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论3

王文超

第三节 变法先声

商鞅变法并非凭空而来。在它之前，一场席卷各国的变法浪潮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这三次变法构成了商鞅变法的直接先声。它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深刻，有的浅尝辄止。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商鞅正是站在这些前人的肩膀上，才成就了那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

一、李悝变法：法家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战国变法的序幕，是由魏国拉开的。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这位被后世视为一代明君的君主，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魏国虽然在三家分晋中分得了晋国最传统、最核心的势力范围，但这也意味着魏国的贵族势力最为强大。贵族是传统势力，贵族势力越强大的地方，制度越是趋于僵化。与此同时，西侧紧邻的秦国日益成为魏国的巨大威胁。内要破除贵族羁绊，外要应对强秦压力——魏文侯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打破困局的能臣。

他找到了李悝。

李悝，又称李克，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曾师从孔子弟子子夏，后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在被任命为宰相之前，李悝曾任上地郡守——这是与秦国接壤的边防要塞。正是在这个直面强秦威胁的位置上，李悝第一次展现了法家的行事风格与政治智慧。他面对上地郡诉讼纠纷不断的局面，出了一个“怪招”——对于难以断绝的诉讼，以射箭的精准与否来评判。消息传开，上地郡人争相练习射箭，与秦军作战的效果大为改善。目标导向明确、实事求是——这成为历代改革者变法的基本方法。

入相之后，李悝主持了一场内容丰富、系统全面的综合性改革。

在政治上，李悝的核心主张是废除贵族世袭的特权。他将不劳而获的贵族称为“淫民”，提出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世卿世禄的削弱使得一些无能的贵族被赶出政治舞台，而有能力的士人以及新兴地主阶层得以参与政治。尽管贵族在分封的食邑内仍然可以收租税，但已没有治民之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对贵族群体提出挑战。

在经济上，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他格外重视农业的地位，认为农业是百业之首、一国之本。他在《尽地力之教》中极力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不仅如此，李悝还观察到粮价波动对社会各阶层的损害——丰年谷贱伤农，荒年粮价攀升伤民。于是制订了“平籴法”：将丰年分为大熟、中熟、小熟三等，荒年也分为大饥、中饥、小饥三等，按照不同等级在丰年以固定价格收购粮食，在荒年向百姓卖出粮食。这套制度有效地平抑了粮价，稳定了各阶层的生活。

在法律上，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法经》共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贼是指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法经》以《盗法》为首篇，充分表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的政治定位：法律是君主政治的统治手段。《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它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让人民知道行为的边界和后果。《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

李悝变法成效显著。魏国国力迅速增强，雄视天下。可以说，李悝变法不仅揭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而且在魏国首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然而，李悝变法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魏文侯的个人支持。魏文侯去世后，变法的推进力度有所减弱。更关键的是，李悝变法虽然削弱了贵族特权，但并未彻底摧毁旧贵族的势力基础。这些隐患在日后逐渐显现——魏国在李悝之后虽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强盛，但终究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这并不影响李悝变法的历史地位：它是法家思想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为后来的吴起、商鞅等变法者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制度模板和思想资源。

二、吴起变法：轰轰烈烈而昙花一现

如果说李悝变法是一场“成功而持久”的改革，那么吴起变法就是一场“轰轰烈烈而昙花一现”的革命。

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他是一位罕见的全能型人才——文能治国，武能带兵。他曾学于曾子，后在鲁国为将军，闻魏文侯贤而去鲁至魏，在魏国参与改革，军功赫赫。然而，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政敌的排挤打击。于是，这位满腹才略的改革家离开了魏国，来到了楚国。

吴起来到楚国时，正值楚悼王当政。春秋时的楚国曾是五霸之一，但到吴起到来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萎靡不振。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师失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先任命吴起为宛守（相当于“南阳守备区司令”），一年后直接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对楚国的弊端早已了如指掌，因此能直击要害。据《韩非子·和氏篇》记载，吴起对楚悼王说：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说苑·指武篇》则记载了吴起更为系统的变法思路：“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削减贵族特权，改善平民境况。吴起效仿魏国李悝变法取消世卿世禄制，颁行减爵禄之令——封君传到第三代就收回其爵禄。这从根本上削弱了旧贵族对楚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吴起还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迫使旧贵族与其所属人员迁徙到广阔的边荒地区。楚国疆域辽阔、人少地多，过去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吴起的做法既削弱了旧贵族势力对中枢政治的影响，又有利于开发边疆。

第二，健全法制，整饬吏治。吴起大力精简楚国机构，裁汰冗余官员。《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罢无能”强调以能力为标准选拔人才。“废无用”体现了精简行政体系的改革方向。

第三，整军经武。吴起本身是杰出的军事家，他深知“兵不在多而在精”的道理。通过裁汰冗官节省下来的财力，被用于“奉选练之士”——供养和训练精锐的战士。

吴起变法切中时弊，完全符合楚国国情。其成效也是立竿见影的。变法期间，楚国征服百越地区，收复北疆失地，解除了韩、赵、魏的威胁，大败列强之首魏国，饮马黄河，威震中原。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仅仅持续了数年便戛然而止。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失去了靠山的吴起被早就对他恨之入骨的权贵们射杀。变法也随之夭折。

吴起变法的失败，教训极为深刻。

首先，改革力度越大，反弹就越剧烈。吴起对旧贵族的打击过于猛烈——“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动摇了旧贵族的生存基础。当楚悼王这个唯一的靠山倒下时，旧贵族的反扑几乎是必然的。

其次，改革的成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巩固。有学者指出，吴起变法“操之过急，树敌过多”。楚国是一个贵族保守势力很大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推行如此激进的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培养支持变法的社会力量、消化改革的成果。然而，吴起只有短短数年的时间。

