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鹿鸣诗歌中的生态美学与民族共同体叙事//刘君君 刘灿奇

九色鹿鸣

<p class="ql-block">衷心感谢刘君君老师!</p><p class="ql-block">她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期间,曾研读拙著并撰写论文《论诗人的踪迹与诗歌刻痕》发表!</p><p class="ql-block">她在湖南师大博士后研读期间继续关注研究鄙人诗歌创作,并列为湖南省科研项目,她携学生刘灿奇为拙作所写论文《罗鹿鸣诗歌中的生态美学与民族共同体叙事》在《牡丹江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发表!</p><p class="ql-block">我一年后方得到这些信息,今编发此美编,予以致谢!</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罗鹿鸣诗歌中的生态美学与民族共同体叙事</p><p class="ql-block"> 刘君君 刘灿琦</p><p class="ql-block">(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摘要:罗鹿鸣诗歌的边疆书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与民族共同体叙事。在生态美学维度,其承续浪漫主义自然观,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理念,将自然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有机整体,诗歌中自然的生机与精神内蕴得以彰显,体现出对自然的尊崇与欣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隐喻着不同民族间的和谐共融。在民族共同体层面,诗人借由对青海等地的书写,构建起超越族群畛域的文化乌托邦,传递出对民族融合的深切渴望,其诗歌情感内敛克制,深蕴理想主义情怀。罗鹿鸣的创作映射出汉族诗人对边疆的认知与思索,虽有浪漫化印记,却又突破了他者化局限。其诗歌在促进民族文化的理解交融、生态美学的弘扬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与诗学价值</p><p class="ql-block">关键词:罗鹿鸣;诗歌;民族共同体;生态美学</p><p class="ql-block">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p><p class="ql-block">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Narrative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p><p class="ql-block">in Luo Lumings Poetry</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Liu junjun Liu canqi</p><p class="ql-block">Abstract: The frontier writing in Luo Lumings poetry reflects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the narrative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erm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e inherits the romantic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gards nature as an organic whole with independent value. His poetry shows the vitality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nature, reflects the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or natur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erms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his writing about Qinghai and other places, he constructs a cultural utopia that transcends ethnic boundaries and expresses the aspiration for ethnic integration. His poetry is restrained in emotion, deep and introverted, and reflects the idealistic feelings. His creation reflects the imagin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Han poet about the frontier. Although there are traces of romanticization, it also transcends otherness. Luo Lumings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cultural and poetic value in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p><p class="ql-block">Keywords: Luo Lumings; Poetry; National Community; Ecological