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与伟大建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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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连载

下篇:开天辟地：建党期间的峥嵘岁月

作者:邵维正 编辑:韩水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逐渐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生动写照和精华所在，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当年 6 月21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精辟概括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激励我们党顽强奋斗进取、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次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全党自觉担当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念，跨越时空，从建党之初直到如今，伴随着我们党走过了一百年的旅程。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望过去、直面当代，从革命前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进方向，担当起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和魂，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优良作风、政治品格、思想道德，是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核心内容和鲜明标识，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宝贵精神财富。

认真学习、深入领会这四个方面、32 个字，就能够更好地把握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继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实现党的初心、持续完成历史使命的发展进程。经过近百年的艰苦跋涉，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 50 多人的秘密小党，发展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华民族从衰落贫穷的困境里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这样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固然有多种因素，而从精神谱系的源头上看，则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体现，是传承建党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结果。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首先要确立革命理想信念，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领引前进的正确航向。近代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继承和吸收了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等的优秀成果，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是建党前夕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坚力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们创办进步报刊，建立研究组织，翻译马克思、列宁的原著，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宗旨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学派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这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为设置活动场所，北大校长蔡元培拨出两间屋子给研究会使用，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亢慕义”为英文 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当时北大寝室称“斋”。“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之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引领作用，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李大钊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

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跑来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而李大钊就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从事组织活动，引导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会员和非会员的思想觉悟，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出现了像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他们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当时，邓中夏、高君宇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 12 点后才就寝。由此，他们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做了准备。北京党组织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进一步开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0 年 8 月，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全译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问世。1919 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望道应《星期评论》杂志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个任务，1920 年 2 月，陈望道特地回到家乡，开始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以日文版为依据，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当年 4 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其间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陈望道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蘸粽子吃，并三番五次在屋外催促：“红糖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添些 ?”陈望道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 !”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也没动。而陈望道浑然不觉，嘴上还说着“可甜了，可甜了”。这就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故事的由来。《共产党宣言》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适应建党的需要，加强对外的社会主义宣传，上海早期党组织决定从 1920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第 8 卷 1 号起，把《新青年》改为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成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由李汉俊、陈望道主编。在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以及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这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并特辟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以登载那时可能得到的材料，帮助倾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了解苏俄的真实情形，以此加强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在此栏目陆续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斗争的译文。该栏目还刊登出列宁小传及其重点著作的介绍，以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

从此，《新青年》开始以新颖丰富的内容、崭新的面貌，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

　　1920 年 11 月 7 日，上海早期党组织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李达任主编。之所以选择11 月 7 日创刊，是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共产党》月刊着重刊登马克思、列宁重要著作的片段或节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也发表一些探讨中国革命的文章，受到共产主义拥护者的广泛好评。这份新面世的刊物，发行量达 5000 份之多，在当时的月刊中应该说是印数很高的了，并通过各种渠道撒播向全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重要理论读物，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号，其内容也是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主张。

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推动下，各地早期党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建党理论宣传工作。武汉党组织建立后，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有 20 余人。

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常在研究会上报告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心得体会。研究会其他成员流动性较大，为求方便，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学习或举行集体讨论。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围，还有许多小团体，如利群书社、学生中的“读书会”“学生会”等。利群书社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研究会通过书社活动联络进步分子。他们还出版过两种刊物：一种是《我们的》，一般在利群书社内部发行；另一种是《武汉星期评论》，创刊于 1921 年春，原属启蒙性刊物，黄负生、刘子通担任编辑工作。由于他俩先后加入共产党，所以这个刊物是在党的领导下编辑发行的，实际上已成为武汉党支部的机关刊物。

陈潭秋还亲自写了《妇女运动》《“五一”底略史》《快！起来呀》等短文，通俗易懂，观点鲜明，深受读者的欢迎。《武汉星期评论》致力于宣传辩证唯物论观点，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呼吁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妇女解放，并深刻揭露和批判军阀的反动统治，当时在武汉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长沙党组织成立后，采取多样形式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努力办好文化书社及俄罗斯研究会，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经常举办演讲会、讨论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在苏俄所取得的成就，引导人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往来甚密。他常向《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以及《共产党》月刊上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重要文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斗争在湖南的影响。有了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才能凝聚成一个团体，造就成一种声势，使大家明了走什么路、向何处去。1921 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重要议题之一就是选择主义，经过讨论并付诸表决，结果是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12 人，赞成民主主义的 2 人，赞成罗素主义的 1 人，主义未定者 3 人。可见，正确选择理想和主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有一个逐步认识、反复比较、明确决断的过程。

