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歌中飞（十四）

赵公元帅～运动

人生如梦歌中飞（十四）

地方篇

三、立根破岩千年竹

第二站：认知宏观 经济1

（上）

我与杨法宗

我调入运城行署乡镇企业管理局，已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乡镇企业恰如雨后春笋，在河东大地上破土拔节，势不可当。于我而言，这不单是一次岗位的更迭，更是一道认知的隘口——从微观企业的方寸天地，跨入宏观经济管理的辽阔原野。而托举我完成这一跃的，正是时任局长的杨法宗。

杨法宗，河津人，身高一米七八，器宇轩昂。幼年失怙，寡母靠卖蒸馍供他读完师范。参加工作后，从新绛县泽掌公社秘书起步，历任县委宣传部干事、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县委办主任、县委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垣曲县县长，运城行署体改办主任等职。调任乡镇企业局时，前任张景钊局长已离任半年，局里矛盾盘根错节，加之乡镇企业在全区经济棋盘上分量日重，地委领导特意点将，派他赴此“重灾区”收拾残局。

能干——这是全区上下对他的一致评语。从笔头文章到主政一方，他作风正派，思想敏锐，敬业执着，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沉稳而坚实。他安排我在局办公室编《河东乡企》简报，让我从这方小小的油印天地起步，渐次触摸全区乡镇经济的脉搏。

而我和杨法宗的缘分，其实比这更早。

一、一个县长的背影

一九七七年，我身着军装回乡探亲，去新绛县机关找时任县革委会主任的杨法宗。办公室的人摆摆手：“找杨主任？去汾河大坝上。”

那年七月，汾河涨了大水。我赶到河堤，远远望见一个穿背心、挽着大裤腿、光着脚丫陷在烂泥里的汉子，正扯着嗓子指挥抢险。夯土的泥点溅了他一身，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前——哪里像个县革委会主任，分明就是一个抗洪的民工。

第二年探亲，我又去县里寻他。县委书记梁合水拿笔往南一指：“去南关，他在那儿。”我赶到南关蔬菜基地，见他正对着几十个村干部讲方田规划、水渠走向。风把外套吹得鼓鼓的，他浑然不觉，手持树枝在地上勾画，讲得满眼生光。

两次探亲寻他，竟从未在机关办公室里见过这位县太爷的面。

此后多年，那两幅画面一直沉在我心底。一个县的主要领导，可以光脚踩在洪水大坝上，可以站在地头任风吹日晒地指导规划——这种作风，我忘不掉。

二、简报里的学问

在他麾下做事，我没想到是从《河东乡企》简报起步的。他对我要求极严。

杨法宗文笔干练，文风朴实，闻名遐迩。“文稿要简练，”他说，“宣传企业，解读政策，典型引路，每一个字都要有用，让人一看就明白。”

起初我写的东西总被他打回来。红笔一划，批语直截了当：“这句话十二个字，有八个是废话。”有一回交了稿子，他看完抬起头问我：“这个企业产值增长，你光写了数字。老板叫什么名字？原来什么情况？今年为什么增长了？你采访了没有？”

问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逼我养成一个习惯——写任何东西，都要有根有据、有血有肉。他要求我每月至少半个月泡在乡下，坐着吉普车在土路上颠簸，一个县一个县跑，一个厂一个厂看。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跟厂长们拍桌子争论，我就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记。

正是在这种高强度的“田野训练”里，我的文字渐渐脱胎换骨。不再干巴巴地堆砌数字，有了眉目，有了筋骨，有了让人读完后心底通透的那种敞亮。是他手把手，把我从一个写部队材料的干事，领进了宏观经济的大门。

三、一篇大文章

真正让我对宏观经济有了系统认知的，是一九八八年他和我共同撰写的《运城地区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及途径》。

那时，乡镇企业产值即将突破十亿元。杨局长决定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向地委行署系统汇报全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结构问题与调整方向。他让我翻阅大量相关资料，把十多年来的报表、各县材料、中央和省里的文件全部过一遍。

