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光耀霓裳 ——在贵州省博触摸时光‌

慢漫

　　落地贵阳，映入眼帘的是切割起伏的地貌。在 “地无三里平” 的贵州，贵州省博物馆也坐落在层层台阶之上。

还没进馆，就被这栋彩色马赛克建筑迷住了。不规则的多边形外墙，阳光下像一幅巨型现代画作。

把苗绣的热烈、侗锦的密实，织进现代建筑的骨骼里——这大概就是贵州省博物馆最动人的样子。

它以大地的棕褐色为立面，侧墙色彩斑斓。30万年前，黔西观音洞人就在这里生活；2000多年前，夜郎古国称雄于此；725年间，播州杨氏土司统治着这片土地。如今，这一切都被收藏进这座 “文化千岛” 之中——等待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去触摸贵州的来路与去向。

　　

　　贵州，高原山地绵延纵横，北南分属长江珠江上游。在 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8个世居元族各美具美、美美与共，绘就了一幅铸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彩画卷。

贵州，是史前文明汇集地，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距今30万年前，先民开始在此繁行生息。斗转星移，伴随着聚落形成和地域文化中心的显现，这里演绎着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

贵州，是家国情怀萦绕地。秦汉以来，这里是郡国并治、羁縻之治、土司制度的实践论。

有明一代，屯车移昆，经略西南，稳边控藩，贵州行省为国而生。历代国家治理经验，汇聚成推动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发展的磅礴力量。

贵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地，中华文化主干于此枝繁叶茂。阳明心学肇源龙场，屯堡文化与生俱来，民族文化亮丽多姿。“天人合一” 是这方山水的人文底他，“知行合一”是这方人民的血脉基因。

贵州，是中国草命伟大转折地。长征时期，红车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国量产，道义会议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激励着黔贵儿女奋力前行。

在回首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展望中，追寻伟大梦想。归纳吸收，发场光大，是贵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循着先民的足迹，守正创新、砥万奋进，贵州必将迈向更加美好。

洞天岁月，星光闪耀——史前时期

　　距今30万年左右，已有古人类活动于贵州这片热土。他们谋求生存，探素未知，在适应与挑战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距今1万年左右，古人类的生产技术革新，磨制石器、发明陶器等，在交流与互鉴中形成异彩纷呈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黔山贵水为石器时代的人类栖居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洞穴遗址为主，数量居全国前列，呈现出独特而多样的文化面貌。已发现的遗迹、遗物记录了距今约 30 万年至 1 万年间，人类从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演化轨迹、工具制作由打制向磨制的发展历程、生业方式由狩猎采集向渔猎采集的转变过渡。

　　随着磨制技术出现，人类社会逐步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贵州先民食谱日益广泛，并出现了早期的装饰和埋葬行为。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广泛使用，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贵州，旷野遗址数量逐渐增多，分布格局星罗棋布，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特征异彩纷呈。

　　七千年前的磨制石器，温润如玉。双肩石锛，不只是一件工具，更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审美的惊鸿一瞥。一眼万年。石材色泽红润，通体精磨，有玉的质感。器形呈凸字形，双平肩，单面刀。

　　招果洞遗址的专古发掘揭示，距今1万年左右，招果洞人的生业方式，由狩猎采集向广谱性经济转变，即从采集野生的弥猴桃、葡萄、核桃等植物果实，捕获鹿、牛、猪、虎、狼、熊、免等动物，拓展到对鱼、螺、蚌等水生动物及野生粟、稻等小粒型食物的广泛食用，食物来源与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是贵州大地最早的‘调色盘’。30万年前，远古的先民拾起这抹赭红，在岩壁上记录狩猎，在陶器上描绘信仰。它沉默不语，却封存了人类童年时代第一笔关于美的冲动。

　　玉璧作为“六器”之首，是祭祀上天的核心礼器。中央有孔的圆形形制，完美契合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圆璧象征浩瀚苍穹，圆孔则是天地相通、神灵往来的通道。

青铜之光 华夏一脉——先秦时期

　　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周之际，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青场瓦窑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鸡公山等遗址出士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一定程度反映了贵州早期青铜文化的面貌。鸡公山等遗址出士的大量炭化稻米，为探讨云贵高原早期稻作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贵州省博物馆，被这件细颈三耳陶瓶狠狠戳到了！喇叭口、长脖颈、小鼓腹，造型优雅又充满力量感。三只环形耳对称分布，强迫症表示极度舒适。斑驳的陶色和清晰的戳刺纹，仿佛能感受到三千年前制陶人手掌的温度。

