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玉栋ll自传体回忆录（上）

夏威夷

【作者简介】靳玉栋，1934年生于北京。 籍贯：河北省徐水。 初中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学。大学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 重型机械自动化国家级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受聘国外工作26年。

经纬电控 山海平生（上）

一一靳玉栋自传体回忆录





　　

作者：靳玉栋

20260718

靳玉栋自传体回忆录一一目录

目录

序言

1. 小的时候。

2. 哈工大预科。

3. 哈工大。

4. 在太重工作。

5. 教训。

6. 设计成果。

7. 回忆文革。

8. 干部下放劳动。

9. 研制可控硅串级调速。

10. 太重计算机技术的开发。

11. 研发钢管喷字机和出访欧洲。

12. 研发遥控吊车技术。

13. 自太重退休后到海外工作。

14. 改造大功率变流器。

15. 30万吨线棒材的试动和升级。

16. 高速启停式飞剪的研制。

17. 马尼拉的两次大洪水。

18. 在异国过生日。

19. 研制同位素检测仪。

20. 难忘的旅游胜地。

21. 回国啦。

22. 我喜欢动手。

23. 国家级专家的事儿。

24. 回忆亲人父母和妹妹。

25. 回忆亲人叔叔和舅舅。

26. 享受轮椅服务。

27. 相聚



序言

一九五六年，我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成毕业。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和我们五六级铭言“深入理解，独立思考”。，深深烙印在心底，严谨务实的工科功底，为我毕生深耕重工业轧钢设备的自动化、计算机控制事业筑牢了根基。这束来自松花江畔学府的工科薪火，数十年来，始终指引着我的人生路。

整整六十四载光阴，我全部投身于钢铁重工领域的工控事业，专攻轧钢成套设备的电控和计算机自动控制工作。前三十八年，服务国内大型工矿企业，全程参与轧钢电控系统，优选方案，精心设计。一路走来，亲眼见证国内轧钢产业不断升级，老式电气控制逐步升级为现代化的计算机程控体系。

此后二十六年，远赴海外英语国家的大型钢铁企业，率先攻克口语关。依旧坚守本行，深耕炼钢，轧钢控制技术。在异国的钢厂里，工作涵盖设计绘图、程序编写、设备试制、现场实操、系统调试以及后期运维维修，整套环节亲身践行。纵然山海相隔，工业环境与技术标准各不相同，但精益求精的本色从未改变。在实操中接轨国际先进的轧钢控制理念，对比海内外重工技术的差异，取长补短，脚踏实地打磨每一处技术细节。

匆六十四载，当年走出哈工大的青年，转眼已是满头白发。我的这一生，少有跌宕传奇，常年与轧钢设备、电路代码、控制程序朝夕相伴，日复一日钻研打磨，认认真真处理每一项技术工作。一台台钢铁轧机、一套套控制系统，默默记录下我所有的耕耘与付出。

时至暮年，回望来路，靠着严谨作风，始终有爱妻陪伴。走完了横跨海内海外的工控之路。提笔撰写这本回忆录，不求虚名，只是如实记录这一生扎根钢铁轧钢行业的亲身经历。记下国内重工建设的点滴过往，记下在海外钢厂全流程实操的心得体会，有喜，有乐！留存老一辈重工自控技术人脚踏实地的坚守。

也愿这些点滴经历，能够勉励后来投身工科、从事钢铁自动化行业的后辈，恪守匠心、笃行实干。以此文稿铭记来路，致敬我无怨无悔的电控一生。

靳玉栋 2026年7 月20 日

1. 小的时候

我生于1934年。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26年——我，九十二岁了。

回望这一生，像一场老电影，每一帧都还在心里清清楚楚地放着。

我想说说我的娘。

山东人管母亲叫“娘”。我娘原名牛苓先，当年考大学时，借用了杨秀珍的中学毕业证书，从此便用了这个名字。她上北京艺术师范专科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出生了。襁褓中的我让她实在没法安心读书，只好把我送回山东青州的姥姥家。

于是，我和妹妹靳玉蓉——后来因与徐水老家堂姐重名，改名靳苓——从小在姥姥家长大。

山东的姥姥家，有这些人：

姥爷是个慈祥的老人，在城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卖些日用杂品、油盐酱醋。

姥姥是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里里外外地忙，把家打理得妥妥帖帖。我还记得，院子里有个灶台，她常常站在那里，给全家人摊煎饼。

大舅舅牛X先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被枪杀了。听说，当时如果从后门跑，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可惜啊。

小舅舅牛道先，比我大八岁。有一回他想去游泳，怕我出事，就把我绑在河边树上。我回来后咿咿呀呀地跟姥姥告状，姥姥气得追着他打——可她那双小脚，哪里追得上啊。

我五岁那年，娘来接我回北京上学。

记得先坐轮船到天津，再转火车到北京。坐火车从青州到青岛时，我望着窗外，看所有人都在往后“走”，觉得好奇怪。到了青岛，看见一艘大船，高高的悬梯通向船上。娘和一位女伴带着我，一起从青岛乘船去天津。路上为了安全，那位女伴扮作父亲，娘扮作妻子，像一家三口的样子。从天津到北京，又换了火车。

在北京，我们住在和平门外永光寺。我上了永光寺幼儿园。

怕我考不上，娘事先跟幼儿园老师通了气，告诉我“鸭子缺一只眼睛”“小狗少一条尾巴”之类的话。入学考试时，老师还没画完鸭子，我就喊了出来：“那只鸭子没有眼睛！”在场的人都笑了。

记得刚回北京时，我还舍不得断奶。后来被邻居笑话，也就不再吃了。

之后，我家搬到和平门外西琉璃厂南柳巷64号。那是一座四进的大院子。

第一进院，住着看门的长班一家四口。

第二进院，住着高宝印家，他是药品中间商，家里有爷爷奶奶、夫妻俩和儿女高英华、高英杰、高士华等。

第三进院，有一棵大槐树，一个公用厕所，还有一间东房堆着各家的杂物，没人住。

第四进院是四合院。我家住北房。南房是史国存家，史国存跟我妹妹靳玉竹年纪相仿，家里有父母和爷爷奶奶五口人。东房是厨房和一间小屋，住着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女学生。西房住着一家三口，男的是警察。

后来，我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学校在和平门外大街。从1941年到1946年，我在那里读书。

父亲跟附小的老师熟，经他推荐，我去北京广播电台的小朋友节目讲故事。父亲事先在家把故事内容告诉了我。那天到了六部口长安西街的电台，我站在麦克风前，屏风后有一位阿姨帮我张罗。开播后我紧张得忘了词，阿姨提醒了才接着讲下去。

讲完之后，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回南柳巷64号。

因为表现不好，我再也没去电台演播过。后来师大附小成立合唱团，也没有叫我参加——想来，我的智商实在是不高吧。

那时候正是日据时期。学校里有日本顾问，小学生要学日语。同学们对日语都不感兴趣，不过是应付了事。

我的妹妹靳苓和靳玉竹也都就读于北京师大附属第一小学，靳玉竹还在上幼儿园。靳苓非常尽责，每天都要把妹妹送进幼儿园房间，帮她挂好帽子和围巾，才去自己的教室。

每天早晨，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去上学。那时生活很苦，没有早饭，中午饿着肚子回家，赶紧吃午饭。

那时候，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中国人不能吃大米，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要坐牢。大米饭是专供日本人的。

日本投降前夕，北京的粮食极度紧张。粮库里腐烂变质的东西，和地上扫起来的米面，混在一起磨成面粉，卖给老百姓——叫做“混合面”。

我真不记得在小学时吃过什么大米饭或者炖肉。

有一年，父亲带我去天桥买猪下水准备过年。好不容易看到一副下水，一掏兜——钱被小偷偷走了。只好扫兴而归。

那年过年，一家人只能唱着歌过年。没有肉吃，也没有像样的饺子。

记得小学六年级时，那是1945年，日本人快投降了。天上有美国的B29轰炸机飞过，是双机身的飞机。同学们都躲到墙角，仰着头望。日本的高射炮够不着B29的高度，根本打不下来。