那些天，办公室里堆得无处下脚。我翻查资料，他琢磨思考，两人在纸堆里不知熬了多少个日夜。他坐在那里，像一头趴在草料堆上的老牛，反刍、咀嚼、消化。有时半夜他忽然抬头：“你刚才翻的那份材料，一九八四年新绛的数据再核对一下。”我赶紧去翻，果然有误。

文章改了数稿。有时他口述，我笔录，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核对，一句话一句话推敲。最终定稿时，他把钢笔放下，长长舒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我忽然发现，他两鬓的白发比刚来局里时明显多了。

那篇文章后来成为指导全区乡镇企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文件。而我也从这场“魔鬼训练”中真正明白：所谓大局观，不是天生的——是一页一页翻资料翻出来的，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核对出来的，一个县一个县跑出来的。

四、对河东乡土的深情

他对乡镇企业的那份钟情，是发自骨子里的。他常在会上说：乡镇企业发展了，经济就上去了，一方百姓就富了。

为了让我理解这片土地的产业根基，他带我梳理过运城乡镇企业的来龙去脉。运城古称河东，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均在此地，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的乡村经济，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运城作为山西的麦棉基地，农业一直是当家产业。而乡镇企业，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乡村留存下来的那些传统小作坊——做豆腐、酿醋、酿酒、磨面，以及冬闲季节的木匠、铁匠、运输、建筑等零散工副业。

一九五六年人民公社制度确立，这些个体工副业组织起来，成为社办企业。到一九五八年，全区社办企业总产值达到三千多万元，从业人员两万五千多人。此后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当许多国营企业产值大幅下滑时，农村社队企业却在困境中顽强生长。一批工业企业应运而生——运城车盘农机厂、解州水泥厂、永济虞乡机械厂、芮城南卫曲轴厂、临猗三管水泵厂、卓里机械厂、新绛北张机械厂……到一九七八年，全区社队企业发展至一万多个，从业人员超十二万人，总产值突破两亿元，占到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点九。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春风吹遍大地。国务院出台十八条规定，中央连续四年发布一号文件，乡镇企业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管理机构曾四易其名，最终定为“运城地区行政公署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央提出“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突破了村以下不许办企业的框框，能人办企业受到鼓励，国家给予资金支持，农民的积极性像开了闸的水，奔涌而出。

到一九八八年，全区乡镇企业达到六万多个，从业人员二十九万余人，总产值突破十亿元，是十年前的近五倍，第一次超过了全区农业总产值。有七个县市产值过亿，四十九个乡镇超千万，八十三个企业超百万——那是运城乡镇企业历史上最为红火的年份之一。全区还评选出十位地级农民企业家和四十名优秀厂长经理，报纸电视天天有报道，锣鼓喧天，人心振奋。

杨局长带着我跑遍了这些先进典型。每到一个厂，他比厂长还兴奋，东摸摸西看看，问产量、问销路、问困难，回来路上嘴里念叨不停：“好势头啊，好势头！”

五、治理整顿中的坚守

好景中也有风浪。一九八九年，全国进入治理经济环境的调整期，乡镇企业面临“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八字方针。市场疲软，三角债困扰，资金、油料、电力全面紧张。“走遍十三县，到处喊缺钱、油、电”——那是我们最焦灼的一年。

杨局长却毫不退缩。他带着我们深入调研，向地委行署反复反映一线实情，提出“调整结构、巩固提高”的思路。一九八九年七月，行署正式出台文件，推动乡镇企业由重外延转向重内涵，走速度与效益并重的路子。一九九〇年底，在重重困难中，全区乡镇企业发展到六万八千多个，总产值十七点七亿元，收入十六亿元，利税大幅增长，全员劳动生产率接近六千元。主要产品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突破，乡镇企业在调整中渡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

那段日子，杨局长没有一天不在跑企业。他的嗓子常常是哑的，嘴唇是干的，但眼睛里那股劲始终没有灭。他常说一句话：“越是困难，越要给企业撑腰。”

六、三件实事

杨法宗个性鲜明，一身正气，从不会小声说话。有人来反映问题，他拍桌子就叫人当面对质，蓄意搅局的人在他面前占不到便宜，机关里渐渐风清气正。但他不光是“炮筒子”，更是个办实事的人。有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件，政策服务。

