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论2

王文超

第二节 列国竞争与“力政”时代的来临

商鞅变法的发生，不仅根植于生产力飞跃与制度转型的经济基础之上，更直接孕育于一个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列国激烈竞争、“力政”盛行的战国时代。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变法的“可能性”，那么列国之间的生死竞争则为变法提供了“必要性”和“紧迫性”。理解这一时代背景，是理解商鞅变法何以发生、何以如此急迫、又何以如此彻底的关键。

一、从“德政”到“力政”：政治逻辑的根本转变

春秋与战国，虽同属东周时期，其政治逻辑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春秋时代，尽管周王室已经衰微，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旧秩序尚未完全崩解。霸主虽以实力称雄，仍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在宗法礼制的框架内行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靠的是“尊王”的名义；晋文公退避三舍，守的是“礼”的规矩。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争当霸主、维持秩序，而非灭国兼并。

然而，进入战国，一切都不一样了。

古典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叶进入战国时代。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描绘的那样：“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六个字，道尽了战国不同于春秋的根本所在——维系秩序的周天子已形同虚设，号令诸侯的霸主亦不复存在，“礼”的约束力荡然无存，一切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力较量。

正是这种政治生态的根本变化，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概念——“力政”。有学者精辟地指出：从东周开始，德政迅速转向力政，亦即德性政治转向实力政治，或者说，理想主义的政治转向现实主义的政治。贾谊在《过秦论》中对此有简略的描绘：“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强凌弱，众暴寡”——这八个字，正是“力政”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力政”时代的核心逻辑是：谁的实力强，谁就拥有发言权；谁不能自强，谁就面临被吞并的命运。正如当时文献所言：“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在这种格局下，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这成为战国列国君主的共识。

二、从争霸到兼并：战争性质的质变

“力政”时代最直观的表现，是战争性质的根本转变。

春秋时期的战争，旨在争霸——争夺“霸主”的名份和地位。战争的主力是乘马车作战的“国人”（贵族的下层），人数较少，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由双方用排列的车阵作战来决定，一次大战的胜负常在一两天内见分晓。春秋时代的战争，与其说是你死我活的搏杀，不如说是一场有规则的“竞技”——“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这些看似迂腐的战争规则，正是“礼”对战争的规范。

战国时期的战争则完全不同。战争的目的不再是争霸，而是兼并——彻底消灭对方、吞并对方的土地和人口。战争的目的决定战争的手段，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孟子痛心疾首地描述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孟子看来，这无异于“率土地而食人肉”。长平之战中秦军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便是这种残酷性的极致体现。

战争规模的扩大与军事技术的进步互为因果。战国时代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征募成年的农民作为主力，以步骑兵进行战斗，军队人数大增。与此同时，战争工具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以前的兵器全是用铜的，此时已渐渐代以铁和钢；以前纯用车战，此时则济以骑兵和步卒；尤其是远射有力的“弩”的广泛使用，使得各国不再用车阵作战，而是广泛采用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弩可以“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使得敌人“不知其所道至”。攻城有“云梯”等器械，地道战中开始用冶铁鼓风炉设备作为武器。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烈度和毁灭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力政”逻辑下，战争不再是贵族的“游戏”，而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搏斗。一次大战的失败，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后魏国精锐尽损、霸权崩塌；长平之战后赵国“失其锐气”，再也无力与秦抗衡。这种“一仗定生死”的残酷现实，迫使各国统治者将“富国强兵”视为最紧迫的头等大事。

三、七雄并立：列国格局的形成

“力政”时代并非一片混沌。经过春秋时期数百年的兼并战争，到了战国初期，一个相对稳定的“七雄并立”格局逐渐形成。

春秋末年，经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战国早期，各大国除吴国于公元前473年被越国灭亡外，全部保存下来。其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从此，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

这七个大国，各有不同的禀赋和处境。从地理上看，秦、楚、燕、齐诸国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拥有较为安全的战略后方；而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地处中原腹地，被称为“天下之胸腹”，四周大国环列，是十分典型的“四战之地”。从实力上看，各国此消彼长，并无恒强。战国初期，三晋最为强大，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其中魏国因率先推行李悝变法，一度成为中原霸主。但到了战国中期，魏国在齐、秦夹击下逐渐衰落，秦、齐成为西方与东方两大强国。战国晚期，秦国一家独大的趋势日益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七雄并立，但各国并未形成固定的敌友关系。“国无定交”是战国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各国之间关系不断变化，既没有稳固的朋友，也没有世代的仇敌。今天联合攻秦，明天可能联秦攻楚；朝为盟友，暮为仇敌。这种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结约活动，正是“合纵”与“连横”的外交斗争产生的土壤。