两千多年前，它寒光凛冽，是沙场上“铜戈一出，谁与争锋”的战争利器。而身上狞厉的兽面纹，又让它超越了杀戮，成为沟通天地、震慑鬼神的礼仪重器。它从威宁中水走来，带着夜郎古国的神秘，向我们诉说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

　　贵州境内南、北盘江，清水江，锦江，乌江，赤水河等流域均发现了不少先秦时期遗存，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与周边地区关系密切，表明大江大河自古就是族群互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史载楚将庄蹻循江入滇，或溯沅水伐夜郎而王滇，即是江河作为文化通道的文献证据。

　　战国时，楚国曾在今重庆黔江流域与贵州东北部设置黔中郡，郡治具体位置不明，后世称黔中地。秦夺楚巫郡和黔中郡后，将两郡合并，设新“黔中郡”，为全国36郡之一。唐朝时，在今贵州省境设黔中道，建黔州郡和黔州都督府。唐玄宗时，思南人赵国珍出任黔中都督，其后，黔中都督一职均由赵氏担任。明代，以被废除的思南、思州两土司辖地为基础建立贵州省，当时省域基本属于旧黔中郡辖境，故民间将贵州简称为 “黔”。民国初年，将贵州全省划分为 3道，即黔中道、黔东道和黔西道，正是以“黔”这一简称为命名依据。

　　在贵州省博物馆《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展里，发现了这件造型超级别致的战国青铜器——帆船形铜斧。斧身真的做成了帆船的形状！上部有装木柄的凹槽，底部是弧形双面刃。两千年前的工匠，把兵器的杀伐之气和帆船的浪漫想象融为一体，这审美真的太绝了！

它来自贵州兴义，是夜郎文化的见证者。站在它面前，仿佛能看到南、北盘江上舟楫往来的古老画面。

　　两千多年前，它被夜郎武士藏于腰间，是贴身近战时一击制胜的 “短兵秘器” 。剑身上起伏的曲线，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杀伤力的语言。它从普安铜鼓山走来，带着夜郎古国的骁勇与神秘，向我们诉说那段剑不离身的峥嵘岁月。

郡国并治，多族共融——秦汉至魏晋南北朝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云贵高原的经略。秦开“五尺道”，西汉武帝时凿“南夷道”，设置夜郎县，夜郎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贵州地区逐步进入“郡国并治” 时代，开启了文化发展和多族共融的新局面。西汉末，夜郎国灭。东汉初年，牂柯大姓“保境为汉”魏晋以降，中央王朝对南中地区的控制逐渐减弱，出现“七郡斗绝，晋弱夷强”的格局。

　　约战国中期，夜郎兴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会见夜郎候多同，“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夜郎侯入朝，受封夜郎王。考古发现揭示，今贵州中西部地区分布着一批地域文化特征鲜明的青铜文化遗存，结合史书记载，当属夜郎遗存。夜郎历史尚有诸多谜团待解。

　　琵琶形错金铜带钩 ，它长得像一把小琵琶。钩首是优雅的鹅头形，腹部有折棱，表面曾经嵌满金丝纹饰。两千年前的工匠，把实用的腰带扣做成了艺术品！

最震撼的是它的尺寸——29.4厘米长，几乎横跨一个人的腹部。出土时它和铜剑并列摆在墓主右侧——这不是普通的腰带扣，这是夜郎贵族的身 份证。

它来自赫章可乐M356墓，是夜郎与巴蜀文化交流的见证。站在它面前，仿佛能看到两千年前那位腰悬铜剑、扣着金纹带钩的夜郎武士，昂首走过这片土地。

　　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夜郎地域宽广，兵力雄厚，史称“夜郎最大”“精兵十余万”，今黔西滇东大部分地区都应属于夜郎范围。其民能束发“魋结”，尚武爱美，自铸兵器。 耕田邑聚，聚族而葬，葬俗奇特。

　　这件扣饰出土于著名的“套头葬”墓中。当时，人上额及眼、嘴、耳部镶嵌有孔雀石，背后有一横向挂钩，出土时覆于墓主面部。它可能是一件缝缀在织物上的装饰品，被古人用作保护逝者的 “面膜” ，带着两千年前的守护之意。

两千多年前，一位夜郎故地的先民，将这枚小小的铜印挂在胸前。

印面只有两个字——“敬事”。不是名字，不是官职，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话：敬慎于事，不苟于行。

在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一个人把对自己的告诫刻进铜里，贴在心上，日日随身。它穿越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像一声来自远古的叮咛——无论身在何方，对事存一份敬意，对自己留一份清醒。

