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芳悬壶南洋——武吉丁宜遇见湖北天门人

旅者杂记

拍摄于印度尼西亚武吉丁宜

孤芳悬壶南洋——武吉丁宜遇见湖北天门人

2011年，我曾经去过印度尼西亚西苏门答腊高原上的武吉丁宜（Bukittinggi）。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座城市。它不像雅加达那样喧闹，也没有棉兰那般繁忙。街道随着山势起伏，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静静伫立，红瓦屋顶映着赤道高原清澈的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骑楼间缓缓洒下，空气里飘着咖啡、丁香烟和热带植物混合的气息。偶尔，一辆马车从石板路上缓缓经过，车轮滚动的声音，让整座城市都慢了下来。

旅行久了，我总喜欢离开热闹的景点，随意走进一条陌生的小街。真正吸引人的故事，往往都藏在那里。

就在一条并不起眼的街道上，我看见一家华人开的牙科诊所。

诊所不大，门口挂着一块略显陈旧的招牌“DENTIS”。候诊室里坐着几位病人，有华人，也有当地的米南加保人。医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华人，闲谈之间，我顺口问起他的祖籍。

他笑着回答："湖北，天门。"

我愣了一下。

在印尼这些年，我接触最多的是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也偶尔遇见广西人。湖北人，却还是第一次。

我忍不住问："湖北人怎么会来到苏门答腊？"

医生只是轻轻笑了笑。

"我们的祖辈，大多都是牙医。"

他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然而，这句话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翻阅一些地方志、侨史和口述资料，才一点一点拼凑出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原来，在二十世纪初，除了大家熟悉的闽粤华侨，还有一批来自湖北天门的人，也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他们的故乡并不靠海。

江汉平原河网纵横，土地肥沃，却也饱受洪水侵袭。清末民初，连年的水患一次次冲毁堤岸，淹没田园。对于许多天门人来说，离开，并不是为了梦想，而是为了活下去。

与福建、广东人推门见海不同，他们先要沿着汉水进入长江，再一路东下，到厦门、香港登船远航；还有一些人北上黑龙江，穿越俄国、西伯利亚，再绕过欧洲、印度洋辗转来到南洋。

无论哪一条路，都漫长得令人难以想象。

他们带不走多少家当。

唯一能够背在肩上的，是一门谋生的手艺。

天门人称它为"三棒"。

纸花棒、戏棒、药棒。

所谓药棒，就是挑着药担四处行医。一根扁担，两只木箱，里面装着草药、铜针、药酒和几件简单的器械，便开始走村串镇，为人治病。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副简陋的担子，后来竟成为天门人在南洋立足的根本。

二十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在苏门答腊东海岸大规模开辟橡胶园和烟草园，大批华工聚集在棉兰、先达一带。潮湿炎热的热带雨林里，疾病流行，牙病更是十分普遍。然而殖民政府建立的现代医院，主要服务于欧洲人，普通华工几乎求医无门。

于是，那些挑着药担而来的天门人，便有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一边保留着中草药和传统疗法，一边向闽粤籍华侨学习现代牙科技术，把拔牙、镶牙、石膏倒模等新技术一点点学会，再与传统经验结合起来。

慢慢地，游走街头的郎中，变成了坐堂行医的医生。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先达。

先达，对我而言，是一座带着童年记忆的城市。我在那里生活过，也无数次走过南京街。那些骑楼、那些老商铺，我一直以为只是普通的南洋街景。

直到后来才知道，几十年前，这条街也曾经有来自湖北天门的医生。

其中最特别的一位，是地方志里记载的蔡氏。

她是陈在正先生的母亲，是一位妇科医生。

那个年代，妇女羞于向男性医生求诊，而蔡氏却凭着一手中草药和天门民间妇科秘方，在南京街坐堂行医。她诊治的不只是疾病，也让许多漂泊异乡的华人妇女，在陌生的土地上得到了一份难得的安心。

每次想到这里，我眼前都会浮现南京街午后的样子。

阳光从骑楼之间斜斜照下来，街边有人卖咖啡，有人卖水果，一间不起眼的诊所里飘出淡淡的中药香。

历史，从来不会大张旗鼓地出现。

它总是静静藏在一条街、一扇木门、一块已经发黄的招牌后面。

更让我感慨的，是天门人的生存方式。

他们没有显赫的家族，没有庞大的资本，却有一种近乎朴素的团结。

一个人站稳脚跟，就把同乡带出来；学会一门手艺，再教给自己的亲戚；徒弟出师以后，师傅还会送上一套工具，让他去另一座小城开设新的诊所。

一家诊所，慢慢变成两家。

两家，又变成许多家。

他们甚至自己改装脚踏牙钻，利用缝纫机的脚踏装置制作简易牙科设备；没有进口材料，就利用红树林树皮提炼药液，治疗牙龈炎症。

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原始的方法，却凝聚着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智慧。

后来，苏门答腊和爪哇不少城镇的牙医，都讲着同一种湖北天门方言。

一种乡音，竟串起了整个行业。

然而，历史从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荷兰殖民政府开始限制华人行医，没有西方医学文凭，便不能取得执照。

许多依靠祖传手艺谋生的华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

为了生存，他们成立行业公会，请拥有欧洲医学学历的华人医生担任名义负责人，在殖民制度的缝隙中寻找继续行医的空间。

后来，他们又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送往雅加达、欧美学习现代医学。

从挑着药担的郎中，到拥有正规医学文凭的牙医，不过经历了短短两三代人。

这是一段沉默而漫长的奋斗。

今天，当我再次回想武吉丁宜那家牙科诊所时，眼前浮现的，已经不只是那位医生，而是一百多年间无数默默无闻的天门医者。

他们没有留下轰轰烈烈的传奇。

留下的，只是一家又一家诊所，一副副磨得发亮的拔牙钳，一张张泛黄的毕业证书，还有病人离开时那一句轻轻的"谢谢医生"。

离开武吉丁宜那天下午，我又经过那家诊所。

玻璃门轻轻开合，不断有人进去，也不断有人出来。诊室里传来牙钻细微的声音，像时间深处的一缕回响。

站在街对面，我忽然觉得，历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它不一定写在纪念碑上，也不一定刻进教科书里。

很多时候，它只是安静地藏在一家诊所里，藏在一条老街里，藏在一句再平常不过的乡音之中。

如果不是那一天，我随口问了一句："您的祖籍在哪里？"

或许我永远不会知道，在南洋这片土地上，除了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之外，还曾有这样一群来自江汉平原的湖北天门人。他们背着药箱，漂洋过海，把故乡的草药香带到了赤道，也把自己的命运，悄悄写进了苏门答腊漫长的岁月。

后来我才明白，每一次旅行真正遇见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城市。

更多时候，是那些沉睡在岁月深处、等待被重新记起的人。

拍摄于印度尼西亚武吉丁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