩，她也答应了。但或许是因为行程安排得太紧，那次她最终没能抽出时间，我们终于无缘再见一面，现在想来，仍觉十分遗憾。

台湾的公共交通相当发达，公车和捷运（地铁）网络密集。出租车也很多，随时招手，随时可以上车。在西门町和一些交通要道旁，我常常看到一些张贴着“一日游”包车服务电话的面包车，这些车往往被装饰得五颜六色，停靠在路边招揽客人。我曾询问过几位年纪已不小的司机，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抱怨：“生意不好做啊！”有些老司机还会指着西门町广场上那些举着各式旗子、不断来回游行的队伍，带着无奈甚至有些愤懑的语气说：“整天打打闹闹，这些人不干点正经事。一会儿是国民党，一会儿是民进党，一会儿又是新党，一会儿还有人举着共产党的旗子，一会儿又冒出个什么‘新时代台独党’，乱七八糟的，把台湾闹成了什么样子，真是丢人。”的确，西门町广场上各政党的游行队伍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在马路中央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声嘶力竭的声音常常中断交通，却也少见有警署人员上前阻止。这样的场面在西门町从早到晚几乎不停歇，早已成为台湾一道独特的、见怪不怪的政治风景。至于这是好是坏，我见得多了，反倒有些麻木了。

　　在青年旅社四周，日本人开设的药店和大大小小的超市比比皆是。据说，这类日系药店和小型超市在台湾非常普遍，生意也相当不错。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我确实见到过不少这样的店铺。店面通常不大，但商品种类齐全。店内年轻的服务生态度总是彬彬有礼，其周到程度似乎比台湾本地人或其他国家在台开设的超市要好上许多。无论顾客最终是否购买，他们都会将客人热情地带到相应的货架前，拿出商品，仔细而耐心地介绍药品或产品的性能。我曾数次在这些日系药店或小超市里购买各种日本产的眼药水、感冒冲剂等常用药品，也会在小超市里买些染发液和精致的日本小点心带回大陆。常听人说台湾有专门的红灯区，但我却一次也没有遇到过公然招揽生意的女性。在任何旅店，我也从未见到过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印有卖身女子信息的名片，更未曾在半夜三更接到过询问是否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这类在大陆许多旅店司空见惯、甚至令人有些厌烦的把戏，在台湾的住宿经历中，竟一次也未曾遭遇。

　　在高雄时，我住过一家很普通的旅店。它坐落在高雄长途汽车站对面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里。我乘电梯直达五楼，整层楼面被分隔成20多间客房，而这一整层楼面，据说都是老板娘和她先生买下来的产业。住一晚仅需100元人民币。每个房间的面积都很大，设备齐全，也收拾得很干净，只是装潢和陈设显得颇为陈旧。有意思的是，房间里的电视可以通宵收看所谓的“成人片”（黄色影片），在台湾这类节目是合法的，据说只要付费就能开通频道。这真是无奇不有，要知道，在大陆，这类频道是绝对禁止播出的。这家旅店是一位广东籍的阿婆经营的，她年事已高，特意从广东老家找来一位帮工。这位帮工年纪不算大，后来嫁给了阿婆的孙子。如今，一家人就靠着这家小旅店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甚至有些清苦。

　　有一次，我去他们兼作接待室和自家住房的房间打开水，正巧看到他们在吃晚饭。饭菜很简单：面饼、稀饭，就着咸菜和腐乳。但从他们的神情看，似乎吃得颇为满足。我顺便和阿婆聊起了家常。因为习惯了台湾对女性常称呼“小姐”，我便也称呼她为“小姐”，她则很客气地回称我为“丁先生”。她的先生年纪很大了，背佝偻得厉害，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整天躺在一张竹榻上，喝着茶，吸着烟，不时剧烈地咳嗽，往床边的痰盂里吐出很浓的痰。他说着乡音极重的客家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的儿子和孙子并不和老人住在一起。直到10:00，孙媳妇才会到旅店来，开始打扫客房的卫生。老板娘能说一些简单的、带着口音的“台湾普通话”。她感慨说，在高雄生活，感觉没有在广东老家好，日子只是勉强过得去，过一天算一天罢了。言语间，流露出一种对故乡的怀念和对现实生活的淡淡无奈。 这段在高雄小旅店的经历，与在台北青年旅社的见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对台湾旅居生活的一幅复杂而细腻的图景。这里有国际化都市的便利与精致，也有市井生活的朴素与挣扎；有令人会心一笑的温暖邂逅，也有擦肩而过再无交汇的遗憾；有政治喧嚣下的浮躁，也有寻常百姓家日复一日的具体生活。这些片段，如同台湾潮湿温暖的空气一般，包裹着远道而来的旅人，留下深刻而真切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