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散文的启示

林芝仙草

　　在台湾时大多时间会下榻在重庆南一路，逛各家书店成了我每天的功课，穿行在出版社各种书籍堆中，我思考得最多的是台湾的文学和现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惊雷，炸裂了千年文言文的冻土，白话文如春潮般席卷神州，一场天翻地覆的语言试验就此开启。先驱者们以笔为旗，试图为古老民族重塑表达与思维的筋骨。这本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起点，然而，历史的航道常常布满不可测的暗礁。此后数十年间，大陆文学这艘本应驶向星辰大海的航船，不幸一度驶入了逼仄的峡湾。文学本体的理念，那些关于美、关于人性、关于存在之幽微的永恒追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另一种更为强势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所笼罩、所取代。文学被迫穿上了不合身的制服，成为宏大叙事的“生动注脚”，甚至异化为特定斗争中的工具与玩物。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层层包裹与规训下褪色、萎顿，乃至“变味变质”。但这并非否定那个时代的所有文本，河流纵有九曲，终将奔赴大海。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坛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一批天才型的作家，如地火奔突，从坚硬的概念外壳中破茧而出。他们久被压抑的生命力与才华，如同决堤之水，猛烈喷发。他们以赤子之心直面历史与人性，以良知与道德为写作的基石，用真实的个体体验，去穿透重重叠叠的“包围圈”，高行健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还有一批作家屡获提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者们仰望或沉思的“圭臬”。他们的写作，重新将“人”置于文学的中心，试图在精神的废墟上，重建灵魂的家园。

　　与大陆文坛这段曲折的航程相比，台湾文学似乎有另一番境遇。它虽亦非处于真空，但与大陆那种深度、彻底的意识形态规训相比，其文学场域所受的政治干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一种相对疏离或间接的状态，为文学保留了更多喘息与自洽的空间。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台湾当代散文的承传渊源，其主脉恰恰是由一批在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自大陆赴台的作家所开创、所奠定。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谢冰莹、纪弦、钱歌川、张秀亚、覃子豪、王蓝、陈纪滢等，这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亲历者与健将，将“五四”所开启的现代白话散文的“文脉”，连同他们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一并带到了台湾。因此，台湾散文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割裂的“血缘关系”。鲁迅的峻急与深刻，周作人的冲淡与博识，胡适的明白晓畅，乃至明清小品的性灵余韵，都在台湾散文的肌理中留下了清晰的遗传编码。我们从许多台湾作家的字里行间，不仅能辨识出这种“谱系”的脉络，更能感受到一种对中华民族汉文化经典的醇厚眷恋与自然化用。这种文化的乡愁，与地理的乡愁交织，构成了台湾散文独特的精神底色。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郭枫的《老家的树》、张晓风的《愁乡石》、梁实秋的《雅舍怀旧》、梁容若的《塞外的春天》、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琦君的《红纱灯》、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张拓芜的《坐对一山愁》等，这些乡愁文学经典作品，都对台湾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冲击。这些散文写成了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道出了台湾同胞与大陆的共同心声。虽然他们的在场散文大多是个人化的经历，但无伤其作为历史书写的辽阔和厚重。不但细腻地呈现出亲历的历史场景，还把许多细节断片，从即将消逝的历史中拯救出来。很多因缘际会，使他们的自述与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交相辉映。

　　我的同事杨大中副研究员和他在江南大学任教的教授妻子庄若江，于20世纪末合著了一部20多万字的评论集《台湾女性散文导论》，列举了台湾现当代大多数女性作家和她们的经典散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写得比较有看头。我在大学里教《中国现代文学》时，曾给学生们讲过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散文家陈启佑的经典散文《永远的蝴蝶》，他是中国台湾文化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在创作态度上，主张“诗的内容不深奥，题材尽量广阔，关怀民生疾苦，剥析时代沧桑。”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走社会写实路线，散文则以小品为主，33岁前崇尚唯美文学，从《永远的蝴蝶》始，他“逐渐离开小我、软性、唯美的象牙塔”。