一枚铜印，两字箴言，三千年的自省，从未过时。

　　行秦汉中央王朝通过筑路、置吏、移民等举措，大规模经营贵州地区。秦时，“常頞路通五尺道，诸此国频置吏焉”。西汉武帝时，置南夷道，“自焚道指牂柯江”。先后没置郡为郡和牂柯郡，并“募豪民田南夷”，促进了贵州的开发。

　　在贵博，听一件来自“夜郎”的乐器讲述远古的回响。

这件铜甬钟的“合瓦状”身形和月牙形的口沿，满满的战国范儿。它来自正安，是夜郎与荆楚文化交流的见证。虽然只有孤零零的一件，但依然能感受到它曾经的庄严。

　　1975年，考古队在兴义万屯汉墓群M8发现了一件被墓室压塌、与泥土混为一体的“废铜烂铁”。经过半年的精细修复，一件震惊学界的东汉铜车马重现人间。

它的价值不止于“完整”——双曲辕的设计、十二幅的轮制、1毫米的铜箔篷顶，代表了汉代西南地区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而马唇的涂金痕迹，更暗示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财力。

更值得深思的是：贵州并非铜车马的起源地，它的出现，是中原车马礼仪制度沿西南夷道传入夜郎故地的生动证据。一辆铜车马，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出行，更是一个时代文化交融的缩影。

　　辎车：分段铸造，组装而成。马昂首翘尾，作拉车行走状。车双曲辕，每轮十二幅，前端与横相连。车带篷，车厢长方形。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汉代铜车马中较为完整的一辆，对研究汉代交通、青铜铸造工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轺（yd0）车，汉《释名》：“轺，遥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轺车车厢无遮挡视线远，车体轻快行驶速度快。

此轺车分段铸造，组装而成。马昂首翘尾，作拉车行走状。车直辕，每轮十四幅，前端气横相连。车厢长方形，厢底虀形變空。是贵州出士体量最大的车马模型。

　　这件黑漆朱绘夔龙海潮纹盘，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广汉郡工官制造的盛食器。麻胎黑漆为地，唇沿饰鎏金铜扣，盘内壁朱绘夔龙纹，外壁绘海潮纹，底部线描凤鸟。折唇背面针刻隶书铭文61字，记载了从素工制胎、髹工上漆到画工装饰的完整工序分工。这件漆盘是研究西汉漆器生产流程与工官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枚刻着 “巴郡守丞” 的印章，为何会出现在远离巴郡的贵州兴仁。

历史上巴郡大致位于今重庆地区。而此印却出土于贵州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汉墓——兴仁交乐14号墓。它并非“公章”（官印离职须交回），而是一枚子母套印中的母印。专家推测，墓主或为曾出仕巴郡的贵州本地儒生。子印缺失，其名已不可考。

一方小小的铜印，封印着一个贵州人外出为官的故事，也封印着两千年前西南与中原的文化交融。

　　这是目前贵州出士的唯一件木牍，残存文字13个，有学者释读为“戍做邑口口信自免科为书者所”，可能属于申诉狀类的文书，该遇址所出的相关遗存，反映此处可能是汉代某一级行政中心所在地。

　　“同劳澡盘”口沿上刻铭文 “同劳澡盘比五尺周一，元始四年十月造。同劳系汉代在西南夷地区所设器州郡下属的县，大致位于今云南省陆良县一带，铭文“比五尺周一”应是器物尺寸的记载，表明汉代说明汉王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时，也把度量衡制度带到这一地区。

　　这件羽人神兽铜熏炉座，出土于贵州清镇M55汉墓。虽为熏炉局部，底座承盘与上部炉体均已缺失，但现存部分依然展现了汉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水准。炉座由四只神兽与一名跽坐羽人构成，羽人形象与贵州其他地区出土的“羽人”纹饰风格一致，是研究汉代西南夷地区神仙信仰与本土文化交融的重要实物。

　　环绕式神兽纹铜镜，此镜以圆钮为中心，钮座装饰草叶纹。镜背主区为七神三兽，神兽间点缀小兽。外围有半圆方枚，方枚上铸有隶书铭文：“建安元年四月造，宜子孙，长乐君”。作为有明确纪年的铜镜，它生动体现了东汉晚期人们对长生、多子多孙的普遍社会观念。

　　在贵州省博物馆，千万别错过这件东汉“老古董”——方格铁架！

看着是不是特别眼熟？没错，它很可能就是两千年前的“烧烤架”！原来贵州人“万物皆可烤”的基因，从东汉时期就刻在DNA里了。在“夜郎古国”的土地上，先民们或许已经围着它，一边烤着肉，一边享受着生活了。

　　舍人、盛览、尹珍系汉代儒学在贵州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后人并称“汉三贤”