Aesthetics</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p><p class="ql-block">刘君君,女,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p><p class="ql-block">刘灿琦,女,湖南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科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基金项目】2022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希伯来精神的关系研究”(编号22B0870);湖南省教改重点立项“‘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HNJG-2022-0341);本项目受“新时代湖南文艺创作与传播”研究基地资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引言</p><p class="ql-block"> 罗鹿鸣诗歌中的边疆书写不仅仅是对自然之美的再现,更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融合的深层探索。在他的笔下,边疆既是生态美学的生动体现,也是民族共同体的理想化象征。罗鹿鸣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生态美学在他的诗歌中,并不仅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延伸为一种文化观照,诗人通过边疆自然的描写,唤起对多民族融合的期待与共鸣。这种期待进而在乌托邦叙事中获得诗意呈现,为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增添浪漫色彩。下文将通过分析罗鹿鸣的诗歌,探讨诗人如何通过自然书写实现对民族团结和跨文化理解的诗意表达。</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一、生态美学的建构:边疆自然与浪漫主义的对话</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狭义的生态美学仅研究人与自然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lt;sup&gt;[1]</sup>生态美学探讨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状态,主张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罗鹿鸣的诗歌中广泛呈现了这种生态观念,其笔下的边疆自然是神圣而充满生机的。罗鹿鸣通过诗歌描绘边疆,并揭示自然的独立价值和生态和谐的内涵。他这一写作态度与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一脉相承。</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诗歌中对自然、动植物、原始宗教、神话的看重都表达了他的生态美学观。如《藏野驴的具象》《黑颈鹤》《与黄羊的一次重逢》《泸沽湖边格桑花开》等。他的诗歌书写和诗歌意象大量集中在边疆的湖泊、高原、雪山以及边疆的动物和植物上。从生态批评理论来看,文学作品是自然环境的一面镜子,罗鹿鸣的诗歌通过对边疆自然元素的描绘,反映出他对自然生态的敏锐感知和深刻理解。这种对自然的重视,体现了生态美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生态美学强调自然并非人类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存在,诗人通过诗歌构建起一种尊重自然、欣赏自然的审美态度。他所描绘的“神山”与“圣湖”不仅象征地理实体,更象征多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和珍视,这种自然神圣感成为族群间和谐共生的隐喻。诗人通过自然景观的神性表达,传达出各民族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对生态的态度继承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浪漫主义》一书中对浪漫主义诗人曾做过界定。“什么是浪漫主义?……谁是浪漫主义者?这似乎有明确的答案。他们无疑包括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英国诗人……年轻的歌德和席勒……俄罗斯的普希金……美国则有爱默生、梭罗……狄金森和惠特曼。”&lt;sup&gt;[6]1</sup>而在杨延春对罗鹿鸣的专访中,诗人提到影响罗鹿鸣的诗歌前辈:“喜欢过雪莱、拜伦、普希金、惠特曼、波德莱尔、纪伯伦、马雅可夫斯基、叶芝、艾略特,最喜欢泰戈尔……”&lt;sup&gt;[8]</sup>。在这一系列诗歌名单中,绝大部分是浪漫主义诗人。</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18世纪的工业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工业化时期,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等同于自然资源,它可以具体化为棉花、矿物质,烟草、石油等,自然被物化。人从自然中攫取资源,人征服和改造自然。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和浪漫主义诗歌是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浪漫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直接反映了他们对工业文明的厌恶。</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浪漫主义自然观视自然为超越物质的精神存在。