日本投降那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和平门外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那是一所很正规的学校。后来才知道，钱学森也曾在这里读书。至今学校里还留着一间教室作为钱学森纪念馆，陈列着他当年的毕业证书和成绩单。

初中时，印象最深的是物理课。

有一次物理老师讲电学，他拉着同学的手，十几个同学手拉手围成一圈。当老师接触电极的瞬间，电流穿过大家的手——所有人都哆嗦了一下。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下的震动。

初中的生物课老师，我们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细胞”。

体育课改成了童子军课。每人发了童子军服，戴着带圆圈的大檐帽，小腿扎上裹腿。我们还去中山公园露过一次营。

初中毕业时，已是1949年。北京解放了。

随后，学校来了一大批从解放区排着队来的中学生，听说他们是从延安来的。他们每天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校园里行动，去饭厅吃饭，在学校里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还记得，我舅舅当时是北京的地下工作者。

解放军入城那天，舅舅带我去西单观看入城游行。

2. 哈工大预科 1949年，我从师大附中初中毕业。

考高中那年，我同时报考了四中、师大附中，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结果——三所学校都考上了。

在选哪所学校的时候，我的舅舅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做地下工作，心里一直向往着老解放区。哈尔滨，正是老解放区。他鼓励我去哈工大，又说服了我的父母。就这样，我下了决心，去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是中长铁路的技工学校，最早由俄国人创办。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学校被日本人接管。1949年哈尔滨解放后，才回到中国人手里。那时候的学生大多有铁路背景。1949年入学时，我们还算是铁路职工，每年享有两次免费乘火车的待遇——寒暑假从哈尔滨回北京，都不用买票。

当年师大附中考入哈工大的，不止我一个人。我记得的，还有吴德海、谭幼谦。

从北京坐火车去哈尔滨，路途异常艰辛。战争刚刚结束，铁路地基不稳，火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本科校区在南岗区。十月革命后，不少地主和富农逃往美国、西欧，其中一部分辗转来到了哈尔滨。于是，这里的建筑和街道，布满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情。著名的喇嘛台、大教堂、中央大街、太阳岛，还有随处可见的俄罗斯式别墅——都让人怎么也看不够。那时候城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开的理发馆、餐厅和电影院，是学俄语的好地方。学校里，从教务主任、班主任，到门卫、清洁工、衣物保管员，很多都是白俄人。

预科校区在平房的沙曼屯。后来我才知道，那附近就是731部队的遗址。

回想在预科的日子，有几件事怎么也忘不了。

第一、建校劳动。
新来的同学们一起在操场、宿舍、办公室、教学楼里打扫卫生，清理杂草。那时候，我们参与了大量的建校劳动。

第二、支援抗美援朝。
学生会的干部组织我们去居民区宣传，分组深入各条街道，给老百姓讲抗美援朝的道理，增强大家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寒暑假的时候，各乡镇用大车拉着我们宣传组，住进屯子里，演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话剧，唱革命歌曲，帮乡亲们树起信心。在学校里，我们还一起炒面，送到朝鲜前线，给志愿军战士们吃。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侵犯东北，我们还参与了修建保护我方战机的“机窝”。

党组织召开过公开大会。我记得会上，人事科长胡夕介绍了模范党员刘志家的事迹，在场的同学们都纷纷称赞，我当时也深受感动。刘志家在哈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后来当了洛阳拖拉机厂的厂级领导。

1949年9月18日——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这个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沙曼屯驻扎着苏联坦克兵团，常有年轻战士到教室里来访问。我们正在拼命学俄语，这正好是练口语的好机会。他们从苏联来，在这里维修坦克，供给志愿军使用。那时候的哈尔滨，是抗美援朝的大后方。

第三、学习。
预科阶段，主要学俄语和高中课程。

俄语老师叫舒托娃（Шутоша），是一位身材丰满、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美女。俄语会话老师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是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太太。

几何老师在第一次课上，只教了我们一个俄语词——“Параллелепипед”（平行六面体）。这个词，我终身难忘。

初级班8A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右侧，同桌是郑光迪。两年后，她被派往苏联学习，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升到高9班后，同桌是朱志超，他后来当了北京机械学院院长。他们都是红二代。

我还记得的同学，有张玉君、吴钟琪、范遂……

张玉君后被派马苏联深造，学习的是地质。回来在地质部地质遥感中心工作，是一位出色的女科学家，她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状。她著有《张玉军地质勘查新方法研究论文》。

吴钟琪毕业后分配到了太原工业大学教书。他熟练掌握英文和俄文，改革开放后引入西德，涤纶制造技术。他翻译了全部流水线的技术条件和方法，在全国其他厂推广使用。

那些人，那些日子，都还在心里。

3. 哈工大 1951年，我从哈工大预科毕业，升入本科。

学校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上。那时候，校内白俄人多，高干子弟也不少——高岗的儿子、刘少奇的儿子、饶漱石的女儿……他们多在苏联读完中小学，回哈工大读本科，平日爱穿俄式服饰，女生冬天也穿裙子，上课时总坐在最后一排。

说起哈尔滨的白俄人，实在值得一记。

喇嘛台大直街上，常能见到喝醉的白俄男人，躺在冰冷的石头大街上酣睡——谁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醒来。白俄姑娘呢，无论冬夏都穿裙子，似乎从来不怕冷，真叫人纳闷。两个白俄妇人在街上相遇了，便站着聊起家常，裙子里丝袜裹着的大腿冻得冰凉，边跺脚边说话，说完各自匆匆回家。白俄老太太们也穿裙子，不过裙子是棉的，里面套着毛线长袜。无论老少，白俄女人一辈子都穿裙子——这大概是她们一辈子的习惯。

我们经常排着队，到中长铁路俱乐部去看俄文原版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宁格勒大血战》……

大学一年级的物理、化学、微积分，都在阶梯大教室上，俄国人直接用俄语讲授。理论力学初期也是苏联教授来教，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员同样是白俄人。那时候在哈工大读书，感觉和去苏联留学没什么两样。

微积分老师只有一只胳膊，右手只有两个手指头。他拿粉笔的时候，手掌是平行于黑板的。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Опал。

物理实验室的指导老师，我经常和他联系实验工作。当我叫出他的全名——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的时候，他异常兴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到了大学二年级，按机械、土建、电机分了专业班。专业基础课——电工原理、机械原理、材料力学、理论力学、企业管理——开始由中文老师授课。教电工原理的俞大光老师，板书工整漂亮，讲课由浅入深、生动透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学三年级，进一步按专门化细分，分为高压、发电厂、电机制造、工业企业电气化等。

50年代的哈工大，主要围绕经济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课程设置也紧扣这个中心。到1971年，哈工大从民用转向军用，部分民用专业分别转到富拉尔基、深圳、秦皇岛等分校，本部则以航天工程、精密机械等专业为主，成为国防七子之一，也是美国制裁的第一所中国大学。

我被分到工业企业电气化班。同学有尤德斐、赵新民、刘占陞、柳国成、罗勤敏、于岩、闫淑瑜、吴锡存等。

好友尤德斐在校时，我俩早晨起来就跑步——从二宿舍沿西大直街跑向喇嘛台。旁边是有轨电车，我们和电车赛跑，车里的人朝窗外招手微笑。跑到喇嘛台体育场后，再围着跑400米或800米，然后回学校吃早饭。尤德斐毕业后到杭州，担任了杭州测量学院的院长。

另一位好友赵新民是运动健将，单杠、双杠玩得行云流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曾自费赴美，向哥哥学习计算机技术，回校后在哈工大仪器仪表系主教计算机仪表，他的”智能仪器原理及设计”成为高等学校的优秀教材被广泛使用。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得了大叶性肺炎，住在南岗区医院。记得刘占陞同学去医院看我——让远离家乡的我感到十分欣慰。他毕业后分配到锦州市水泥厂工作，至今已失去联系。

