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体系的七次重大变革

黄桷兰

华夏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一脉相承，靠的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历朝历代数次关键的文化革新。这些改革有的奠基文明根基，有的统一文化秩序，有的挽救文脉危局，也有的逐渐禁锢思想活力。 一、西周制礼作乐 虽然夏商已经有了初步的王权秩序，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尊神事鬼”的神权束缚，社会缺少系统的、人文的人伦道德和等级制度。周武王灭掉殷商之后，天下初定、制度空白，周公主持制礼作乐，完成了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的文化建构。 《礼记》上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周公用礼来确定尊卑、次序人伦、规范朝政，用乐来和顺人心、淳厚风俗、稳定秩序，把血缘宗法、家国伦理、祭祀礼仪都融合在一起。 这一次改革完全抛弃了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把文明的重心由敬鬼神转为重人事。 尽管周礼制度复杂苛刻，但是它为后世两千多年宗法社会、礼乐文化、家国一体奠定了基础，成为华夏文化最原始、最根本的基因底色。 二、秦朝书同文 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分裂，使得“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地的文字、度量衡、风俗完全不同，虽然诸子百家思想繁盛，却出现了文化割裂、政令不通、地域认同涣散的局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用小篆来统一全国的文字，废除六国的异体字。 《说文解字》中说：载：“秦书有八体，一曰小篆，秦之正体也。” 文字统一了之后，华夏有了可以跨越地域和时间的文化载体，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基础。 三、西汉尊崇儒术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百家并用的政策，虽然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但是思想混乱、地方势力壮大，对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作为官学，在太学里选拔儒生做官。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所提出的对策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次改革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诸子百家的思想。从此以后，儒家伦理、仁政思想、纲常礼教贯穿千年封建史，成为古代社会治国、育人、修身的唯一主流标准，从而确立了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 四、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动乱时期，中原战乱不息，汉地礼教崩溃，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虽然政权更替频繁，但是也给各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机会。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行全面汉化政策：禁止穿胡服、禁止说胡语、改用汉姓、通婚汉人、尊崇孔子和儒家学说、沿用汉朝制度。 《魏书》上说：“礼乐之道，自古所重，风化天下，莫先于此。”这次的文化改革非常特别，虽然是由少数民族帝王来推动的，却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延续了中原华夏的文化传统。它打破了胡汉文化之间的隔阂，使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相融合，弥补了战乱时期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为隋唐盛世的大一统文化繁荣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为后世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树立了典范。 五、唐代古文运动 南朝至隋唐文坛盛行骈文，辞藻华丽、对仗工整，虽然文学审美达到了顶峰，但是内容空洞、脱离经义，重形式轻内涵，儒学教化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礼教松弛，传统道统也濒临瓦解。 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反对浮夸的骈文，恢复秦汉时期的朴实文风，用文章来体现儒家仁义之道。韩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这次文化革新表面上是文体改革，实际上是儒学思想自救。它把文学和教化重新联系起来，恢复了士人家庭道义和儒学信仰，纠正了文风空洞的缺点，为宋代理学兴起和儒学复兴扫清了障碍。 六、北宋王安石科举改革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虽然打破了门阀制度，但是仍然以诗赋作为考试内容，重视文采而忽视实际学问，使得很多文人只擅长辞章而不懂政务，不能够适应治国的需求。 北宋时期，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废除了诗赋、帖经等考试项目，只考儒家经典和策论，要求学生通晓经义，直面时政。 《宋史·选举志》上说：“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专治一经，兼论、策。” 这次改革对于古代教育和选拔人才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尽管新法后来被废止，改革也时有反复，但是它改变了千年来的选官标准，把科举从“审美选材”转变为“务实选材”，为后来的经义取士奠定了基础。 七、明朝八股取士 明朝初年为了统一士风、规范学术，朝廷规定了八股取士制度，严格限定考题出自四书五经、固定行文格式、统一程朱理学标准答案。虽然可以杜绝科举舞弊、统一全国教育标准、方便人才选拔，但是代价极为沉重。 它束缚了士人的思想，限制了学术范围，读书人只会埋头背诵标准答案，不再思考创新，不再经世致用。古代文化由开放包容、不断迭代，突然间就变成了封闭僵化、循规蹈矩，从而导致明清两代的思想僵化、科技停滞、文化失去生机。 　　文章来源网络，图片是 A l 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