舍人，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言其为西汉犍为郡人，任犍为郡文学卒史，汉武帝时待诏。曾作《尔雅注》三卷，被认为是“汉儒释经之始”，现已亡佚。北魏贾思觀 《齐民要术》、郦道元《水经注》多次提及“犍为舍人”。

盛览，字长通，西汉牂柯郡人，曾从学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请教作赋。返乡后，传播中原文化，著有 《合组歌》《列锦赋》。汉武帝时待诏。盛览事迹最早见于东晋葛洪所编《西京杂记》。

尹珍被公认为贵州汉文化的传播人，西南地区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明清之际，贵州士人为纪念尹珍，在今遵义市正安县设立“三楹莧堂”，后更名 “务本堂”，系地方重要教育场所，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贵博，找到了刻在石头上的“宇宙起源”。

这块第七石（伏羲女娲图），来自东汉，出土于贵州金沙。它是石棺尾端的一块画像石。

画面超级神秘——伏羲举日、女娲托月，人首蛇身交尾在一起！两人共同握着规矩，还给神祇加上了双翼和兽足！这独一无二的画风，是贵州汉代工匠的“原创”。

汉代人相信，伏羲女娲能再造生命。把他们的交尾图刻在棺尾，是希望生命得以延续和再生。一块石头，藏着汉代人对宇宙、生死最宏大的想象。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南中大姓并起，遂有诸葛南征，恩威并施，因俗而治。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在保持北向联系的同时，与东南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东南来风尽显魏晋风度，大批牂柯僚人入蜀则反映了民族文化勃兴的历史事实，贵州地域形成了多民族共融共生的格局。

　　这件麻江型铜鼓铸造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为国家一级文物。鼓面中心的十二芒太阳纹外，环列着十二生肖浮雕。其最独特之处在于第七圈的四龙纹饰间，铸有 “万历元年孔明置造” 的铭文。它印证了西南地区将铜鼓称为“诸葛鼓”的传统，是研究明代贵州民族关系与中原文化传播的珍贵实物。

兼容并包，因俗而治——
隋唐至宋元

　　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后，隋于今贵州境设牂州，并置南宁州总管府经略西南。唐重“开南，设羁縻州和经制州。宋代，经制州、羁縻州诸蕃井存。元代确立土司制度，对贵州的治理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政治上因俗而治、多制并存，文化上兼容并包、五彩缤纷。

　　隋唐至两宋时期，今贵州地区多制并存，外来流官与世袭士西共治。义在羁縻，是中央王朝重要的治理方略。

唐时，贵州往往是汉地官员的流放之地，也有许多自称始祖来自中原的大族兴起，至宋尤甚，播州杨氏即其一。宋时，北方战事频发，西南马匹受到重视，贸易随马市而兴，促进了该地区的商贸往来与经济发展。

　　唐三彩骆驼，骆驼俑精美华霄细秀

体型硕大，胎质造型饱满生动，极富动感。在头后部，颈部、驼峰及前腿根部均塑有毛发纹理，并施以淡绿色釉，其余部分施以棕黄釉、黄釉，釉层均匀，釉面莹润。

　　唐宋时期，重视儒学，銮塘书院、竹溪书院的创办，揭开了贵州儒学教育的新篇章。佛教、道教在贵州进一步传播，开凿佛像、凿刻石真等逐渐流行。贵州地区与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贵州之地华风日盛。

　　土司制度创设于元代，是一种委任土官世袭统领其地的政治制度。有元一代，贵州之地设有八番顺元、播州、恩州、乌撒乌蒙、亦溪不薛等大小土司300余个，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多样性。

　　武曌（即武则天）金简是日前发现的唯一一通金简，整体无纹饰，呈长方形，长36.2、宽8厘米，重223.5克，含金量96%以上，其上双钩錾刻铭文3行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鑍罪名。太岁庚子七月庚子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七月七日赴嵩山祈福，遺道士胡超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该简对研究古代投龙仪式有重要价值。

　　结合道书记载和专古发现，投龙仪式所用信物包括金龙、 玉简、金钮等，缠以青丝，一并投到名山洞府中，作为升度之信，奏告天、地、水三官。因此，该仪式又称投龙简、投龙璧等。这些信物各有寓意，质地也不局限于金玉。简书上愿景，龙负责驿传，钮代表歃血，青丝意为割发。简一般长一尺二寸，象征十二时辰；宽二寸四分，象征二十四炁，厚二寸，象征乾坤二仪。简文五行，为五行之数。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仅为唐玄宗投龙仪式中所用的铜简，主事道士名孙智凉，供职于皇家道观肃明观。据载，开元间他被迎至京师时，已百二十岁，由精通道术的高寿之士来完成祈求长生的投龙仪式再合适不过。