济南党组织成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出版通俗刊物，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 年“五一”劳动节，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其内容大量刊载了工人的痛苦生活，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但出版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刊。后来，决定由王翔千在《大东日报》的副刊上开辟《山东劳动》周刊专栏。该刊曾用诗的形式反映工人生活的苦难：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济南党组织还创办了《晨钟报》，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共产党员，由王翔千任总编辑，王尽美经常撰写社论。《晨钟报》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多次勒令停止发行，甚至阻止报童叫卖。面对当局的压制，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夜晚编印报纸，白天送邮发行，有时亲自上街销售，前后坚持了两年多时间。

广州党组织成立后，以《群报》为党的机关报，并强调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新增一些专栏，有《评论》《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等。有关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三国际的文件，都曾在报上连续刊载。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是广州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1 年 2 月，由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在广州出版。这是陈独秀等在广东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要把广大劳动妇女也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去谋自身的解放。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就曾以《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号召女子和男子一样，要联合起来，反对强权压迫，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前景。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州党组织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约有 80 人，其中 20% 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20% 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是各个不同职业的人士。他们还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每期招收专门班和通俗班各 30 人，由陈独秀从省教育委员会拨出经费，这些宣传员经训练后就分派到基层。通过这些活动联系广大群众，以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利用欧洲的便利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共产党的知识，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他们还组织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为建党做理论宣传。

为了加强学习和宣传工作，中共旅欧党组织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创办了《少年》《赤光》刊物。周恩来等在《少年》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他以“伍豪”的笔名在《少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系统地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深刻道理。

1924 年《少年》专刊改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任主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加强了党的纲领的宣传。在《赤光的宣言》中，周恩来明确宣布：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任务就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和《革命救国论》等文章中，他对敌我友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革命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所有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从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性质，提出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些基本思想。《赤光》在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李富春都参加了《赤光》的编辑和刻写工作。

早期党组织及其成员所做的传播工作，为我们党初创时期的理论建设做了奠基性工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更使共产主义理想深深刻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基因之中，成为我们党历久弥坚的信仰和初心。从此，中国人民经过挫折与失败，终于找到了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一旦为革命者所接受，就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威力。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就有了新的斗争纲领、新的斗争策略、新的革命前途；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方向，有了胜利的希望。

坚定理想信念，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坚持真理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方志敏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严守党的机密，就义前写下豪迈誓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也正是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红军在长征中“革命理想高于天”，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克服了超出人类生理极限的挑战，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曾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要自觉地抓住根本，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前行的磅礴力量，提高政治领悟力和执行力，在新的征程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做新时代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真理传承者、忠实践行者。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以救国救民、救亡图存为己任，形成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不衰，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牢记和践行自己的初心使命，坚持奋斗，永不懈怠。

《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各个阶级都出场过了，各种政治力量也都表现过了，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论是民族独立，还是人民解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族仍在沉沦，人民仍在期待。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虽然开始时人数不多，又处于秘密活动的状况，但这个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以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能提出解救民族危亡的良方。中国共产党拥有改天换地的远大志向，具有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艰巨使命。