河津振兴公司新建电解铝厂和电厂，正是资金最吃紧的时候，税务部门却来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近二百万元。厂长史民志急得团团转，事先根本没有这笔预算。

杨局长一听，让我连夜查文件。翻到深夜，终于找到国务院文件——明文规定乡镇企业免征此税。他第二天揣着文件跑到地区税务局，坐人家办公室不走，一条一条念给人听。税务局的同志被缠得没法子，文件白纸黑字，最后依法免了。近两百万税款省下来，厂长史民志握着杨局长的手直发抖，话都说不出来。

还有农字号企业的免税与补贴，他带着我们跑省里、跑北京，为卓里机械厂、永济牧农商公司等企业落实国家扶持政策。他说：“政策就在那里，你不去争，它就落不了地。企业等不起。”

第二件，利润分配审批。

那些年，不少乡村集体企业被承包后“分光吃净”，不折旧、不提留，积累几乎为零。有的乡村政府把企业当“小金库”，乱摊乱要。杨局长看得心疼，说：“这叫杀鸡取卵！把下蛋的母鸡都杀了，明年喝西北风去？”

他硬是拉着财政局联合下文，筹建了乡镇企业会计学校，为各县（市）培训合格财会人员，组建专业队伍，逐年逐企业搞利润分配审批。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三年为企业增加积累近八千万元，补缴税金两千五百多万元，集体经济得到实实在在的壮大。

有人背后骂他“多管闲事”。他听见了咧嘴一笑：“骂就骂吧。过两年企业有了积累上了新项目，他们得谢我。”

第三件，大观摩。

一九九一年，经济环境依然偏紧，杨局长要求机关“困难面前首当其冲”。我们深入调研，反复建言，地委行署最终于五月出台了三十八条扶持措施，条条干货，省局转发全省，企业为之振奋。

紧接着，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地委行署组织了百余人、六天行程千余公里的全区乡镇企业大观摩。时任地委书记崔光祖、行署专员吴昂带队，各县一、二把手、分管领导、局长、重点乡镇书记镇长悉数参加。那几天，杨局长走在队伍里，腰板挺得笔直。每到一处，他指着那些轰隆隆运转的机器、那些脸上放光的农民厂长，对身边的人说：“看，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劲头！”

七月八日，《运城报》整版刊出报道，标题掷地有声：“经济要发展，思想要解放，乡镇企业要大上。”号召全区像抓农业一样抓乡镇企业。

那是杨法宗作为乡镇企业局局长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刻。

七、送别

然而，谁也没想到，观摩刚结束不久，一纸调令下来——地委派他去物资局，收拾另一个改革中的“烂摊子”。

走的那天，我去办公室送他。他正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全是书和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见我过来，招招手让我进去，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旧笔记本递给我。

“拿着。这些年下乡调研记的东西，都在里头了。你接着用，别让它们断了。”

我接过来，厚厚的本子，纸页已经发黄，密密麻麻全是他的手迹。哪个厂缺电，哪个产品滞销，哪个村办企业被乱收费了，每一条后面都打着问号或叹号。翻开，里面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他用铅笔写的两行字，墨迹洇开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乡镇企业搞好了，老百姓碗里就有肉了。”

我合上本子，叫了一声：“杨局长……”

他摆摆手，转身走了。走廊里他的脚步声还是那么响，一步一步，敲在心上。

八、回响

杨法宗走后，我在乡镇企业局又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我自己也调离了，但那个笔记本一直带在身边。

如今他已作古多年。每当我路过那些仍在运转的老乡镇企业，看见车间灯火通明、听见机器轰鸣作响，我就会想起他——想起那光脚站在汾河大坝上的背影，想起风吹外衣指点勾画蔬菜基地的光影，想起他在资料堆里伏案到天明的侧影，想起他把笔记本递给我时那双光亮的眼睛，想起他思想敏锐、笔锋过人、领导有方的卓然风姿……

他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写材料、怎么看宏观经济。他教会我的是：一个党员干部，脚底板的泥有多厚，心里的百姓就有多重。

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但那些身影不应被遗忘。

杨局长，我记得您！

（本集完，待续下集：我与陈永桂）

2026年8月于运城

晚年的杨法宗

时代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