国之战略，设省而治

明代，对贵州的历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王朝为经营西南，维护边疆稳定，于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标志着贵州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强化了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建省后，贵州经济、社会、文化等得到较大发展，科举人才辈出，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特别是“阳明心学〞发端贵州，形成独树一帜的黔中王学。

　　走进贵州省博物馆，你一定会在它面前驻足——黔府青花罐。

“黔府”二字，指向的是明代赫赫有名的沐氏家族。沐英，朱元璋养子，因战功封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因民众感念敬畏，黔国公府被尊称为“沐王府”。

这只青花大罐，便是沐王府在景德镇订烧的生活用具。器形硕大，青花发色鲜亮。罐底“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十二字，是它独一无二的身份烙印——全国仅此一件。

四百多年后，王朝更迭，府邸湮灭。唯有这只青花罐，穿越时光，在贵博的展柜里，向每一位来者静静讲述那段西南边陲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绕开的名字。戊戌变法的风雷、“少年中国说”的激昂，皆出自他手。而在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的身份之外，他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

　　扇面上，梁启超以行书写下一首七言律诗。首联“入春忽忽已三月，去国迢迢又四年”，道尽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流亡的复杂心绪——时光飞逝之叹与离乡万里之痛交织笔端。中二联写景寄怀，树密山瘦、暮烟苍茫，中原兄弟音书断绝，而他独眠异邦，唯有林园自遣、巫峡放歌。尾联“南海先生题此印作”更添深意——康有为的题记见证了这对师徒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联结。

这柄团扇，不只是一件书法佳作，更是一页流动的历史。十四行墨迹里，有变法的失败，有流亡的孤寂，有对故土的眷恋，也有“无负今日”的坚守。如今它静立于贵博展柜，等待每一位来者，于笔墨间读懂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开辟龙场九驿是奢香的历史功绩。洪武十七年（1384），马烨奉命到贵州修整驿道，与水西士司发生矛盾，鞭答奢香。奢香忍辱负重，修筑龙场九驿，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奢香大义开辟九驿图。画中女子策马扬鞭，英姿飒爽。她是奢香——一位被历史铭记的彝族女政治家。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贵州都指挥使马烨欲灭诸罗，寻机鞭笞奢香，企图激其叛乱。奢香忍辱负重，没有举兵反抗，而是上京面见朱元璋。皇帝问何以为报，她答：“愿开山凿石，辟中原驿道”。

归来后，奢香率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辟以偏桥为中心的两条驿道，设立龙场九驿，打通了贵州通往四川、云南的交通。从此，盐茶马帮、丝绸背夫得以走出大山；中原的先进文化技术也得以进入西南边陲。

六百年过去，那些青石板上的蹄印早已模糊，但奢香策马的身影，永远定格在这幅壁画上——提醒着每一位来者：有些路，是一个人用大义铺就的；有些山，是一个人用胸怀翻越的。

　　奢香（？-1396），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为霭翠执政期间的有力臂膊。霭翠病逝，奢香代摄贵州宣慰使职，为彝族杰出的政治家。

平定云南后，蓝玉、傅友德度水西地，从贵州宣慰司治通十一驿西北行。洪武二十三年（ 1390），朝廷以景川侯曹震通永宁河道，自永宁至曲靖驿桥道路，委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提调永宁、赤水、毕节、乌撒等卫军夫，以修理之。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月，毕节诸夷反，破陆广、阁雅诸驿。前军都督佥事何福以兵讨平，何福又遣人奏“故宣慰使霭翠妻奢香亦桀骜不服，请并兵讨之”。朱元璋以其并非稳恐，不许。二月，宋诚母刘淑贞赴京贡马谢恩，朱元璋或令其传谕奢香不许何福用兵事。五月、九月，奢香先后遣安的、子妇奢助贡马谢恩。七月，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治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其实奢香既已输诚，当尽心修整已坏诸驿，所谓奢香通 “龙场九驿”，当指此事。马烨坐事，或在此年。夏，以顾成为贵州都指挥使同知。

民族和谐，维护一统——明代贵州

　　设省而治，加快了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代。交通的改善，方便了内部及对外的交往，奢香立龙场九驿成为贵州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大量移民的涌入，重塑了贵州民族分布格局，由此形成的独特屯堡文化，折射出明王朝开拓贵州的宏伟历史图景。民族互能，多族和合，既维护了国家的一统，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永祥寺铜钟：明成化六年（1471年）铸造。成化初年，贵州西堡苗叛乱，朝廷以郑忠为镇守太监平乱。乱平后，郑忠为表彰战功、祈愿国泰民安，于贵阳西南隅潮音寺旧址扩建寺院，奏请朝廷赐额“永祥”，并铸此钟悬于市内。

