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月圆月缺 第4章 郑州的公交车（回忆）

介子

作者：耿顺甫

美篇昵称：介子

美篇号：504271

背景音乐:耿顺甫作词的歌曲我伸出手的时候

封面与插图：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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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郑州的公交车（回忆）

放下话筒的时候，门外的车铃声忽然响了——外卖小哥从电影院门口骑过去，车铃按了两声，叮铃叮铃。那声音脆生生的，穿过电话亭的玻璃，钻进来，落在她耳朵里。

她愣了一瞬。

郑州62路公交车上的铃也是这样的。车门关上的时候，车头发出一声短促的“叮——”，像是司机在提醒那些刚上车的人站稳。那声音尖细清亮，像针尖在空气里划了一道痕。她每次听到那声音，就知道车要开了。

她放下话筒，手指从叉簧上松开的时候，指尖还留着电话听筒的弧度和凉意。

她站在电话亭里，外面的车铃声还在响着，越来越远，像是被一辆车带走了。她忽然很想再坐一次62路，不是现在，是从前的，那辆挤满人的、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大蒜味的绿皮公交车。

她闭上眼睛，车铃声还在耳朵里回响，一圈一圈的。

那是2011年冬天的事。

喻贵兰二十二岁，在郑州一家服装厂做工。说是服装厂，其实就是租了几间民房当车间的小作坊，连块正式的招牌都没有。

老板姓林，福建人，说话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舌头卷着，像是含了一颗话梅。车间里摆着二十几台缝纫机，工人大多是像她一样从农村来的年轻姑娘。

喻贵兰是流水线最末端给牛仔裤钉扣子的。一天下来，她要重复同一个动作上千次——把扣子对准位置，踩一下机器，咔嗒一声，又一颗。刚开始那几天右手手腕又酸又肿，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得攥不住拳头。

后来慢慢习惯了，手腕上长出一层薄薄的茧子，按下去硬硬的，像壳。

车间里的味道是混的——布料、染料、机油、汗水，搅在一起，说不上臭但也不好闻，像一堆新衣服闷在塑料袋里很久之后打开的那种。

机器的噪音从早响到晚——缝纫机的哒哒声、锁边机的嗡嗡声、熨斗喷气的嘶嘶声——混在一块，震得人耳膜发麻，待久了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是机器的一部分。下班摘掉耳塞，耳朵里还残留着嗡嗡声，要过好一会儿才散。

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一千八。加班的话每小时补贴三块钱，所以她经常加班。多干一个小时三块，一个月下来也多不出多少，但她不加班也没别的事做。

租房在城中村刘庄，不到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布衣柜，剩下的空间只够转身。窗户朝北，终年见不到阳光，墙角的潮气渗进被子里，冬天湿冷湿冷的，盖两床被子还觉得骨头里发凉。公共厕所在走廊尽头，冲水的水箱总是坏的，喻贵兰每次去都憋着气。洗澡要去巷口的公共浴室，五块钱一次，一个星期一次。

周末她不出门，待在房间里洗衣服、睡觉、发呆。有时候去菜市场买一个西红柿、两个鸡蛋、一把青菜，够吃两顿。有一个小电锅，煮面条炒菜，油烟大，她用报纸挡在窗户上，怕房东闻到。

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也看不到什么变化。她认识的大部分女孩都是这样的——在工厂干几年，攒点钱，回老家相亲嫁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但偶尔在某个瞬间，看到路边的大学生背着书包走过，听到店里放一首听不懂的英文歌，或者在公交车上看到有人捧着一本书埋头读——心里会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不一样的，有些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那个声音很小，小到她经常听不见。但它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在，一直在，只不过大多数时候被缝纫机的哒哒声盖住了，被隔壁小孩的哭声盖住了。但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又回来了，像一根细小的针，刺她一下。

那是她第一次遇到方清纯的日子。

周末下午，请假去火车站寄钱。父亲打电话来说弟弟的学费还差三百。她手头也不宽裕，但这个月加了不少班，能挤出来。

钱装在贴身内衣口袋里，用别针别住了。坐上62路，从刘庄到火车站，要将近一个小时。

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她站在后门附近，一只手抓住头顶的扶手——扶手上包着黑色塑料套，被人摸得油光发亮，那种触感温热黏腻，像是被无数双手掌盘过——另一只手护在胸口，隔着外套摸了摸那三百块，确认还在。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每到一站上来一批人，车厢里越来越挤。有人踩了她的脚，说了声对不起，她摇摇头。有人身上有一股大蒜和烟味混着的气味，熏得她有些头晕。

窗外灰蒙蒙的——郑州的天总是灰的，见不到蓝天。建筑物灰，街道灰，行人的脸色也灰。偶尔有几棵行道树，叶子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

到了某一站，上来一个人。车厢里挤得只能侧身站，喻贵兰身边多了一个女孩——背着书包，白色羽绒服，红色围巾，头发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女孩看起来像是大学生，整个人的气质不一样。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爽的气味，不是香水，像洗衣液或者沐浴露留下的，干净的。