　　语言，是思想栖居的家园；而文体，则是经验表达的容器。当新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如潮水般涌来时，旧有的语言形式与文体规范，难免会显得捉襟见肘。摄影中拍好一朵花，自然不难，难的是能否拍出花的魂，台湾的散文在比较特殊的语境下产生，因此，台湾的散文最成功之处，是让汉字表达出台湾散文家笔下的魂。读台湾散文和大陆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直觉是不同的，读台湾的散文，总觉得节奏会缓下来。由于大陆的整个知识生产和文化的秩序里，文化生态缺少极其个人化的表达，共性的比较多，基本写不出有魂灵的作品。正如台湾学者颜昆阳所言：“新的经验题材，需要新的语言形式去表现。文体不变，已非旧有规模所能范概。”一语道破文学演进的核心动力。台湾散文的流变，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种“经验”与“形式”不断相互激发、彼此寻找的动态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乡愁散文”的集体性情感喷发，到六七十年代现代主义技巧的引入与乡土情怀的回归，再到八九十年代以降多元化的个人书写，台湾散文始终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验表达方式”这一核心命题，其探索所累积的“价值谱系”，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20世纪50年代，是台湾“乡愁散文”的黄金时代，也是这一中国文学古老母题在特殊时空下绽放出的最为凄美、也最为壮阔的花朵。近300万离乡背井的大陆同胞，将“怀乡病”作为一种时代性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孵育、郁结、发酵于血脉之中。这种千万人“共同心的形成与汇合”，在散文界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林海音《城南旧事》中那清澈而哀伤的童年回眸，郭枫《老家的树》对故土风物执拗的凝视，王鼎钧《左心房漩涡》里对往事惊心动魄的追索与重构，张拓芜《坐对一山愁》那化不开的浓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它们以极为个人化的记忆与情感断片，承担起了厚重如山的“历史书写”。那些即将被战火与时间湮灭的细节：一声乡音，一种小吃，一条小巷，一个亲人的面容——被散文家以文字“从即将消逝的历史中拯救出来”，使其与宏大的历史叙事“交相辉映”。这不再是古代士大夫贬谪途中对朝廷的思念，而是现代人被连根拔起后，对文化母体与生命原乡的撕心裂肺的渴念，其情感浓度与美学成就，确使“乡愁”这一母题，攀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风行怀乡文学，西方现代文学也成了台湾文坛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等。六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思潮兴起，代表作家有钟肇政的《鲁冰花》等。这一时期散文大家比较多，张晓风、三毛、余光中、席慕蓉、龙应台、刘墉、古龙、琼瑶、胡品清、张菱舲、柏杨、李敖、林清玄、林文月、方瑜、喻丽清、洪素丽、陈幸蕙等作家陆续有重要作品问世。及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坚冰初融，另一股散文的潮水——“探亲散文”随之奔涌而来。聂华苓、白先勇、三毛、琼瑶、柏杨……这批作家跨越海峡的步履，本身就成为历史性的文本。他们的笔端，从“思乡曲”转向了“回乡吟”。踏上实实在在的故土，巨大的情感落差、时间的沧桑、现实的碰撞，催生出更为复杂、悲欣交集的篇章。三毛的《悲欢交织录》、琼瑶的《剪不断的乡愁》，其标题本身便是这种复杂心绪的写照。那一声“我不是外来客，我是这里人”的呐喊，是乡愁从梦幻云端跌落坚实大地后，发出的混合着疼痛与狂喜的真实声音。民族的“血缘”，这只无形而强韧的手，通过散文家的笔，弹拨出既有时代共鸣、又具个人生命刻度的和弦。而所有旋律，最终都汇向一个无可置疑的主调：那腔澎湃的“中国心”。这些文字，是历史瞬间的情感化石，至今读来，依然“舌有回甘，余香可掬”。20世纪90 年代，叶石涛、余光中、隐地、张晓风、杏林子、周志文、吴晟、蒋勋、颜昆阳、廖玉蕙、林清玄、陈幸蕙、刘黎儿、齐邦媛、孙维民、林耀德、唐捐、钟怡雯、陈大为等。

　　如果说“乡愁”是台湾散文最深沉的情感内核，那么，对“文脉”的自觉承续与创新，则是其得以挺立的美学脊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入台湾，与本土的乡土关怀相互激荡。白先勇的《台北人》将古典小说的白描功力与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技巧熔于一炉，以“最后的贵族”之眼，洞见时代变迁与人性永恒。张晓风的散文，既有磅礴的宇宙意识，又不失女性笔触的柔美与哲思，在汉语的弹性与张力上做了极致的探索。余光中左手写诗，右手为文，其散文融汇古典意境、现代节奏与欧化句法，文字如铜锭般凝练而富有光泽。乃至龙应台的锐利批评，林清玄的禅意感悟，简媜的奇崛幽深，蒋勋的博雅通透……台湾散文家群体，呈现出一派群峰并峙、风格迥异的繁荣景象。他们似乎共同完成了一项艰巨而卓越的使命：在相对从容的文化语境中，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与美感，推至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笔下的汉字，不仅传递信息，更在舞蹈，在吟唱，在构建一个充满情感温度与哲学意蕴的审美世界。这或许就是台湾散文最为成功之处：它让汉字，精准地捕捉并表达出了那片土地上游荡的、属于中国人的“魂魄”。