李大钊同志在自述中这样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深切懂得人民的期盼和心愿，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打成一片，深入群众开展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感染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追忆建党时期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从“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何叔衡，到“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蔡和森，再到“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恽代英，他们以恒心守初心、以生命赴使命，展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擦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区党员干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自带干粮去办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儿子，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记在心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援藏干部孔繁森把“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一腔热血洒高原。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当立场坚定、矢志不渝。从瞿秋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孜孜求索，到王进喜“宁可少活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拼搏奋进；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的为民担当，到黄大年“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的矢志报国……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立场、永葆为民情怀，以生命赴使命、以真心换民心，在时代洪流中书写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精彩答卷。“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不论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应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往哪里走”“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等基本命题，怀着赤子之情、公仆之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共同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好。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应知重负重、攻坚克难。“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今年“七一”前夕被授予“七一勋章”的共产党员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事不避难、知难而进。在渡江战役中，年仅 14 岁的马毛姐，不畏枪林弹雨、毅然 6 次横渡长江，运送 3 批解放军成功登岸；在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王占山带领战友坚守阵地 4 天4 夜，打退敌人 38 次进攻，歼敌 400 余人；在治沙造林的事业中，石光银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 40 多年……可以说，正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一次次在大项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党和人民的事业才得以成就。“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今天，面对前进路上“船到中流、人到半山”的考验，我们当“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鼓起“闯”的勇气，拿出“拼”的劲头，铆足劲真抓实干，“咬定青山不放松”“越是艰险越向前”，朝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勇毅笃行。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要砥砺作风、锤炼本领。回溯党的历史，从焦裕禄到沈浩，从谷文昌到廖俊波，人民群众之所以称赞、铭记这些共产党员，不仅是因为他们作风正派，更重要的是他们遇事“有办法”、为群众办实事。谷文昌在东山岛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时，访专家、带头干，8 次与风沙搏斗过后，从 9 株成活的木麻黄中，找到了大面积植树造林成功的“金钥匙”。廷 • 巴特尔凭着“让牧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扎根牧区建设 40 多年，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使当地牧民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打铁还需自身硬”，硬就硬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始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自觉认识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牢牢守住思想防线、行为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积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努力提高执政能力，以能干事、干成事的真本领，展现作为、不辱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回首百年奋斗征程，正是由于始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有了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奋斗目标，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大地上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有了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兴的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屡遭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

有了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从此，中国革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援助，使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初升的红日，开始照耀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这样多的惨烈牺牲。在艰险而又伟大的斗争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舍生忘死的英雄模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英雄本色。

英勇斗争的精神，还要从中共一大的召开说起。

1921 年７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 389 号（今太仓路 127 号）的博文女校，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这群人对外声称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各地共产党组织派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代表。

各地代表到齐后，便在住处召开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相互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相互问候和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应立即举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一个中国革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日子。在朦胧的夜色中，各地代表先后来到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现为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住宅。

1921 年 6 月 3 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开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热情致辞，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尼克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大会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24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 日、26 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主要由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董必武等参加。27 日至 29 日，连续三天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会议未作出决定。

29 日晚上，马林曾提议第二天的会议应更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大家并没有警觉，认为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到合适地方，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开会。30 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晚的会议尚未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公馆，向室内张望。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含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就匆忙退了出去。此处附近确实有个社联，但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这更引起大家的怀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离开会场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会场，如临大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三名法国警官带领四个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和盘问，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室内桌子抽屉里放着的一张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很乱，字迹不清，搜查中幸未引起巡捕的注意。法国警官开始询问，李汉俊用法语沉着应对，加之又得知此处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气氛开始有所缓和。临走时，法国警官用一种警告的口吻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民众也没有什么知识，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举动。希望你们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功夫。”法国巡捕走了，但在四周却布下了暗探。有惊无险，幸好代表们撤得快，不然就会给建党活动带来重大损失。

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看似偶然，实则事出有因。要知其原委，还得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说起。马林在莫斯科做了必要的准备后，于 1921 年 4 月初动身来华。他没有走通常共产党人往来的远东秘密通道，而是绕行欧洲来到上海，其行踪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十年后，有关档案终于解密，大白于天下。原来马林持荷兰护照进入维也纳时，已被当地警察局拘捕。维也纳当局派出官员带着马林的护照，专程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荷兰大使明确告知斯内夫利特（马林）是共产党。经多方营救，马林才获释，随即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致函荷兰大使馆，详细通报了马林的行踪：1921 年 4 月 16 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自威尼斯乘直达上海的轮船继续旅行。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奥地利大使都密切关注著名“赤色分子”马林的动向。荷兰大使馆发出密电将马林的去向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并通报给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英国大使也密电通知英属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馆则立即将此情报电告东京。此时各国驻北京大使馆也纷纷行动起来，相互通报，商量对策，并提请中国政府注意马林的活动。虽然各国使馆不知道马林是来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但他们已从其身份和经历，分析出这位共产国际的使者肩负着远东的特殊使命。从马林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跟踪。由此可见，一大会址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监视、侵扰和搜查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中共一大虽然遭受法租界的搜查和干扰，使会议被迫中断，但与会同志没有因为突遇险情而慌张，他们沉着应对，商讨补救措施，决定抓紧时机，努力完成原定议程，保证建党活动继续推进。