钟身铸有“皇图巩固 帝道遐昌 法轮常转 佛日增辉”四行大字，每字约三寸。另有小字铭文五十字，详细记录了监造官员与铸造匠人的姓名。

此钟不仅是明代贵州地区铸造工艺的实物见证，更承载了五百余年前平定叛乱、建寺铸钟的历史记忆。

　　贵阳有城，可上湖至未代，以“贵州” 名之，然其规制不详。元初，元军定罗殿、贵州、二龙等处，置顺元路，更“贵州”为顺元，以为司治。其时的顺元城，南临南明河，东至老东门，西至大西门，北迄钟鼓楼（今王家巷）。

明洪武初，水东、水西归附，明王朝以水东、水西置贵州宣慰司，因司署所在，仍以“贵州”称之，故贵州城又称“宣慰司”，随移民的增长，贵州城府、县分置的弊端逐渐凸显，又移程番府入省城，更名为贵阳府，而贵州成为省的专称，但“贵州指称“贵阳”，一直延续至明未。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置贵州都指挥使司，设司治于宣慰司城。但当时的贵阳为土城，颇为简陋，不能充分发挥守御的功能。洪武十五年（1382）广其北面，依山麓为址，称“北城”，并改土城为石城。万历年间（1573-1620），普两次增高和加固城墙，至此“规制始备”。天启六年（1626），因防御需要和人口增加，总督张鹤鸣、巡抚王诚于北门外增升外城600余丈，并增修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小东门（俗称新东门）四座城门。

清顺治十六年 （1659），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重修内城，增高三尺。康熙十一年（1672)，总督甘文焜修复外城，雍正四年（1726〕，巡抚何世基，十年（1732），巡抚张广泗、元展成前后修葺。乾隆六年（1741），总督张广泗改外城为石城，城高二丈，顶厚八尺，底厚一丈。

　　在贵州省博物馆“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的展柜中，这件魏晋南北朝立耳大铜釜虽不张扬，却是当之无愧的国家一级文物。

它来自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其“拨交”入藏的来源，暗示了它不凡的流传经历。它粗犷的“立耳”造型，展现出与汉代截然不同的时代风貌，是研究贵州地区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力招抚当地士司，并“调北征南”，派遣30万大军，经由贵州赴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明军驻屯湖广至云南一线，沿驿道广设卫所。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省级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夷属右军都督府。永乐年间，又相继设立贵州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完善了贵州的省级机构建置。

　　在贵博遇见“大明印钞机”原型！这块不起眼的铜版，竟是明朝的国家一级文物——“大明通行宝钞壹贯钞版”！重达13斤的原始印钞模具。

它背面刻着 “泉字叁拾号” ，还有个“双胞胎”哥哥（“贰拾玖号”）在北京。正面雕着四爪龙，底下还刻着 “伪造者斩” 。

　　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柔光下，这顶金镶宝五凤冠美得惊心动魄。

它重达1388克，主体由纯金打造，镶嵌着数百颗红蓝宝石。冠上的五只金凤与蝴蝶，纤毫毕现。它的主人，是明代播州土司杨相的一位夫人。杨相官居从三品，却为心爱之人打造了这顶超一品规制的凤冠。

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西南一隅，这顶凤冠是极致的宠爱，也是大胆的僭越。1953年，它从遵义高坪的墓葬中出土。如今，当你在展柜前与它对视，四百年时光仿佛凝固——那不是冰冷的历史，而是一个男人曾热烈跳动过的真心。

　　这口通高78厘米、重达70.5千克的青铜巨钟，铸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钟顶铸有双首四足蒲牢（龙之第九子）为钮，肩部雷纹间横列篆书 “平播报德之钟” 六字。

钟腹铭文由贵州巡抚郭子章亲撰，记述了明王朝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之力，出兵24万，耗银二百余万两，历时114天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之事。

此役是 “万历三大征” 之一，标志着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政权彻底覆灭。一口钟，敲响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一个延续七个多世纪的土司王朝的终结之音。

　　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展厅里，平播报德之钟与平播安黔之鼎并列而立。

钟是“报德”——感谢上苍与神明的庇佑；鼎是“安黔”——宣告这片土地从此换了主人。万历二十八年，24万明军攻破海龙囤，播州杨氏725年的土司统治，在火光中落幕。

一钟一鼎，是胜利者的功勋，也是失败者的终章。此役之后，明王朝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开始走向瓦解。四百年后，钟鼎沉默地立在展柜里——那不是冰冷的铜器，而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回声。

