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飞过先达：一部电影、一个家庭，与一个时代》

旅者杂记

《蝴蝶飞过先达：一部电影、一个家庭，与一个时代》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早的一部电影，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后来走遍世界时所见的任何一块银幕，而是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先达（Pematang Siantar）的日里影院。

那一年，我还很小，小得几乎记不起电影里的情节，却始终记得母亲抱着我走进影院的那个下午。南洋的阳光穿过高大的雨树，街边飘着沙爹和咖啡的香气，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有人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有人穿着巴迪克，也有妇女特意换上压在箱底多年的旗袍，仿佛不是去看一场电影，而是去赴一场久违的相逢。

银幕上放映的，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很多年以后，当我重新翻阅那段历史，才明白，母亲抱着我走进影院的那个下午，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孩子的童年，也属于一个时代。

而这部电影，与我的家庭，还有另一层特殊的缘分。

那时，父亲正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后来家里偶尔谈起那段岁月，他曾提及，万隆会议后，中印尼关系迅速升温，在黄镇大使的协调下，中国使馆曾为苏加诺总统夫人以及印尼上层政要眷属筹办《梁山伯与祝英台》专场放映。父亲作为使馆工作人员，也参与了相关工作的协调与服务。从胶片运输、联络影院，到接待来宾、放映安排，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许多外交人员默默无闻的付出。

父亲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是平静地说过一句："一部电影，有时候比许多讲话更容易让人理解中国。"

年少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后来读到大量外交档案，才知道，他所经历的，正是新中国文化外交史上一段精彩的篇章。

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长期的冷战对立，使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充满戒备。中国代表团决定放映刚刚完成的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然而新闻官准备的十几页英文剧情说明，却被周恩来总理否定了。

周恩来说："请柬上只写一句话。"

于是，那张请柬写下了后来流传世界的一句话：

"请欣赏一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就是这样一句跨越文化隔阂的话语，让数百位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坐了下来。当银幕上演到楼台相会、哭灵、化蝶时，据亲历者回忆，全场鸦雀无声，不少西方记者潸然泪下。

原来，艺术比意识形态更容易打动人心。

真正让《梁祝》在印度尼西亚掀起热潮，则是在一年后的万隆会议。

1955年，周恩来总理以"求同存异"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尊重，中印尼关系迅速进入友好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借着这股春风，从日内瓦飞到了雅加达，又从雅加达飞向万隆、泗水、棉兰，以及我出生长大的苏门答腊先达。

雅加达上映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一天放映五场，持续近一个月，随后拷贝又被迅速送往印尼各地。头等座坐着政府官员和外交使节，普通席坐着华校教师、店员、职员，后排廉价票则留给学生和工人。

政治立场不同的人，都走进了同一间电影院。

右翼报纸曾讥讽它是"政治宣传"，然而真正坐在银幕前的人，很快忘记了政治。

他们记住的，是梁山伯。

是祝英台。

是最后飞起来的两只蝴蝶。

后来，我读到许多老华侨的口述回忆。电影放映时，南洋炎热潮湿，许多人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喝着椰子水。当演到"哭灵"和"化蝶"时，影院里哭声一片。

他们哭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他们哭的是自己。

对于漂泊南洋几十年的华侨来说，银幕上的江南，并不仅仅是电影布景，而是梦里的故乡。吴侬软语未必人人听得懂，可那份中国文化所散发出的温度，却足以跨越语言，抵达人心。

电影院，在那个年代，不只是娱乐场所，更像一座精神的渡口。

那里停泊着每一个海外游子的乡愁。

也正因为如此，《梁祝》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部电影。

后来，它不仅影响了一代华侨青年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成为不少华校学生踏上归国邮轮的精神动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走进北京的艺术院校，把另一段人生献给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而在印度尼西亚，《梁祝》又被改编成爪哇戏剧、巴厘岛舞剧，让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作另一种文化语言，继续飞翔。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

它不是征服，而是彼此照亮；不是取代，而是相互成全。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先达的日里影院早已消失，放映《梁祝》的胶片也早已泛黄。父亲已经离开，母亲抱着我的身影，也渐渐隐没在岁月深处。

而我，则从那个坐在母亲怀里的孩子，走到了人生的另一端。

今天，我站在墨尔本的街头，偶尔望见秋风里飞舞的蝴蝶，总会想起先达，想起那座老电影院，想起父亲曾参与过的那场特殊放映，也想起母亲抱着我走进影院时温暖的怀抱。

我终于明白，真正飞过时代的，不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两只蝴蝶。

它们飞过了日内瓦，飞过了万隆，飞过了苏门答腊，也飞过了一代海外华侨共同的记忆。

它们所连接的，是一部电影、一个家庭，与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