柳国成、罗勤敏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建筑工程公司。公司里有几台塔式吊车，两人实在觉得无事可做，写信到太原问我。我便将他们介绍到一机部的重型局——即三局。领导把他们安排到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他们很感激我的引荐。后来罗勤敏与鞍山钢铁公司一位女职工结婚，调到鞍钢炉焊管厂，我们成了重型机械方面的同行，业务上常有往来。

女同学于岩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到苏联深造，回国分配到一机部电器科学研究院。

吴锡存是班里的老大姐，后来分到北京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毕业后只见过一面。

闫淑瑜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市六铺坑北京低压电器厂。

专业课——工业企业供电、工业电子学、电力装备等——也由中文老师讲授。夏德黔、潘铁宝两位老师在讲工厂电力装备课程时，由浅入深，使我们对工厂各类设备的电力装备和控制系统有了清晰的了解。

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三年级的认识实习、四年级的工厂实习和五年级的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时，我被派往佳木斯电机厂。这次实习让我完整了解了电机制造从硅钢片到成品装配，再到出厂测试的全过程——既生动，又充实，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十分愉快。

工厂实习时，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了鞍山钢铁公司，深入初轧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二薄板厂，详细了解了生产流程。那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毕业实习，我被派往大连造船厂，同行还有郭文安等同学，郭文安担任实习队长。实习重点是造船用的塔吊。通过这次实习，我对生产机械的电力装备实际运行情况和电力传动的特点有了深入了解，并初步运用学校里学到的电工原理知识，在大连造船厂的焊接搭接点做了功率测试——增强了现场工作的实际能力。

毕业考试与其他大学不同，采用的是口试。

一群老师坐在桌后，其中有从清华、东北工学院等校聘来的老师。被考的学生站在黑板前，边叙述自己的毕业设计，边在黑板上书写公式。叙述完后，各位老师随机提出各种问题，看你回答得是否清楚、正确。最后老师们闭门讨论，给出毕业评定。

由于我的主要专修课程全部为五分，加上毕业答辩结果，毕业文凭上专门加了一行红字：“成绩优秀”。

暑假时，我曾和同学范遂等人，吃过午饭一起去松花江游泳。花一毛二分钱登上过江的渡船，有时还帮船工划桨。到了对岸，尽情玩水，直到下午才赶回学校吃晚饭。那时晚饭主要是高粱米，还有用玉米和豇豆煮的“大碴子”——非常好吃。

另外一项主要的运动，就是滑冰。

哈尔滨从11月到第二年的4月，有长达六个月的冰冻期。所以滑冰是最好的运动——体育课，就是滑冰。


4. 在太重工作 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了太原444工厂。说起来，我父母亲都在山西大学，所以能分到太原，对我来说，就是回家了。那时候心里头那股高兴劲儿啊，真是说不出的滋味——又甜，又暖，又踏实。可是，444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

下了火车，坐上六路公交车，一路晃到和平北路的洋灰桥。到了地方才知道，原来444厂，就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去干部科报到那天，记得是在招待所里，先后见到了从上海交大毕业的盛静生、高英华等人。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北区的12宿舍。如今回想起来，那栋宿舍楼的样子，还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就像昨天还住在那里一样。

我被分配到了设计研究所。电气室的主任是陶绍先，还有常瑞看、周孝信、王耀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起重机的电气设计。我刚到的时候，厂里已经试制成功了50吨的桥式吊车，紧接着又在开发100吨的——有铸锭吊车，也有铸造吊车。

我自己曾经亲手设计过一台50吨桥吊的电气传动和滑线系统。说实话，起重机的电气传动设计，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因为我的毕业设计就是起重机，毕业实习也是在起重机上。更幸运的是，我手头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苏联手册——《起重机手册》。那本手册啊，后来成了电气室里最抢手、最急需的资料。靠着它，我很快就完成了设计任务，心里也渐渐有了底。

后来，厂里承接了鞍山钢铁公司76.2米运载桥的设计工作，这个任务，就交到了我手上。我从哈尔滨秋林公司买来的那本《起重机电气手册》，成了我最重要、最信赖的参考资料。那本书里，详细罗列了起重机的所有电气设备——鼓形控制器、转子电阻，还有配套的MT起重专用电机的电阻数值，一应俱全。

初步设计时，我们采用了阻尼系统的电动发电机方案。机电部和冶金部共同在鞍山钢铁公司举办了电气审查会。会上特意请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电力传动苏联专家，还有我的老师夏德黔。那位苏联专家非常详尽地罗列了电动发电机组的优缺点，并与交流传动的电力消耗一一对比。最后，会议决定采用交流传动为主。

那次审查会的结论，深深地教育了我——不能只从理论出发，更要结合我们国家的现实实际和经济情况来做决策。不过后来，冶金部并没有向太原重型机器厂订货，而是从德国订购了第二套76米²运载桥。直到现在，鞍山钢铁公司储煤厂的那两台运载桥，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默默地、一年又一年地工作着。

随着太原重型机器厂不断扩大，我们的任务也从只提供起重机，逐步过渡到了轧钢机的生产和供货。厂里从各处调来了许多新毕业的同志，成立了电气室的轧钢组。我也被派到了轧钢组工作。

那时候，轧钢组的小组长是肖善权，组员还有吴诸宽、闫庚生等人。记得太原工业学院的陶进贤老师，也曾经参加过一部分设计工作。大家对着850初轧机的各种传动，一项一项地进行电力传动计算，决定容量和工作制，分别以项目书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并存档保存起来。我还记得，自己曾为900吨大剪的电力传动做了详细的计算——那份计算书，也工工整整地存到了档案室里。

1958年，首都钢铁公司新建300小型轧机。原料首钢提供不了，所以必须先建一台850初轧机。于是，850初轧机900吨大剪的电力传动设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大剪的主要难题在于：系统的飞轮惯量值随曲拐角度变化，负载随剪切深度也在变化。为此，需要在高速轴上加大飞轮，以克服冲击载荷——飞轮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电力驱动的核心性能。我当时利用理论力学的虚位移原理和刚体转动原理，采用图解加计算的方法，把电机轴上的力矩周期曲线，一点点求解了出来。

多年以后，一位轧钢室的设计师找到我说：“找到您的计算书了！解决了我的大难题！”——那一刻，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欣慰。

我还设计过一台军工生产所需的冷轧带钢轧机。那台轧机是全直流传动，主要问题在于：当卷筒直径增加时，卷筒电机的转速必须减少，这样才能保持张力恒定。我们用的是平板控制器进行磁场控制，由电机扩大机来跟踪。具体原理是：以卷筒电动机的反电势作为基准，每当实际反电势与设定电势出现差别时，就利用平板控制器增加磁场强度，以维持反电势常数，从而坚决保证张力固定，确保可逆连轧机正常生产。

我独自完成了300带钢的设计，完整地交给了当时的0038部队军工代表。厂里生产完成后，由于保密原因，调试过程我没有参加，由军方自行进行。我相信，那里的工作一定进行得非常正常、非常顺利。

这些事情啊，就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记忆特别深、特别真。现在回味起来，也觉得特别有味道，其乐无穷。

2025年，评选我国世界灯塔工厂时，太原重型机器厂的一个分厂被选入了——那就是第三代车轮轧机。

说起来，第一代车轮轧机建在马鞍山。那台机器，就是我们太原重型机械厂生产的，图纸来自乌克兰，当时还有乌克兰专家过来指导。电气部分是我们自行设计的，我是主任设计师，负责电力传动和自动化控制。

第二代车轮轧机，是从加拿大进口的二手设备，搬迁安装在太原河西万柏林的太重厂内。

第三代车轮轧机，全部由西德进口，安装在太原免税区——就是视频里看到的那台机器。

五十年代，我刚毕业的时候，新中国被美国孤立，先进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苏联一方。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七年俄语，可以直接阅读俄语的苏联《电气》杂志。从杂志上，我了解到水银整流器的传动系统——那比传统的电动发电机系统优越得多。