喻贵兰往旁边挪了挪，给她腾出一点空间。女孩冲她笑了笑，说了声“谢谢”。眼睛弯了一下，又正回来。

公交车过了两三站。车厢越来越挤，人贴着人。喻贵兰听到旁边的女孩惊呼了一声——

“我的钱包！”

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人转过头来看她。女孩的脸色一下子白了，慌忙翻书包——拉开拉链，翻一遍，没有；又翻一遍，还是没有；摸羽绒服口袋，左口袋，空，右口袋，空。嘴唇抿紧了，眼眶开始泛红。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被偷了？下去报警吧，前面就是派出所。”

车门开了。女孩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下了车。

喻贵兰也跟着下了车。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下车。她的钱还在口袋里，还要去火车站寄钱。

但她的脚不听使唤地跟着那个女孩走下了车。车门在身后关上了，哐一声。公交车轰隆隆开走，尾气喷了她一身，又冷又呛。

女孩站在路边，手足无措。脸冻得通红，眼眶也红了，嘴唇微微抖着，看起来快哭了。

喻贵兰走过去，问：“你丢了多少钱？”

女孩转过头来看她——大概没料到会有人跟下来——愣了一瞬才回答：“两百多，还有学生证。”

两百多。喻贵兰知道那是多少钱。工厂加一个星期班。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那可能是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她能想象那种着急。

“哪个学校的？”

“郑大。”女孩说，“我从学校出来买东西，坐公交车回去，钱包放在书包外侧口袋里。可能就是在车上被人摸走的。”

“学生证补办麻烦吗？”

“麻烦，但还好。主要是钱……这个月的生活费。”

喻贵兰沉默了几秒。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几张钱。她没有直接抽出来。先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又伸进去，指尖碰到了纸币的边角。

她先掏出整叠钱——三张一百的，折痕叠得整整齐齐，深。

她低头看着那叠钱，拇指在边角上捻了一下，像是在数，也像是在计算。三张，刚好三百。父亲说弟弟的学费差三百。这个月加班加出来的，每多干一个小时三块钱，她攒了整整一个月的晚上。

她拇指在那叠钱上停了一下，然后又捻了一遍，像在确认这三百块确实还在——一分不少，还在这里。

然后她从最下面抽出一张二十的，把钱折好放回口袋，拉链拉上。

二十块钱。她递过去：“够你回学校了吧？”

女孩愣住了。看着那二十块钱，又抬头看喻贵兰的脸，像是没反应过来。

“拿着吧。”喻贵兰把钱塞进她手里，“公交车两块钱就到了，剩下的还能吃顿饭。”

女孩低头看着手里的钱，嘴唇动了动，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我……我怎么还你？”

“不用还了。”

“不行，我一定要还你。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喻贵兰犹豫了一下。她不太习惯把联系方式给陌生人，但那个女孩的眼神诚恳得让人不忍心拒绝。

她报了自己的手机号。女孩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笔和一张纸，记下来。写得很认真，写完又核对了一遍，拇指在号码上点着读了一遍。

“我叫方清纯。郑大中文系的。你呢？”

“喻贵兰。”

“贵兰——”方清纯把她的名字念了一遍，嘴角一弯，“好听。”

她把纸条收进书包，抬头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我们系有个师兄毕业以后去了北京，在一个叫《小说园地》的杂志当编辑。我以后也想去。”

她说着，目光望向远处，那光芒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小片碎银。

喻贵兰不知道《小说园地》是什么，但她顺着方清纯的目光看了看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说：“那挺好的。”

方清纯笑了。那是喻贵兰第一次看到她笑——嘴角浮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弯成两道月牙，整个人暖洋洋的，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

当天晚上，喻贵兰接到了方清纯的电话。

刚从公共浴室回来，坐在床边用毛巾擦头发。房间很冷，暖气烧得不够，裹着一件棉袄缩着肩膀。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接起来，对面传来年轻女孩的声音。

“喂，是贵兰吗？我是方清纯。”

“哦，是你啊。”

“我已经回学校了。你现在在哪里？我过来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不行，我一定要还。你在哪里？刘庄？我查了一下地图，离我们学校不算太远，我坐公交车过来。”

喻贵兰还想推辞，但方清纯语气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她报了地址——刘庄村口那棵大槐树下面。

挂了电话，喻贵兰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下楼。

刘庄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据说是清朝年间种的，树干粗得两三个人才能合抱。夏天枝叶茂密，能遮出一大片荫凉，但现在是冬天，树叶落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戳向灰暗的天空。

她在槐树下等了半个多小时。风冷得刺骨，吹在脸上像刀片刮。她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缩着脖子，手揣在口袋里，来回跺着脚。旁边卖烤红薯的摊位上飘来焦甜的香味，她吸了吸鼻子，肚子叫了一声——没吃晚饭。

天全黑了。路灯昏黄，把人的影子拉得细长。路边几家小吃摊冒着热气。她看到远处走来一个人影——白色羽绒服，红色围巾。

方清纯走近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到喻贵兰，小跑着过来。

“等很久了吧？”鼻尖冻得通红，说话呼出白雾。

“没有。”