四、变法浪潮：制度竞争的必然

在“力政”时代，列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军事的竞争，更是制度的竞争。谁能在制度上率先革新，谁就能在竞争中占得先机。

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形成了一股席卷各国的变法浪潮。这股浪潮以魏国的李悝变法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据学者统计，战国时期的各国国君，如魏文侯、赵烈侯、楚悼王、韩昭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等，都在谋求变法改革，形成了一股风靡一时的改革潮流。

这些变法尽管深浅不一、成效各异，但方向高度一致：削弱旧贵族特权、强化君权、推行法治、奖励耕战。旧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富国强兵、执诸侯之牛耳，进而完成统一的大业，就需要变革，需要登用人材。魏国最早推行变法——李悝变法使魏国首先富强。楚国紧随其后——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但因楚悼王去世、吴起被害而成效不大。韩国亦不甘落后——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但申不害是讲究“术”的法家，成效不显著。齐国则重用邹忌进行改革。燕国因国情差异而成为战国诸国改革中的一个特例。

这一连串的变法，构成了商鞅变法的直接先声。商鞅变法是诸侯国中最成功最彻底的。它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措施的彻底，更在于它是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商鞅吸收了李悝变法的法治精神、吴起变法的打击贵族措施，又超越了它们，将耕战、法治、君权三者熔于一炉，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

五、秦国的特殊处境：变法的紧迫性

在所有列国之中，秦国的处境最为特殊，也最为紧迫——这正是商鞅变法得以在秦国展开、并且以最大力度推行的直接背景。

秦国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秦穆公曾列名“春秋五霸”——但穆公以后，秦国声价一路下跌。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僻处西陲，文明程度较河东和山东六国要低得多。更让秦人难堪的是，秦被中原诸侯“夷翟遇之”——当作夷狄看待，甚至被排斥在“中国”之外。清初王夫之称秦国为“孤秦”，可谓一针见血。

这种“孤秦”地位，在军事上有着直接的体现。战国初期，魏国用吴起为将，屡败秦军，攻入关中腹地。秦国的河西之地被魏国夺取，秦国被压制在函谷关以西，几乎无力东出。

公元前362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列强环伺的严峻态势：“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国既被排斥于中原文明圈之外，又在军事上遭受魏国的不断侵逼。内则有旧贵族盘根错节、因循守旧，外则有强邻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分秦。秦孝公的愤慨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绝境之下，秦孝公即位当年就公开宣称志在恢复穆公霸业，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就是给以高官和封邑。这道求贤令，不仅表明了一位年轻君主的雄心，更折射出一个被边缘化国家在“力政”时代的生存焦虑——不变法，就是等死；变法，尚有一线生机。

应召入秦的外国“奇才”中，便有那位后来改变秦国命运的卫国人——公孙鞅。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商鞅就是在“力政”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秦孝公当政，“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商鞅既要抓法制，也要抓经济，还要抓军事；在外交方面，既有“连”又有“斗”。这种全方位、立体化的改革思路，正是对“力政”时代列国竞争压力的直接回应。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在于它顺应了历史的需要，围绕国防公共产品的提供，建立“以力为本”“力胜天下”的力政政治秩序。

“力政”时代的来临，是商鞅变法最直接的历史背景。它既提供了变法的最强大动力——生死存亡的压力，也指明了变法的根本方向——富国强兵。商鞅变法的全部逻辑，都可以从“力政”二字中找到根源：为什么要“务耕织”？因为粮食是战争的根本保障。为什么要“修守战之具”？因为军事是生存的最后屏障。为什么要“内立法度”？因为没有法治就无法有效动员全社会资源。为什么要“外连衡而斗诸侯”？因为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外交与军事同等重要。商鞅之政，说到底就是“力政”时代最系统、最彻底的回应。理解了列国竞争与“力政”时代的来临，才能真正理解商鞅变法何以发生、何以如此、何以影响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