再次，改革的制度化程度不足。吴起变法虽然成效卓著，但并未形成一套如李悝《法经》那样系统化、法典化的制度体系。变法的成果主要依赖于楚悼王的个人权威和吴起的个人能力。一旦这两个支柱同时倒塌，变法便人亡政息。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教训：改革不仅要敢于打破旧制度，更要善于建立新制度；不仅要依靠君主的支持，更要让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商鞅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他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正是以《法经》为蓝本建立系统化的法律制度，从而确保了“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三、申不害变法：“术治”的得与失

如果说李悝重“法”、吴起重“政”，那么申不害所重的则是“术”。

申不害，战国时期郑国人，出生于公元前385年左右。他出身低微，是“故郑之贱臣”。公元前354年魏国伐韩时，申不害提出示弱建议，后在“围魏救赵”中献策，因此成为韩昭侯的心腹谋臣。公元前351年，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任用申不害为相。

韩昭侯之所以如此器重申不害，与韩国的特殊处境密切相关。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四周大国环列，屡遭兵侵。在这样一个生存压力巨大的小国，韩昭侯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迅速见效的治国之术。而申不害所学的“术”，正投其所好。

“术”是什么？据《史记》索隐，“术”即“形名之法术也”。具体而言，它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强调“行术修道”，突出“术”在治国中的作用。与商鞅重“法”、慎到重“势”不同，申不害将“术”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当然，申不害并不否定“法”的重要性——法律是明确赏罚、任免的基础——只是在“术”与“法”二者中他的侧重点在前者。

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核心是以“术”治为核心。具体措施包括：整顿吏治，考核官吏——“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削弱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贵族特权，没收封地财富充实国库；收编私兵强化军队，鼓励开垦荒地并发展冶铸业。改革使韩国实现了“国富兵强”，制造业空前强盛，史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国也因此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从短期效果来看，申不害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史载“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在韩昭侯时期，韩国曾经战胜秦国进攻，并与魏国联合战胜了齐、卫、宋三国联军，获得了“劲韩”声誉。对于一个地处中原、四面受敌的小国来说，这已是相当不易的成就。

然而，申不害变法的局限性同样十分明显。

首先，“术治”本质上是人治而非法治。申不害所强调的“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如何察言观色、如何制衡牵制、如何“循名责实”。这套方法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整肃吏治，但它依赖于君主个人的权谋水平和勤政程度。一旦君主能力不足或懈怠，这套“术”便无从施展。

其次，“术治”导致了政治的阴谋化。韩昭侯接受了申不害的“法术”理念，以权术手段驾驭臣下。这种治理方式使得君臣关系变成了互相猜忌、互相算计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术治的推行使韩国政治堕入了阴谋化的深渊，留下了很大的历史性后患。

再次，申不害变法未能建立稳定的法律制度体系。由于没有彻底废除春秋时代晋国的旧律法，也没有清理韩国的既往律法，导致了前法与后法的交错混乱。换句话说，申不害的变法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没有制度化的保障，变法的成果就只能维系于君主和改革者个人的存续。

事实也正是如此。韩昭侯死后，因缺乏制度约束，变法效力迅速衰退。申不害死后两年，秦国即来攻打。公元前230年，韩国成为首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

申不害变法的经验与教训，对商鞅有着深刻的启示。 商鞅看到了“术治”的局限——仅靠君主个人的权术无法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治理体系。因此，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是以“法”为核心的改革，而不是以“术”为核心的权谋。他建立了一整套公开、明确、稳定的法律制度，让“法”成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而不是依赖于君主个人的“术”。这正是商鞅变法能够超越申不害变法的关键所在。

四、先声的回响：经验与教训的汇聚

李悝、吴起、申不害——这三位改革家，分别代表了战国变法的三种不同路径。

李悝重“法” ——他以《法经》建立了系统化的法律制度，以“尽地力”“平籴法”推动了经济发展，以“食有劳而禄有功”打破了贵族世袭。他的变法是全面的、系统的、制度化的，因而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

吴起重“政” ——他以雷霆万钧的手段打击旧贵族、整饬吏治、整军经武。他的变法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但也最激进、最脆弱。一旦失去君主的支持，便迅速夭折。

申不害重“术” ——他以君主驭下之术治理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国治兵强”的效果。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保障，这种成功难以持久。

这三条路径，各有得失。而商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兼取三家之长，而避其之短。

商鞅吸收了李悝的“法治”精神——他将《法经》带到秦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巩固变法成果。他继承了吴起打击贵族的决心——商鞅变法中“废分封、行县制”“废除世卿世禄、设立军功爵制”等措施，比吴起更为彻底，但也更为稳妥——他不是一次性消灭所有贵族，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逐步剥夺贵族的特权。他也看到了申不害“术治”的局限——商鞅强调的是“法”而不是“术”，是公开透明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君主隐秘的权术手腕。

正如韩非后来所总结的：“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商鞅选择了“法”而不是“术”——这一选择，决定了秦国变法的命运与韩国变法的命运截然不同。

此外，商鞅还从这些前代变法中吸取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教训：改革必须制度化、必须持久化。李悝变法的成功在于《法经》的制度化保障；吴起变法的失败在于未能将改革成果制度化；申不害变法的昙花一现在于缺乏稳定的法律制度体系。商鞅深刻认识到：只有让变法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才能超越君主个人和改革者个人的生命周期，实现“人亡而政不息”。这正是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制度智慧，也是它能够超越所有前代变法的根本原因。

李悝、吴起、申不害——他们是变法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共同构成了商鞅变法的思想资源和历史镜鉴。商鞅变法之所以成为战国变法中“最成功最彻底的”，正在于它充分汲取了这些先声的经验，也深刻记取了它们的教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商鞅才能看得更远、走得更稳、改得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