方清纯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递过来：“还你的，谢谢你。”

喻贵兰接过钱，折好放进口袋。纸币是温的，带着方清纯口袋里的体温，和下午她递出去时那张冷冰冰的二十块不一样。

方清纯又把塑料袋递过来：“这个给你。”

喻贵兰接过来打开——两个烤红薯，用报纸包着，还冒着热气，报纸被热气洇得半透明了。

“我刚在路上买的，”方清纯说，“天冷，吃点热的暖和暖和。”

喻贵兰看着那两个红薯。报纸边缘被热气洇湿了，有些地方透了油。她能感觉到透过报纸传上来的温度，烫烫的，隔着塑料袋都能觉得。

她不擅长表达，别人对她好她记在心里，但嘴上说不出来。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方清纯笑了，说：“你尝尝，这家烤红薯特别甜，我经常买。”

喻贵兰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红薯被她握在掌心里，很烫，烫得她下意识地想缩手。

她没有放回去，两只手倒腾了几下——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嘴里“嘶嘶”地吸着气——才稳住了。

她把红薯握在掌心里，像捧着一小块烧红的炭。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指尖被烫得发红，掌心里有一片发烫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烙了一下。

她剥开皮——金黄色的薯肉露出来，热气升腾扑在脸上，焦甜的香味钻进鼻子里。咬了一口，烫，软糯的薯肉在嘴里化开，甜味顺着喉咙滑下去，流到胃里，然后散开，暖到手脚。

“好吃吗？”方清纯问。

喻贵兰点了点头。嘴里含着红薯，说不出话，只能点头。

方清纯也拿出另一个，剥开皮咬了一口。两个人站在路灯下，一人捧着一个红薯，呼哧呼哧地吃着，热气在冷空气中结成白雾。

“贵兰，”方清纯突然说，“你这个朋友我交了。”

喻贵兰抬起头看她。路灯的光从方清纯身后照过来，在她头发边缘镀了一圈金色的毛边。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随意，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喻贵兰知道，这句话对方清纯来说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对她来说——意义不一样。

她嘴里还含着红薯，热乎乎的，甜味还在舌头上。她点了点头。

两个人在路灯下吃完了红薯。方清纯把皮扔进垃圾桶，用纸巾擦了擦手。

“我该回去了，晚了宿舍要关门了。”

“我送你到公交站。”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我送你。”

方清纯没有再推辞。两个人并肩往公交站走。路上没什么人，路灯把她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贵兰，你在哪里上班？”

“服装厂。”

“辛苦吗？”

“还好。”

“你多大？”

“二十二。”

“我比你小三岁，今年十九，大一。”

喻贵兰点了点头。十九岁，大一——两个词离她很遥远。她十九岁的时候已经在广东的电子厂干两年了，每天站在流水线前焊电路板，眼睛盯得发酸。没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家里就不让读了，父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

“你平时休息的时候做什么？”

“不做什么。洗衣服，睡觉。”

“不出来玩吗？”

“没什么好玩的。”

方清纯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到了公交站，方清纯看了看站牌：“我坐B12回去，直接到学校门口。”

喻贵兰点了点头。

车来了。方清纯上了车，靠窗坐下，隔着车窗冲她挥手。喻贵兰也挥了挥手。公交车开走了。尾灯在夜色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道拐角。

喻贵兰站在站台上，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风还是冷，但她手里还残留着红薯的温度。她把两只手捧在一起，对着掌心呵了一口气。

她想起方清纯说的那句话，在心里默默地回了一句：好。

后来喻贵兰离开了郑州。父亲病了，肝硬化，医生说不能干重活。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她必须回去。

走的那天没有跟方清纯告别。她不知道怎么告别。想过打电话，想过发短信，想过当面说——但最终什么也没做。

她只是收拾了行李，退了房间，坐上了回潢川的大巴车。

大巴车开出郑州汽车站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城市轮廓在晨雾里若隐若现，路灯还亮着，昏黄的。

街道上没什么人，清洁工在扫马路，扫帚划过地面沙沙响。喻贵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一切缓缓后退。

她往郑大的方向看了一眼——看不到具体的建筑，但她知道那个方向是哪里。

她想起了图书馆的阳光，牛肉面的味道，方清纯的笑脸。

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冰的。闭上眼睛，喉咙发紧。大巴驶出城区上了高速，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田野——收割过的稻田，裸露的褐色土地，几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

她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方清纯”三个字，盯着看了一会儿。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没有按下去。她看着那个名字，像是隔着水看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轮廓还在，但摸不到。

车进了隧道。光线暗了下来，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向后退去，橘黄色的光从她脸上一道一道地掠过，又一道一道地离开。

隧道壁上的灯间隔均匀，像被谁用尺子量过。

她数到第十七盏的时候，隧道到了尽头，光猛地灌进来——白茫茫的一片，把什么都淹没了。

她眯起眼睛，没有回头看。手机屏幕暗了。她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