　　明王朝推行屯田政策，移民就宽乡，扩建驿道，疏浚河道，大力发展水陆交通。茶叶、山货等大宗商品外贩他省，换回了瓷器、锡器等货物。特别是皇木出山，受到朝廷格外重视。经百余年的开发，贵州经济快速发展。随徐霞客、黄向坚等游历贵州，黔山贵水闻名全国。

　　这件明荷花纹玉壶，通高19.2厘米，口径5.1厘米，底径6厘米。壶身一面雕荷花，一面雕牡丹，壶盖与壶口饰以如意纹，皆为富贵吉祥之意。

明代玉器造型与纹饰深受瓷器工艺影响，一改前代仿古之风，造型多样、图案丰富，多以符瑞吉祥为题材。此壶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完美诠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牡丹喻富贵而雍容，如意寄万事皆顺遂。三种吉祥符号集于一身，既是一件实用酒器，更是一件承载着明代文人审美与世俗祈愿的艺术珍品。

　　这件明代凤穿牡丹纹玉盘，是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玉器中的精品。“凤穿牡丹”又称“凤喜牡丹”，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的经典题材。古代传说中，凤为百鸟之王，牡丹为百花之王，二者结合，象征着美好、光明与幸福。

明代玉器造型丰富、图案多样，多以符瑞吉祥为题材。此盘将凤凰的灵动与牡丹的雍容融于方寸之间——凤鸟展翅穿梭于繁花之中，情意绵绵；牡丹花瓣肥厚，花开富贵。凤与牡丹，一为瑞鸟，一为名花，正是中国人对“富贵圆满”最极致的想象。

　　这组“钟磬玉佩”，是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礼制玉器中的经典组合。钟与磬，一为青铜铸就，一为美石琢成，自西周起便被定为天子与诸侯宗庙祭祀的礼乐重器。玉磬音色清脆悠远，编钟之声浑厚庄重，二者相和，便构成了华夏礼乐文明中 “金声玉振” 的至高境界。

而玉佩，则是古人系于身侧的德行符号。《礼记》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组玉佩由玉璜、玉珩、玉琚、玉瑀等冲牙构件串联而成，行走时玉片相击，发出清脆有序的鸣响——步伐缓急，皆在玉声之中。钟磬为庙堂之礼，玉佩为修身之德，一外一内，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礼以节人，乐以和心”的精神世界。

　　有明一代，贵州卫学（设于卫所）、司学（设于土司辖地）和府州县学蓬勃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学体系。弘治以后，以各种书院为代表的私学渐兴。王阳明于龙场创办的龙冈书院更具有里程碑意义，播下了阳明心学的种子，黔中王学因此兴起，产生了孙应鳌、李渭、陈尚象等一批重要人物。

　　设省而治，加快了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交通的改善，方便了内部及对外的交往，奢香立龙场九驿成为贵州交通也上的重大事件。大量移民的涌入，重塑了贵州民族分布格，由此形成的独特屯堡文化，折射出明王朝开拓贵州的宏伟史图景。民族互嵌，多族和合，既维护了国家的一统，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黔境定格 社会开新——清代贵州

　　清代是贵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时期。政治上，调整了贵州省域，开展“改士归流”，设置“新疆六厅”。经济上，引入新品，疏没商道，近现代工业萌芽，贵州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上，多族共融，人文蔚起，英才辈出。晚清社会风,云激荡，贵州儿女行不甘后，纷纷投身救亡图存的浪潮。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封建帝制在贵州的终结，，开启了社会新篇章。

　　康雍乾三朝，多措并举，强化了贵州的战略地位。通过与周边诸省之间辖域的调整，基本确定了今日贵州省境，通过撒卫设县，“改土归流”、开辟“新疆” 等举措，加强了对贵州的治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对铁柱原立于贵阳甲秀楼西门外台阶之上，共两根：一铸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高3.14米，径0.45米，为云贵总督鄂尔泰镇压古州（今榕江）苗族后收缴兵器所铸；一铸于嘉庆二年（1797年），为云贵总督勒保镇压兴义布依族王囊仙起义后所铸。

鄂尔泰铁柱上镌刻铭文：“帝德光被，臣功显煜。八万古州，生苗帖服。镕干销戈，铁柱矗矗。表烈垂谟，载瞻载肃。”字里行间，是清廷“改土归流”政策下铁腕统治的宣言。两根铁柱在甲秀楼前矗立了220年，直到1952年被拆除，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它们是西南边疆从土司制度走向流官统治的血腥见证，也是一段被熔铸进铁柱里的帝国扩张史。