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转移出来的部分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一致认为一大会议不能继续在上海召开了。在商讨新的会议地点时，有人提议去杭州，但代表们感到杭州虽好，却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我老家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不像杭州那样人多热闹，离上海也更近，往返方便，容易隐蔽。在那儿我们可以租船扮作游客，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妥当，当即决定被迫中断的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就这样，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会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这一天早晨，代表们分批来到上海北站。经过昨晚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与会人员的警惕性大有提高，并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为了缩小目标以免引人注意，代表们分成两批乘车南行，各自买票分散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装作不认识。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途中难免引人注目，因而未去嘉兴出席会议。陈公博则由于昨夜在李汉俊家受了一场虚惊，加上黎明时他所住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枪击杀人案件，一夜之间两起突然事件，吓得他不敢再在上海停留，嘉兴南湖的会议也不参加了，当天就和新婚妻子乘车避走杭州。 浙江嘉兴是一座古代名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吴国设嘉兴县。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又是沪杭交通的枢纽，自然就兴旺发达起来。南湖是嘉兴胜景，因地处嘉兴城南而得名，与杭州妩媚的西湖、绍兴秀气的东湖，并称为“三大名湖”。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又委托旅馆账房代租了一艘画舫。

　　上午 10 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第一批代表到达嘉兴后，王会悟带领他们先到鸳湖旅馆，作为落脚的地方，等待其他代表的到来。因时间尚早，王会悟叫旅馆账房租到一条中型游船，她陪同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毛泽东等，乘船来到湖心岛。这个湖心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岛中建有一座烟雨楼，因唐代诗人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声名大振。信步登上烟雨楼，只见湖面淡淡的薄雾与天色混成一片，大家一面欣赏湖光山色，一面仔细察看了画舫划行路线和停泊地点。第二批代表到达以后，大家一起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南湖的画舫是一种陈设比较考究的游船。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中舱设有桌椅，便于游人饮茶用饭。后舱是供游客小憩和船工住宿的地方。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有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王会悟还装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

11 时许，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 30 日未能完成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 15 条约 700 字的简短纲领，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与党纲规定的目标相适应，提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下午，南湖天气开始转晴。就在会议继续进行之时，湖面上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一艘快艇向着画舫驶来，代表们经过上海的一场虚惊，警惕性提高了，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大家赶紧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未前来找“麻烦”。经向船工了解，得知那是嘉兴城里一个大户人家为孩子做满月的游艇，与警察局无关，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会议接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宣言》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家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选举了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6 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代表们一齐轻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呼喊声低沉却铿锵有力，至今仍在党史上回响。

1922 年至 1924 年，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作出卓越贡献。

1926 年 4 月，奉系张作霖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

1927 年 4 月 6 日，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与各国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后，派出军警、便衣侦探 200 多人，把北京东交民巷东、西、北三方围堵起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大使馆界内，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和进步人士 80 余人，还搜去国共两党的文件、宣传品、书籍资料等大批物品。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同时被捕。

李大钊被捕当日下午接受了第一次审讯，次日下午又接受了第二次审讯。《顺天时报》《晨报》报道称，李大钊“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个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受审时“目光充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在狱中的 22 天，李大钊经受多次秘密审讯。不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他都严守党的秘密，有策略地进行斗争，竭力保护同时被捕的同志和进步青年。

十分敬仰李大钊的铁路工人准备通过劫狱营救，当他得知劫狱计划后，极力反对同志们冒险营救而耗费革命力量。他撰写了长达 2700 余字的《狱中自述》，回顾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表达了矢志不渝的革命志向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希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此时，反动势力合流，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后，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 年 4 月 28 日，张作霖授意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仓促进行军法会审，以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 20 位革命者绞刑，当日执行。在刑场上，新式的外国绞刑架矗立面前，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临刑前，监刑官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什么话要说，李大钊回答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临刑时，李大钊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 周岁。