电动发电机系统，需要几千瓦的同步电动机带动上千千瓦的发电机，需要巨大的地基。效率上，也远远不如水银整流器。

为了推广水银整流器电动机系统，我建议与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联合设计，得到了批准。在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合作的有室主任戴旭玉，还有刘春怀、赵合军。在那里，我还碰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同班同学于岩和刘天一。于岩在校时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留学，刚刚回来；刘天懿当时正在主持从苏联进口的M3小型计算机。

我在电器科学院的实验室里，进行了电动发电机系统的传动测试。测试过程中，不小心损坏了一块从苏联进口的昂贵电表——那件事，让我内疚了很久很久。

水银整流器系统，最后因为国内生产供应出现困难，经过沈鸿部长的批示，还是改用了电动发电机系统。沈部长指示我们：选择方案，要根据国内的经济技术发展实际情况来定，不要一味追求国外的先进水平。这个教训，我牢记终生，为我以后的设计工作指明了非常明确的方向——让我一辈子都受益匪浅。

水银整流器系统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技术发展到21世纪的现在，可控硅控制系统已经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它的理论基础，和水银整流器是一致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被派往马鞍山进行系统调试工作。除了车轮轧机，还有轮箍轧机，也都是由太原重型机械厂生产的。

随着三线建设不断推进，四川需要无缝冷轧管机。那台冷轧管机是直径150毫米的，在机电部的保密项目中，代号为016130轧机。

当时，我担任主任设计师，同时参加工作的还有刘珏仁、李赢同志。我们在设计科二楼东侧的小房间里——那里就是6130设计室。6130的主传动采用了电动发电机组的放大机控制系统，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系统了。

电机扩大机的设计，以及控制屏的生产，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委托沈阳低压电器开关厂成套提供——那是一套组合的控制门架系统，由他们整体配套完成。

这台轧机在太重第一金工组装车间进行成套试车。试车过程非常严密、非常严格，工作细致到了极点，最终取得了完全成功。可以说，为四川的某厂提供了非常完善的设计、生产和配套工作。

一机部为了展示文革后期的新技术开发成果，还模拟制造了一台直径25的冷轧管机。这台冷轧管机，决定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向全国人民展示。它的电力传动系统是可控硅装置，可控硅的传动装置由我们在厂内设计研究所的电气实验室内完成。原理设计参考了上海可控硅手册，所有元件和三极管电路都是市场采购，然后由我和李大静同志制作印刷版，汤翁为组装完成。

最后在北京展览馆试车时，工作非常完好。据参观者说，展览馆大厅内，只听得见我们的试验轧机发出轧制声响——那声音，响彻整个展览馆。

5. 教训

（一）援越轧机与电感应加热器的教训

1958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一个重点项目——援助越南太原钢铁公司的叠板轧机。说来也巧，我对叠板轧机并不陌生。因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生产实习期间，我就在鞍钢第二薄板厂实习过。所以，这个项目的电力传动部分，就由我主要负责，我担任了主任设计师。

设计中的大多数任务，我们都圆满完成。但有一件事，却成了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教训——那就是电感应加热器的设计，我们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结构强度问题。

当时，我没有认真去参照鞍钢二薄板厂的相关经验，结果导致在安装过程中，结构做得过于薄弱，设备根本无法直立。那一刻，大家都很着急。幸好，工程师赖家明果断拍板，在设备前加装了一个“门”字形的支架，才勉强把它支撑起来。看着那个临时加上的支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当初再多调研一下，何至于此呢？

第二个错误，是耐热材料的选择。

我们没有按照苏联原设计的要求来做，而是自作主张，选用了石棉绳和裸铜线。结果试车时，第一次使用后，感应圈就发生了松脱、变形，根本无法继续使用。看着那个变形的感应圈，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满是自责。

因为这是一机部的重点项目，所以引起了高度重视。后来，一机部特意安排建筑工业部的管庄水泥研究院，参与研制耐高温的石棉水泥板。我也不敢再马虎了，在研究所的强度室内专门搭建了一个试验台，对石棉水泥板在不同温度下的绝缘性能，进行了系统、反复的测量。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试验工作都经当时设计科的科长，周永桥工程师审批。最终我们得出结论：石棉水泥板的漏电情况，随温度变化及含水量大小存在明显差异，采用普通石棉水泥板即可满足使用要求。

虽然问题最终解决了，但这两个错误，像两根针一样，扎在了我心里。

（二）车轮轮毂轧机的方案之争

第一台车轮轮毂轧机的电力传动设计，是在1950年进行的。这台设备安装于马鞍山市车轮轮毂轧机厂，所有机械部分由乌拉尔重型机器厂设计，还有苏联轧钢专家参与联合设计。而我们负责的，是电力传动部分。

当时，我参考了苏联电工杂志推荐的水银整流器供电方案，心里很兴奋，觉得这是一个先进的方向。为此，我专程前往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开展联合设计，并进行了一些试验。可是，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该院也没有水银整流器，试验结果根本无法作为最终设计依据。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机部部长沈鸿到我厂进行审查。他了解情况后，果断否决了水银整流器方案，改为采用传统的电动发电机组方案。理由很简单也很现实：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生产水银整流器的厂家，而电动发电机组中的发电机，至少还可以由哈尔滨电机厂提供。

沈部长的决定，让我再次深刻意识到：先进的东西，如果不能落地，那就是空中楼阁。

（三）刻在心上的两条铁律

综合以上两个项目的经验教训，我得出了两条让我终生受益的结论：

第一，在设计中必须认真测量，任何方案的选择都要紧密结合国内生产实际。

不能好高骛远，盲目追求所谓的“先进性”。设计师的每一次疏忽大意、每一次草率行事，最终都会在现实中付出代价。

第二，选择技术方案时，必须以国内生产实际为基础，不能一味追求先进，务必立足现实条件。

这两个项目中的经验教训，像两块磨刀石，狠狠地磨砺了我，也促使我不断成长。从那以后，在我之后的设计工作中，再也没有重犯过类似的错误。

——因为那些教训，实在太疼了，也实在太深刻了。

6. 设计成果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重型机械厂，在设计科负责轧钢机的电力传动设计工作。

1958年，首都钢铁公司计划新建一套300小型轧机。可他们自己拿不出所需原料，得配套建一台850初轧机。这台初轧机上，有一台900吨大剪——它的电力传动设计任务，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肩上。

大剪设计的关键难题在于：系统的飞轮值随曲拐角度变化，而负载也随着剪切深度不断改变。为此，必须在高速轴上增加飞轮，才能克服冲击载荷——而飞轮的尺寸，直接决定了电力驱动的主要性能。

我当时运用理论力学中的虚位移原理和刚体平移原理，把图解与计算结合起来，成功求解出了电机轴上的力矩周期曲线。

多年以后，有人找到我说：“找到了您的计算书，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这种计算方法，在太重设计院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来。”

我还设计过一台用于军工生产的冷轧带钢轧机，采用全直流传动。它最大的问题是：当卷筒直径增大时，卷筒电机的转速必须相应降低，才能保持张力恒定。控制上，我用平板控制器进行磁场调节，并由电机扩大机实现跟踪。

这些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记忆犹新，回味起来，别有一番乐趣——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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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从美国引进了一台变断面矫直机，用于矫直飞机机翼用的冷轧铝板。这台设备控制技术非常复杂，采用计算机控制。为了避免美方人员长期驻在西南铝加工厂，设备被安装在北京钢铁学院专门为其建造的厂房里，由西南铝加工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和太原重型机械厂联合组成调试小组进行调试。

调试过程中，直流驱动柜出了故障。美方专家把元件拆下来测试——可他们自己却不会测。我便教他们如何测试可控硅。从那以后，那位美国专家对我格外友好：只要我一到现场，他就搬来椅子让我坐下看调试。不过，最终因为计算机故障，这台矫直机并没有完全调好。