18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雪莱和惠特曼等,提出自然具有启示性,能够净化人的灵魂。罗鹿鸣诗歌以浪漫主义者的眼光看待自然,如《神山与圣湖》“雪山在蓝湖自尽/身体冰冷,面色凄美/波纹是挣扎的印痕/一只红嘴山鸦飞过/像一条拉链/将动与静装到黄昏的袋子里”&lt;sup&gt;[5]33</sup>这首诗歌将自然拟人化,边疆的动植物成为诗人表达个人情感、传情达意的工具。诗歌赋予雪山生命情感,与浪漫主义自然观的“超越物质的精神存在”观念相一致。</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在《雪山的光辉》中,诗人写下:“站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离尘世的远/等同于离仙境的近/偶有登山的足迹/表达人类强烈的欲望”。&lt;sup&gt;[5]48</sup>在诗人的写作中,自然界的山、水、湖等平凡之物都有灵魂。诗人对自然万物进行人类情感的投射,彰显出自然的独立意志和神圣感,体现生态美学中“非人类中心”的和谐观念。自然在罗鹿鸣笔下被描绘为充满主观情感的自然。自然并非机械的、物质的自然,而是有机的、充满生机的自然,是浸透诗人主观情感的自然。</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在对雪山、湖泊、高原的书写中,从来不是简单抒写外部自然,而是探索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关系。在他的诗歌写作中,自然经常激发崇高感。《晴空下的高原》:“还有正义的使者/赋予崇山峻岭/肃穆,神圣,与光荣”&lt;sup&gt;[5]133</sup>。崇高是自然所激起的人的主观情感体验。诗人认为自然有净化精神和道德启迪的力量。罗鹿鸣对自然美和崇高的描绘,正是继承了浪漫主义先驱卢梭的遗产。作为浪漫主义者先驱,卢梭所提出的回归的观点,是对理性主义和自然机械论提出驳斥。“人们沉迷于卢梭对阿尔卑斯山风光及雪崩和风暴的描述。之后,卢梭首先吹起回归自然的嘹亮号角,他以高扬壮美的原始荒蛮向人的典雅、文明挑战。”&lt;sup&gt;[7]</sup></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虽然罗鹿鸣所理解的自然并非18世纪启蒙主义机械论的、物质的自然,而是有机的、充满生机的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在19世纪提出的“有机自然整体”观,他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所有生物和自然景观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洪堡的这种整体观为现代生态学奠定了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文学中的自然观。洪堡的观点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和重要隐喻。浪漫主义基本上承袭了生机论的自然观,扭转了18世纪的机械论,将自然看成有机统一体,反对人类中心论。</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通过浪漫主义的诗歌想象,建构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边疆风貌。罗鹿鸣笔下的自然充满主观情感,是有机且充满生机的,这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中对自然的崇尚相契合。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自然具有超越物质的精神内涵,能够唤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罗鹿鸣的诗歌创作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思想遗产。他通过诗歌想象,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边疆风貌,这一创作实践在当代诗歌语境下,不仅延续了浪漫主义传统,更呼应了现代生态美学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理念,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br></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二、超越界限:边疆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毕业时主动选择前往德令哈,这一选择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精神文化意义。燎原曾说:“青海以及德令哈,又有着另外一重巨大的精神文化气场和魅力。从时代大势来说,此时‘振兴中华’和弘扬西部拓荒精神的时代主题,不但对诸多内陆大学生形成了一种召唤,也充分调动了他们实现自我的想象力。”[3]180“青海更是一个适合文学青年做梦的地方。早在1950年代,以作家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作品,便以高原腹地的神奇风光和拓荒生活的浪漫,引发了诸多内陆青年的文学热望。罗鹿鸣的诗歌老乡,此后成为大诗人的昌耀,当年就是出于对青海地理风物异域情调的向往,而主动投身于青海的边地大荒的。而1984年的此时,由新边塞诗发轫的西部诗歌正值大潮初起,并在整个中国诗坛激起持续的回应。此后的又一位著名诗人海子,先后于1986年和1988年,两度深入青海进而前往西藏,并于第二次途经德令哈的数日盘桓中,写出了那首关于德令哈的著名诗篇《日记》。由此进一步推究,假若没有其他的外出事由,1988年7月的罗鹿鸣便应该与孤独的海子一起,共同处于那座‘雨水中荒凉的城’之中。”[3]180</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德令哈”在海子的《日记》中成了爱情圣地。