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直面空前的严峻考验，先后有30 多万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还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2009 年 9 月 10 日，张太雷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27 年 7 月中共中央改组，张太雷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8 月 7 日参与领导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赶往潮汕地区组织群众斗争，策应起义军南下。同年12 月领导发动广州起义，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他任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苏维埃主席。12 月 12 日 ，他在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 29 岁的年轻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实践了他年少时立下的“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

井冈山斗争期间，在强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下，根据地军民生活困难到了极点，党的前委和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迎难而上，开辟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新型模式，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

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 6 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 70 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2050 人。这些沉重的数字，诠释着什么是坚贞不屈的崇高信仰，展示着什么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更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要付出牺牲，建设也同样要拼命。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期内建成了大庆油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英勇斗争，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时至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越要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定要强化居安思危的意识，随时应对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清醒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不惧牺牲、殒身不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毫不动摇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员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中共一大党纲明确要求申请入党者，必须为“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二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必须“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并详细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组织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

对党忠诚表现在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组织、忠诚于党的事业。只有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困难和考验面前无所畏惧。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牺牲前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圆，表现出一个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主动放弃在城市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山办林场，把总价值 3 亿多元的林场无偿移交给国家，充分彰显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

对党忠诚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和生命所在，纪律严明是维护党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统一、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然而，这一传统和优势并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建党初期，党的纪律更是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干扰和挑战，不仅在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方面要与无政府主义作坚决斗争，在严明党的纪律方面也同样要与无政府主义作坚决斗争。

1920 年下半年，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展开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一直延续到 1923 年。在这 3 年里，党内刊物以及党影响下的进步报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集中、纪律和领导，鼓吹“绝对自由”等错误观点，教育和争取了一大批青年。

1920 年 11 月，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吸收黄凌霜等 6 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组织，他们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会议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导致会议既没有设主席，也没有记录。当讨论到工作如何开展和分配时，他们又提出各项工作不必确定由谁承担，即不必给各人挂上不同的头衔，小组决定做什么，可以由大家自由分担，最后只好以自认公议的方式进行大致的临时的分工。这既给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不便，也严重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统一。最后，经过多次争论和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的退出，维护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团结和纪律。

在此前后，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李大钊写了多篇文章，阐述共产党严密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政客组织不一样，它要“彻底的大改革”，要建设一个赤色国家，因此需要“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大多数代表提出要反对和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自由散漫习气对党的建设的影响，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绝不能变成松散的学术研究机构。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共列 15 条（实有 14 条），每条内容大多很简略，而涉及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有 12 条，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党的领导原则是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即实行民主集中的原则。党的组织方面要求“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在党内监督方面，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这些规定，基本上包含了后来概括的少数服从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和每个党员服从中央的原则。可见，从党的一大开始就明确规定从基层直至中央，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严密组织。在讨论决议时，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群众中仍有一定影响，以及党内一些同志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现象，代表们还特别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遵循党的原则、方针、政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党的一大决议强调“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党的一大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的讨论和规定，对于确定建党的正确方向，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团结统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短时间内顺利联合而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巴黎、四川等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维护党的统一的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伊始，就形成了集中统一、顾全大局的好传统，是一个有觉悟、守纪律的战斗整体。

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党也十分注意学习苏共的先进经验。列宁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时，就非常重视党的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强调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列宁不仅将铁的纪律用于苏联共产党内，而且扩展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求世界所有共产党人都要实行铁的纪律。在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就明确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时，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更加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

凡党员有犯下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

（三）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露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从此，“铁的纪律”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

当然，这些规定中有的内容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如果联系那个时期无政府主义盛行、自由散漫成风的实际就可以接受了。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苛求前人。从建党初期的实际情况看，强调党要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对早期党的建设特别是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我们党不仅是在文件中规定严格的纪律，更是在实际行动中严肃执行纪律。1922 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中共中央决定联孙反陈，并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联系。但当时任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公博，因与陈炯明有私交，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严厉批评，并派张太雷到广州做他的工作。但陈公博仍不改正，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宣称“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的组织会上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自此脱离了共产党。鉴于他的这种违纪行为，1923 年，中共中央按照党章规定给其留党察看处分，后又将其开除出党。陈公博也就成为我们所知第一个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

