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交往

李桂宝

李桂宝

1992年5月，我在《生活报》上看到一则征集北大荒知青通讯录的广告。我对知青活动感兴趣，当天就拨通了联系人唐坚的电话，他是下乡到852农场的上海知青，和我同一个农场，交流得很亲切。我下午抽出时间，赶往唐坚的单位——三站地远的电工学院（后来与哈尔滨理工大学合并）。他是该校的讲师，有时间牵头知青联谊活动，但正缺人做具体工作，我是合适的人选。

　　左一本文作者与姜昆等知青好友合影

居中是本文作者

　　参加知青活动时，我总会这样介绍自己：“我不是知青，之所以来参加活动，是因为我与知青有着深厚的感情。1966年，北京支边青年就开始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后来也称是北京知青）；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到农场，当年我13岁。北大荒的第二代称知青为叔叔阿姨，今天我依然想这样称呼各位。1968年后，我们分场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是知青，其中还有许多是北京男四中的高三毕业生。是知青老师教我知识，育我成长，也正是因为他们，我才更向往城市生活。在农场一般是推荐知青上大学，或是干部子女上学，尽管我父亲是普通农工，我也被推荐到哈尔滨上学，许多的方面，我是借了知青的光。我来参与知青活动，就是想为大家做些服务工作，以此感激、回报知青老师当年的培养与厚爱。”我的自我介绍获了热烈的掌声，而我也始终言行一致，默默践行着这份初心。

1991年，我为农垦总局撰写了四千多字的《农场建设的几点建议》，被黑龙江农垦总局作为文件下发到各农场和报送国家部委。文章的中心观点是：农场应充分利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哈尔滨等地的50多万知青资源，为农垦经济发展服务。我先后复印了多份，送给知青领导，他们看后说：“李桂宝的这份建议对我们知青活动有参考价值。

1992年知青活动刚起步时，他们都是40多岁，工作和家庭都是最忙碌的阶段，很少有时间到知青联谊会做些具体工作。在收集、编辑《知青通讯录》的过程中，我是积极的参与者。办理多项事宜时，我与唐坚同行，交流中他先说话，我再补充，两人配合默契，工作的效率很高。唐坚说：“咱俩说话的内容就像商量过一样，你想的很周到，补充的都是我没想到的内容。”编辑通讯录期间，因我承担了许多工作，而担任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因有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忙碌知青相关事宜。

1993年8月，京、津、沪、浙、哈知青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在筹备会议上，我提出了三点想法：一是知青抵达哈尔滨当天，希望在报刊上看到，欢迎知青回故乡的文章；二是将各地知青返乡的名单，及所在农场刊登在《新晚报》上；三是为每位来到哈尔滨的知青赠送一份《新晚报》，他们会珍藏。主持《新晚报》工作的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胡梦龙，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当即给报社打电话对这三条做了具体的安排。我的好朋友，也是知青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孙刚元说：“桂宝，你不仅人实在，知青活动中有思路、有想法。”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争名逐利的现象，知青活动也不例外。有的人积极参与联谊活动，想争个联谊会的头衔，以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不是知青，不会去争这些。但因我承担了大量工作，秘书长唐坚推荐我担任了知青联谊会办公室主任。

当时社会上掀起经商热潮，知青联谊会也开始尝试经商。对此，我的态度十分明确：绝不参与经商。受全国经商热影响，我所在的工厂，当时也开设了多个经营公司，投入了不少资金，最终却都亏损收场。而知青联谊会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中，既没有一流、二流的人才，组织松散，又缺乏资金投入，根本不可能获得经济效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禁止知青联谊会搞经营，为此我明确表示，我在厂里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经济利益相关的活动，由其他同志去做，我既没有相关能力，也不愿参与。我不想贪图利益，就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矛盾。

姜昆、聂卫平等北大荒知青名人来哈尔滨时，市领导也会参与陪同，这类小型活动很多人都想参加。我虽是组织者之一，也只能推荐几位好友参与。电话通知时，若有人无法到场，为保证活动人数，我会联系熟悉的好友知青补位。

厂里好友问我，你参与知青活动都做些什么，我说：“都是些具体的服务工作，比如会议活动的电话通知，现场服务，酒会上市领导讲话时，我会拿着酒在一旁等候，方便领导敬酒。”厂里的朋友感慨道：“你通知的都是知青领导，既能电话联系又能见面，这是结识领导的好机会；能给市领导端酒更是难得，在厂里，给董事长端酒是厂办主任的工作，你都没有这个资格。”