　　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角度，表达理想与幻灭，表达那些魂牵梦萦的境界，他们的作品基本代表了台湾散文的整体成就以及在汉语书写的高度。1977年，台北源成图书公司出版台湾《十大散文家选集》：张秀亚、思果、徐锺佩、琦君、萧白、王鼎钧、张晓风、颜元叔、子敏、张拓芜。1994年，台北朱衣出版社出版台湾《当代十二大家散文选集》：王鼎钧、余光中、林文月、陈冠学、杨牧、张晓风、黄碧端、陈列、阿盛、刘克襄、庄裕安、简祯。对于台湾的散文，包括他们整体的现当代文学，我其实没有资格置喙。

　　进入21世纪，台湾散文的重量与力量，在一部皇皇巨著中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齐邦媛女士以80高龄，历时四载，写就长篇回忆录《巨流河》。这部作品，讲述了齐邦媛女士和家人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半生的流亡岁月，这既是一部传奇的个人史，也是救亡图存的家国记忆。她以邃密通透的史笔、深情至性的文心，记述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个人的飘零与国族的苦难交织，知识的追求与战争的硝烟并存。尤为可贵的是，《巨流河》超越了简单的控诉或自怜，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王德威说《巨流河》是在“以个人的受难史，来见证时代的受难史”，并最终“获得了反思历史的智慧和面对未来的力量”。齐邦媛在书中写道，颠沛流离中，文学是“必要的坚持”，它教人理解痛苦、学会容忍、给予温暖。这部“血泪记录”，以其文学上的精湛与史识上的通达，成为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一个不可绕过的、有“重量”的文本，在海峡两岸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共鸣。它证明，真正的散文，可以也应当有承载历史、安放灵魂的魄力与容量。

　　反观大陆散文在相当时期内的境遇，则不免令人扼腕。在一种高度一体化的“知识生产和文化秩序”中，公共的、共性的表达往往挤压乃至取代了极其个人化的、内向的探索。散文容易沦为风花雪月的轻浅点缀，或是某种集体情绪的传声筒，难以深入个体灵魂的幽暗丛林与复杂地貌。当文学与“深入的社会”及真实的人性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时，它便容易陷入一种“孤芳自赏”的“孤傲”，或是一种等待被“欣赏”“捧场”的焦虑。其结果是，许多作品技巧娴熟，辞藻华丽，却唯独缺少了那个能直击人心、令人战栗或沉思的“魂灵”。

　　台湾散文的成就，恰如一面清晰的镜子，照见了我们自身的某些匮乏。它提醒我们，散文的更新，绝非仅是题材的猎奇或形式的炫技，其根本动力，在于写作者是否拥有直面自身经验，哪怕是创伤经验的勇气，是否具备将个人体验淬炼为普遍人类情感的功力，是否依然怀有对汉语之美与之力的虔诚与敬畏。台湾散文之所以能成为击中无数人心的，正是因为它以最凝练的文学语言，道破了某种残酷而普遍的人生真相与人性困境。台湾散文源自作家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与悲悯。台湾散文，以其一脉相承的“文脉”自觉、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思、对现代汉语表现力的不懈锤炼以及对个体灵魂的执着叩问，在现代汉语散文的书写高度上，树立了重要的标杆。它并未“走到前面去”，而是在另一条路径上，守护并开拓了汉语散文的某种可能性。大陆散文需要的或许不是盲目的追捧或焦虑的追赶，而是深刻的“反思”与诚恳的“猛醒”。这反思，首先应是对文学本体的回归：散文究竟是什么？它应该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它如何在记录时代的同时，又不被时代洪流所吞没，保持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与人性勘探的深度？大陆的散文是时候将目光从虚浮的云端收回，投入到脚下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欢笑与眼泪、挣扎与希望的现实中去了。唯有当散文的根系，重新深扎于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与广阔的社会之中，汲取那最为原始也最为丰沛的养分，它才有可能重新生长出强健的枝干，开出有魂魄的花朵，结出能经受时间淘洗的果实。否则，失去灵魂与根的书写定会被边缘化。文学的希望，永远在于那“必要的坚持”：坚持对真实的忠诚，对美的追寻，对人性的信任以及对母语那分深沉而无尽的爱。正如莫言前几年在大陆出版的《晚熟的人》“有灵魂的哲学经典”之句所言：善良的人都晚熟，而且是被坏人催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