“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2]471988年7月,罗鹿鸣作为海子的“时空伴随者”,一起感受边疆风貌。2016年,罗鹿鸣写下同题诗。尽管罗鹿鸣的诗歌历程和人生轨迹与海子存在某种同构关系,但海子的诗歌书写与罗鹿鸣的诗歌书写仍有较大区别。海子脍炙人口的诗歌多为抒情短诗,带着青春与感伤。罗鹿鸣的诗歌写作中哀伤、忧愁的基调较少,主要是呈现明快开阔、干净洗练的基调。</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借助与海子的“时空伴随”,表达了他对德令哈这一边疆城市的浪漫化想象,展现了“文化乌托邦”的诗意构建。《海子的德令哈》“你淋过的雨,我也淋过/你去过的远方,我早已抵达/在同一片戈壁相遇/拥有同一条河,同一个草原/我们以诗歌互相辨认对方/德令哈,你那美丽的忧伤/是如何指引神灵的走向/以梦为马,可放牧时光……”[5]88对罗鹿鸣而言,德令哈不仅仅是一片土地,更是族群共处、文化交融的诗意空间。他在这首诗中将戈壁、草原等意象融入对民族融合的渴望中,通过自然景观的联结使不同民族在共同的文化空间中得以辨认、共存。这一文化乌托邦构想不仅超越了族群界限,也承载了诗人对民族共同体的理想化追求。</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对昌耀诗歌中厚重的历史意识颇为欣赏,这一点在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所体现。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的边疆工作经验的诗人来说,罗鹿鸣很少在诗歌中不加节制地抒发、宣泄情感,即使在他最为看重的诗歌之一《青海湖》中,也表达得极为克制。从文学情感来看,这种克制的表达使诗歌具有一种深沉内敛的力量,避免了情感的过度泛滥,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诗人历经二十多年,再次见到青海湖,并回忆二十多年个人经历的物是人非时,他写下“我所经历的岁月/只是青海湖的二十七点波光/湖水永远那么冷静”。[5]70诗人将个体感喟融入到大自然的辽阔与平静之中。</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由此可见,诗人所推崇和定义的“好诗”具有厚重踏实、深沉内敛、节制优美的品质。正如燎原说,纵观罗鹿鸣的诗歌历程,“其中所显示的,大都是激情的理想主义情怀。是伴随着他不断挑战自我的人生履历,对于自己的诗歌励志。”[3]180</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新中国成立以来,内陆汉族诗人深入边疆,书写边疆有其特定传统,从安徽汉族诗人海子,到湖南汉族诗人昌耀,再到罗鹿鸣。他们同为60年代诗人,生活在中国内地,作为60年代成长的一代,曾感受过诗人闻捷一代“远方建设”“到天山去”的号召,对投身祖国边疆建设充满遐想。对于诗人海子来说,他是深入祖国内地游历,对昌耀而言,是诗人主动放弃了稳定安逸的事业单位,投身艰苦地区。对罗鹿鸣而言,尽管作者自谦避免内地人才的竞争,但也未尝不是受远方的感召,支边援建。</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燎原说罗鹿鸣“与同代人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鹿鸣步入社会的人生起点,既有较明确的自我设计,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冒险性。”[3]180这种判断大体是准确的。冥冥之中,青海成为罗鹿鸣的第二故乡。西部的高原、高峰、天空成为书写对象。雪山、高原、珠穆朗玛峰等,这些之于罗鹿鸣并非普通的游历,而是记录个人青春与情感体验,工作经历与私人经验。它既是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春写作,又是一次精神洗礼。纵观罗鹿鸣的诗歌历程,充满了激情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他不断挑战自我的人生经历相互呼应,诗歌成为他表达自我、激励人生的重要方式。</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笔下的民族共同体,不是基于任何单一民族的文化视角,而是跨越族群、文化的心灵契合。这种精神上的共同体在他的边疆诗歌中,不仅是现实中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更是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建构。作为乌托邦叙事的核心,罗鹿鸣的诗歌以浪漫化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和谐共存的理想国度,在那里,不同民族、自然与人类之间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这正是诗人对现实民族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投射。</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三、民族乌托邦:从生态美学到文化认同的跨越</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诗人罗鹿鸣有两个故乡,“第一故乡”湖南,“第二故乡”青海。作为内陆出生、成长的汉族诗人,罗鹿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诗歌书写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折射了汉族诗人对中国边境腹地的西部想象与乌托邦叙事,包含其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边疆经验的书写。这一地理迁徙不仅关涉诗人自身的文化身份转换,还象征着内陆汉族知识分子对边疆的特殊情结。