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装记

林培森

美篇作者：林培森

　　那是天寒地冻、冰雪封途的冬天，我毅然报名参军，幸运地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自那一日起，我便对身上那身绿得沁人心脾、如苍松翠柏般的军装，爱得深沉，护得周全。

脱军装 换路服

　　那时的我生活简素到了极致，几乎成了旁人眼中的“吝啬鬼”——津贴费攥在手里，连买个电熨斗都舍不得。每次洗完军装，我便寻来喝水的缸子，盛满滚烫的热水，压在军装的褶皱里，以此代替电熨斗。哪怕是这般土法儿，也总能把军装熨得平平整整，穿在身上，笔挺又精神。领新军装时，哪怕是穿得磨破了边、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我也攥在手里舍不得交。心里总念着：多留一套军装，就多一份念想，多一份属于铁道兵的荣光。可“领新交旧”是铁打的制度，我只能咬咬牙，忍痛割爱，郑重地将旧军装递了上去。

　　我恋军装，更恋军人这一身荣光。彼时，我与未婚妻心意相通，她同我一样，对那身笔挺的军装满是喜爱与向往。我在部队的日子里，未婚妻每次提笔写来情书，字里行间总绕着一个心愿：盼着我能寄一件军衣给她。我懂她的心意，却也无奈——那时的军装，是铁道兵战士的标配，我自己一身戎装守着职责，实在没有多余的军衣能寄给她。未婚妻起初想不通，嗔怪我“一件军衣都舍不得”，殊不知，这份“舍不得”里，藏着我对军装的珍视，藏着我对我们未来的郑重，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那时的我心中揣着最滚烫的理想——要当一辈子兵，要做一名名副其实的职业军人，要把青春与热血，全都献给这身军装，献给铁道兵事业。可就在我为理想奋力拼搏，满心编织着军旅生涯的花环时，命运却迎来了转折：数万铁道兵战友，一同挥泪告别了鲜红的军旗，在那个庄严得让人鼻酸、又极具纪念意义的元旦之日，集体转业，脱下了相伴多年的军装。

　　脱军装，换路服。军装与路服，何止是衣裳的区别？分明是人生轨迹、职业信仰的分水岭。穿军装时，吃的是国家供给的“皇粮”，端的是沉甸甸的铁饭碗，肩上扛的是保家卫国的责任；穿路服后，成了自食其力的“找饭吃”，端的是自力更生的“泥饭碗”，肩上担的是铁路建设的使命。饭碗虽有不同，但我作为铁路职工的一员，能为祖国的铁路大动脉添砖加瓦，能让钢铁巨龙驰骋山河，这与当兵时的初心，何曾有半分减损？这般想来，能穿上路服，与穿军装的荣光，本就一脉相承——这也是我每每想起，便满心骄傲、光彩熠熠的缘由。

　　路服是铁路人的标志，是铁道兵精神的延续，我打心底里爱着这身路服。第一次穿路服回家休假，村里的年轻小伙从没见过这般制服，盯着我身上的路服看了又看，竟以为是官服，兴冲冲地跑过来问：“你当的多大的官？”我笑着跟他解释：“这是铁路职工的制服，是咱们修路人的衣裳。”许是他打心底里羡慕铁路工作，竟脱口而出出个高价，要买我的路服。我摇了摇头，任凭他怎么说，都不为这高价所动——这身路服，是我的职业印记，是铁道兵精神的传承，怎么能卖？

　　军装没能陪我走到人生尽头，我曾满心以为，这身路服定会伴我走完余生，定会穿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年纪。可世事难料，心愿终究未能成真。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为了深化国企改革，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将铁路工程局的职工，从铁道部直辖范围中分离出来，划归中央“大工委”管理。就这样，我与相伴多年的路服，再次告别，再次脱下。

履职期间与天津南疆港码头车站站长，协同踏勘现场优化站场整体施工实施方案

　 这一次脱路服，与当年脱军装一样，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入世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意义非凡，重如千钧。于我而言，这次脱路服，不是告别，而是精神的延续；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它是一次凝重到极致、浓墨重彩到刻入骨髓的二次感光，与当年脱下军装的记忆，连同未婚妻那时藏在情书里的牵挂，一同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