　　贵州的民族服饰与银饰，是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针线与白银写下的史书。

台江施洞苗族女盛装银饰是其集大成者。全套银饰在姊妹节踩鼓场或婚礼上穿戴，姑娘们以此展示灵巧与富有。其中龙凤银角头饰造型最为繁缛奢华；银马围帕长约40厘米，14组人骑马图案如千军万马行进；银衣片一套20片，镂刻麒麟、狮子、龙等瑞兽。

另一件舟溪苗族茧片绣饰银盛装女衣，270枚银泡密布两肩与衣摆，24付蝴蝶牌链坠、7付双鱼牌银铃、20付银响铃满缀衣身。行走时银铃叮当作响，是身份与祝福的交响。

　　大批流官、军士及移民进入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人口迅速增长。清政府竭力倡导内地的生产经验，大力发展早作农业，疏凌商道，开炉铸币，发展商业、手工业，持续扩张矿产开发规模，促成清代前期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

　　清政府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府州厅县学和各类书院的数量、规模都超过明代，且遍立社学和义学，使受教育的人更多，培养了大批人才。全省进士及第者五百余名，其中状元三名、探花一名。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在遵义形成以郑、莫、黎三家为代表的沙滩文化，流风余韵，沾溉百年。

　　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展柜里，这柄团扇只有21厘米见方，盈盈一握。

扇上，一位女子春睡未醒。笔墨极简，却全是温柔——那是四百年前南宋陈居中笔下的慵懒，经明代唐寅、清代翟继昌一再传摹，最终落在贵州人姚华的笔下。

姚华是贵阳走出的“京师第一通人”。四十岁后才提笔作画，却让画名与诗名并传。1916年，他在盈尺绢面上完成了这场跨越四个世纪的对话。当你隔着玻璃与它相遇——那不是一幅画，是四百年间，四位画家隔空传递的一场春梦。

　　这方荔枝飞蝠端砚，以端溪西洞佳石为材，石质坚实细腻，呵气成墨。砚作簸箕形，线条简练而古雅。

正面边沿以篆书镌刻 “吴门顾二娘制” 六字——顾二娘为清代康熙年间制砚名家，所制之砚多为宫廷及文人雅士珍藏。砚底“端溪西洞”四字点明石料出身。纹饰寓意精妙：荔枝取“利”，蝙蝠取“福”。一砚之上，名利双收，福气满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圆满的世俗祈愿。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贵州贵阳人。作为晚清重臣，其书法融合颜体雄浑与米芾灵动，自成一格。贵州省博物馆藏有其多件对联佳作：“无数云山供点笔，满江风月不论钱”。

上联“无数云山供点笔”：以辽阔云山为创作素材，体现文人以天地自然为纸砚、寄情笔墨的雅趣；下联“满江风月不论钱”：将满江风月视为无价之宝，彰显对自然之美的珍视与超脱世俗的情怀。两句对仗工整，以“云山”对“风月”，“点笔”对“论钱”。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社会矛盾重重。咸丰、同治年间，不堪重负的贵州各族人民揭竿而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西学东渐，资本主义思潮传入贵州，洋务运动兴起，各地设立新式学堂，传播新思想。辛亥革命爆发，贵州积极响应，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结束了清王期在贵州的统治。

　　山峦不语，历史留音。

贵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是生命的重要起源地，是早期人类的宜居家园，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十三个行省，也是多种观念、文化和制度的诞生地与试验田。这里六山磅應、 六水绵长，山水相宜，人地相洽，多族和湾、城乡和美，书号着四结进步的中国故享。袁州两安交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祝组成部分：这方然主上的创造与实践，为中丝伉秀传统文化注入了贵州智薏。鉴往知来，黔途无量。

贵州是一片发展的热士。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造了赶超跨越的 “黄金十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日标。习近平总书记赞誉：“贵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觉和国家章业大路步前遊的一个缩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贵州各族人民特大打弘锅？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和“团结备进、拼博创新、苦千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备力谱写中国式观代代麦州实味新篇章！

　　“人文山水，时光峰峦”——这八个字，是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展的主题，也是此行最精准的注脚。

山水之间浸润着人文，时光在峰峦之间流淌。6000平方米的展厅里，30万年的贵州历史在眼前次第展开——从旧石器时代的石斧到夜郎古国的铜鼓，从土司的金冠到苗家的银饰，每一件都在诉说：这片被群山滋养的土地，从不缺少故事。

星河不负岁月，山河不负人文。多彩贵州的千年风华，终将在时光长河中持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