霍俊明认为“1984年开始的近四十年间,青海和西藏高原在罗鹿鸣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以及诗歌写作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称之为灵魂的坐标以及不断抬升的精神阶梯。”[5]1</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边疆既是诗人写作的出发点,也是诗人的精神故乡。罗鹿鸣在文学地理上的跨越性创作,反映了汉族诗人对西部边疆的乌托邦式想象,罗鹿鸣诗歌中,诗人对中国诗歌疆域与中国边疆地理有过深入考察,在其诗集《光芒与洪荒》中,诗人收录了从2013年到2015年的部分诗歌。罗鹿鸣说:“我在2013年7月底,深入藏地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穿越,经甘南、甘孜、从昌都入藏,行程5000公里;2014年9月中旬,我又从林芝入藏,环西藏旅行8000多公里,时间达一个多月;2015年8月上旬,我重回青海流连20余日,在号称三江源的玉树,我的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实现了我精神与肉体在青藏高原的双重回归。”[4]307、308</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作为一个汉族诗人,如何处理边疆想象和异域经验变得尤为重要。内陆汉族知识传统与边疆少数民族知识传统之间的差异,推动了诗人在边疆地区的想象。在诗人罗鹿鸣的写作中,边疆一方面是充满旖旎、辽阔的自然风光。一方面是神秘的、异域的宗教圣地。</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如诗人在诗集《围绕青海湖》中勾勒了“众神篇”“众水篇”“众景篇”“众物篇”“众城篇”“众情篇”大的脉络。诗人将重点放在对边疆自然风貌的勾勒和风情地貌的描绘。奇崛秀美的山川、辽阔的高原雪域,以及旖旎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诗歌中凸显、被着力塑造的审美意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在《我想活得像一朵云》中,罗鹿鸣收录的诗歌都是围绕珠穆朗玛、雪域、高原、青海而书写。在《雪域书》中,诗人写下“山是神山,水是/圣水,人是/生生不息的/活菩萨。生/是死的现在式/死,是生的未来式”。[5]178《冈仁波齐,众神的居所》中,诗人强调:“马泉河、象泉河、狮泉河、孔雀河/这些源自冈底斯山的神脉/自阿里出发,向不同的方向/行进、延伸、传递神的旨意/奔腾万里之后,重又/在印度洋回归/好像冥冥中神迹的昭示/让不朽的精神直达心灵。”[5]29</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这些诗歌书写建构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在高原雪域中,人与万物接受了精神的洗礼,回归宁静。诗歌展现了内陆诗人对边疆的经验书写与自然想象:它描摹了不受尘世污染的净土,突显了边疆的安宁美好;满足了城市生活中人们在喧嚣闹市中对审美文化的需求。文学中的边疆是一个乌托邦或异托邦,是想象的他者。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中,西藏人被认为是宗教的虔诚者,拥有淳朴品质。蒙古人被认为是精通骑射、弯弓射雕的人。罗鹿鸣的边疆想象中,除了对边疆自然风光的描摹与刻画,他还呈现了汉族诗人对边疆神秘的、宗教的、异域的诗歌想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土伯特人》是对西藏“Tibet”人的文学想象,诗人写下:“他们用糌粑用手抓奶茶雕塑骨架/站立如大山躺倒如巨原奔驰如羽翼之马……他们用锦袍用狐皮暖帽用牛皮靴子/给生活刻画线条给牧歌插上翅膀给人生打上戳印……”[5]55,而在《仰望星空,在墨脱》中,诗人是如此描述珞巴族的少年,“三个珞巴族的少年玩着手机/屏幕上也有一片星空/是他们寻找的世外桃源。”[5]8</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上述书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民族风情的想象;构成了边疆具有地域性审美特征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想象。它描绘了民族风情,以及多民族的互动交融。边疆不仅拥有异族文化,还有独特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者的欲望投射。浪漫与乌托邦的边疆想象,正是现代化世俗生活所稀缺的。这种叙事模式实际上隐喻了他者化的少数民族身份建构,是主流话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想象与演绎,反映了汉族诗人对少数民族的浪漫化表达。</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的《围绕青海湖》在创作主题和文化视角上继承了昌耀、海子等诗人对边疆自然和精神的祭祀书写传统,形成了具有生态美学深度的诗歌体系。作为文化礼仪和生命象征的《祭海》,是罗鹿鸣对青海湖的神圣祭奠,透过诗人对自然神祇的重视,进一步表达了他对自然生态的深厚敬畏。诗人通过自然神话的创构,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这种对“自然-神灵”系统的构建反映了生态美学的核心理念,即视自然为富有生命力和独立价值的存在。更进一步,罗鹿鸣的“众神篇”系列,如《山神》《水神》《太阳神》等,勾勒出多元生命相互交织的生态系统,诗人对山川草木赋予神性,将生态空间转化为精神空间,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这种“生态宇宙”理念,将自然作为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之一部分,隐喻了诗人对边疆生态的敬重与守护。