后来，这台设备从北京钢铁学院拆下来，运往西南铝加工厂。而那座厂房，成了如今北京钢铁学院的室内体育场。

当时，我是太原重型机械厂计算机中心主任。我们利用130计算机成功实现了变断面跟踪，获得成功，最终荣获机械机电部一等奖科研成果奖。

2022年，世界灯塔工厂评选中，太原重型机械厂的一个分厂成功入选。

那是第三代车轮轧机。第一代建在馬鞍山，机器由我们太原重型机械厂制造，图纸来自乌克兰。乌克兰曾派专家来华——而我是第一代车轮轧机的电气部分主任设计师。第二代从加拿大引进，建在太原河西万柏林；第三代全部从西德引进，建在太原免税区。太重的一个分厂入选世界灯塔工厂，是一份殊荣——标志着这个分厂在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在我担任第一代车轮轧机主任设计师时，曾面临方案选择。最初选定了水银整流器系统，并与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联合设计。后来因为国内生产供应遇到困难，经一部沈鸿部长批示，最终改为电动发电机系统。

回忆被评为国家级专家的事——

1949年解放后，随后的三十年间，技术人员并没有实行职称制度，统称为“技术员”，而且工资长达三十年未作调整。

直到改革开放后，首次工程师职称评审工作由国务院主持开展。1984年，我被评为国家级专家。内心十分意外——毕竟厂里比我年长、资历更深、贡献更大的老工程师还有很多，为什么是我？当时在重型机械厂电气领域，只有我和王子鑫两人获此荣誉，心中不免困惑。

后来在2012年，我从菲律宾回国时，干部处一位同志告诉我：“评审之前，咱们厂的夏纳厂长曾被北京一机部三局的领导叫去，特别嘱咐——太原重型机械厂若评国家级专家，一定不要忘了靳玉栋，必须把他评上。”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回想起当初评审高级工程师时，曾安排我考核俄语，由刘锡山主持考试。他选了我所熟悉的拖动俄文教材中的段落让我翻译，我顺利完成——当时还纳闷为何如此顺利。如今看来，一切皆有缘由。

根据1984年一机部下发的文件，明确写明：靳玉栋与王子鑫被评为国家级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津贴。

如今已是2025年。回顾往事，串联起几段经历，或许能解释其中的缘由：

1978年左右，一机部三局告知：营口铝材厂引进了一台铝材挤压机，可以去找图纸资料。总工程师余寿熙让我陪同锻压主任熊幼珍前往营口铝材厂。对方起初不愿提供图纸，但承诺：若能派人修好这台设备的电气故障，便提供全套图纸。

我内心忐忑——毕竟面对进口设备，修不好难免尴尬。到场检查电机控制箱及集成电路原理图后，我发现四个入口中只接入一个，其余空闲。便将控制线改接到另一入口——设备竟奇迹般恢复正常。厂方信守承诺，交付了全套图纸。

事后想来，问题虽简单，但或许正是这次成功，给一机部三局留下了印象。

第一

1968年，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的先进技术展览会上，太原重型机械厂展出的25mm冷轧管机，其电力拖动系统采用可控硅及集成电路控制，由我主持设计。系统在电气实验室完成组装，李大镜负责印刷板，汤文为负责柜体组装，之后随设备运往北京参展。

据后来赖家铭总工程师回忆，当时展馆中多数设备无法正常运行——唯有我们这台冷轧管机持续演示，十分突出。这件事发生在北京，一机部三局领导很可能也知晓。

第二

西南铝加工厂从美国引进的用于飞机机翼制造的变断面矫直机，采用计算机控制与可控硅拖动。为保密，调试工作设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实验车间，由美方拖动与计算机专家带队，我方协作。

调试中可控硅出现故障，需拆卸检测。由于我在太原时已接触过可控硅，熟悉测试方法，操作较为熟练。美国专家见后，甚至特意为我安排座位方便工作。这件事也在北京进行，自然可能进入部局领导的视野。

第三

后来，我厂也为西南铝加工厂提供了一台同类计算机控制的变断面矫直机，为我国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项目是一机部的重点科研项目，技术审查会由一机部和冶金部联合主持。

第四

轧机串级调速使连轧获得成功，也是在北京钢铁学院和天津轧钢一厂，并在一机部三局的支持下实现的。为此，一机部三局还在天津召开了一次全国热连轧机串级调速经验交流会。这些，自然都铭记在一机部三局的领导们心中。

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始终紧跟世界先进技术。今天想来，营口挤压机故障的解决，或许换作其他同行也能完成——但在那个年代，这些经历或许默默构成了我被评为专家的背景。

获评国家级专家后，相关工作与社会职务也逐渐增多：夏纳厂长推荐我担任山西省自动化学会与计算机学会的副理事长，我也成为山西省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后来，我先后被任命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太原重型机器厂计算机中心主任。

如今，这些事情已过去近五十年。我们这一代人，已步入耄耋之年。

回首往事，点点滴滴——仍感回味无穷。

7. 回忆文革

1966年，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太原重型机器厂也受了社会上的影响，开始了夺取资本主义当权派权力的群众运动。

最先夺权的一派叫“红旗”，是由厂内一部分职工组织起来的。后来，又有一派夺权的叫“东野东风野战军”，是由一批复转军人组成的。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厂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武斗中免不了误伤，甚至也死过几个人。厂子被夺权后，生产陷入停顿，职工无法正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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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夜晚，我的胃溃疡突然发作。

夜里起来大便，便在了脚盆中。第二天早晨一看——是黑色的。

我夫人张佩华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紧急呼叫救护车，把我送到了省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过检查，确诊为胃出血，需要开刀。我夫人认为应当保守治疗。还好，住院一星期后我便出了院，回到山西大学的母亲家中休养。

病好之后，回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厂里仍然停产，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于是我开始在家中制作大衣柜、厨房的厨具柜。从木材加工厂买到条状的床用木板，用简易的锯子破开、刨平、包边，做成简易的大衣柜和厨房用具柜。虽然不如买的好，但总算有了事做。同事们也效仿我，借用我的简易工具，在家里制作衣柜。

我还从山西大学生物系的老师那里学到了用猪油和火碱熬制家用肥皂的方法。做出来的肥皂形状不好看，但非常好用。

后来，军管会进驻太原重型机器厂，武斗逐渐停止，终于可以上班了。

但没有设计任务。我们便在实验室里开展了一系列试验逻辑元件活动——最初是按照我手头上的一本苏联手册进行的。这些实践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控制系统的理解，也为后来掌握可控硅计算机控制技术打下了基础。

我们利用吴诸宽从北京冶金部自动化院学到的逻辑元件知识，请梅建蜀同志从太钢试验车间买到脱模合金。我和徐顺奎、李大静等同志将其破碎成条状，经过退火处理，绕制成磁环，制作逻辑元件——也就是“与非门”、“或门”、“放大门”等，用来替代过去的接触继电器操作控制。

后来，我们又制作了可控硅供电和控制系统，用来传动25毫米的冷轧管表演机，并送到北京展览馆进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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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顺奎还骑自行车到太钢的十三冶调整队实习，参与引进自西德的第七轧钢厂的电气传动调试。

西德轧钢厂的电力传动当时十分先进——都是由半导体逻辑元件组成的控制系统，大功率直流电动机则由引燃管供电。熟悉了这些知识，对我们后来理解成套的可控硅控制系统非常有帮助。

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电调队的领导对我们的举动十分支持，还提供了宿舍，避免了每天劳累地穿越汾河几十公里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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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天，军管会宣布：下放256名技术人员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在名单之中。

于是，我们全家四口人一同到了太原市西陵井的泉水沟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有人被安排在了阳曲县的东凌井，但大批技术人员还是去了古交。

回首那段岁月—动荡、困顿、迷茫——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依然在想办法做事、做东西、学知识。或许正是那份不肯停下来的心，才让我们最终走出了那个年代。

8. 干部下放劳动

第 一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命运在一夜之间被改写。

突然有一天，我被告知——要下放到阳曲县西凌井的泉水沟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且，必须在指定时间内离开设计科。更让人措手不及的是：全家都去。

我的夫人张佩华，在医院手术室工作。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脱下白大褂，和我一起回家，急速准备下放的行装。她没有一句怨言，眼神里只有坚定——与我同行，共同面对未知的农村岁月。