1996年，852农场知青在哈尔滨举办大型聚会，仅筹备会议就开了三次，还邀请了农场几位领导参加，我什么头衔都不要，但具体工作做得最多。1996年和2006年，852农场举办场庆，哈尔滨组织知青代表团回农场参加庆典，从人员组织到为农场准备赠送礼品，有大量工作要做。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人担任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我同样做了许多工作，也没有任何头衔。通过做这些工作，认识了更多的知青朋友。

哈尔滨知青联谊会联合《生活报》，开设了《知青部落》专栏。我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由联谊会推荐，将作品《农场偶得》投稿，稿件很快在《生活报》刊出。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就登上了省级报纸。

1998 年，哈尔滨市政协承接上级任务，联合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编纂知青史料，编撰出版了《昨日风雨录 —— 哈尔滨知青大写真》。我的文章被收入书中，我还担任该书编委会成员。省政府文史委也开展同类文史征集，《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同样选用了我的文稿。

凭我个人的文学水平，稿件很难发表。得益于知青联谊会这个平台，我的多篇文章才得以问世，许多人误认为我有很高的文字能力。

　　右一本文作者与艺术家姜昆合影

右一本文作者向姜昆介绍我工作单位的领导

　　左一本文作者，带我汽轮机厂几位好友，参加北大荒知青聂卫平相聚的晚宴。

　　参与知青活动的几年里，我不仅没有谋取任何经济利益，还自费购买了北京知青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知青老照片》等书籍，送给多位知青朋友，具体数量已记不清，应该是超过二百本。初次见面的知青领导，通过我厂文件交换的方式，将书籍送到他的办公室，两三次后他们对我的印象会很深。

参与知青活动期间，我还认识了一些在哈尔滨工作安家的北京知青，他们大多身居要职，却彼此互不相识。我主动为他们召集了两次联谊活动，与多位北京知青成为好朋友。

我素来不愿给领导添麻烦，但好友有求于我，我也会尽力帮衬。有的朋友想找某部门领导办事，我便跟他说明，我不便约该领导单独与你相见。但我可以张罗一场饭局，请的都是领导，那位部门领导也会欣然赴约。初次饭局不谈请托之事，由朋友主动做东，这样他们就能再私下单独接触。

自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开展活动以来，除各农场组织的知青聚会之外，联谊会组织的活动，参与者多为知青中的优秀代表，大量基层以及下岗知青群体，对此缺乏参与兴趣。

1999年，开展扶持贫困知青活动，时间是几个月，登记、接待贫困知青等有大量工作，我主动承担了周六周日的接待值班任务。本次活动，动员社会力量捐助资金55万多元，资助312名贫困知青，帮助67名下岗知青找到满意的工作，媒体发布相关宣传稿件116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次活动中，我为下岗知青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哈尔滨知青联谊会是一众热心人士凭着一腔情怀、无私奉献凝聚起来的民间团体。联谊会里，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负责人，大家不计报酬、不求回报，因知青情谊相聚，相处和睦融洽。在本单位与上级领导相处，要保持一定距离；可在知青活动中结识的领导，纵然级别更高，交往起来却轻松自在，格外亲切。不断有知青朋友加入，也有人渐渐淡出。众人皆知青，唯有我例外。依托各类知青联谊活动，我收获了一些难得的知青朋友，有企业管理者、大学教授，也有厅局级领导干部。

这批知青历经下乡岁月的磨砺，回城后在各自岗位上脱颖而出，岁月赋予了他们独有的闪光点。和他们的交往中，我通过一些小事，感受到了他们的品格修养与处事方法。1999年，中国商报社社长石肖岩（北京知青）到黑龙江调研，在哈尔滨与市委方秘书长(上海知青）共进午餐。宴饮之间，一位服务员失手碰落玻璃器皿，清脆的 “咔嚓” 一声，骤然划破席间的氛围。几乎就在响声落下的一瞬，方秘书长当即提高声音说：“喝酒。” 一桌宾客共同举杯，无一人转头观望。