创建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还强调，要使党员通过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对不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和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坚决予以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一大代表周佛海，组织观念淡薄，对过组织生活高兴就参加，不高兴就不参加，不参加事先也不请假。1924 年，时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听了关于周佛海一事的汇报后指出：“是党员必须过组织生活！党员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照党章办事，非有特别事故，不准请假……不要以为周佛海是教授，就不敢批评他，他有缺点就应该批评，这不是小事情。”后来，周佛海由于罔顾党组织规定，被开除出党。

　　建党初期，在党的组织生活方面虽然也提出过采取委员制、公推领导人、党的决议要得到三分之二代表同意等民主程序，但从总体上说，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时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过分地强调集中和纪律以外，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正如毛泽东后来在 1928 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党内缺乏民主的结果，就是压抑了党员和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党内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使党内生活不正常，甚至发生过火的党内斗争。

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数百个规模不等的政党，乃至世界各国诸多类型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系统和铁的纪律著称于世。正是这样一个坚强的政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进而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终于能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整党整风”以及在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等党建理论和严明纪律，并在 1945 年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漫漫革命征程中，党内虽有过分歧、斗争，党也犯过错误，但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分裂过。虽然曾出现过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但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人，分裂中国共产党的图谋从来都没有、也绝不可能得逞。这都与建党初期在组织纪律方面形成的传统和特点是有密切关联的，也是立党为公的具体体现。

革命战争年代，纪律意味着团结，纪律意味着力量，纪律意味着胜利。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作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体现。人民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亿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因人民而建立，为人民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至上是做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记宗旨，忠诚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从建党初期就确定起来的根本宗旨，又是与坚定的理想信念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把人民装在心里，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从“为人民服务”，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党的所有工作，不论是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武装力量、构建政治制度、进行经济建设，还是推进改革开放、推动文化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都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在中国，党领导人民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称为“人民政府”，党缔造的军队称为“人民解放军”，党的干部称为“人民公仆”，党中央的机关报称为“人民日报”，中央银行称为“人民银行”，等等。“人民”二字深深融入党的血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永不磨灭的精神基因。

为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从 1921 年到 1949 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 370 多万人。和平建设时期，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应对突发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哪里有困难和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近 400 名党员、干部为抗击疫情献出了宝贵生命。脱贫攻坚战中，1800 多名党员、干部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00 年来，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领导人民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民主。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贯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覆盖国家治理的各环节，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创造。党倾听人民呼声，了解人民意愿，汇聚人民智慧，并形成党的政策主张。通过党领导立法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主导立法工作的制度安排，党的主张经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的宪法法律，并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应当遵循的行为规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了党的主张、人民意愿与国家意志相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人大代表与群众全面联系的机制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权得到更好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推动了民族地区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56 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力保障了居民群众对城乡社区公共事务以及公益事业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基层治理和谐有序、充满活力。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对于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主人翁地位，调动职工积极性，推动企事业单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中国从山河破碎、衰败凋零到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今天的中国，城市繁华时尚，乡村和谐美丽，基础设施先进，交通安全便利，市场充满活力，社会安定有序。今天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人民摆脱绝对贫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过上了日益富足的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生存权、发展权有效保障。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 万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大幅缩小，形成了超过 4 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就业人数为 75064 万人。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1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14 亿人、2.22 亿人、2.7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效保障。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更好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更加活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生活的家园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中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坚持人民至上，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人民群众也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支援人民军队。“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革命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生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两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炽热情怀，始终秉持为党尽责、为国尽忠、为民造福的政治品格，并在实践中统一起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百年来，我们党在各个时期都十分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追求。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更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尖锐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给全党敲响了警钟，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不负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中国共产党既致力于同一切损害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又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办实事、谋幸福，得到了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护，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更必须要从精神上强大起来。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才能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使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我们党在百年拼搏中，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出不懈努力，付出巨大牺牲和辛劳。新的征程上，更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顺利实现。

作者简介:

邵维正，浙江黄岩人，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一级教授、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常州，祖籍黄岩。1951年初入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编、参编著作36部，发表文章200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30项。主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党史故事100讲》。

202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