家中的东西太多了，怎么办？

尤其是那些我不惜工本买来的俄文专业书籍——每一本都曾是我心头的珍宝。无奈之下，我借了设计科的一辆小平车，把从哈尔滨和太原买来的一车俄文书籍，全部拉到了迎泽桥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当作废纸卖掉。

那一刻，我的心在滴血。

卖掉书后，家里剩下的就只有衣物、大衣柜等几件家具，大概能装上一辆汽车了。

第 二

终于，那一天来了。

一辆大卡车停在门口。我和前来帮忙的同志们，事先把煤糕摆在下面，上面再放上大衣柜、箱子……孩子和我母亲坐在司机室里，一路向北出发。我和夫人张佩华坐在车上，一路看着沿途的风景。

一路向北。

经过和平北路。经过当时叫做兰村机械学院的地方。再向北，就到了西凌井沟。

汽车一头钻进山中，在菱角沟内上坡、颠簸——整整三十里之后，才到达西凌井。而我的目的地是泉水沟大队，还要再往北走七里地。

终于，到了我插队的地方。

早已在那里等候的贫下中农们，热情地帮我们卸下衣物、大衣柜、煤糕……送到我的临时驻地。这时，汽车拉着我母亲回到了太原。

母亲到了田荣伟家——那是玉蕾的朋友——眼泪如雨珠般落下，却没有哭出声来。

那无声的泪水，比任何嚎啕都更让人心碎。

此时，我的父亲被下放到了东凌井。我的小妹妹靳玉蕾，正在住校上高中。全家离散，唯独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山西大学一间宿舍里。

第三

和我一同下放的，还有锻冶处的周修恭工程师，他是单身一人。我的同事李大静和池淑兰，在西凌井大队——那是公社所在地。还有几位住在了扫峪，距离我们再往北七里地的一个村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每天下地劳动——施肥、除草、收割、耙场，和农民一模一样。

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长时间？不知道。工资发不发？不知道。商品粮有没有？不知道。我们只是一心听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踏踏实实地接受再教育。

儿子靳凯坐在村黑龙庙的教室里第一排，女儿靳珊坐在第五排。同在一间教室里，有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一位老师姓郝，上课时，先给一年级上课，其余五个年级的同学自习；然后再给二年级上课，其余五个年级自习……

那位姓郝的老师，真是万能教师——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要教授小学所有六个年级的全部课程。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岳母从山东济南也来到了我们插队的地方，帮我们做饭。

第四

还好，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依旧按时发放，商品粮也按时领取。大队派了一头小毛驴，我赶着小驴到公社所在的粮店，领取定量的粮食。在农民看来，我们过着“天上”的生活——我还有白面吃。而全山沟的农民，一年当中只有过年才有白面吃，因为他们当地只种玉米和谷子，从没种过麦子。

我的夫人张佩华，在大队里担任赤脚医生，并教授一位年轻人共同参与医疗工作。

泉水沟大队虽然有一个泉眼，但流水稀少，要彻夜排队，一瓢一瓢地舀进自家的水桶，再挑回家中食用。遇到水流特别少的时候，就要到七里地以外的扫峪村去担水。那一担水挑回来，通常已经洒掉了半桶——因为山路崎岖不平，水自然会晃荡出来。

山中的野鸡、兔子十分多。供销社一位职工卖给我一条单管猎枪。我闲时就到山里去打鸡、打兔子吃。野鸡的羽毛十分漂亮，长着长长的、颜色鲜艳的尾巴。

重型机械厂的打猎爱好者们，也在休息日上山到我家，我们一起进山打猎。

第五

话说回来——重型机械是单件小批生产，不像汽车、拖拉机那样，一张图纸可以生产成百上千台。重型机械，每一台都不一样。没有了设计人员——因为大部分有知识、会设计的256人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就没有了图纸。面临生产的巨大危险。

这时，忙坏了厂里的军管会领导。他们赶紧召回这些由他们下放到农村的技术人员。一场声势浩大的“回厂运动”，紧锣密鼓地执行着。

可是，住房已经没有了，没有办法安排所有回厂的人员。所以我还在农村继续待了下去。

直到1973年，我才终于回到设计研究所，结束了那段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

第六

三年。

一千多个日夜。

山里的风，沟里的水，担水的艰辛，卖书的心痛，母亲的眼泪，妻子的无怨，孩子们的教室，山鸡的羽毛，小毛驴的蹄声——都留在了西凌井，留在了泉水沟。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9. 研制可控硅串级调速 一九七三年，我从西陵井插队归来，重返太原重型机器厂。那段与世隔绝的三年光阴，仿佛把人间的所有温柔都沉淀在了心底。我担任主任设计师的圆月叠板轧机，已在柳州钢铁公司安装就绪就绪，其中，电感应加热器即将试车。

电器室派我前去支援，出乎意料的，试车异常顺利。那时我离开农村后，第一次踏上广西的土地，山水如画，草木含情，我的心情也像这南国的春日，明媚而舒展。

返程途经桂林，心里忽然响起一阵柔软的念头，去漓江边走一走，江上游船如织。可当我得知船票要12块钱时，我默默地从船上退了下来。12块钱呢，能买七斤油，够家里吃两三个月，我便设法离开了游船。而是提着七斤油回到了太原。

如今想起来，生头依然留恋着遗憾。像漓江的水一直在那躺着躺着。

回厂后，新的任务落到了肩上，研发串级调速在联轧机上的应用。一九七四年初，一机部通知，设计制造700毫米交流串级调速变半联轧机。

一九七五年年底成套供货。从那时开始，我踏上了“可控硅串级调速”的探索之路。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德国便已有了串级调速的应用。都是转子串联串级调速，供同轴的直流电机，用于矿井卷扬机。

风机这类平稳的载荷，如今有了可控硅，我们可否将转子能量逆变回电网，实现交流电动机的调节速度呢？文献不少，上海第三钢铁厂，西安矿业学院都有研究，但那只是平稳的载荷上的尝试，真正用在带有冲击载荷的连轧机上行不行呢?谁也没有把握。

我凭着以往的经验，查阅大量的文献。接下了机电部这项任务。我首先到了北京钢铁学院实验车间的200连轧机上进行测试，联合研发单位是钢铁学院，孙一康孙民生两位热情相助，我方太重设计科由赖嘉铭领导，多位轧钢室的工程师参加，我作为项目的主持人，还有刘珏仁组成研发小组，天津轧钢一厂提供了重油和试车用的钢坯，钢铁学院冶金教研室的老师们，亲手点燃了加热炉，我负责活套及调速系统的研制调节，轧钢厂的同志们操控带钢轧机间的穿行，看着机架间洪亮的钢坯穿梭，心里既紧张又踏实。实验终于成功了。

可控硅串机调速，能够适应连轧机的动态要求，活套调节器也灵活自如，我写了几十页的调试报告，由《北京钢铁学院出版》，作为课题的结语。

接着，我们把实验搬到了天津轧钢一厂的连轧机上，那是一台630千瓦的交流电动机，高压变压器由厂方提供，可控硅传动调速装置，则由西安电力整流器厂供货，他们也派人共同参与了测试。

300带钢连轧机的第三架，采用串级调速。第二家仍是交直流电动机同轴传递调速。测试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可我的人生却用上遇上了一个坎呀，我爱人张佩华在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医院工作，被派往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要出差到天津。家里只剩了两个孩子，靳珊和靳凯，都是幼嫩的娃娃没人照看。佩华急得船团团转，脑子一片空白，不由自主的骑着自行车，到了附近的农田里，躺在那里望着天空。我在家找不见她，一时没了音讯，她在田里躺了半日，才又骑车回到了家。

当她推门而入的那一刻，两个孩子纷纷扑上前去，抱着妈妈痛哭流涕。医院的领导来了，天津轧钢一厂的同志们也来了，设计科的同事们也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想方设法。