初时我未能明白这一幕背后的深意。事后我才慢慢悟出其中人情智慧：当他人失误难堪，局促不安之际，众人不去注目，不予议论，便是一份最温柔妥帖的体谅。

一次知青联谊活动，我有幸结识了新任哈尔滨市委统战部齐部长。他主动同我谈及：“早前便有知青朋友向我提起、夸赞你，市委常委方秘书长对你都很赞赏。” 我向他说明自身情况：“我现任央企副处级职务，同时身为民主党派成员。上一届统战部领导班子早已完成对我的考察考核，有意调我进入政府机关任职。” 齐部长说：“上届班子确定的储备人选，新一届班子会继续考察和选拔。”

我时常会邀约省、市机关以及企业的知青领导小聚。众友原本互不相识，经由我牵头组局，大家熟络往来。自结识齐部长之后，我便在聚餐时邀约他与陈春江厅长一同赴会。我备好齐部长的诗集《堆砌梦的云朵》和陈厅长写的《为女儿擎起一片蓝天》，二人分别在书上签下名字，赠予在场诸位好友，也为我召集的知青聚会添上了别样光彩。

我参与知青相关活动，非但没有耽误本职工作，反而借此结识了不少身居重要岗位的知青朋友，还为厂里办成了不少实事。我和《黑龙江工人报》的李总编私交甚好，经我推荐，报社刊发了多篇宣传我厂的稿件。

我去学习电脑时遇到一位挚友，他见我这般年纪还去进修电脑，十分诧异，我坦言，是为调动进入机关储备办公技能。他不由得感慨，到了这个年岁还敢冲刺机关岗位，实在令人佩服。我顺势询问他，预估我调动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他答道大概五成。

在我调入机关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具体障碍和困难，我联系本部门的知青朋友，将问题一一化解。

2003年11月，我接到调令，没安排我到县里当非中共的副县长，是调入市委系统党派机关任副处长。领取调令时，组织部的处长特意叮嘱我：“政府精简人员以来，你是第一个调入机关的人，今后要低调做人、踏实工作。”

我把调令给爱人看，她望着调令，满脸惊诧，感慨道：“你说想调动到市直机关工作的时候，我极力反对。我觉得，你仅和当过知青的领导有几面之缘，一同吃过几次饭，还不是你做东。靠着这点浅薄的交情就求人办调动，进机关当公务员，不仅是不能给你办，还会使对方反感。这般难办的大事，最后你竟真的办成了。”

调入机关任职后，那位好友才向我吐露实情：“当初嘴上说成功率有50%，其实心底暗自判断连5%都不到。现在进机关是逢进必考，一般人不敢想调到政府机关，你能调进机关的可能性极小，只是怕说实话挫伤你的心气，才刻意往高了说。”

知青联谊会的老友感叹：“李桂宝为联谊会操劳十一年，不图任何私利，最后却收获了最多。”确实如此。当初我参加知青活动，和大家一样，怀揣的都是为知青群体服务的一腔热忱。倘若一开始就知道，参与这件事能带来可观的现实利益，很多人会争着来。我本身并不是知青，怕是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我到机关工作的第一天，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遇到技校的同学赵志平，他早就从厂里调到政协工作。我俩是知心朋友，他说：“你以前曾和我说过，要在厂里努力工作，争取提升到厂里中层干部的岗位，然后再以处级的身份调到市机关工作。你多年前的愿望达到了。”我说：“真没想到，是通过知青联谊活动认识的知青朋友帮助促成的。”

后来，一连的知青们也时常小聚。虽说我并没有在一连工作过，但我的父母在一连，因此我和连队里许多知青早就相识。每次聚会我都会到场，也常常主动买单。

一连的知青朋友们总劝我说：“桂宝，你并不是知青，平日里工作又繁忙，能抽空过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就很好了，不必总是你来买单。”

而我想的是：我从小就在农场长大，他们当年从哈尔滨下乡来到一连。现如今，我的工作条件比他们优越，收入也更高，由我来买单，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

实际上，我参与知青相关活动 11 年，收获远不止成为公务员。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许多高贵的朋友，开阔了眼界，也提升了自身的格局。从知青活动获得重要信息，帮外甥女争取到青岛的工作岗位。此后，多位亲属从农场前去投奔，我家数位姐妹也陆续到青岛安家落户，由此改变了几代家人的人生轨迹。

帮别人做事，看似是在成全别人，实则是修炼自己、提升自我的过程。

202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