对自然的共同敬畏,超越了文化和族群的界限,将边疆构建为一个理想的文化共同体,使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之间处于和谐平衡的状态。这种诗意的和谐象征了各民族对自然与彼此的认同与共守,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注入了神圣而永恒的意义。</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的边疆诗学书写,虽不可避免带有浪漫化他者的痕迹,同时又超越了常见的“他者化”民族想象,以“文化共同体”构建的立场重新审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诗意重构,罗鹿鸣揭示了不同民族在共存空间中形成的文化互文性。这种书写形式可被视为“文化认同的异质性统一”,即通过诗歌表现多民族在共生关系中的文化融合,使边疆成为“文化他者”与“自我认同”交汇之地。在文化认同理论的框架下,罗鹿鸣作为汉族诗人,选择进入少数民族文化空间,以诗歌的方式实现跨文化对话,从而形成了多民族认同的动态联结。</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这一联结也体现了诗人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想。罗鹿鸣的诗歌通过对边疆文化和自然生态的交织描绘,模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边界,诗人从生态共同体的角度展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这种从生态视角出发的文化认同,推动了民族间跨文化的理解、沟通与合作,体现了“文化生态”论的核心理念,即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相互补充。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罗鹿鸣的边疆诗学不仅为民族认同提供了诗意想象的空间,也成为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结语</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罗鹿鸣在他的边疆诗歌中,通过生态美学、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乌托邦式的浪漫叙事,将个人对边疆自然与多民族生活的感知转化为诗意表达。生态美学赋予自然独立的生命力,民族共同体则构筑起跨文化认同的桥梁,而乌托邦叙事为诗人构想的理想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种跨越现实的诗歌实践,超越了汉族诗人对边疆的“他者化”观念,转而成就了一种共生共荣的文化想象。罗鹿鸣的诗歌不仅在现代语境中为生态美学注入了新的民族视角,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启示。</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显然,罗鹿鸣诗歌中的边疆是一种乌托邦叙事,诗人书写的边疆是一个美化的边疆和净化的异域。诗歌中的边疆略过了边地生活的艰苦、交通不便等情况,选取了边疆中人与自然和谐、各个民族融合的场景。在罗鹿鸣对边疆的诗歌想象中,书写了美好、旖旎的自然风光,寄托着民族融合的渴望。罗鹿鸣在诗歌写作中,将诗人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融合进文学表达和诗歌创作中。诗歌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寄托了诗人对边疆的“异托邦”想象,加强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跨文化的互动,诗歌在诗人笔下成为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推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贡献了独特的诗歌智慧。</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参考文献</p><p class="ql-block">[1] 曾繁仁. 试论生态美学[J]. 文艺研究, 2002(5).</p><p class="ql-block">[2] 海子. 海子作品精选[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4.</p><p class="ql-block">[3] 罗鹿鸣. 围绕青海湖[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80.</p><p class="ql-block">[4] 罗鹿鸣:光芒与洪荒[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307,308.</p><p class="ql-block">[5] 罗鹿鸣. 我想活得像一朵云[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23:33,48,133,88,70,1,178,29,55,8.</p><p class="ql-block">[6] 迈克尔·费伯. 浪漫主义: 牛津通识读本[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1.</p><p class="ql-block">[7] 宋协立. 浪漫主义及其美学理论的认知意义(上)[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3).</p><p class="ql-block">[8] 杨延春. 杨延春先生对罗鹿鸣专访[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2c5189f0102wyig.html</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