天津轧钢一厂的同志说，让孩子跟我们走吧，安排宿舍在天津上学，吃住都解决，医院领导也立刻上报军管会，调整了张佩华的工作安排。

于是我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天津，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女儿进六年级。一家人虽然在异乡，总算安顿下来了。

紧张的实验工作让我无暇领着两个孩子天津市转一转。有一天，轧钢一厂的基建科同志们送来三张演出的门票，我欣喜若狂，礼拜天到了剧院，随之我竟忘了带票，售票人看着我们尴尬苦丧的表情，竟敞开爱心免票，让我们三个人进去看了节目。

天津的试验同样圆满成功。轧钢机不仅连续轧出了合格的300带钢。钢活套调节器也一如既往的平稳。试车成功后，一机部三局和冶金部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串级调速，在联轧机上应用的现场交流会，我做了主题报告，还邀请了太原工学院的陶近贤老师，做大型交流电动机串级调速机械特性推演的学术报告。来自全国各大钢厂研究所高校的同志们汇聚一堂。

交流切磋。这个项目符合中国国情，大幅省了投资，后来串级调速在连轧机上应用，获得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二等奖。名单上有靳玉栋、刘珏仁等4人。

西安矿业学院的魏泽国教授和我共同出版了《可控硅串级调速》教科书，还获得了陕西省高教厅的著作奖状。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年在机械与钢坯之间的奔波，那些在实验室和轧钢车间的日日夜夜，都化作心底温热的记忆。

而让我最动容的不是技术的突破，也不是奖项的荣耀，而是在最艰难的时刻，那些伸出的援手，那份为我孩子安顿下来的情谊。岁月流转漓江遗憾，依然在心里轻轻荡着，和天津街头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小身影，却是我此生最柔软的风景。

10. 太重计算机技术的开发 在完成串机调速项目后。我又迎来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新任务，利用计算机控制的控制变断面矫之机，这不仅是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关键技术攻关，更是机电部直接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重点项目。为此，国家专门配备了一台珍贵的DJs130计算机，用于这项开创性的控制工作。

尽管当时我们从未接触过如此高深的技术，但面对国家的重托，全体人员没有丝毫的退缩，迅速投入了这场技术攻关战。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与刘珏仁、徐顺奎同志组成了先遣队，从最基础的DJs130计算机学起，生产这台计算机的太原计算机六厂，位于太原市东侧跑马场附近，路途遥远，无论严寒酷暑，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几十公里赶到厂内。

在车间里，一边实践，一边恶补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为了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我还被派往了长沙，参加了机电部举办的计算机速成班。在那一个月里，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汇编语言、Pscai语言和数据库知识等等。

授课的是来自美国的计算机教授，那段日子，虽然身体疲惫，但内心却充满了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充实。

随着任务的深入，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迎来了组织构架的变革。原709计算机刘文斌、徐龙涛等已掌握了西德引进计算机控制，火焰切割技术的小组杨根龙等，与我们合并，成立了太原重型机器厂计算机中心，我有幸与刘文斌、杨根龙三位同志共同担任了中心主任。这不仅是人员的整合，更是技术力量的飞跃，标志着我们厂在计算机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回忆那段历史，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在北京参加调试美国引进的设备的经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美国引进了先进的变断面矫直机，专门用于矫直飞机机翼所需的冷轧铝板，由于该设备控制技术极其复杂，且设计保密原因，美方人员不便进驻西南铝加工厂，因此设备安装在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座专门建造的厂房内。由西南铝加工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和我厂联合组成的调试小组，承担起了这一项艰目的任务。

在调试过程中，直流驱动柜突然发生故障，美国专家虽然经验丰富，但在具体元件测试上显得捉襟见肘时。我准时出动，主动上前告诉了他如何准确测试可控硅。那一刻，技术国技术没有国界了，那位专家对我的专业能力表示极大的认可，从那以后，他对我也格外友好，只要我一出一到现场，他总会主动搬来椅子，让我坐下，甚至请我在一旁观看他的操作。

虽然最终因计算机本身的故障，那台设备没有完全调试成功，但后来被运往西南的加工厂，之后那座厂房，也成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室内运动馆。

随后我们又利用了DJs130计算机，来控制变断面矫值机，这项任务核心在于，变断面矫值机的可控硅传动控制。我们采用了由我厂周国璋等人研发的先进数学模型，以铝板长度作为主变量，精确计算出压下装置的参数，计算机系统同时精确控制矫直机，主传动的进行和压下装置的位置。真正实现了全程的计算机自动化控制，最终这台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矫直机，在实验车间安装完毕，并通过严格测试，一机部专门主持召开了审查会。用户西南铝加工厂也派员参加，评审结果令人振奋。

该计算机控制的变断面矫直机，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作为太原重型机机厂计算机中心的我深感自豪，我们利用DJs10计算机，成功实现了变断面矫直的跟踪控制。这一项目，先后荣获机电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山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获奖名单上有我，刘珏仁，徐顺奎等人。

为了将这份技术红利辐射全场，我们还向各车间开办了Z8z单板计算机控制系统课程。为推动企业计算机知识普及和技术现代化的转型，贡献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智慧。

11. 研发钢管喷字机和出访欧洲 研发喷字机，作为宝钢140轧机项目的主要供货单位，太原重型机器厂肩负着国家的重托。为了完美配合这项紧急任务，我们计算机中心迅速响应，研发出了一台由单板机控制的钢管喷字机。我承担了该设备的总体设计工作，其中最关键的零件便是喷字头。为此，我选择了山西太行仪表厂，和他们合作，由他们提供气动喷字头的硬件，而我们则自行攻克。

单板机喷头控制技术，以钢管的移动为主变量，喷字头喷涂状态为从变量精确控制。哪个喷头工作？哪个停止?我们将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分解成精密的点状阵列。由单板机进行毫秒级的控制，这项任务的编程由李存瑞、郭斌两位同志完成，我们共同将冰冷的钢管赋予了书写能力。

在140配套项目期间，一批欧洲专家访问太重，参观了我们的喷字机设备，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套设各引起了他们浓厚兴趣，丹麦的Magnemag公司当即发出邀请，希望与太原计算机中心建立合作，并邀请我方赴丹麦参观。

起初出访名单中，并没有作为主要研发人员的我，得知此事后，李存瑞同志仗义直言，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异议，最后总工程师拍板增加了一个名额，李存瑞，我和张少忠，加上外贸公司的两位同志和一名翻译共六人，组成了代表团，踏上了前往北欧的旅程。

Magnemag公司位于丹麦的Stanless（斯坦雷斯）小镇，靠近哥本哈根，这是一个典型的小而美的研究型公司，坐落于两层小楼中，一层是实验车间，二层是研发办公室，门口有一位女士值守。

参观他们的研究室让我们深受震撼，虽然人员不多，但计算机和设计的设备极其齐全，最让我们羡慕的是，当时，所有研发工程师的计算机都已联网，整栋楼共用一台打印机，每人设有终端，而在当时的国内主流技术仍停留在单板机的阶段，个人计算机也仅限于单机操作，网络化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楼下工厂更是整洁的令人惊叹， 那里没有多余的零部件堆积，他们在实验中使用的电机、减速机等配件。一旦完成试验，便全部清理，并按照废品处理，这种极致的零库存和整洁有序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之余，我们领略了丹麦的风情。在寒冬的哥本哈根市区教堂前面，人们穿着裙子，露出大腿跳舞的场景，让我恍惚，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哈尔滨看到的俄罗斯女子身着裙装的情景，那是对生活最热烈的表达。

我们还参观了哥本哈根科学技术展览馆，周日更是在斯特加特海峡，体验了钓鱼的侠义工厂，贴心的为我们发了一套黄色的雨衣。那份关怀至今难忘。

合作的高潮，是我们用丹麦的喷字机，喷出了一段中文的标语，这为这次交流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软件由计机中心的李存瑞完成，这次合作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定格了我们青春岁月中的宝贵时刻。

说来也奇怪，在140轧机项目中，太重作为主要合作伙伴，轧钢室标准化室减速器室车间，各相关人员都有出访德国的经历。唯独电器室无一人参加，更让人费解的是电器合作部分，太原重型机器厂竟然委托天津传动研究所负责。天津传动所为此派出七位电气工程师赴西德合作访问，考察了德马克，西门子等公司。

然而，在合作期间，竟发生了两起电气工程师叛逃的事件，后来，厂技术领导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副总工程师赖家铭专门为我们创造了一次出访的机会。

我们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包括了尝试劝说那两位叛逃的工程师回国，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在德国优越的作条件下，根本不愿意见我方的代表团成员。

我和盛景生翻译三人作为第一批API钢管电器配套小组的组员，前往德国Menshengladbach(德马克所在地)小镇，这是一个位于原东德地区，靠近杜塞尔多夫的小城市。德马克公司的冯道夫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与相关的单位进行了技术谈判，并参观了西门子公司以及街头配套的合作方Lorence公司，途中穿梭各城市之间，都由冯道夫先生安排。

德马克公司的工程师们为我们开车，最难忘的是在一次高速行驶中，车速竟达到了每小时250公里，旁边的车辆虽然也在飞驰，但在我们眼中却是在后退。如果车窗留一丝缝隙，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必须关紧窗户才能避免。那时国内车速普遍在50至60公里，70公里已是限速。在德国开到250公里，真是大开眼界，令我深深感受到国家强国的工业强国的速度与激情。

我们还参观一家，生产接近开关的一人公司，那是一个家庭作坊，楼上居住，楼下加工，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他生产的接近开关形式尺寸齐全，全部由耐热塑料浇注而成。名牌数据清晰规范，这家小作坊竟然获得了大量订单，让我们深深感到羡慕。

住宿的旅馆有一对夫妻经营，充满了生活气息。早餐时，老板娘会先把鸡蛋的气死，对准墙上固定的钉子穿孔。然后用电子煮蛋器自动定时煮好，将鸡蛋放在小杯子里，盖上用毛线织的精密精致的帽子，端在我们面前，这种细致细节极致追求让我们深印印象深刻。

回国后，我也效仿了这种煮蛋的方法。旅馆前台，丈夫用一台多功能计算器，打印收收款发票，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先进的设备。

看着战败后几十年的恢复。满目苍夷，变为繁荣景象的德国，我内心感慨万千。

那里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照片，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当我们从德国出访归来，辗转回到太原时，太中研究所所长常纪伦亲自到火车站接我们回厂。

途中，常纪伦在车上告诉告诉我，说：“靳玉栋，你已经升为研究所副所长。今后，我们要紧密合作，把研究所的工作搞得更好。”这消息出乎我的意料。但在后续的任职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自己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情世故，在处理研究所诸多行政事务上感到力不从心。好在不久后，厂里成立了太重计算机中心，任命我担任主任。

这一调动，让我从研究所的繁重事务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我所喜爱的计算机开发工作，学到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知识，建立了实验室，购买了大批手册和书籍，开始从研究集成电路到印刷版的制作调试，为重型机械的数字化做出了许多贡献。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在太重计算机中心工作期间，我与一群年轻的同志们并肩作战，他们个个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我们共同书写了太众计算机事业的新篇章。

12. 研发遥控吊车技术 太原重型机器厂的主打产品是各类起重机，而我们计算机中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用计算机技术为这些钢铁巨人，赋予更多智慧。

也是从那时候起，一个大胆的构想悄然萌芽了，研发一套起重机遥控装置。在方案筛选阶段，我们首先对红外与无线电遥控方式，具体进行了测试对比。这项测试工作得到了郭兵，朱补平等同仁的全力协助。

最终，我们采用无线电遥控方案。虽然红外遥控因距离限制不适合于大型起重机，但它抗电磁干扰的能力，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整套系统选用微处理器z8，作为发射器与接收器的核心CPU。方案确定后，我们在厂里的五金库及三金工车间展开了实地测试。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测试车间的一个小插曲。那天研究所所长常记伦，正陪着几位来自俄罗斯的重机设计师来我门的实验现场进行参观。我用俄语一边操作一边说：Teлeшeкa MoCT就是小车，大车。那位俄罗斯设计师非常惊讶，转头问常记伦，他怎么会说俄语?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离开后又特意返回来问我俄语是在哪里学的?我告诉他在哈尔滨学的。

然而并非一帆风顺，在三金工车间，一台30吨淬火吊车，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突然自行提升，吊钩猛的从空中坠落，砸在地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起严重的事故，引起了厂安技科的责任追究。

关键的时刻，时任总工程师的余寿熙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担当，他向相关人员解释道，这是科研试验，选择在三金工进行，正是因为该区人员较少，应当给予理解。

事后排查，事故原因是印刷板中集成电路锁存器74 LS00的打入线长度超过了10厘米，在电磁干扰下引发了误动作。为此，我重新设计了印刷版，尽可能缩短打入线，并增加了超隔离变压器，对电网进行了干扰隔离和净化。在实验室和三金工淬火吊车上，反复试验数月，问题再也没有被出现过。

后来厂总师办为此项目申请了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批准。那是一九九三年，实用新型专利号：41116，发明人：靳玉栋、朱补平、崔广智、李存瑞。1991年12月7日。

机械电子工业部第二装备司主持召开了科技成果鉴定会。来自大连起重机厂，北京起重机械研究所，太原工业大学的15位委员经过严格审核，最终一致通过了。鉴定结论是这样写的：起重机遥控装置为国内首创，使我国起重机遥控技术，得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性能达到了国际80年代末期水平，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后期，刘珏仁同志也加入项目，负责推广与应用工作。此后，我们先后奔赴大连起重机厂，核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核工业404厂等地，开展遥控吊车技术推广，项目相继在鞍钢线材厂，北京重型电机厂，攀枝花钢铁公司，核潜艇试验基地，第一重型机器厂等单位落地应用。

在北京举办了国际新技术展览会上，我们设了展台，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研究人员，教师，还有可爱的少年儿童进行展示，也迎来了不少国外的参观交流。

友人江本宏先生。和Mr Jim，了解到这一切后，认为遥控吊车在中国市场前景广阔。便与我们合资成立了IEC技术公司，专注于遥控吊车的推广业务。

此后，在江本宏也和Mr Jim的资助下，我们还远赴美国布发罗市，参观了遥控吊车生产的remote control公司，在芝加哥GE公司听取了直流传动系统的介绍，也在芝加哥Dublin公司，了解了双线遥控控制系统。

当时刘珏仁担任IE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在我退休后，前往菲律宾后未能参与公司事务，后续由刘珏仁同志负责经营。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惋惜与愧疚。

未完待续



由右向左：靳玉栋，汪端伟，鲍克，杨敬时，徐天新。

（2026.4.23 北师大附中同学聚会合影）

【编者按】少年时期，我的同窗靳玉栋同学，撰写了自传体的回忆录，共25章节。文字、图像外加他自己独具特色的配音，已经刊发在百度上。

我们“90后”的小群有个小栏目：“幕将落之瞑想”，供同窗们忆往昔、念亲人. 畅言述怀.....。经玉栋同学同意，把他用心血 完成的25篇作品纳入咱们的栏目中，供大家方便阅读、欣赏。

咱们都年逾九旬， 每位的一生漫长岁月中， 经历、阅历都会有值得回忆、值得告知后生们借鉴的 “点点滴滴”啊！请各位学兄挥笔书写吧！大家翘首以待！

谢谢玉栋同学的 努力，他非常明白：在异国他乡， 自己代表的就是伟大的中国！！

90后 学子小群 94K 260808

【学子小群】学子小群，现为微信“北师大附中52届学子群”的成员，靳玉栋（92岁）与公仆K先生（94岁）是微信“学子群”成员，现有9位，都是92-95岁的老同学、同窗。他们活在当下，活跃在微信群中，相聊甚欢。 【说明】自谦为公仆94K的老先生，曾为《信息快报》创始人，总编辑，中共党员，民营企业家。虽已94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逻辑缜密，笔耕不辍，文采斐然，眼光独特，与时俱进。此篇由公仆K先生转来，同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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